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第一次争鸣

第一次争鸣始于1987年底，并持续到冷战结束之后。1987年召开的中共十三大刚刚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不久，当年年底，以纪念《世界知识》发刊1000期为契机，《世界知识》杂志编辑部组织召开了一次以“我们所处的时代”为主题的座谈会。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李慎之在会上阐明了这次会议的性质和意义。他说：“‘文革’结束后，许多问题开始拨乱反正，但是一时还难以形成系统的理论性的解释……我们曾有过两个阵营理论，后来又有‘三个世界’的理论。这些理论当时是否完全正确，现在是否还适用呢？如果不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又该用什么样的理论来代替它们呢？现在已经到了《世界知识》以及整个研究国际问题的学术界来探讨一些根本问题的时候了。今天这个座谈会实际上就体现了这种要求。”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次会议是国际关系学界一次思想解放的会议，很多对过去各种提法的更新和纠正就是从这次会议开始的。

在这次会上形成了支持派、谨慎派和调和派三派观点。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所长何方是支持派的代表。他认为，过去对时代估计的失误曾使我们付出巨大代价。“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主题……是对我们所处时代的基本特征和发展趋势的高度概括。其他提法不是已经过时，就是不够完全和准确。”何方认为，无论是和平还是发展，都必须通过斗争努力争取，但作为时代，它是历史发展的客观事实。“如果再不认清时代，继续贻误时机，我们就会更加落后，世界上就将没有我们中国应有的地位，以至被开除球籍。”

时任中国体改委研究会总干事长童大林表达了最为乐观的看法。他断言：“和平与发展，成为划时代的伟大旗帜……和平与发展，是一切大趋势中第一个最大的趋势”，“观察、瞭望、研究、解决世界上一切动力、事件以及对政治、经济、科学、文化、军事等方面的决策，都必然要以这个新历史时代的到来为依据”。而“中国的改革和开放，正是顺着这个历史大潮流而前进的”。

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蒲山是谨慎派的代表。他虽然认为“文革”时期的提法——我们的时代是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显然是不妥的，认为“现在不存在世界革命的形势”，但不同意“把我们的时代称作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因为这很容易引起误解，仿佛和平与发展会自然而然地到来”，“就斗争目标和斗争的任务来讲……当前应该提出争取和平与发展。争取二字不能省略”。

时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王殊基本支持蒲山的观点。他说：“从时代的特点来讲，现在提出‘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不太赞成……我们的时代仍然是：维护世界和平，反对霸权主义；建立世界经济新秩序，反对以强凌弱，以富欺贫。”而且王殊强调，世界经济出现了两个不平衡，一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不平衡，二是发展中国家内部的不平衡，这两个不平衡导致国际形势依然比较严峻。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西欧研究所所长李琮也对发展问题的严峻性表达了类似的观点。

时任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柳瑟青是调和派的代表。他提出了二分法，即大时代是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而现时代则是争取和平与发展。时任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总干事宦乡也试图调和两派观点。他说：“我赞成邓小平同志所说的，当前的时代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我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现在应该争取和平与发展，而不是说已经进入和平与发展阶段。这从他讲话的前言后语可以看出来。只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帝国主义，才能维护世界和平。我认为现时代是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经多极、竞争共处的时代，或者简单地说，就叫竞争共处的时代。竞争共处不仅包括两种制度之间，而且还包括两种制度内部多种模式的竞争。”

时任北京国际关系史学会会长周纪荣总结指出，本次会议对于时代问题有以下三种不同看法。一是同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形势和格局有重大变化，但认为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时期，列宁关于时代的提法仍然有效。二是认为大的时代没有改变，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里呈现阶段性的变化，应当有新的区分阶段特征。三是认为时代已经发生变化，当代世界是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或争取和平与发展的时代）。

总体而言，当时的中国学者尽管大都否定了“战争与革命”的时代论，但对“和平与发展”究竟是不是时代的主题，仍然保持了相当的谨慎。普遍的共识似乎是，我们要争取进入和平与发展的时代，而不是我们已经处于和平与发展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