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与理论

一 工业化与城市化的概念

（一）工业化

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化”这一名词也开始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但是目前对于这一概念依然没有形成统一的结论。在目前的主流经济学文献与论著中，主要有以下四种代表性定义。

一是从国民经济结构转变的角度来定义工业化。撒克指出，工业化的转变是从脱离农业结构化开始的，也就是说工业化是一个过程。一方面，农业的产值和就业人数在国民收入和就业总人数中的比例下降；另一方面，非农产业的产值和就业比例在国民收入和就业方面的比例不断上升（车莹，2008）。吴敏一、郭占恒（1991）对工业化的定义进行了补充，认为“工业化是指一国通过发展制造工业，推动和改进国民经济的各个部门，进而实现向工业国的转变”。

二是从社会生产方式变化的角度来定义工业化。张培刚（2002）指出，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在这种定义下，工业化推动工业发展，更推动社会生产力变革，即“国民经济中一系列基要生产函数（或生产要素组合方式）连续发生由低级向高级的突破性变化（或变革）的过程”。

三是从工业化的表现形式来定义工业化，也就是说根据工业增加值在国民收入和劳动就业方面的比例变化来定义工业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将工业化定义为表现有以下特征的过程：“第一，来自制造业活动和第二产业的国民收入份额一般上升”；“第二，从事制造业和第二产业的劳动人口一般也表现为上升的趋势”。

四是从资源配置结构的转换角度来定义工业化，也就是说工业化是其资源配置领域从农业向工业转化的过程。西蒙·库兹涅茨（2002）指出，工业化的过程表现为“产品的来源和资源的去处从农业活动转向非农业生产活动”。

通过以上观点的对比和分析，不难发现，虽然各自的观点和角度不同，但是共同之处就是工业化对经济的发展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因此，工业化不仅指工业发展，还表现为，工业生产活动在一个国家和地区的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越来越大，以致取得主导地位的过程。

（二）城市化

城市化，在外文文献中被译为Urbanization，意指“使……具有城市特性”。在国际经济学领域里，城市化一词的出现较早，而城镇化是我国在20世纪末提出的，人们也常常用“城镇化”替代“城市化”。因此，本书采用“城市化”的说法更为严谨。对于城市化的概念，各种文献和著作也是众说纷纭。不同的学科、不同的研究角度或方法，都会定义出不同的范畴，其中主要分为以下几种观点。

从狭义来看，城市化可以理解为农业人口转变为非农业人口或城市人口的过程。要实现城市化，需要考虑很多方面，如农业和工业的发展程度、农村土地流转问题、户籍制度问题、城市公共建设问题等。

从广义来看，城市化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动态变化的过程。蔡孝箴（1998）认为，城市化是“一种世界性的社会经济现象，是乡村分散的人口、劳动力和非农业经济活动不断在空间上的聚集，逐渐转化为城市的主要要素，城市相应地成长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的过程”。由此得出，城市化的内涵包括三个方面：第一，非农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逐渐增加，城市人口规模不断扩张；第二，农村土地逐渐转化为城市用地，城市面积不断向郊区扩展，城市规模变大；第三，城市生产方式的改变。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和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的产业结构升级，城市的生产方式不断向外传播、扩散，城市与农村的差距越来越小，最终消灭城乡差别，实现城市一体化。

二 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机制

（一）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

工业化的发展离不开技术进步。技术进步的量的积累到质的改变推动工业化的变革和发展，所以说技术水平是衡量工业化程度的标志之一。在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发展阶段，技术进步推动了工业化，工业化的发展又积极影响着技术的改进。这样，社会才能不断发展、不断进步。

在工业革命的不同阶段，我们也注意到了随着技术的进步，产业结构也随之发生变化：从最初的手工业为主的生产，到电力机器的生产，逐渐发展到现在的计算机自动化生产。英国经济学家配第发现了产业间收入的相对差异引起劳动力流动的规律。随后克拉克通过分析产业结构的变化趋势认为，随着经济的发展、人均国民收入的提高和不同产业收入的相对差距扩大，劳动力会逐渐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流动，进而流向第三产业。这就是著名的配第-克拉克定理。

美国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以国家为基本单位，在分析和比较国家每个时间段经济的增长量和就业结构比例的改变等特征数值的基础上，研究相关因素的关系，得出结论：随着经济的发展，经济结构将逐渐从农业主导转变为制造业主导，进而转变为服务业主导。该结论也印证了配第-克拉克定理，即产业结构的改变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

随后钱纳里等经济学家对产业结构和工业化的变动趋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提出了钱纳里-塞尔昆模型。从该模型可以看出，随着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第一产业的产值占GDP的比例逐渐减小，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产值占比则逐渐增大。同时就业结构比例变化也表明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转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其中，第二产业的生产总值和就业人数所占的比例始终是稳定上升的，且比例较大。

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劳动力就业结构也会相应发生改变。产业结构在从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向资本密集型产业的过程中，劳动力逐渐从第一产业转移向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也就是说生产资源从农业转向工业，这就是工业化逐渐发展的过程。在工业化初始阶段，劳动力在零散的手工工厂工作，农民从事农业生产，这种生产模式是一种分散的、不集中的生产模式。随着工业的发展、生产规模的扩大，劳动力逐渐集中到工厂，工厂规模也逐渐扩大。到20世纪四五十年代稳定的大工业体系形成时，工业已经形成了生产规模，进而引起就业结构的变动。在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和集中的过程中，人口的集中产生了巨大的需求效应，进而推动了工业的发展。所以说工业化的集聚效应推动了城市化的发展，城市化的发展又积极作用于工业化的发展。

综上所述，在经济发展的初始阶段或者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以前，工业化对城市化的推动作用主要表现在工业方面，工业生产方式的改变带动就业结构的改变，进而促进人口的集中和聚集，推动城市规模的扩大。在工业化发展到中期阶段时，产业结构逐渐发生改变，城市化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市场需求，服务业迅速发展，逐渐成为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在工业化发展到高级阶段时，第三产业等新兴产业的产生将进一步提升城市化的水平，不仅从物质方面，而且从教育、文化等方面影响城市化的发展。

（二）城市化对工业化的促进作用

城市化的表现特征是人口和资本的集中与聚集，正是这种集聚效应的影响带来的外部效益推动了工业化的发展。城市化本身最显著的特性就是“集聚经济”，最早提出集聚经济概念的是德国工业区位经济学家韦伯，他指出集聚经济是企业通过空间集聚形成新的生产力布局，节省交易成本和运输费用，并创造出更多的经济利益。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后，人口和资本的集聚产生了巨大的市场需求，企业为了提高市场占有率和增加利润，就会在原有的基础上从数量上扩大生产规模、增加产品种类，从质量上提高生产效率以降低成本。这就是企业内部的集聚经济效益。在这种生产模式下，企业既提高了生产的专业化和分工化水平，又促进了产品的多样化发展。专业化和分工化一方面可以提高企业本身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可以通过经验和知识的传播等溢出效应，间接提高行业整体的生产效率，推动行业的发展。同时，产品的多样化又加强了对市场需求的刺激，吸引其他行业加入市场竞争，在这种情况下，由于企业的外部竞争加大，产业内部的关联增强引起的经济发展又称为“区位经济”。

另一位英国经济学家巴顿（K. J. Button）在企业集群理论研究中也提到了企业集群与创新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促进的关系。一方面，企业在特定区域的集聚必然会形成相对公平的竞争机制，在这种机制下，企业的创新能力会得到极大的提高。另一方面，信息在企业、顾客与市场之间的流动速度会加快，信息沟通速度的加快有利于提高企业采纳信息并进行改进的速度。在这种机制的作用下，特定区域内的行业发展加快，也提高了该区域的工业化程度。

在奥格尔与邓肯的研究中发现，美国1900～1935年的600项创新改革中有50%以上的比例是发生在人口超过30万的城市。由此可见，人口的集聚对创新的推动也是不容忽视的。

城市化经济的本质特征在于其集聚效应，城市化经济是空间经济的集聚化，是城市各种经济要素和经济活动互动发展的机制。这种集聚效应理论受到广大研究者的关注，他们又结合经济地理学、创新经济学、地区竞争优势理论等研究角度，提出了相应的理论。以克鲁格曼为代表的新经济地理学派提出的中心外围理论，主要研究经济地理集聚的内在运行机制，认为集聚力的大小取决于贸易成本和贸易自由化水平的高低。在创新经济学中，根据罗默的总生产函数模型，创新增量方程和创新速率方程的相互作用形成了创新的动力机制，其结果是一方面带来了创新的经济溢出效应——规模递增，另一方面揭示了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技术创新。波特的地区竞争优势理论认为产业地理的集中可以提高地区的竞争力，推动地区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产业的聚集是城市地区经济发展的原动力。

除了上述理论研究以外，我国学者结合我国的社会主义发展状况也提出了相应的城乡一体化理论。我国科学家钱学森最早提出了山水城市论，指出城市规划要考虑到生态环境，体现“尊重环境”“以人为本”的理念。杨培峰也提出，城乡一体化使经济资源得到合理利用和配置，还共享现代文明的“自然-空间-人类”系统。在城乡一体化的动态发展过程中，郊区经济是一个很模糊的概念，这里既有农业活动又有非农业活动，随着城市经济的成熟，郊区经济也逐渐被城市经济吸收，最终实现城市化的整体扩张。

（三）工业化与城市化互动发展理论模型

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经典模型是钱纳里-塞尔昆模型，该模型通过对1950～1970年的101个国家的相关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后，解释说明了部门产出结构与就业结构之间的数量关系，概括了城市化与工业化关系的一般变动模式。根据钱纳里-塞尔昆模型，随着工业化水平的提高，相应的城市化水平也会提高。在一定范围内，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城市化率之间呈正比例对应关系这一定论也被经济学家称为“钱纳里标准”。因此，很多学者在研究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时，都选择钱纳里-塞尔昆模型的对应关系来分析。

实际上，采用钱纳里标准来分析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城市化发展水平是相对具有参考意义的，但是仅仅采用钱纳里-塞尔昆模型来分析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就过于狭隘了。因为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水平的衡量指标有很多种，该模型所提供的数据不足以说明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工业化发展水平。

世界银行（1983）提出了改进的模型：U=0.052+1.882I, r=0.993。式中U代表城市化率，I代表工业化率（工业就业人数占总就业人数的比重），r为相关系数。由公式可知，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I每变化1%, U也随之变化1.882%，其中定义IU=I/U。参考世界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过程及经验，当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比较适度且二者呈耦合联动、协调发展状态时，IU大致为0.5。以IU=0.5为参考标准，当IU明显低于0.5时，说明城市化率远远大于工业化率，此时，城市的人口既包括非农业人口也包括农业人口，且城市化发展水平高于工业化发展水平；当IU明显高于0.5时，说明非农业人口没有全部集中在城市，城市发展较为落后，城市化率远远小于工业化率。在实际研究中采用该标准的学者认为，该标准对于衡量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关系具有可靠的参考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