二 近代化投资的影响因素的逻辑分析

中国在1903～1936年近代化投资快速增长，尤其是在一战结束之后投资增长加速，其影响因素是来自诸多层面的，我们将社会变革因素，如《马关条约》之后洋务派垄断势力的衰微、辛亥革命之后封建政治经济制度崩溃等作为考察的大背景，不作为解释变量进入分析框架。因此，本文主要分析宏观经济运行中直接影响近代化投资的变量，我们首先从对资本品来源的分析入手。

在1903～1936年，中国近代资本品制造业还不能形成规模，仅有的一些附属于制造业的工厂和作坊也不过是从事加工、装配和修理等方面业务的，向近代化投资提供装备则是其力所不能及的。从郑友揆（1984）先生整理的1933年中国工业产值分行业统计来看，占比较大的行业依次为纺织（42.4%）、食品卷烟饮料（26.4%）、电水煤气（13.1%）、化工（火柴肥皂等，4.4%）、纸张和印刷（2.8%）、皮革橡胶（2.1%）和服装（1.8%），其他行业占7%。显然，1933年可能存在的装备制造行业产值就隐匿于这占比为7%的“其他行业”中，而且，最多也不会等于或接近于1.8%（服装行业）的水平。因此，中国近代化投资的资本品绝大部分只能来自进口。

统计分析的结果显示，中国的进口和近代化投资在1931年之前是高度相关的，相关系数的计算结果为0.85。之所以1931年之后近代化投资指数和进口物量指数失去了同升同降的趋势，是因为1931年“9· 18”事件之后日本侵占了东北，所以当年南开大学编制的进口物量指数就无法包括东北地区了，而罗斯基估算的近代化投资数据是包括东北地区的。于是，从1932年起两列数据的趋势关系就完全变样了（见图2）。

图2是我们用近代化投资指数和进口物量指数绘制的，图2大致反映出，1931年之前，中国进口增长，投资就增长，进口下滑投资就下滑，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这种情况尤为明显。1932年之后居然有负相关的态势出现。诚然，相关关系只能说明两个变量时序同升同降，而二者的因果关系则需要另行判断，但如果存在着因果关系，则二者必然高度相关。在1931年之前，应该存在着这样的相关机理：当其他因素对近代化投资形成强劲的拉动时，资本品进口就会增长；当国际因素导致中国进口受阻时，中国的近代化投资就下降。1932年之后，东北地区的进口数据缺失，本文暂不做分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把“中国装备制造业极不发展，近代化投资的资本品绝大多数来自国外进口”这一结论作为本文逻辑框架的前提假设，接下来的分析将在这一起点上展开。

1．对近代化投资拉动因素的尝试分析

数据表明，1903～1936年中国近代化投资是迅速增长的，从投资主体上看，中外厂商都参与其中。投资的主要驱动是获利，而获利的必要条件是有强劲的需求。从事后来看，中国近代化投资的产业方向基本上是消费品制造业、交通运输通信和公共事业等辅助于消费品生产和流通的行业。于是，拉动中国近代化投资的这个需求就应该是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需求。一个通顺的逻辑应该是这样：中国的消费需求拉动了中国的投资，中国的投资需求拉动了国外制造业的产出，中国的投资需求基本上不能拉动本土的投资。

可能产生的问题是，消费需求的增长就一定会拉动投资吗？可不可以动用闲置的生产能力增加产量呢？此前我们的一个研究结论表明，近代中国的经济态势是“供给约束型”的，即供给能力不能满足需求，需求在价格机制的作用下被迫适应供给，经济增长的“瓶颈”在于总供给一端（刘巍，2010）。因此，在其他条件得到满足时，消费需求的增长必然拉动投资增量，没有闲置的生产能力投入生产。于是有：

公式（1）中，I表示投资，C表示消费。导数是对变量符号的逻辑判断，即I是C的增函数。

2．对影响进口量因素的尝试分析

本文的前提假设认为，中国近代化投资的资本品基本上是依靠进口的，于是，影响进口的因素也会影响投资。影响进口的因素最重要的是国民收入，换言之，是否存在进口的有效需求，然后是实际汇率反映的价格因素，最后是关税水平。于是有：

公式（2）中，Y表示GDP, e表示汇率，T表示关税税率。导数依然表示对变量符号的判断，即投资是国民收入的增函数，其他条件不变时，收入增长，进口就增长；投资是汇率（直接标价法）的减函数，其他条件不变时，汇率下降，投资就增长；投资是关税税率的减函数，其他条件不变时，关税税率下降，投资就增长。

3．还要考虑投资自身的惯性因素

投资是连续的，越是大型投资，其投资过程所需时间越长。一旦投资开始，如无重大负面因素，投资一般会持续进行，直至投产。因此，滞后若干期的投资对当期投资也会产生需求。近代中国的产业投资大都指向消费品生产行业，投资周期应该较短；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的投资周期会相对长些，但所占比例不大。于是，综合考虑的判断是，代表投资惯性的滞后期数不会太多。于是有：

公式（3）中，投资变量的下标代表滞后期数，导数中的It-j表示任一滞后期投资变量的符号。

综合考虑上述分析，合并公式（1）、（2）和（3），可以得到下面的函数：

公式（4）是本节逻辑分析的最终函数，函数作为因果关系的一种表达式，涵盖了中国近代化投资的各主要影响因素。需要说明的是，在公式（4）中，本文之所以删除了公式（2）中的国民收入变量，是因为消费变量与国民收入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函数关系，两个变量必有多重共线性，应该去掉一个。逻辑分析表明，消费对投资的拉动是比较直接的，国民收入是通过消费这一传递机制拉动投资的，因此，本文保留了消费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