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
今天我们在这里召开题为“艾思奇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研讨会。一方面是要认真研讨、充分肯定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的领军人物、中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就是要继承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开创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事业，并在新的时代和新的社会实践中把这项伟大的事业向前推进，努力开创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局面，创造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新理论、新形态，从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大国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持。
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伟大工具，是适应近代中国人民救亡图存、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实际需要而传入中国的。它和中国历史上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的传入一样，从传入中国的那时起，就开始了与中国历史和现实相结合、在中国社会变革中发挥作用的“中国化”的过程。然而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在符合人类思想文化交流发展的一般规律、遵循人类思想文化交流发展的一般程序、具有人类思想文化交流发展的共同特征的同时，更有着自己的鲜明特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不仅有毛泽东那样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袖人物，而且也有艾思奇这样的杰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不仅彻底改变中国的历史命运和社会面貌，而且推动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现代转型和中国人思维方式的革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和表现形态，而且也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突破了欧洲范围，成功地在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中发挥作用。
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运动中，艾思奇的身份是独特的，贡献也是独特的。作为学者的艾思奇，通过《大众哲学》——《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等一批大众化、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空前广泛地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影响，由此而奠定他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的特殊地位和巨大影响，成为这方面的领军人物。与此同时，他也以自己独特的理论著述对党的领袖的理论活动以深刻的影响，毛泽东就曾多次谈到自己从艾思奇的著作中“得益很多”；作为战士的艾思奇，则时刻把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摆在首位，始终站在理论斗争的前沿，并在与论敌的斗争中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的探讨进一步深化。学者和战士的双重身份在艾思奇身上是统一的，这是一定时代的产物，是他那个时代知识分子服务国家、报效国家的时代特色。独特的身份决定了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艾思奇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独特贡献主要是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成功实践，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初步”。众所周知，艾思奇的《大众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的典范。在《大众哲学》中，艾思奇运用人民大众熟悉、易懂的语言文字来宣讲马克思主义哲学，紧密联系人民大众的思想实际和所面临的各种现实的社会问题来深入浅出地阐述辩证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从而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创造出了一种独具特色的大众化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空前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领域和影响范围。艾思奇曾把自己所做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大众化、通俗化工作称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初步”。其实这不仅仅是“初步”，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现实化的应有之义。因为任何一种外来哲学文化，要想让本土的广大民众接受，就首先要在内容和形式上做大众化、通俗化的工作，否则很难达到目的。大众化、通俗化是一切外来哲学文化本土化的必要前提和基础，是第一步的工作，意义非常重大。
二是在大众化、通俗化基础上，明确提出要来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现实化”运动，并进一步扩大范围，对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方法和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历史必然性和现实必然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现实化的深刻内涵、表现形式和理论成果做了系统阐述。
在1938年写的《哲学的现状和任务》这篇文章中，艾思奇着重说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仅是抗战形势发展的需要，而且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运动自身发展的必然结果。同时特别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不是滥用哲学公式，而是要从抗战的经验中吸取哲学养料，发展哲学理论，然后把发展的哲学理论拿来应用，指导我们的行动，并根据每一时期的经验，不断地来丰富和发展我们的理论。”有关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深刻内涵，即实际应用和创造发展的思想在这里已初见端倪。而在1940年发表的《论中国的特殊性》一文中，艾思奇则进一步从马克思主义自身特点和中国社会现实条件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非常明确地从“应用”和“创造”的角度，深刻阐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那个“化”字的两层含义：一是从“应用”的角度，说明在中国应用马克思主义，或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要坚决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上，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基本精神上，用辩证唯物论和政治经济学的科学方法，来具体地客观地研究中国社会关系，来决定中国无产阶级在中国民族革命斗争中的具体任务及战略策略。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仅仅是个理论问题，更为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二是从“创造”的角度，说明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精通马克思主义，不仅是指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而同时是指要能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这种创造，就是在不变的正确原则上的新的理论和事业的创造，是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放进一些新贡献。在艾思奇看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环境中的应用和创新，就是在中国的现实的地盘上来把马克思主义加以具体化，加以发展，艾思奇这里特别强调“在一定的具体环境之下实践马克思主义”,“在一定国家的特殊条件下来进行创造马克思主义的事业”，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发展马克思主义。这就点明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键——“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这里讲的“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是事物矛盾特殊性的表现，是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而言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运用于“特殊条件”的“具体环境”，在“特殊条件”的“具体环境”中创造性地运用一般原理、一般规律，正是中国化的关键所在。也就是说，只有在中国这个“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下，实践或应用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理、一般规律，这些一般原理、一般规律才能因适应中国“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的需要而发生内容和形态的改变，形成适应中国实际需要的、具有中国内容和表现形态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离开中国这个“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艾思奇对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国化问题的一系列论述，有的被吸收融入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经典论述中，有的则是对毛泽东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典论述的进一步发挥。毛泽东在1938年10月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报告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了最为经典的论述：“共产党员是国际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但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连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个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的领导人所主张和倡导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质就是将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就是为了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的实际问题而去学习、研究、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毛泽东、艾思奇等人的论述，集中展现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一辈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基本规律的理解和历史经验的总结，至今仍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因为今天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正是把马克思主义的一般原则和一般规律具体应用于21世纪的中国“具体环境”和“特殊条件”的一次新尝试。我们今天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大旗，进行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既反映了中国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坚守，又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人从中国实际出发，在中国的具体环境中，根据中国的特殊情况对马克思主义所做的创造性的发展。正如胡锦涛同志2007年6月25日在中央党校讲话中所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之所以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我们要继续深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和探索，努力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从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到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再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一系列重要思想理论的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运动在不断向前推进，不断丰富发展。
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正面临着理论创新、形态创新的历史重任，这是新时代、新实践的客观要求。如何完成这个历史重任？我们需要借鉴前人的思想和实践，需要认真地科学地回顾和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揭示和概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经验和基本规律，使我们今天更自觉、更顺利地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这其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要从我们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这个社会的现实实际出发，立足现实，在回答和解决我们所面临的各种重大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应用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正确地解决现实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出发点和目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所在。尤其是在我们发现前人已有的理论与今天的现实实际发生矛盾、已有的理论不能完全解释当今现实实际问题时，就更需要我们有足够的理论勇气和理论自觉，去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和正在进行中的新实践，应用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立场、观点、方法，批判地继承古今中外人类在发展中积累起来的优秀的文明成果，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和新理论。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实现理论创新、形态创新的正确途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应该在这方面努力实践，大胆探索。要突破马克思主义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传统教条主义观念，敢于根据新情况、新实践说新话，得出新结论。在今天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形态创新显得尤其迫切，因为我们正在从事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以及构建和谐社会等都是全新的，是马克思那个时代所没有、也无法预见的东西。对这些新实践的理论指导，只能靠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在自己的社会实践中探索、总结，创造出能够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新理论。新的社会实践呼唤新的理论，新的社会实践也必然产生新的理论，只要我们充满信心、大胆探索，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就一定能够实现理论创新、形态创新。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生命力就一定能够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理论、新形态中得到充分的证明和展示。
[本文选自《缅怀与探索——纪念艾思奇文选（1981—2008）》，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1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