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一 选题缘由与意义

公元632年，当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由于穆斯林内部对谁应当成为其继承者的问题产生分歧，伊斯兰教逐步分化为逊尼派和什叶派两个主要的教派。时至今日，什叶派广泛分布于中东和南亚各地，约占全世界穆斯林总数的10%，是伊斯兰教内部的少数派。

在伊斯兰教兴起后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什叶派都在伊斯兰世界处于边缘地位，在现代阿拉伯世界，他们尤其如此。正如富勒和弗兰克的书名所言，阿拉伯的什叶派，是“被遗忘的穆斯林”。长期以来，作为被压制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很少受到世人的关心和学者的注意。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成功，使什叶派第一次真正进入了我国学者的视野。然而，由于存在把什叶派等同于伊朗的倾向，其他国家的什叶派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2003年，美国的入侵摧毁了萨达姆政权，伊拉克首次成为什叶派主导政权的国家。这一政治巨变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使得阿拉伯什叶派成为大众和学界关注的焦点。几年后，真主党与以色列的战争以及黎巴嫩政局的持续动荡更加凸显了什叶派因素在阿拉伯政治中的作用。但是，时至今日，我国学术界依然缺乏对阿拉伯什叶派的深度研究。笔者选择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作为研究对象，正是对中东形势变化做出的学术回应。就实际而言，这一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突出的现实意义。

第一，黎巴嫩什叶派是中东少有的实现了政治地位大幅度提高的群体，以他们从国内政治边缘到中心的变化过程为研究个案，分析其特殊性和其中蕴含的普遍性，总结其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对于中东普遍存在的民族和教派问题，尤其是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问题的解决具有一定的参考意义。众所周知，多种宗教、教派和民族并存是几乎所有中东国家的共同特点，而教派或民族间权益的严重不均衡是影响多数国家的重大问题。黎巴嫩因为教派关系的复杂而著称于世，边缘化曾是什叶派政治地位的真实写照。然而，在经历了几十年的政治发展后，他们的地位大幅度提升，影响也空前扩大，乃至于成为当前黎巴嫩政治舞台上的关键角色。研究这一政治地位“成功”转变的典型过程，无疑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二，研究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有助于深化和推动国内的什叶派研究。在国内的伊斯兰教研究中，什叶派向来是一个相对薄弱的领域。在有关伊斯兰教的论著中，什叶派的成果至今只占很小的一部分。黎巴嫩什叶派在争取自身权益的过程中，其组织形式（真主党）、领导力量（乌里玛）、意识形态（伊斯兰主义）以及所受的外部影响（伊朗）无不打上了鲜明的什叶派烙印，笔者以这些方面为考察对象，可以进一步丰富国内对什叶派的认识和研究。

第三，研究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有助于加深对伊斯兰运动的认识。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内出现了大量有关伊斯兰运动的专著与论文，但它们多对其作整体研究，并未把逊尼派和什叶派的伊斯兰运动区别对待，也没有充分注意到两者间的差别和不同，其结果是难以体现出伊斯兰运动的复杂性与多样性。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运动是中东伊斯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其政治发展的主要表现形式。研究黎巴嫩什叶派伊斯兰运动，有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和分析伊斯兰运动这一极为重要的历史现象。真主党也以其深厚的群众基础、激进的意识形态和广泛的地区影响，成为研究伊斯兰运动中不可多得的典型个案。

第四，研究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有助于理解战后黎巴嫩国内政局的变动过程和其特殊的教派分权制的内在困境，进而为预测黎巴嫩今后政治体制的变化方向提供必要的依据。近半个世纪以来，黎巴嫩政局多经变动，1975—1990年甚至陷入了长达15年的内战，而什叶派则是国内各派中最大的变量因素。20世纪70年代以来，什叶派的崛起大大改变了黎巴嫩国内的政治格局，极大地冲击着原有的教派分权体制，什叶派已是其国内政治制度变革的最重要的驱动力量。因此，什叶派是研究现代黎巴嫩政治发展的恰当切入口。

第五，研究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有助于廓清一些至今在国内学界依然模糊不清但相当重要的问题。比如，法德拉拉究竟是不是真主党的建立者或精神领袖？伊朗和叙利亚对黎巴嫩什叶派具有多大的影响？它们与真主党的关系如何变化？伊拉克什叶派宗教界在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什叶派乌里玛在现代社会中发挥着怎样的政治作用？此外，由于资料缺乏等原因，国内对真主党多有误解，许多人简单地把它等同于恐怖主义组织，笔者通过研究，力图展现真主党的真实面目，并对其进行全方位的客观分析。

第六，研究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也是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需要。近年来，中国与中东的关系日益密切，中国参与中东事务的主动性迅速增强。为了更好地在地区事务中发挥作用，就必须加强相关知识的储备，增进对这一地区的了解。黎巴嫩向来是中东地区的热点国家，目前也是中国在中东首度派驻维和部队的国家。而黎巴嫩现在所有的重大问题，无不与什叶派密切相关，尤其是真主党在国内和整个地区具有重大影响力。因此，研究什叶派，将为中国在黎巴嫩更好地发挥作用提供便利条件。

二 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内研究现状

20世纪20年代，伊斯兰教现代学术研究在国内兴起。然而，由于多种原因，什叶派极少受到学术界注意。直到1979年伊斯兰革命后，国内的什叶派研究才真正开始，译介国外著作是重要开端。1983年出版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编译的《什叶派伊斯兰教》是国内第一本研究什叶派的著作。它在吸收国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选译了有关资料，不仅介绍了什叶派的历史与现状，也涉及了教义、礼仪和支派等内容。80年代后期以来，什叶派历史研究开始在中国学者撰写的世界伊斯兰教通史著作中出现。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伊拉克、黎巴嫩等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才开始被纳入学术视野。2003年以来，部分学者开始重视阿拉伯什叶派的研究，一些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选择以阿拉伯什叶派作为学位论文的研究对象。由于黎巴嫩国内政局长期动荡不安，而且真主党影响广泛，黎巴嫩什叶派受到的关注最多。

真主党向来是学界关注和研究的热点，大部分有关黎巴嫩什叶派的论著都与此有关。真主党的政治参与和地区影响是研究的重点。比如董漫远的论文《真主党及其地区性作用》介绍了真主党思想主张，分析了其在地区政治中的作用；李福泉的论文《真主党的发展演变与黎巴嫩政治前景》深入研究了内战结束后真主党的两次重大转型及其对黎巴嫩政治的影响；李福泉的论文《黎巴嫩真主党政治参与解析》研究了真主党政治参与的优势、形式和影响；余国庆的论文《真主党：以叙黎三国谈判桌上的棋子》则分析了真主党在巴以冲突中所扮演的角色。此外，还有其他论文从不同角度涉及真主党的研究。在著作中，陈嘉厚主编的《现代伊斯兰主义》和涂龙德、周华合著的《伊斯兰激进组织》分别专辟一章，分析了真主党的兴起和发展过程，蔡佳禾的《当代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有一节介绍了真主党反以、反西方的武装抵抗活动，肖宪的《当代国际伊斯兰潮》也有一些内容涉及了真主党。

著名宗教学者穆萨·萨德尔和法德拉拉以及阿迈勒运动也引起了学者们一定的注意。吴冰冰的著作《什叶派现代伊斯兰主义的兴起》和论文《穆萨·萨德尔与黎什叶派》1介绍了穆萨·萨德尔的政治思想和活动及其在黎巴嫩什叶派崛起中的作用。李福泉的论文《黎巴嫩什叶派理论家法德拉拉及其思想》首次探讨了法德拉拉的思想及其特点。陈和丰的《黎巴嫩什叶派和阿迈勒运动》则分析了阿迈勒运动的产生和发展情况。

然而，对黎巴嫩什叶派作整体研究的论著则寥寥无几。较早发表的肖宪的论文《黎巴嫩什叶派的崛起》简要介绍了黎巴嫩什叶派崛起的历史背景和发展过程。樊小红的《黎巴嫩内战后什叶派的政治发展》分析了1990年后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的阶段及其特点。王宇洁的《宗教与国家——当代伊斯兰教什叶派研究》是至今国内研究什叶派最重要的著作，它以20世纪初以来中东、南亚等地什叶派为研究对象，分现代民族国家建立、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和21世纪的挑战与机遇三大部分，阐述了他们在当代社会中的际遇以及与现代民族国家的关系，里面涉及了伊拉克、黎巴嫩、沙特和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

上述论著代表了国内学者研究黎巴嫩什叶派的初步努力，总体来看，已有的成果还不够深入，许多问题没有涉及。由于所使用的资料有限，且大多比较陈旧（多为90年代的资料），所得出的结论不够全面，有些看法甚至还存在错误（比如认为真主党由法德拉拉所建），尤其是对真主党的认识已远远滞后于其发展变化。

（二）国外研究现状

长期以来，西方学者在研究黎巴嫩历史时，把基督徒尤其是马龙派置于中心地位，什叶派只是作为配角有时被提及。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黎巴嫩什叶派的崛起，他们才受到应有的重视。也就是说，国外学者把黎巴嫩什叶派单独作为研究对象，至今只有30多年的时间。然而，尽管如此，相比其他阿拉伯国家的什叶派，对黎巴嫩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尤其是近年来相关论著大量出现。在这个领域中，艾哈迈德·尼扎尔·哈姆扎赫、奥格斯特·理查德·诺顿和约瑟夫·阿拉贾是最重要的几位学者，他们都有不少相关的论文和专著问世。

第一，真主党研究。国外学者对真主党的研究比较深入，相关成果较多，这方面的论著至少占黎巴嫩什叶派所有研究成果的一半以上。真主党无疑是中东和伊斯兰复兴运动研究中最富争议的话题之一，对此，不同的学者具有不同的观点，有些甚至千差万别、针锋相对。马格努斯·兰斯托普的《黎巴嫩真主党：西方人质危机的政治》完全站在美国和以色列的立场，对其认为的真主党涉入的人质绑架事件进行了研究，并对西方国家如何应对类似事件提出了相关的对策和建议。通读全文，兰斯托普的倾向性非常明显，真主党被视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恐怖组织。根据前言可知，他为撰写此书，曾多次去以色列、美国、法国和埃及调研，却唯独没有到过黎巴嫩，更没有与黎巴嫩什叶派接触。该著作有些资料可以采信，但其总体观点却难以令人信服。此外，2011年出版的专著《真主党与哈马斯比较研究》把真主党和哈马斯作为恐怖组织，从多个方面进行了比较。

与上述学者不同，更多的学者倾向于如实反映真主党的面貌。阿迈勒·萨阿德—高拉耶布的《真主党：政治与宗教》是至今研究真主党宗教政治思想最深入、最全面和最客观的著作。作为出生于英国的黎巴嫩人，她抛开纠缠不清的人质绑架事件，在与真主党领导人访谈的基础上，不仅深入分析了真主党的暴力观、西方观以及反以色列、反犹太教和反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还详细介绍了其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泛伊斯兰主义思想及其影响下的民族认同观念。研究真主党思想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约瑟夫·以利亚·阿拉贾（作者为黎巴嫩人）的《真主党意识形态的转变：宗教意识形态、政治意识形态与政治方案》。正如书名所显示的那样，该著作的目的在于研究真主党意识形态的变化过程。它把真主党意识形态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即突出宗教意识形态的阶段（1978—1984/1985）、强调政治意识形态的阶段（1984/1985—1990）以及以政治方案为主的阶段（1991—2005）。通过研究，作者明确告诉世人，真主党的思想绝非僵化不变，而是在随着环境的变化和需要不断进行调整。

朱迪思·帕勒默·哈里克的《真主党：变化中的恐怖主义面孔》深入分析了内战结束后真主党由激进的军事组织转变为主流政党的原因、表现与影响。作者本人是贝鲁特美国大学政治学教授，她采用文献阅读与田野调查相结合的方法，历经20年（1982—2002）时间，完成了这一研究工作。它立场中立，持论公允，不作“可能”、“或许”之类的推断，是有关真主党研究的一部比较权威的著作。艾哈迈德·尼扎尔·哈姆扎赫同样是贝鲁特美国大学政治学教师，他借助大量第一手资料，通过对真主党领导人和普通成员的多次访谈，完成了《在真主党的道路上》一书。该著作利用危机理论，探讨了真主党的兴起原因、意识形态以及行动变化和政策选择的机制，而且，它还第一次向外界详细披露了真主党的组织结构和领导力量。奥格斯特·理查德·诺顿的著作《真主党简史》概述了真主党20多年的发展历程。1990年黎巴嫩内战结束后，真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实现自身的重大转型，伊坦·阿扎尼的《真主党，真主政党的真相：从革命到制度化》是研究这一重要现象的最佳著作。

此外，还出现了对真主党进行专题研究的著作。扎赫拉·哈尔卜的《黎巴嫩的抵抗频道：解放宣传、真主党与媒体》深入分析了媒体，尤其是灯塔电视台在真主党抵抗活动中的重要作用。阿维·召利什的《灯塔的仇恨：真主党灯塔电视台内幕》首次详细介绍了真主党灯塔电视台的宣传策略和模式。作为美国前国防部反恐顾问，他对如何应对灯塔电视台的反美、反以宣传提出了具体的建议。

由达利阿·卡利勒翻译为英文的《真主党：内部真相》是真主党试图对外进行自我表述的第一本重要的著作。作者纳伊姆·卡塞姆是现任真主党副总书记和党内重要的理论家。在本书中，他简述了真主党的发展历程，介绍了其思想的三大支柱（信仰伊斯兰、吉哈德以及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以及政治、社会福利和抵抗三方面的活动，阐述了真主党在巴勒斯坦问题和教派关系上的立场，否认了西方对真主党绑架人质的指控，最后还介绍了真主党对其与伊朗、叙利亚、美国等国关系的态度。卡塞姆的著作为外界了解和研究真主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尼古拉斯·诺亚和约瑟夫·阿拉贾分别编辑的《真主党之声：赛义德·哈桑·纳斯鲁拉的声明》和《真主党的文件：从1985年公开信到2009年宣言》也为研究真主党的政治主张和思想贡献了第一手资料。前者由阿拉伯文翻译为英文，收集了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到2006年的一系列讲话和采访内容，后者也翻译自阿拉伯文，汇集了真主党从1985年到2009年的所有公开的重要文献资料。

除了以上著作，还有大量学术论文从不同角度对真主党进行了研究。总体来看，进入21世纪后，国外学术界大都抛弃了“什叶派恐怖主义”思维影响下的片面认识，对真主党研究的全面和深入的程度已远非20世纪90年代以前可比。

第二，穆萨·萨德尔和法德拉拉研究。由于穆萨·萨德尔和法德拉拉两位宗教学者在黎巴嫩什叶派中产生了巨大影响，他们也成为学者们研究的重点对象。福阿德·阿加米出版于1986年的《消失的伊玛目：穆萨·萨德尔与黎巴嫩的什叶派》是第一本研究黎巴嫩什叶派的著作。作为黎巴嫩什叶派，阿加米以时间为序，比较详细地介绍了穆萨·萨德尔在黎巴嫩大约20年的活动经历。马吉德·哈拉维（同属黎巴嫩什叶派）的《一个黎巴嫩的反抗者：穆萨·萨德尔和什叶派社团》以什叶派的视角，深入研究了60年代以来黎巴嫩什叶派政治觉醒的过程以及穆萨·萨德尔在其中的作用。为了便于说明问题，该著作使用了大量图表，把什叶派的政治和经济状况与其他教派进行了详细比较，为读者提供了难得的数据资料。1978年穆萨·萨德尔出访利比亚时神秘消失是中东政治中一个至今未解的悬案，彼得·塞卢克斯的《伊玛目穆萨·萨德尔的奇怪的消失》专门对其进行了研究，它分析了穆萨·萨德尔消失的背景，探讨了事件的种种可能，并介绍了各方的看法以及它的影响。

法德拉拉是黎巴嫩继穆萨·萨德尔之后的又一位重要的什叶派宗教学者。贾迈勒·桑卡利的《法德拉拉：一个激进的什叶派领袖的形成》十分详尽地叙述了法德拉拉成为黎巴嫩什叶派领袖的过程，内容涉及法德拉拉的宗教政治思想、20世纪20—60年代伊拉克什叶派发展状况以及60年代以来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变动的过程。马丁·克拉默的长篇论文《真主党的贤哲：赛义德·穆罕默德·侯赛因·法德拉拉》则介绍了法德拉拉与真主党的关系以及其在后者形成和发展中的作用。易卜拉欣·阿卜—拉比的《现代阿拉伯世界伊斯兰复兴的思想渊源》中有一章专门分析了法德拉拉的宗教政治思想。

第三，阿迈勒研究。相比真主党，另一个主要的黎巴嫩什叶派政党阿迈勒则较少进入学者的视野。截至目前，诺顿的《阿迈勒和什叶派：为黎巴嫩的灵魂而斗争》是专门研究阿迈勒的首要著作。作者借助作为1980年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观察员的便利，以访谈为主要的材料来源，研究了阿迈勒产生、发展和壮大的过程。但是，本著作出版较早，只涉及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阿迈勒的情况。奥姆利·尼尔的《纳比赫·贝利与黎巴嫩政治》弥补了这一缺憾。纳比赫·贝利是1980年以来阿迈勒的主席和黎巴嫩最重要的什叶派政治家之一，该著作以其活动为中心，考察了30多年来阿迈勒和黎巴嫩什叶派政治的演变。

第四，黎巴嫩什叶派与叙利亚和伊朗关系研究。伊朗和叙利亚是对黎巴嫩什叶派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柴哈比主编的《遥远的关系：过去500年的伊朗和黎巴嫩》以论文集的形式深入剖析了1500年以来伊朗与黎巴嫩关系的变化过程，伊朗与黎巴嫩什叶派的关系是其中的重点，这方面的内容占全书的2/3以上，尤其是伊斯兰革命以来二者之间的交往更是重中之重。萨布莱娜·莫文主编的论文集《什叶派世界与伊朗》则重点研究了伊斯兰革命以来伊朗对黎巴嫩、伊拉克等国家什叶派的影响。伊朗、叙利亚和黎巴嫩真主党的关系影响重大，备受瞩目。2013年出版的马吕斯·迪卜的《叙利亚、伊朗和真主党：非神圣的联盟及其对黎巴嫩的战争》深入剖析了叙利亚、伊朗和真主党三角关系，认为其对黎巴嫩国家造成了深远的负面影响。

第五，黎巴嫩什叶派整体研究。进入新千年后，在以往对黎巴嫩什叶派局部研究的基础上，整体研究的著作相继出现。塔玛拉·查拉比（母亲来自黎巴嫩南部著名的什叶派乌赛扬家族）的《阿米勒山区的什叶派与新黎巴嫩：1918—1943年的社团与民族国家》利用大量私人档案资料，研究了阿米勒山区的什叶派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经过复杂的“认同协商”而逐步确立和巩固国家认同的过程。由于20世纪前半期的黎巴嫩什叶派向来被学术界所忽视，这一著作可以说填补了什叶派和黎巴嫩研究在此方面的空白。罗沙纳克·沙伊—埃森劳尔的《什叶派黎巴嫩：跨国宗教与民族认同的形成》也是有关黎巴嫩什叶派民族国家认同的重要著作。她经过深入研究指出，黎巴嫩什叶派与伊朗的跨国联系不仅没有削弱他们对国家的认同，反而强化了他们的黎巴嫩民族主义。黎巴嫩什叶派的民族主义不是西方式的世俗民族主义，而是宗教民族主义，其实质就是要打破马龙派对民族叙事的垄断，把什叶派置于黎巴嫩民族政治和自我想象的中心。马克斯·维斯的《在教派主义的阴影下：法律、什叶派与现代黎巴嫩的形成》也力图破除对黎巴嫩什叶派的误解，他通过细致研究教派主义在黎巴嫩什叶派中的起源过程，得出了什叶派教派主义绝非等同于暴力的结论。截至目前，罗格·珊罕的《黎巴嫩的什叶派：家族、政党和乌里玛》是研究黎巴嫩什叶派最重要的著作。它围绕封建大家族、现代政党和乌里玛三个中心探讨了20世纪黎巴嫩什叶派的政治发展过程。该书思路清晰，视角独特，但重于叙述，疏于分析。黎巴嫩什叶派的研究成果虽然繁多，但几乎集中于20世纪初以来，之前的历史极少有人涉及。加拿大学者斯特凡·温特的《1516—1788年奥斯曼帝国统治下的黎巴嫩什叶派》打破了这一状况。该著作以奥斯曼帝国时期的土耳其文资料为基础，考察了黎巴嫩什叶派整合到帝国统治体系的过程，揭示了德鲁兹派和马龙派在18世纪暴力清除什叶派领导力量的事实，进而破除了什叶派一直在黎巴嫩处于边缘地位的陈旧看法。

此外，研究阿拉伯什叶派的著作也涉及了黎巴嫩什叶派。2002年出版的《阿拉伯的什叶派：被遗忘的穆斯林》简要研究了黎巴嫩、伊拉克、沙特、巴林和科威特等主要阿拉伯国家什叶派的政治抗争过程。在行文中，注意比较阿拉伯各国什叶派之间的异同是其一大特色。伊特扎克·纳卡什的《接近权力：现代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以沙特、巴林、伊拉克和黎巴嫩4国什叶派为个案，分析了伊朗伊斯兰革命后直到2005年什叶派作为一股政治力量在阿拉伯世界崛起的过程。作者着重指出，阿拉伯世界的什叶派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与少数逊尼派日益充满战斗性不同，他们与西方的关系开始由对抗转向共存。

三 写作思路

由于黎巴嫩教派众多，而且多个国家涉入其国内政治，什叶派面对的内外关系都极为复杂。如果完全按历史学方法对其什叶派政治发展进行分阶段研究，势必由于头绪繁多，而导致重点无法突出。鉴于此，笔者从祖阿玛的兴衰、乌里玛的作用、现代政党的兴起以及伊朗和叙利亚的影响四个最重要的方面，对什叶派政治发展进行多角度研究。祖阿玛长期是什叶派政治的绝对主导者，乌里玛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什叶派最主要的领导者，阿迈勒和真主党两大政党是70年代中期以来什叶派最主要的组织形式，而伊朗和叙利亚则是对什叶派政治发展影响最大的两个国家。上述四个方面也恰是本书所面对的四个基本问题，解决了这四个问题，也就回答了黎巴嫩什叶派为什么能够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转变这一中心问题。

那么，什叶派政治发展的内容究竟是什么？既然本书研究的是政治发展，那么就应当以政治发展理论为指导。但是，现有的政治发展理论都无一例外把国家作为预设的主体，以国家问题为中心进行研究，自然，这一理论中最主要的概念如政治发展、政治革命、政治稳定等等就难以适用于本书所研究的对象。为了明确研究任务，本书规定，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既指什叶派内部权力结构的变换过程，也指教派分权制下什叶派实力壮大、影响扩大，实现从边缘到中心的变化过程。在这里，“变”是什叶派政治发展的动态特征。就内部而言，它指前面所述的祖阿玛的兴衰、现代政党的兴起以及乌里玛领导地位的确立三个主要内容，实际上也即什叶派各主要政治力量的兴替与斗争；就外部而言，它意味着相对于马龙派和逊尼派等其他教派，什叶派力量和影响的增强。前者是后者的条件和内在原因，后者是前者的结果和外在表现。内外两个方面的变化相辅相成、不可分割，共同构成什叶派政治发展的基本过程。

鉴于此，本书的写作思路是：第一章在介绍黎巴嫩什叶派起源和发展的基础上，说明教派分权制下他们边缘地位的具体表现；第二章分析传统什叶派政治领袖祖阿玛的兴衰过程；第三章着重分析乌里玛如何实现了政治观念的突破，进而成为黎巴嫩什叶派当之无愧的领导力量；第四章主要对什叶派两大政党阿迈勒和真主党进行了研究，尤其是对具有重大影响的真主党进行了多方面探讨；第五章详细分析了叙利亚和伊朗两国对黎巴嫩什叶派政治发展所起的作用；第六章进行了总结。由于什叶派深陷各种冲突旋涡，政治认同复杂多样，本章首先对此进行了分析。而后，本书又相继分析了什叶派内部权力结构的转变、什叶派由边缘进入中心的具体表现以及什叶派政治发展的影响与前景。

四 相关概念的界定

（一）什叶派

公元7世纪，当先知穆罕默德去世后，在新生的伊斯兰国家中出现了争夺哈里发（先知继承人）之位的斗争。先知的女婿、第四任哈里发阿里与拒绝效忠于他的叙利亚省长穆阿维耶发生了尖锐冲突。661年，阿里在库法遇刺身亡，穆阿维耶建立了伍麦叶王朝。从此，阿里一派一直认为，先知去世后应由阿里及其后裔继承哈里发职位，这一派被称为“什叶派”。680年，阿里次子（先知穆罕默德之孙）侯赛因在卡尔巴拉与其随从被伍麦叶王朝第二任哈里发叶齐德所派军队杀害。这就是著名的“卡尔巴拉惨案”。至此，什叶派开始由最初的政治派别向宗教派别转化。

什叶派虽然普遍把阿里遵奉为第一任伊玛目，但因为内部又对伊玛目的数量和传世系统发生争执，而陆续分化出诸多支派。随着历史的演进，其中许多已经消亡，至今尚留存于世的主要有十二伊玛目派、七伊玛目派（又称伊斯玛仪派）、五伊玛目派（又称栽德派）、阿拉维派（Alawis）、德鲁兹派以及阿莱维派（Alevis）六个支派。十二伊玛目派是什叶派中人数最多、影响最大、分布最为广泛的支派。在伊朗（90%）、巴林（75%）、阿塞拜疆（75%）和伊拉克（65%）等国，此派占人口多数，在黎巴嫩（45%）、科威特（30%）、巴基斯坦（20%）、阿富汗（19%）、沙特（10%）和卡塔尔（16%）等国，他们也有一定的分布；此外，他们还散布于北美、南美和西非等地。

十二伊玛目派与逊尼派在基本信仰和宗教功课上并无根本差别，但比较而言，它具有以下特征：第一，此派宣扬伊玛目学说，认为先知的女婿阿里及其十一位后裔是合法的哈里发，阿里之前的前三任哈里发都属非法。阿里及其后裔作为政教合一的领袖——伊玛目，具有不谬性和免罪性。第十二任伊玛目已经隐遁，他将以马赫迪（救世主）的身份再现世间，重建正义。逊尼派则坚持哈里发学说，承认穆圣之后四任哈里发的合法地位。第二，虽然两者都尊奉《古兰经》，但此派认为《古兰经》有隐义，且只有伊玛目才能理解。此外，他们有独立的圣训集（四圣书）和教法体系。第三，此派具有独特的效仿制度和乌里玛等级制度。按照此派乌苏勒教法学派规定，每个成年的什叶派穆斯林都要选择一个在世的、具有教法创制权的宗教学者——穆智台希德，作为自己的效仿对象，他被称为玛尔加·塔克里德（marja taqlid），即“效仿源泉”。乌里玛（宗教学者）由高到低大致分为大阿亚图拉、阿亚图拉、胡贾特伊斯兰和希卡特伊斯兰等多个等级，等级越高，追随者就越多，影响也就越大。逊尼派则没有类似的制度，穆斯林相对缺乏组织性和凝聚力。第四，此派除朝觐麦加外，还有拜谒历代伊玛目和其他重要人物陵墓的习俗。陵墓所在地就是什叶派的圣城，它们主要有第一任伊玛目阿里陵墓所在地纳杰夫、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陵墓所在地卡尔巴拉、第七任和第九任伊玛目陵墓所在地卡齐麦因、第十任和第十一任伊玛目陵墓所在地萨马拉、第八任伊玛目陵墓所在地马什哈德以及第八任伊玛目之妹法蒂玛陵墓所在地库姆。前三个城镇位于伊拉克，后两个位于伊朗。第五，除了开斋节和宰牲节等穆斯林都庆祝的宗教节日外，此派还有独特的节日和纪念活动，其中最主要的便是赋予特殊内涵的阿舒拉节。其时间为伊斯兰教历每年一月十日，正是在这一天，第三任伊玛目侯赛因被逊尼派哈里发所派的军队所害。每到节日期间，各地十二伊玛目派穆斯林都会举行内容丰富的大规模纪念活动，哀悼侯赛因的死难。

十二伊玛目派被许多西方学者称为伊玛目派，逊尼派则把他们贬称为拉菲达（Rafida，拒绝者，意思是拒绝承认前三任哈里发者），而十二伊玛目派则自称为哈萨（al-Khassa，被选择者）。尽管加法里（第六任伊玛目之名）派严格意义上仅仅指称什叶派的教法学派，但有时逊尼派和乌里玛仍然用其称呼整个十二伊玛目派。在我国学术界，所谓的什叶派其实一般被等同于十二伊玛目派。本书所研究的对象黎巴嫩什叶派，实际上指的就是十二伊玛目派。在黎巴嫩，什叶派长期以来被称为穆塔维拉（Mutawila，意思为阿里的追随者），德鲁兹派和阿拉维派等支派与其一样，都是获得国家承认的独立教派。在本书中，当叙述什叶派实现教派分化以后的历史时，若非特殊说明，什叶派与十二伊玛目派为同一概念。“什叶派”一词依据不同的情况，既可指此派信仰，又能指此派信徒。

（二）伊斯兰主义

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强势崛起，在中东和伊斯兰世界产生巨大影响。然而，国内学术界在相关概念和术语的使用上却存在多种观点。按照金宜久先生的观点，战后的伊斯兰复兴就参加者和政教关系而言，可以划分为政治—宗教性或宗教—政治性的新泛伊斯兰主义、宗教性的民间伊斯兰复兴以及政治性的伊斯兰主义（Islamism）三种基本形式。在本书中，由穆萨·萨德尔和法德拉拉主张和真主党作为集中体现的就是伊斯兰复兴的第三种形式，即伊斯兰主义。就这种形式，国内更多的学者使用了术语伊斯兰原教旨主义（Islamic Fundamentalism）。然而，笔者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用于描述逊尼派相关主张和现象比较贴切，但基本不适用于什叶派。

一般认为，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基本宗旨之一就是“返回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政治性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的根本特点，政治思想是其核心内容之一。但正是在这一点上，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失去了对什叶派表述的效力。这是因为，第一，什叶派的政治思想在不断发生重大变化，20世纪中后期出现根本性变革。穆罕默德·巴基尔·萨德尔和霍梅尼所主张的教法学家统治的思想根本不是什叶派或者伊斯兰教的“原初教旨”，而是对什叶派政治思想的革命性改造。因为按照什叶派传统政治思想，只有不谬的伊玛目才有统治权，但霍梅尼等人却把教法学家置于最高统治地位。第二，“向后看”是近代以来逊尼派宗教政治思想的突出特点。逊尼派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把四大正统哈里发统治的30年（632—661）视为伊斯兰教史上的黄金时代，追随前三代（穆圣与圣门弟子、再传弟子与三传弟子）的赛莱菲思想在逊尼派中具有巨大影响。与此不同，什叶派眼中的黄金时代不在过去，而在未来，末代伊玛目隐遁说和复临说使他们把希望寄托于未来的“乌托邦”的建立。在什叶派看来，在先知穆罕默德之后，除了阿里就任哈里发的短暂5年（655—661）以外，存在的都是逊尼派哈里发的不义的统治，这段时期自然也就不会是什叶派追慕的对象，赛莱菲思想也因此只能局限于逊尼派之中。因此，“原教旨主义”一词对于什叶派而言“名不副实”。由于此，本书舍弃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而采用伊斯兰主义这一术语。

在本书中，所谓的伊斯兰主义，简单而言就是要求实现伊斯兰教法对国家治理或统治的思想。具体来说，它主张在政治上建立符合和适应伊斯兰教法统治的伊斯兰国家；经济上实行社会平等和正义，反对东、西方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文化上重建伊斯兰价值观，拒绝复兴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西方化、世俗化的意识形态；法律上实行伊斯兰教法，反对受西方影响下的世俗法律。在本书中，凡是持此观点，并为此而努力的人，一概被称为伊斯兰主义者（Islamist）。同样，伊斯兰政党、伊斯兰组织和伊斯兰力量等，也具有类似的意义。伊斯兰运动（Islamic Movement）就是主张和追求实现伊斯兰教法对国家统治的社会政治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