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的先行者
——纪念艾思奇诞辰100周年
今年是艾思奇同志诞辰100周年。这位在20世纪的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哲学家给我们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值得后人学习、继承，并加以发扬光大。
艾思奇同志留给我们的，不只是600多万字的文字成果，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们一种精神，一种把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作为自己的使命并为之奋斗终生的精神。像艾思奇这样著作等身的学者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并非罕见，但是具有他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历史责任感和革命家气质的哲学家却是凤毛麟角。这正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
一
真正的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一种哲学是否有生命力，能否成为一个时代的智慧的象征，不仅在于理论上是否完善和体系上是否严密，更重要的在于是否把握了时代的脉搏，揭示了历史的规律，从而给人们指出前进的方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样一种能够体现时代精神的哲学，因此它在十月革命后在中国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影响了整整一代追求真理的年轻知识分子。艾思奇就是其中的一个。
艾思奇在20世纪30年代初刚走上哲学道路时，就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学习、研究、信奉、宣传的对象绝非偶然，这是他在比较了辛亥革命以来的多种哲学思潮之后所做出的一种自觉选择。他在1933年发表的《二十二年来之中国哲学思潮》一文很能说明这一点。文章分析了辛亥革命以来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许多哲学思潮竞相表现、相互角逐的情况，指出在这段时期内，一方面封建的哲学传统不断复归，另一方面“种种输入的资本主义型哲学”广为流行，这两大股哲学潮流的并存、交叉，形成了当时一种特殊的文化格局。在复古还是西化这场关于中国文化去向的争论中，一些学者各执一端，自立门户；而有的学者则左右逢源，在高调宣扬了一通“西化”思想后，躲进了故纸堆里，一门心思地整理起国故来了。在当时复古、西化两大思潮的喧嚣中，艾思奇没有迷失方向，这位虽涉世未深但颇有主见的青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在这个决定他今后一生道路的关键时刻，做出了重要的抉择。他既没有拜倒于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初仍有很大影响的封建哲学思想面前，也没有追随在名噪一时的实用主义以及其他西方哲学的后面，唯独选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信仰的对象。正是在这一为当时很多人瞧不起，被认为玄学味太少、道理太浅显的哲学身上，艾思奇看到了它的强大生命力。这位当时只有23岁的年轻人，以超出常人的观察力深刻地指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之所以在中国有着无限光明的前途，因为它代表了创造未来的先进阶级的精神诉求。从此，艾思奇把自己的命运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命运联系在了一起。
自从20世纪30年代初选定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自己毕生的信念后，艾思奇从未动摇过，无论是在上海、在延安，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北京，他都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几十年如一日，忘我工作，笔耕不辍，直至生命的最后。
二
艾思奇同志不仅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坚定的信念，而且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有深刻的认识。我们阅读艾思奇的著作有一个突出的印象，就是始终和中国的现实、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这说明他真正理解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他深深懂得，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以往的旧哲学不同，它是无产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因此，对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态度，不是把它当作必须背得烂熟的教条，而是当作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根本指针。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质的这一认识，在20世纪30年代上海工作、学习时就已基本形成，后来到了延安，特别是经过了整风运动，这一认识就更加深化，其自觉性有了进一步的提高。看一看艾思奇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时期的文章、著作，就可以知道，那时他就已经打下了一个良好的理论联系实际的马克思主义学风的基础。从1933年到1937年在延安的4年时间里，他发表了大量文章，分别收集在《大众哲学》（初名《哲学讲话》）《新哲学论集》和《哲学与生活》等集子里，其中的几乎每篇文章都密切联系人民群众关注的现实问题，试图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睿智，解开人民群众心中的困惑。在这些著作中，影响最大的自然要算《大众哲学》，这是由一系列通俗哲学论文结集出版的小册子，是这一时期艾思奇的代表作。写《大众哲学》不是艾思奇一时的心血来潮，而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我国东北全境，国民党反动派对内镇压革命，对外屈从日帝，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对国家前途十分担心，对蒋介石的反动统治极度失望，他们头脑中有不少疑问期望得到解答。回答种种疑问，不能就事论事，而是应当给人们提供一种世界观、方法论的指导，使他们通过自己的思考和理解，得出“中国向何处去”的结论。当时人们最需要的是开启思想之锁的钥匙。而《大众哲学》正是这样一把钥匙。《大众哲学》并没写多少深奥的道理，它所讲的都只是平凡的真理，但因为它有针对性地回答了人们头脑中存在的问题，使不少在黑暗中徘徊、在痛苦中思索的年轻人，看到了光明，看到了希望，因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不少青年正是在《大众哲学》的影响下，参加革命，奔赴延安的。用今天的眼光来看，《大众哲学》当然不是一部很完美的著作，但是它所体现的哲学和人民相结合、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精神，仍然值得我们肯定。《大众哲学》的道路，对我们今天从事哲学工作的人仍有借鉴意义。现在我们经常谈论的一个问题是，哲学应当怎样面向实际、面向群众、面向生活。当我们进行这种思索的时候，不可忘记有一位先行者，虽没有发表过磅礴一时的宏论，却一直默默耕耘，以自己的毕生努力，写出了一份答卷。这就是艾思奇同志。有一位哲学界的前辈说得好：“哲学要把握时代脉搏。艾思奇的《大众哲学》就是在当时抓住了这一点，所以才赢得如此众多的读者。搞哲学的人如果不能把握时代的脉搏，不懂得这一点，所谓联系实际就会浮在面上。把握时代脉搏是理论联系实际的最根本点，理论联系实际就要从这根本点上来考虑。”
艾思奇的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通过在延安的工作和学习，特别是经过延安整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当时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既要抗击日寇的侵略，又要同国民党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文化战线是我们党同国民党进行斗争的重要阵地，艾思奇到延安不久，就投身到了这场斗争中去。他写了不少关于文化问题的文章，特别是1940年8月发表的《当前文化运动的任务》一文，锋芒直接指向国民党反动派的文化政策。文章提出，要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必须建筑全民族团结的精神堡垒。抗战是全民的抗战，只要不违反抗日的立场，就应该使中国的言论思想界和文艺界有合法的自由权，企图用独断统制的方法来钳制自由，只能导致抗日队伍的分裂和抗日战争的失败。这是一篇声讨国民党文化专制主义的檄文，在根据地内外引起了不小的反响。在整风运动前，针对国民党的几种反动哲学，艾思奇撰写了《抗战以来几种重要思想评述》一文，对以陈立夫为代表的“唯生论”、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力行哲学”和以阎锡山为代表的“中的哲学”展开了批判。文章指出，这三种哲学并非个别人的哲学，而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早在抗战以前就已经产生，目的是为了对抗革命、对抗马克思主义，它们的反动影响一日不清除，思想文化战线就一日不能实现团结御侮。这些文章连同他稍后发表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主义的愚民哲学》一道，成为我们党从政治上、思想上揭露和批判国民党反动派的重要思想武器。这一时期，艾思奇发表的《哲学的现状与任务》一文，也是理论联系实际的好文章。文章提出，要开展一个哲学研究的中国化、现实化的运动。从这里可以看出，艾思奇不仅是我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通俗化、大众化的先驱，而且在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延安整风既使艾思奇受到了一次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洗礼，又为他提供了一个展示哲学才能的机会。整风运动要分清的首先是思想路线的是非，但对改造全党的学习，整顿党风、学风、文风，也起到了重要作用。艾思奇一方面积极投身整风运动，在运动中接受教育；另一方面写了不少文章，为推动运动的深入发展做出了贡献。这一时期他发表的《谈主观主义及其来源》《不要误解实事求是》《“有的放矢”及其他》和《怎样改造了我们的学习》等文章，从哲学的层面上对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进行了批评，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其中，《“有的放矢”及其他》一文内容尤为深刻。文章一开始首先分析了理论和实际的关系，指出理论和实际的结合，不只是要以中国的事例来解释理论原则，而且必须是以理论原则为指南，来解决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不能解决中国革命问题的理论，即使用极其丰富的例子来说明，仍然是死教条，而死教条是产生不了活理论的。他引用毛泽东关于“矢”和“的”关系的比喻，指出“矢”的作用是为了射“的”，没有“的”，也就没有“矢”可言。教条主义者恰恰不懂得这个道理，以为没有“的”,“矢”照样还是“矢”，脱离实际的理论，依旧是理论。他还讲到中国民间有关于“五通神”的传说，谁要是得罪了这个神灵，它就会捣乱，就会把你手里握有的金子变成粪土。他说，有人把理论当作真金子，常扬扬得意，以为他掌握了这些财宝，却不知什么时候，他的手里就只有一把毫无用处的粪土，这不是因为他得罪了五通神，而是因为他违背了实际精神。在这里，艾思奇用生动的笔法把教条主义的本质和危害揭露得淋漓尽致。
艾思奇曾经说过，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并不在读通几种艰难的书本，而在打通一切艰难的实际”。他不但这样说，而且这样做，并把这种科学的精神和学风，贯穿到他的整个研究和写作中去。
三
艾思奇同志不仅是一位热心为大众写哲学的哲学家，而且是一位热心让大众掌握哲学的哲学家。如果没有后一种热心，前一种热心就会落空。艾思奇所从事的哲学通俗化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意义可以看得更加清楚。说到通俗化，人们会立刻想到《大众哲学》。这本书确实是哲学通俗化的典范，为广大读者所喜爱，在新中国成立前后，它一共出了32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哲学方面起到了很大作用。但艾思奇在哲学大众化、通俗化方面所做的努力，不仅体现在《大众哲学》这一本书中，而是贯穿于他的几乎所有著作中，不仅在革命取得胜利前他是这样做的，在革命取得胜利后他同样也是这样做的。新中国成立后，艾思奇在哲学方面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向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讲授社会发展史。那时新中国刚成立，一大批青年知识分子新参加革命，不少旧机构的人员被留用，我们的干部队伍虽扩大了，政治思想情况却变得更为复杂。从根据地来的和在白区坚持斗争的干部，虽然政治上经过一定锻炼，但不少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缺乏系统的学习。因此，当时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重要而紧迫的任务就是学习。在这一学习运动中，艾思奇站到了最前列，他选择讲授社会发展史作为这一学习的重要内容，因为在国民党的长期统治下，不少人在许多问题上认识模糊，甚至观点错误，其根源就是历史观有问题。为了正本清源，艾思奇从社会发展史这个历史观的基本问题讲起。在讲授社会发展史时，他延续了《大众哲学》发表以来所走的哲学通俗化的路子。他删繁就简、突出重点、深入浅出，用通俗的语言帮助干部和知识分子树立起若干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基本观点，这就是：劳动创造人类世界的观点，阶级斗争的观点，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等。这种少而求精、学以致用、通俗易懂的教学方法，对于初学马克思主义的人来说非常有效。艾思奇对社会发展史的宣传教育，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整整影响了一代人。我本人也是这种教育的受益者，对于他那种作风平实、观点鲜明、语言通俗的宣讲风格，至今记忆犹新。
对于哲学的通俗化，不同人有不同的看法，在有的人看来，哲学是智慧的结晶，是最抽象、最概括的学问，因此，思想的严密、语言的凝重是它的特点，这种认识无疑有其合理性。但如果由此得出结论，认为深刻的思想只有通过艰深晦涩的语言才能表达，深邃的哲理和通俗化根本绝缘，这就与真理大相径庭了。可惜我们的一些同志恰恰就是这样看问题的。不顾时代和地域的差别，不顾现实和群众的需要，或模仿西方古典哲学家艰涩的语言，或追随西方现代哲学家新奇的概念，故弄玄虚，故作高深，这样的哲学文章近年来我们见得还少吗？哲学的通俗化是一个表达方式问题，无论内容深浅，其表达都应通俗易懂。哲学的通俗化不能理解为哲学的浅薄化，更不能理解为哲学的庸俗化，说到底这是一个哲学要不要为大众的问题。哲学的浅薄化、庸俗化我们要反对，哲学的通俗化、大众化我们要提倡。这涉及是让哲学掌握大众，使之成为大众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武器，还是使哲学成为庙堂之上、书斋之内少数人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的精神点缀的问题。在这一点上，艾思奇同志为我们做了榜样。认识艾思奇的人都知道，他在哲学上有很深的造诣和渊博的知识，无论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方面，还是在中国哲学史、西方哲学史、逻辑学、自然辩证法等方面，他都有深厚的学养，因此，他的通俗化、大众化的哲学著作，绝非浅薄化、庸俗化的作品。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真理，真理只有掌握在大众的手里，才能发挥出巨大的力量。马克思早在160多年前就说过，理论一旦掌握群众，就会变成物质的力量。艾思奇是一位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真理传播给广大群众的播火者，也是一位使哲学大众化的开拓者。在党中央强调要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今天，艾思奇一生在哲学上做出的贡献尤其值得我们尊敬。
（原载《马克思主义哲学论丛》2010年秋季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