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概念界定

（一）劳动生产率

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也即单位时间内劳动将自然资本转化为人造资本（商品）的数量。劳动生产率是衡量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产业的增长潜力和竞争力的重要指标，并能够反映地区内居民的经济福利水平。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则是指反映生产单元在单位时间内利用劳动所能获得的最大产出的能力的增长，或者在产出约束下最小化劳动投入的能力的提高，其能够进一步反映地区经济发展过程中技术水平的变化。

劳动生产率按照其指标构造的不同可以分为实物型劳动生产率、价值型劳动生产率和比较劳动生产率。其中实物型劳动生产率是指单位时间内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的数量；价值型劳动生产率则是单位时间内劳动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总和与劳动投入成本的比值；比较劳动生产率则是指一个部门或者产业的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与该部门或者产业内就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的比值。三种劳动生产率指标分别从不同角度衡量单位劳动的生产结果，但是由于不同地区的价格水平、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同，不同劳动生产率的评价结果也是不同的。如在张金昌（2002）的研究中，采用实物型劳动生产率的分析发现中国制造业劳动生产率远远低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而采用价值型劳动生产率的结果则表明中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将高于日本、美国等，当然这主要是受中国较低的劳动力成本的影响；而比较劳动生产率则反映了一个部门劳动生产率水平的高低，当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处于起飞阶段时，其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会明显小于1，劳动力会从农业部门向非农业部门流动，而随着地区经济水平的提高，农业部门的比较劳动生产率则会又趋近于1，从而存在较强的时间变化。

按照指标的经济属性，劳动生产率可以分为平均劳动生产率和边际劳动生产率。其中平均劳动生产率是指针对一个经营周期的经营成果，每一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产品和服务的价值之和，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则是指每增加或者减少一单位劳动投入所生产的产品或者服务的价值总和。平均劳动生产率反映了劳动的平均生产能力，而边际劳动生产率则从资源配置角度反映了劳动资源的配置是否合适，当一个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低于其他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时，说明该部门内存在劳动投入冗余，降低劳动投入能够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现有研究中的劳动生产率主要是将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地区劳动就业数进行比较来表示：其一种计算方法是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与地区劳动就业数量的比值来表示劳动生产率；另一种则是利用距离函数法，用固定劳动投入条件下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实际值与潜在值的距离之比或者固定产出条件下实际劳动投入量与最低劳动投入量的距离之比来表示（涂正革、肖耿，2006；杨文举、张亚云，2010）。然而，正如Graff Zivin（2012）所说的，这种劳动生产率指标并不能将劳动要素与其他投入要素如资本和技术等区分开，并不能得到一个净的劳动生产率（Net Measures of Worker Productivity）。当然这种劳动生产率的度量涉及一个价值创造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其认为价值只能由劳动来创造，而资本只是将其价值转移到所生产的产品或劳务中，并不能产生增值，从而这种劳动生产率的测度是合适的，但是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劳动并不是价值的唯一源泉，劳动只有在和资本、土地等相结合的条件下才能创造价值，因此价值是“三位一体”的，劳动生产率的测算需要将资本、土地等其他投入要素的影响剥离之后才能获得净的劳动生产率，也才能更为准确地表述劳动的生产能力。

综上所述，结合本书的研究目的和研究特点，本书希望能够寻找到一个净的劳动生产率的指标来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也即在劳动生产率指标测算过程中剔除掉资本、技术等因素对产出的贡献。

（二）健康人力资本

良好的健康状况可以显著提高劳动生产率，促进各国的经济增长（World Bank,1993），这说明健康与经济增长是紧密相关的。美国经济学家Fisher在1909年提交给美国国会的《国家健康报告》中认为健康是一种财富，并且其估算美国的健康财富存量在1900年为2500亿美元，远远超过了其他形式的资本；Schultz（1961）将健康视为和教育一样是人力资本的两大组成部分，是形成生产力的基础；Mushkin（1962）正式提出了健康人力资本的概念；Baumol（1967）认为尽管健康能够提高个人劳动生产率，并且也可增加个人的效用水平，但是通过健康人力资本投资获得的健康资本并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长期动力，仅仅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Fogel（1994a, 1994b）的研究表明1780～1979年的200年间，个人健康水平的提高能够解释英国人均收入增长率的50%左右，从而拒绝了Baumol（1967）的结论，也即健康不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其对经济的长期增长有显著的影响。最后，已有研究发现健康不仅对经济增长有短期的影响，而且对长期的经济增长也有显著的影响，因此健康不是经济增长的副产品，而是一种重要的资本品，即健康人力资本。

对于健康人力资本。Fisher（1909）在美国《国家健康报告》中认为健康财富主要包括因为早亡而导致未来收益减少的净现值，因为疾病而导致的居民工作时间损失和为恢复健康而花费的医疗费用的总和。Schultz（1990）则将健康人力资本定义为每个人的健康状况，其通过有效的健康服务如医疗保健等可以恢复和积累。Fogel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食品消耗和影响健康的角度来定义健康人力资本，其认为食品供给的保障可以有效缓解饥荒危机，从而降低居民死亡率，维持人口的持续增长（Richardson,1984; Fogel,1992）；同时食品消费和营养水平的提高可以避免个人遭受由于长期营养不良而产生的疾病，并能够增加个人参与劳动的时间（Fogel,1991; Fogel and Flout, 1994）；最后食品消费和营养水平的提高可以改善人类的体魄和身体结构，从而增强人类的抗病能力，提高个人从事劳动的强度（Fogel，1994a,1994b）。最后，已有研究对健康人力资本的定义有所差异，但是都认为健康人力资本主要是指居民健康水平状况，并可以通过有效的健康服务来恢复和积累。

对于健康人力资本的度量。Thomas和Strauss（1997）、Glick和Sahn（1998）等利用身高、体重指数、卡路里和蛋白质摄入量等作为健康人力资本的代理变量分别估算了其对巴西城市劳动者收入和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的劳动力工资的影响；Schultz和Tansel（1997）则利用疾病和伤残天数作为健康人力资本分析了其对科特迪瓦和加纳两国居民收入的影响；Gannon和Nolan（2003）以身患慢性疾病、残疾和完全或部分生活不能自理为健康人力资本分析了爱尔兰国家的劳动参与情况；Chakraborty（2004）、Bunzel和Qiao（2005）用死亡率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并分析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王弟海等（2008）以人均床位数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并分析了其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黄潇（2012）则利用生活质量指数（Quality of Well－being Scale）来衡量健康人力资本，并讨论了中国的健康不平等现状。最后，由于健康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其包括居民先天的遗传因素、健康服务状况、收入水平、工作环境、生活环境等多方面的因素，因此已有研究并没有就健康人力资本的测算达成一致，而主要是通过疾病、健康服务等来侧面反映健康人力资本存量的状况。

（三）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是指由于人类活动在消耗自然资源的过程中向自然环境中排放的污染物超过其自净能力时对自然环境造成的破坏，一方面其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非期望产出”（Undesirable Output）（Chung et al. , 1997），另一方面则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承载体，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投入品（D'Arge,1972）。因此，已有研究将环境污染纳入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之内，并认为环境污染具有以下属性：①环境污染是弱可处理的（Weak Disposable），也即环境污染的降低是需要一定成本的；②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零结合性（Null Jointness），即在没有环境污染产生的情况下，人类也得不到足够的经济产出，Fare等（2006）将其形象地描述为“没有不冒烟的火”; ③环境污染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具有方向性（Directional）, Chung等（1997）构建了联合生产函数将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与期望产出（Desirable Output）同时包括在内，并认为在一定技术水平下，经济活动可以实现期望产出的增加和非期望产出（环境污染）的降低，从而促使经济活动实现可持续发展。

环境污染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按环境要素来分，其包括大气污染、水污染、土壤污染等；按环境污染物来源分，其包括物理污染、化学污染、生物污染、固体废物污染、能源污染等；按人类活动来分则包括工业环境污染、农业环境污染、城市环境污染等。因此采用合理的指标来反映环境污染程度是关系研究结果准确性的关键，而在当前研究中主要采用两类污染指标来反映污染程度。其一是单一污染指标，如工业二氧化硫排放量、工业废水排放量等。单一污染指标选取的合理性主要依赖于所选择指标与所做研究的经济活动之间的关联性是否紧密，如Hanna和Oliva（2011）在分析环境污染对劳动供给的研究中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Graffzivin和Neidell（2012）在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中则采用臭氧浓度作为环境污染指标，而杨俊、盛鹏飞（2012）在分析环境污染对中国劳动生产率的研究中也采用二氧化硫排放量作为环境污染指标。其二则是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由于不满意采用单一环境污染指标对研究结果造成的不良影响，一些研究开始尝试构造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如William Rees等（1992）通过估算维持人类活动的自然资源的消耗量与净化人类活动所产生的环境污染物所需要的生态生产性空间面积，并与给定的人口区域的生态承载力进行比较来构建生态足迹（Ecological Footprint）指标，然后以其来反映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破坏的程度。然而，由于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的构造方式并不能完全符合环境污染的经济意义和社会意义，因而综合性环境污染指标在已有研究中的应用并不多见，本书则采用多种单一性的环境污染指标来构建环境污染评价体系，以研究环境污染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

（四）收敛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资源禀赋、技术水平、偏好和制度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导致其经济发展水平存在较大的差异，然而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差异是否会缩小，也即收敛的存在性吸引了较多的研究。已有的关于收敛的研究可以分为两类。

第一类收敛是由Barro（1984, 1991）、Delong（1988）、Barro和Slal－I－Martin（1992）等提出的β收敛，其认为如果穷国的经济增长速度高于富国，那么穷国倾向于追上富国，也即存在收敛性（如式1－1）。当经济体的增长率与经济收入水平和其稳态之间的差距呈正相关时，称该收敛为条件收敛，而当穷国倾向于比富国经济增长率更高时，则称收敛为绝对收敛。

其中y为人均产出水平，下表i为地区或者国家，t为时间。

第二类收敛则是由Easterlin（1960）、Barro（1984）和Baumol（1986）等提出的α收敛，其认为当期初不同国家之间的离差水平大于（小于）稳态时，离差水平将会下降（上升），也即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存在收敛现象。然而在存在β收敛时，其并不意味着离差水平将会下降，也即β收敛是α收敛的充分非必要条件。

其中为t时期所有地区或国家的人均产出水平的方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