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国族想象与全球挑战：从软实力到数字对话

1．世界主义和自我封闭

2006年9月初的一个晚上，一条小船满载着逃离叙利亚战争的库尔德难民，颠簸着驶向希腊科斯岛。结果十二人溺亡，其中有一个名叫艾兰·库尔迪（Aylan Kurdi）的三岁男孩。之前这样的事件中无数到欧洲寻求庇护的难民都籍籍无名，他们只会被汇总成抽象的统计数据，或出现在边境挤满人群的新闻镜头中。死去的男孩艾兰·库尔迪脸朝下横尸在土耳其沙滩的照片令无数人对这一人类悲剧感到心碎，也引起媒体对移民问题的关注和铺天盖地的报道。在欧洲，针对这件事有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一种是普通人对于这些难民表现出泛滥的同情，他们还提供了食物、住宿和各种帮助；另一种是街头示威者要求政府建立入境限制，严格控制可接收难民的数量。第一种反应植根于同情以及同理心，第二种是担心接收来自不同文化的陌生人会削弱和破坏民族文化的完整性。一方面是对想象中的国粹的保护，另一方面是扩大全球联系带来的正面可能性，即自我封闭和世界主义之间的紧张关系，其根源在于18世纪下半叶出现的西方世界秩序。

1795年，哲学家康德（Immanuel Kant）写下了《永久和平论》（Perpetual Peace），他在书中想象了一个新的世界秩序。康德从不旅行，一生都住在当时属于东普鲁士的柯尼斯堡市，所以不大可能是个世界主义者。但他很清楚未来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美国和法国的革命已经开启了一个不可阻挡的新篇章，共和主义会推翻君主世袭制，民族国家统治将取代帝国成为政治组织的重要单位。完成这一转变要一个半世纪，伴随着一系列事件的发生：1912年清王朝覆灭，1923年奥斯曼帝国瓦解，1917年罗曼诺夫王朝崩溃，奥匈帝国在1918～1919年解体，以及1945年后日本帝国衰亡和为摆脱欧洲帝国殖民统治而爆发的殖民战争。但在康德写书的时候，西方帝国主义已经蓄势待发，下面这段话使他震惊：

欧洲“文明”国家的行为，尤其是商业驱动的行为使得他们对待自己所拜访（在此“拜访”等于“征服”!）的国土和人民的方式非常错误……这些暴行是他们以虔诚为名运用手中的权力而实施的，他们认为自己是上帝选中的子民！

尽管如此，康德仍坚信有可能建立另一个世界秩序，坚信日益密集的跨文化交流网有潜力创建一个新的世界性情感，这种情感建立在相互理解、宽容和尊重的基础上，支持合作而非竞争。

海洋将（地球）这个全人类共享的社区分隔开，但船舶跨越无政府的海洋，使人们互相接近，并使用人类对地球共同享有的权利，创造和平互动的可能性……这样，世界遥远的地方得以相互联系，最终将各种族拉近成为宪法世界的公民。

现在的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实用世界主义，这一点显而易见，世界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如气候不稳定、环境污染、流行疾病、食品和饮用水安全问题、新武器的扩散破坏——只能通过全面的国际合作有效地解决。尽管取得了一些进步，但现有的一些国际机构和协议迄今未能采取令人满意的举措。

当前围绕民族国家构成的世界体系与世界主义的含义相矛盾。一方面，建造厚重的集体观念的动机是一直存在的，那就是构建强调团结、独特性和优越性的国家形象，一个从内部和外部强力促成的国家形象。另一方面，日益增长的全球人口流动和创造性表达使人们通过迁移、交换和联系等活动，更能认识到国家是具备复杂性和争议性的构成。承认这种多样性就指出了相互认知和尊重的关键所在，这种相互认知和尊重可以超越国界，有助于世界性的公民意识的形成，并使地球人带有集体责任感的可持续生活方式成为可能。

在许多学术和政治辩论中，国家身份认同以一种与世界性的联盟相对立的姿态出现。这是一个虚假的对立。更重要的分歧在于对国家归属感的理解是开放的还是闭塞的。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认为，面对已波及全球的危险，这些作为国家附属物共享着经验、挑战和能力的开放国家观念，可以在个人希望、焦虑与国际化视野之间搭建桥梁。封闭的国家观念则会切断这些桥梁。

本文研究目的有三：首先，我想表明，建构国家身份认同的过程总是针对想象的归属感开放或是封闭之争所在，总是伴随着富有争议的解释和声明；其次，我主张批判地看待“软实力”（soft power）这个流行的概念，它在国族想象的建构上偏向封闭而非开放；最后，我想表明，数字技术奠定了一种替代性策略的基础，这种策略可将软实力提升为促进对话的政策，这种对话可以培育出解决全球问题所需的实用世界主义精神。

2．富于争议的国族想象

我们可以严格遵循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方式来接近想象的民族共同体，围绕共享的历史、共同的特点和文化、预期的共同未来将成员组织起来。这些象征性的结构并不总是符合国家的行政边界。有的民族没有国家，有的国家则包含很多民族。然而政府仍然不断努力推动官方认可的关于“民族”的解释，并在国内外追求“软实力”。但这些解释也并非从未遭遇挑战。

正如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n）提醒我们的，现代国家普遍声称反对植根于远古的那种异常，反对建构，即宣称人类共同体是如此“天然”，以致除了自我断言之外不需要任何其他界定。但是，事实上许多我们天真地想象成永恒的传统，实际上是最近发明、复兴或再定义的，是为了推动特定且有偏向的概念。例如，现在英国许多为人熟知的庆祝圣诞的图像和仪式是由维多利亚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根据他在德国长大的实际经历引入的。向朋友寄问候卡片、互赠礼物，在房间里放一棵用灯装饰的冷杉树，英国以前并不是这样庆祝圣诞节的。

近年来，人们对既定的历史解释有了更多的反思。历史不再由官方记录所主导，也不再是掌权者的说辞。历史学识延续性的变化见证着普通人和下属群体的生活和故事被记录下来。妇女、儿童、工人和少数民族不再是匿名的，他们有了名字、面孔和传记。这一可见的变化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这么多历史应如何被安置在民族的历史上，又是基于哪个立场呢？

如果不直面“民族”这一概念如何被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所塑造，我们将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我们看到，随着亚群体在现有国家结构内争取更大的国家自治权——如在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人、在英国的威尔士人和苏格兰人、在加拿大的因纽特人等，内部殖民的遗产浮出水面。如何最好地组织联邦系统，支持亚语言和亚文化，促进他们对于民族文化生活多样性做出贡献，是我们时代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

对于许多民族来说，争取从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统治下解放出来是建立现代民族意识的决定性时刻。同时，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则面临着如何与过去的残忍行径妥协的问题。对此的回应从边缘化导致的否认和沉默，变为制度化的承认和补偿，就像德国建立纪念馆铭记纳粹屠杀犹太人，新西兰颁布宪法与土著毛利人民族和解，但受益方总能找到办法为历史罪行做解释。英国殖民地奴隶制被废除时，当时的政府建立一个公共基金来弥补奴隶主的收入损失，而奴隶什么也没有。现在越来越多的运动为奴隶的后裔发起，旨在寻求补偿，并日益施压要求承认他们在音乐、语言和视觉风格上的创新给民族文化带来活力。

这些要求与官方认可的民族文化的定义并不协调，后者倾向于以精英品位为中心的审美享受和知识资源——所谓的“高雅文化”。这些选择过的传统指定了有限的一些人格、艺术品和思想流，它们代表国家或精神本质最纯粹的形式。英国有莎士比亚、简·奥斯丁、城堡、豪华大宅和皇室成员，这些在物质上和精神上吸引着游客，但其代价是本地文化被忽视或被边缘化，或是被弃置于一个别致的壁龛里成为精美如画的古董摆设。这场战役并不抽象，在现实层面中，人们时常为了学校课程教什么，博物馆里摆什么，电影电视里演什么，以及在大型活动和文化产品中给国际观众呈现什么样的形象和叙事而抗争。

然而文化从来都不是静态的，移民会将它重塑。我们正见证着一些人类历史上国内和国际上影响力最广泛的运动，这是由多种原因造成的：为战争、冲突和自然灾害所迫，以及为寻找工作和改善生活的经济性迁移。欧洲当前面临着十分明显的争论，大规模移民带来了多种民族和宗教，也带来了民族文化概念的重大问题。一些观察家将其视为对主流形态的完整性和“纯洁性”的挑战，认为必须加以抵制；其他人则对移民人员做出的贡献带来越来越多的活力和多样性而表示欢迎。

但国族想象不仅要描述现在的特性，还要规划未来，勾画共同命运的轨迹。有的人期盼一个更有优越性的未来，有的人则对可能的衰落忧心忡忡。必胜的信念和蔓延的防备心态相冲突。除非各方承认，相比于提供了一个更大的竞技场，与日俱增的交流为在尊重的基础上互相学习和理解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解决日益加深的国际紧张局势指日可待。

对优越性和衰落认知之间的紧张关系的承认，是重新审视“软实力”这一颇具影响力的概念如何作为一个重建国族想象策略的关键起点，它能培育内部的凝聚力，同时在全球竞技场上留下良好印象。

3. “软实力”的局限

“软实力”这一概念首次出现在约瑟夫·奈（Joseph Nye）的《美国注定领导世界？——美国权力性质的变迁》（Bound To Lead, 1990）一书中，他思考了苏联解体一年后不断变化的美国力量。在整个冷战时期美国实施三重策略维护其军事实力，通过贷款、援助和投资使受援国对其产生经济依赖，以推行美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其重要策略是文化生产的全球传播与公开宣传相结合，典型的就是广播新闻节目《美国之音》（VOA）（1945年转移到国会）。很多素材是由主导好莱坞影视制作和流行音乐的企业生产的，制造了一个物质丰富和自主选择的景象。这对于刚刚摆脱战争的摧残，还生活在战后重建的水深火热中的国家来说十分诱人。但也很有问题：这样的文化鼓励人们把自己视为消费者，而不是对国家和全球的集体生活负有责任的公民，是市场选择使他们的收入和满足最大化。这种由商业利益驱动的资本主义消费行为伴随着政治策划的文化干预措施。比如，成立于1950年的文化自由代表大会虽然看似独立，实则是由中央情报局秘密资助，以促进个人主义意识形态为目的。他们的活动包括为庆祝个人表达的一个美国抽象艺术巡展，作为与当时主导苏联绘画的社会现实主义的一个隐晦的对比。

奈基于美国的冷战战略认为，与“威胁、诱导和支付”一道，在现代社会行使权力需要共同努力，通过引诱、吸引、指派使得“他人渴望达到你想要的结果”。这个“软”维度并不取代“硬实力”，即优势力量和经济实力带来的强制权力。在奈的概念里，软实力配合硬实力，理想地生产出集压力和说服为一体的优化组合，他称之为“巧实力（smart power）”。这是个单一逻辑而不是对话的概念。奈并不是把软实力作为相互交流的空间，而是作为武器维护和提高在全球竞争中的地位。他认为，“在国际政治中，软实力来源于国家在文化、内部实践和政策的实例以及处理与他国关系中表达出的价值”。在全球环境变化的驱动下，文化在这三个资源中最能吸引注意力和引起争论。

苏联解体后，形势逐渐清晰起来：正当美国远远未能保持其无与伦比的统治地位之际，有些目光短浅的学者就认为新的世界秩序将被以中国为首的新兴经济、政治力量再定义。这个新空间与世界对话的一个重大转变是一致的，迅速崛起的商业有线电视和卫星频道，以及广告资金所支持的地面服务的蔓延终结了以前在欧洲、亚洲由国家和公共广播所有者垄断通信事业的现象。在有了这些新的电视平台之后，又出现了互联网，它从专家研究和军事网络扩展到多功能的平台。所有这些创新极大地扩展了追求和推进文化权力的媒介空间。

一些观察家将“文化竞争”这一新术语翻译成商业语言，认为国家需要像包装商品一样包装自己，创造出一眼就能识别的有吸引力的形象。关于这一课题已有实质性的研究成果，但批评人士指出，把国家简化为统一的品牌就没有办法进行“集体含义”与个体文化身份的协商，而我们已经讨论过，身份正是建设国族想象及其与世界主义关系的核心。这会强化封闭而非开放的国家概念。然而，纵览相关的辩论和作品，很明显，奈在他2004年出版的同名书中提出“软实力”的概念，更为重要的出发点为官方行动，在中国和在其他地方一样，这一概念可以接受分歧和争论。

2007年2月，约书亚·雷默（Joshua Ramo）发表了名为《品牌中国》的意见书，提到了国家品牌塑造的案例。事实上他是基辛格事务所的合伙人，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建立了咨询公司，广泛出版西方评论中国的相关著作，他在1971年秘密访问中国是为尼克松总统1972年会见毛泽东铺路，这证实了国家品牌的说法。然而，在这本书出版8个月后时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胡锦涛在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讲话时，也利用了软实力的言论，主张“加强文化作为软实力或国家的一部分”，并认为“文化已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越来越重要的源泉，在综合国力竞争中成为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

2008年，北京奥运会为这个观点提供了现实证据。当时，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面临自1929年股市崩盘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而中国经济正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证实了中国在全球经济舞台上的地位十分重要。壮观的开幕式在深度和广度上展现了令人叹息的精彩绝伦的文化遗产，而主体育场“鸟巢”展示了全面提升的当代创新的前沿技术和风格。但从一开始，火炬传递在美国就遭到抗议，西方主要媒体的报道引来了负面评价和印象，背后是对中国崛起于西方，尤其是美国影响的难言恐惧。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意识到这一点，他在2008年12月发言表示，“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在快速发展……但文化传播能力并未相应地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并认为加强这种能力“对于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和国际地位，对于中国软实力的崛起”至关重要。为了努力纠正这种已感知到的不足，一系列的计划正被大力实施。创意产业在国内经济转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推动中国商品从简单装配向创新转变，由“中国制造”变为“中国创造”。时任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朱之鑫2012年宣布，文化已成为支柱产业，“文化产业的发展对于重组和刺激经济增长和促进消费至关重要，并能带动很多相关行业”。国家主要官方媒体组织也带动了一系列的大规模投资，旨在加强中国在全球的传播，尤其是提高在关键传播市场中的地位。2009年《中国日报》始发美国版，2010年其欧洲版周刊赢得了英国发行委员会（UK's Association of Circulation Executives, ACE）评选的年度新发行报纸殊荣。2011年，新华社北美分社落户纽约百老汇，在时代广场租了一个18米高带有新华社LOGO的广告屏幕。中央电视台的海外频道用联合国的六种工作语言进行播报。这些直接干预伴随着越来越多的投资与安排以便为新兴经济体中的媒介组织提供内容，以及与拥有分散受众的海外华人媒体发展伙伴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行动显然成功地将中国视角、中国叙事和中国核心价值观推向国际。但从软实力的概念出发，这些行动仍然可以在建构一个相对开放的国族想象上做更多努力。

4．从软实力到数字对话

自从康德首次提出在相互理解和尊重的基础上，国家之间的紧密联系可能提供一个新的世界性情感以来，观察家们把每一个能够跨越国界的新传播技术——从电报到无线电、卫星广播——都视为终将实现康德梦想的机制。但每一次希望都破灭了，因为政治中心和企业团体的大力控制，普通人被降级为读者、观众和消费者，然而互联网提供了新的可能。

数字技术的快速推出正在深刻改变着公共传播。媒体的垂直、自上而下的系统由专人操作，集中于机构中心，已经加入了向公众参与开放的水平系统。这导致了阶层和网络间的关系转换。

然而参与更多并不必然促进相互了解。从现代流行的政治一开始，观察家就一直头疼于幽灵似的大众，而且人们聚集成群体可能会产生破坏性的行为。我们看到群体行为伴随着过度的“人肉搜索”，未经证实的谣言和错误信息快速传播。我们还看到自我推销的死灰复燃，最典型的案例是“自拍”的崛起和个人消费者身份的加强。所以我们从何寻找一个能调动大众经验和知识，为实用世界主义服务，培养全球公民意识的替代品呢？

1947年，战争英雄、获奖小说家、后来担任法国文化部部长的安德烈·马尔罗（Andre Malraux）出版了一本名为《想象的博物馆》（Le Musee Imaginaire）的书，英译本译为《无墙的博物馆》，他称赞艺术书籍和图画明信片的流行是将文化遗产大众化。游客不用非得到只有指定时间才开放的建筑游览，他们可以随时随地欣赏自己喜欢的绘画和雕塑。

现在世界各地的公共文化机构正在将他们持有的物品数字化。博物馆、画廊和图书馆在网上展示他们的展品。大学和研究机构把讲座、出版物和发现的成果上传到网上。数字存储也打破了物质存储和显示空间的局限。结果呢，现在空前丰富的材料可通过数字化设备免费获取，为新的公共知识库奠定基础。

这些举措显然超出了马尔罗利用传播技术扩大获取文化信息资源渠道的范围。但数字化带来的远不止于此。它允许公众对文化机构的持有物做贡献。一些评论员认为这种高涨的公共参与将导致专业主义的衰落和业余主义的崛起，这是一个误解。数字化使得对管理员、研究人员、图书馆员和记者进行专业知识培训具有前所未有的必要性。信息不是知识，要全面理解事件和情况，人们需要将原始材料置于情境之中，置于解释性的框架里，对它们进行分类并互为索引。这些活动需要高水平的专业人员来组织，但负责组织数字文化资源的人同样需要通过与用户加强协作来充分地扩大其所有物的范围。

英国国家图书馆目前正与BBC合作一个项目，邀请人们录下关于重大事件和对他们而言重要问题的日常谈话来扩充国家口述档案。然后国家广播电台会选择播出，并在图书馆存档。我最近听到一位盲人讲述陪伴自己十多年的导盲犬去世时他的感受。以前国家档案几乎只有政治演讲、名人采访以及诗人作家的作品朗读，现在则包含了许多普通人的声音，为国家提供了人们自我调整的更丰富的记录。

近年来英国举办的最成功的文化活动是大英博物馆组织的“百件展品中的世界史”（History of the World in One hundred Objects），这也是和BBC合作的项目。组织者从博物馆的永久藏品中选择一百件展品，然后通过制作一系列广播节目来描绘人类文明的发展，主办方还邀请人们捐赠那些讲述自己或家庭故事的物品，存入数字档案。有人送来了家人曾用于交易但现在已消失的物品，有人捐赠了当年作为受迫害难民得以准入英国的移民文件。所有这些地方性贡献为即时接触多层面的国家及其转型过程提供了契机。

英国以及其他战胜国最近对“一战”的纪念，是现代西方历史的一个分水岭。作为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博物馆邀请人们给国家或地方捐赠个人照片、信件、参战家人的日记。因此，记录不再仅仅或主要来源于掌权者。它体现了卷入大事件并挣扎着直面一切的普通人的思想、反应和经历。这些未加修饰的生动感人的人性表达，超越了时间和国界，为人们交流提供了机会，为普遍的道德困境和选择中的互相认知提供了基础。

软实力具有单一逻辑性和竞争性，而数字协作的文化具有对话性和参与性。前者倾向于封闭的国家概念，而后者倾向于开放的观念。

通过扩大各方声音、见解以及吸纳网络上各种常见的表达方式，更具包容性的活动为更完整地表现国家文化生活的复杂性和创新性铺平了道路。通过提供更多识别和连接的节点，这种更加开放的再现有助于更好地构建国内国际的相互认知与相互尊重。

这并不是否认国家历史和环境的独特性和唯一性。相反，独特性在此受到推崇，不是作为争夺地位的武器，而是为全面认知文化资源做贡献，这些文化资源可用来达成新的理解，并促进集体行动来解决共有问题。

目前，将文化资源数字化的行动大多是在国家范围内部，欧盟正在建立一个涵盖欧洲大陆范围的存储库，将各个国家的档案联系起来并按主题编排，用户可自由使用。希望通过发现意料之外的集体节点来解构刻板印象和既有假设。但我们要超越这些，建立国际协议，在全球范围内连接起公共文化产物并促进富有想象力的交流，这种交流能培育实用世界主义精神。

如今的数字技术给了我们一个机会——也许是最后的机会——来实现康德的梦想：建立人类的共同经验以及对人类思想和创造力的多样性的一致理解，并共同为我们的未来担责。现在我们面临的许多全球性问题要求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寻求实际可行的方法来发挥其最大的潜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