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卷

第十五章
开拓创新

新中国成立后，范文澜筹建新史学研究会，团结历史学家，探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成立中国史学会，组织史学工作者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被誉为 “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举行纪念性的学术活动，倡导严肃学风。接受党和国家领导人委托，组织专家点校《资治通鉴》、《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主持编辑《中国地震资料年表》、《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反对民族分裂主义势力，支援社会主义经济建设。

第一节 创建中国史学会

北平解放后，中国形势发生根本变化，新中国正在筹备之中。为了更好地发挥统一战线的作用，迅速打开新局面，为新中国的成立奠定基础，中共中央在军事政治仍十分紧张的情况下，对学术文化领域的组织工作也相当重视，并得到学术文化工作者的积极响应。1949年6月25日，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指定周恩来、沈钧儒、郭沫若三人，在勤政殿举行成立中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座谈会，分工筹备经济学、历史学、哲学、法学、政治学五方面的组织，定期召开发起人大会。经周恩来拟定名单，史学方面有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邓初民、侯外庐、郑振铎、吕振羽、吴玉章、吴晗、傅彬然、杨绍萱、叶蠖生等13人。7月1日，吴玉章、范文澜等50人发起，要求成立中国新史学会，并正式成立筹备会。下午3时，发起人会议在北京饭店举行，与会者有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等30余人，郭沫若、范文澜、邓初民以及向达、陈中凡等先后发言，一致表示全国史学工作者应团结起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会议通过筹备会的组织规程和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并决定迅速筹备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选举筹备会常务委员会，选出郭沫若、吴玉章、范文澜、邓初民、陈垣、侯外庐、翦伯赞、向达、吴晗、杨绍萱、吕振羽11人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筹备会常委会推选郭沫若任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侯外庐、杨绍萱为秘书，负责召开全国历史工作者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暂行简章》规定该会的宗旨、会员和组织等一系列重要原则，其宗旨为 “学习并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批判各种旧历史观，并养成史学工作者实事求是的作风，以从事新史学的建设工作”。会员须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赞成本会宗旨，并愿遵守本会会章。该会的最高权力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由大会选举理事若干人组织理事会，为大会闭幕后的执行机关。理事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二人，由全体理事互选。理事会下设秘书处，处理日常事务。理事会认为必要时，设立各种委员会，从事调查、发掘、研究、编辑等工作；可举办各种学习小组，兴办讲习会。省或中小城市成立分会，须经理事会批准。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由三种不同类型的史学工作者组成，第一种是受过封建阶级或资产阶级历史教育，从旧社会过渡来的成名史学家或著名的历史工作者；第二种是在白区工作的马克思主义工作者或前进的史学家；第三种是从延安（解放区）来的马克思主义史学队伍。虽然参加筹备会发起人会议的旧史学出身者相对较多，但在常委会成员中，来自解放区和白区地下工作者则占多数。

随后，相继筹建中国新政治学研究会、中国新法学研究会、中国新哲学研究会和中国新经济学研究会、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各学会推举范文澜等十名代表，以 “中华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代表会议筹备会” 的名义，作为一个人民团体的代表团，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次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社会科学的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开展活动，并组成联合机构处理日常事务。办事机构的全称为 “中国社会科学各研究会联合办事处”，简称 “社联”，地址设于北京南河沿金钩胡同甲19号一个小四合院。门前还有一个标志，以中国地图的轮廓作为底图，上画五面小旗，代表五个研究会。五个研究会筹备会各派一名秘书和一二名干事，在 “社联” 办公。各研究会筹备会的负责人分别为新哲学会李达、新政治学会王昆仑、新法学会张志让、新经济学会狄超白、新史学会范文澜。

中国新史学研究会简称 “中国新史学”。“新史学”，顾名思义，即以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史学研究。范文澜领导新史学研究会开展一系列工作。1949年12月，中国新史学研究会上海分会召开筹备会，周谷城、李亚农、金兆梓、周予同、李平心、顾颉刚等人参加。1950年3月，上海分会设立机构和职员。按照总会规定，南京、杭州也归入上海分会活动。此后两年间，中国新史学会总会会员达289人，河南、广东等15个省市也设立分会或筹备会，全国各地会员达606人。北京的中国史学会的活动较为活跃，召开多次会议，传达和宣传新史学会精神。

新史学研究会筹备会经常组织不定期的座谈会，由范文澜主持，探讨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座谈会并非教条主义的学习，而是根据各人对历史的认识以及研究历史的经验，从实际出发，自由发挥，相互切磋。北京地区的有关研究所和各大学历史系的教师，可以自由参加。开会地点就在 “社联” 一间不大的会议室。座谈会只谈半天，也不备午饭，会后各自散去。“中国新史学筹备会的这些活动，一般都是由范老主持。范老为人平易近人，他主持的座谈会也是十分融洽和谐，生动活泼。这些活动，使得来自解放区的革命家、史学家和原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历史学教授、专家们很快地彼此熟悉起来。通过自由讨论，增加了相互间的了解，建立起友谊。” 蔡美彪回忆一次生动的座谈会： “我那时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有时也来听会。记得有一次，徐特立徐老来参加会，讲自己研究历史的体会。徐老那时已年过七旬，侃侃而谈，兴致甚浓。范老主持会议，说： ‘徐老，时间不早了，大家要回去吃饭了。’ 徐老说：不，我还要再说几句。徐老是人们敬重的老一辈革命家，是毛主席的老师。他和史学界的人士一起开会，谈笑风生，十分亲切。”范文澜领导中国新史学筹备会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历史观和方法论，团结广大史学工作者开展历史研究，发挥了重要作用。

1951年7月28日上午，经过两年多的筹备工作，中国史学会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140余人，大都是北京地区的史学工作者。范文澜致了简单的开幕词： “今天的会是我们史学会很盛大的一个集会，照原来的估计，现在正值各学校暑期休假，好多同仁不在北京；又值各机关正在热烈展开政治自觉的学习运动，好多同仁工作特别忙。因此我们预计今天到会的人数是不会很多的。但是事实告诉我们，我们的估计错了。这可以看出大家对于史学会是很关心的，对于史学会的成立是很注意的。”范文澜请郭沫若和吴玉章发表讲话，以指明史学工作者研究的方向。

郭沫若作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报告，首先肯定范文澜领导的中国新史学会取得的成绩，“在这两年零一个月的过程当中，承范老和全国史学工作者的共同努力，史学会筹备会是做了许多工作，有了一些成就。在组织方面来讲，总会会员已有289人；各地分会和分会筹备会已有15个，全国各地会员已有606人，加上总会会员，全国总共已有会员900余人。在工作上讲，经过两年多来的努力，中国史学界在历史研究的方法、作风、目的和对象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改变”。郭沫若从六个方面分析中国新史学会取得的收获，由唯心史观转向唯物史观，由个人研究转向集体研究，由名山事业转向群众事业，由贵古贱今转向研究近代史，由大汉族主义转向尊重和研究少数民族历史，由欧美中心主义转向亚洲及其他地区历史的研究。这是两年来新史学研究取得的成果。

范文澜以 “史学已有的成绩与今后的努力” 为题，总结中国新史学会已有的六点成绩。“一、在政治理论方面，我们每个同仁的确有了很大提高。二、我们的研究和教学联系起来了。现在我们努力想定出比较一致的教学提纲，虽然还没有完成初步的定稿，但这样做下去，初步的定稿是可以产生的。三、我们史学会在搜集史料方面做得很不差。这个工作对研究近代史是很有贡献的。四、亚洲小组同仁们要编辑亚洲史目录，这个工作规模颇大而且是草创，参加这个工作的同仁都很热心。郭老看到这个计划很赞成，已经批准。等到批下来以后，就可以很快地做起来。我们从事历史研究的人，首先是要把自己所有史料公布出来，个别少数知识分子不肯公布史料的作风是应该批评的。希望有好材料的同仁要把它公布出来，让大家共同研究。五、我们会里有一个小组，专门组织那些亲身经历辛亥革命以来各个历史事件的先生们，给我们讲述亲身参加和亲眼看到的事实。从这些讲述里，可以得到许多不见于书本上的可贵史料。六、专题报告会，我们也举行了若干次，对某一问题研究的心得，在这种会上提出来很有好处。此外，史学会同仁们正在计划编辑国内少数民族史史料，亚洲各国史小丛书。”史学会今后努力的方向就是郭沫若的指示。

大会讨论了学会的工作和旨趣，宣告筹备会已完成任务，正式成立学会。根据林伯渠的意见，取消了 “新” 和 “研究”，正式定名为 “中国史学会”。中国史学会选出第一届理事会，由理事、候补理事52人组成。9月17日上午，在 “社联” 会议室举行第一次会议，由吴玉章主持会议，出席会议的有在京的范文澜等20位理事。会议推举郭沫若为中国史学会主席，吴玉章、范文澜为副主席，向达任秘书长，郑振铎为副秘书长。白寿彝、邵循正、陈垣、吴晗、翁独健、尹达、翦伯赞为常务理事。中国史学会成立后，郭沫若和吴玉章因工作较忙，日常会务仍委托范文澜主持。1952年，“社联” 撤销，史学会秘书刘寿林、干事王世昌均调到范文澜任所长的中国近代史研究所，在图书资料室工作。刘寿林仍兼任中国史学会的秘书工作。

第二节 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史学工作者应充分占有史料，揭示事物之间的联系，寻求历史的规律。新中国成立前，特别是20世纪30年代，尽管有不少学者从事中国近代史料的搜集和整理，仅限于外交史和中外关系史，且指导思想仍是唯心主义。根据地的学者也整理出版过中国近代史料，但受到条件限制，大规模的整理难于进行。新中国成立后，系统整理中国近代史料成为可能。构建马克思主义中国近代史研究体系，必须有丰富的史料作为前提。中国新史学会筹备期间，主持工作的范文澜就开始筹划编辑《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1950年成立总编辑委员会，有徐特立、范文澜、翦伯赞、陈垣、郑振铎、向达、胡绳、吕振羽、华岗、邵循正、白寿彝。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徐特立为首，以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为主，集结当时最著名的历史学家组成总编辑委员，成为最高规格的历史资料编辑指导机构。

1950年是义和团运动五十周年，又恰逢朝鲜战争爆发，因此，“清算帝国主义罪行的血账，是纪念义和团最好的办法”。作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九种的《义和团》资料，成了丛刊的第一部资料，先行编辑出版。编辑工作由翦伯赞任主编，荣孟源等人参加。1950年底即已编辑付印。1951年2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近期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的报道，其编辑方针为：一、编到旧民主主义革命完结为止；二、只提供资料，不作分析和论断；三、所录资料必须能反映近代史的某一运动的主要内容或某一侧面；四、所录资料，一律保存原型。其中由翦伯赞主编的《义和团》已经排版，拟1951年3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公开出版，分编四册，约150万字。初版原题署 “中国新史学会主编”。中国史学会成立后，该书重印才改署 “中国史学会主编”。

中国史学会成立后，从1951年至1958年，其主要工作就是继续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编纂中国近代史史料丛刊当然不是范老一个人的主张，但范老是最重要的倡导者。在总编辑中范老名次在徐特立之下，他是实际的总负责人。”《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原计划12个专题，分头编辑，陆续出版。1951年出版《义和团》后，1952年出版《太平天国》和《回民起义》，1953年出版《戊戌变法》，1954年出版《鸦片战争》，1955年出版《中法战争》，1956年出版《中日战争》，1957年出版《辛亥革命》和《捻军》，1959年出版《洋务运动》。齐思和主编的《第二次鸦片战争》6册，20世纪60年代就已编成，因 “文化大革命” 而未能出版，延及1979年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会确定的《北洋军阀》专题未及编成，直到20世纪90年代分别由原来承担编辑工作的南开大学来新夏和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近代史资料编辑室主编完成，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国史学会的原定计划，得以全部完成。

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各种资料，多者8册，200多万字，少者4册，也有100多万字，全套丛书共68册，合计字数2758余万字，成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由学者编辑的规模最大的一部资料书。“在范老主持史学会工作期间，从1950年首创编辑《义和团》资料到1958年《洋务运动完成》，次年出版。前后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共编辑出版《丛刊》10种，60册，而且是连年出书，持续不断。这样的工作效率，现在看来，也还是很高的。”每一个专题都由几个人组成一个编辑小组，一般五六人或七八人，由其中一人担任主编，范文澜担任《捻军》主编。各个专题编辑的学者，几乎汇聚当时主要的历史研究者。许多专题资料编辑的主持者，如翦伯赞、向达、白寿彝、齐思和、聂崇岐等人，虽然对近代史有相当的研究，但并不是以近代史作为自己的主攻专业。至于参加编辑的人员，更包括范围广泛的各方面专家。他们响应中国史学会和范文澜的号召，参加近代史料的编辑工作，并非为了个人著书立说，而是自觉地为开展近代史的研究服务，为史学工作者服务。各专题在搜集资料和征集优良版本的过程中，得到学术界、社会贤达和各方面人士的大力支持，纷纷捐献私人收藏史料，贡献大量珍本、钞本、善本。贡献珍藏史料的学者和社会贤达，其中《鸦片战争》专题有郑振铎、向达、王重民、张元济、祁龙威、林纪寿、徐宗元等人；《戊戌变法》专题有张元济、叶恭绰、康同璧、梁启勋、梁思庄、张次溪等人；《辛亥革命》专题有钱基博、章士钊、叶恭绰、李根源、周素源、秦翰才、张静庐、陆丹林等人。范文澜主持下的中国史学会，倡导艰苦朴素的作风，“史学会组织《近代史资料丛刊》那样大规模的工作，从来没有租宾馆开大会，而是大家埋头苦干，切实地又是高效率地完成了计划”。正是大家相互支持，通力合作，才能在不长的时间，取得巨大的成就。《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原由上海一家私营企业神州国光社出版，公私合营后改为新知识出版社，后来合并为上海人民出版社，仍继续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以下简称《丛刊》）。

范文澜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捻军》，是有关捻军的一部大型资料专辑，全书共分6册，包括三大部分。捻军史料编排方式属于“类编” 而非 “丛书”，排列上着重所选录的文字性质，而不着重书的性质。“这部资料共分 ‘综合’、‘地区’、‘函牍杂文’ 三大类。在排列上并不拘于原书的类性。如在湘军志中取其 ‘平捻篇’，金壶七墨中取其纪述河南捻军在道光时的大略情形。所以就几种书说确是不属一类，但就其所选录的各篇文字来说，它们是同一类的。又如第二类中什九都是地方志，但当中夹杂着豫军纪略、河南军情探报、知止斋遗编、从征图记、从公录……等十几种非地方志性质的文集或公牍，并且在安徽水志中又放进一部山东广饶县志，这都是由于它们和各地方有密切关系的缘故。至于第三类，绝大部分是私人文集，在三大型中比较单纯。”第一部分为专著综合，有平捻篇、求阙斋弟子记、淮军平捻记、霆军纪略、磨盾纪实、两淮戡乱记，另有附录篇，包括星烈日记汇要、鸿雪因缘图记、茌邑吉悬、斯未信斋文编、蒋子潇先生遗集、王文直公遗集、宦豫纪事等。第二部分是捻军活动的地区，记载捻军在安徽、河南、湖北、江苏、陕西、山西、直隶、山东等地活动情况。第二、三、四册辑录的这部分资料，选录各省的一些县志资料，还有豫军纪略、河南军情探报、山东军兴纪略等专著。第三部分为函牍文集，第五、六册辑载50篇，包括李文忠公全集、左文襄公全集、刘武慎公遗书、养晦堂文集、养知书屋文集、马中丞遗集、十三峰书屋文集、李文清公遗集、空青水碧诗文集、思贻堂集、退补斋诗文集、实其文斋集、坚白斋集、知止斋遗集、周憩亭集、清麓文集、损斋先生全书、臣鼐致李瀚章函。还附有《捻军资料丛刊征引书目》，注明卷数、著者、出版时间，有的还略注解题。

近代史资料十分丰富，数量以百亿千亿计算。古代史书往往以 “汗牛充栋” 形容其丰富，由于近代文化发达，加上时代较近的关系，保存下来的近代史料远远超过古代史书。史学工作者限于精力，难于一一涉猎。加上近代史料分散而杂乱，不经过大规模整理，许多珍贵史料岁积尘封，埋藏在故纸堆中，不为人知，妨碍近代史的进一步研究。《丛刊》的出版，大大解决近代史料的缺乏问题，有助于开展教学和研究工作。《丛刊》有四个方面的优点：一、遵循统一的方针，以阶级斗争作为线索，提供有关近代革命运动的大量资料。尽管受到资料来源的限制，《丛刊》只能录入许多反动方面的记载，但通过序言、书目解题、按语、编排方法以至像 “辛亥革命” 中从零星资料汇集的 “人民反清斗争”专栏，可以反映其政治倾向性。二、《丛刊》大体上采用类书的编辑方法，将近代历史分成若干重大事件，合则成为丛刊，分而成为专辑，每个专辑又按照事件的发展区分为相互联系的若干类目，各种史料分别按照其内容而分系于不同的类目之中。这种编辑方法虽然不免将一本完整的著作割裂开来，但从利用史料而言，为了驾驭大量不同内容的资料，使之珠联璧合、条目分明，按类编纂势成必然。三、《丛刊》的编者在搜集、选择、摘录、标点、校勘方面付出大量辛勤的劳动。以《义和团》为例，涉猎300多种史料，仅录84种，其整理之艰巨可见一斑。许多史料经过官方删改以及印刷抄写致使模糊错讹，缺陷甚多，必须觅求各种本子校勘，或者直接从档案中抽补。四、凡大量印行的资料一般不再选录，所录很多都是未经刊刻的抄本、流传很少的印本和原始档案。这种稀见资料以前或掌握在少数人手中，或埋藏在故纸堆中，不易示人。唯有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这些珍贵资料能够整理出来，公之于众，成为全体人民的共同财产。《丛刊》搜集丰富和珍贵的资料，并进行校勘，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还经过初步的选择和一定的编排，有一定的政治倾向性和条理性，可以作为一般教学的参考。

《丛刊》也有许多值得商榷的地方，就整的体例而言，重视每次革命高潮和战争史料，但对革命低潮时的史料却完全忽略。“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整个过程说来，各种外交交涉和人民反洋教的史料就是不可缺少的。可惜丛刊在这些方面没有提供什么东西。类似的情况还可以举出不少，如各种制度的演变、人民生活的状况、秘密会党、边疆地区的开发、少数民族的社会情况、帝国主义划分势力范围等方面的资料，都还需要加以补充。”《丛刊》多数专辑按史料内容分类，然而，《太平天国》却按资料来源分类，《戊戌变法》虽然考虑了史料内容，却偏重于史料形式，《捻军》的分类也过于笼统。各辑编选的资料也有遗漏、重复和冗长的毛病。有些专题的 “书目题解” 介绍大量未刊入的资料，但只是平铺直叙的介绍，少有高瞻远瞩的评论，介绍过于简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近代史资料的一次大规模的整理，为近代史研究提供了最基本也最有价值的史料，其成就巨大，影响深远，堪称 “新中国历史科学的盛举”。

第三节 繁荣学术研究

范文澜主持的中国史学会，举办一些纪念性的学术活动，倡导和树立优良的会风。1951年8月26日，中国史学会主办 “九三抗战胜利日” 座谈会，郭沫若、沈钧儒等76人出席。范文澜致开幕词，谴责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不断入侵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坚持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将日军逐出中国。日本投降后，美国继承日本的衣钵，对日实行片面和约，组织所谓的 “联合国军”，发动侵朝战争，妄图进一步入侵中国。范文澜要求史学工作者全体动员起来，“从历史方面，即从日本和美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史实方面，从抗日战争和抗美援朝方面，以及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整个世界在以苏联为首的和平阵营的日益壮大等方面撰写出许多文章来，向中国人民作广泛深入的宣传。美帝国主义者会篡改历史，我们史学工作者必须写出真实的历史，揭穿他的卑鄙无耻行为。” 在座谈会的发言中，范文澜告诫要警惕美国武装日本侵略中国的阴谋。美英两国政府不顾中国的一再警告，擅自决定召开旧金山对日和会，欲通过所谓的《和约草案定本》。“这个和约里不但充满了破坏中国主权，侵占中国领土，复活日本侵略势力的各种条款；而且狂悖到这样的程度：竟敢不承认对日作战最久、出力最多、牺牲最大的中国是对日作战的盟国；竟敢篡改抗日战争的历史，妄图把1941年11月7日以前，中国人民长期独立抗战的事实一笔勾销。”沈钧儒发言要求史学工作者不限于“坐而论道”，要以实际行动迎接现实的政治斗争。范文澜作了即席发言，赞同沈钧儒的意见，要求史学工作者既要 “坐而论道”，还要进一步“立而行道”，必须先论三十年来中国人民历史之道，并建议立即组织编辑委员会，编写一套抗美宣传的小册子。

1958年9月28日，是 “戊戌六君子” 遇难的日子，中国史学会组织在京史学界人士举行纪念戊戌变法六十周年学术研讨会，会议由吴玉章主持。会议一致肯定戊戌变法在近代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和进步意义。范文澜做了题为《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的发言，鸦片战争以后，中国开始有一部分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得到初步发展，形成新的社会阶级——民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同封建地主阶级保持极为密切的关系，也企图仿效日本明治维新，在不触动地主阶级根本利益的基础上，取得一些发展资本主义的条件。“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改良主义派，就是为适应这样的阶级要求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所以说，变法运动是符合当时社会发展趋势的。” 并肯定“戊戌变法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清朝统治者以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这些封建毒品麻痹知识分子。“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牌子，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减轻了 ‘非圣无法’ 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其中有些比较激进的人，跳出改良主义圈子，加入资产阶级革命派，思想又前进了一步。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解放，虽然仅仅走了第一步，却是很值得重视的一步。” 康有为还写了 “秘不示人” 的《大同书》，将封建社会说成 “据乱世”，资本主义社会是 “升平世”，公产主义社会是 “太平（大同）世”。然而，其大同思想尚是空想，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通往大同之路。中国只有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将来从社会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才能实现科学的大同之世。范文澜论证中国近代有三次思想解放运动，戊戌变法是第一次，第二次是辛亥革命，第三次是五四运动。“回顾到从五四运动开始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革命对思想解放的成就，又从而回顾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辛亥革命对思想解放的影响，再从而回顾到戊戌维新思想对抗完全封建思想的意义。我们可以得到这样的结论：思想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发展的，低级思想必然为高级思想所代替，停留在原位上的思想必然为时代所抛弃。”范文澜的发言，在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刊出。《人民日报》刊出读者来信，述说读了范文澜的文章，非常震动，受益匪浅。这次研讨会的召开对以后的戊戌变法研究起了良好的推动作用，是新中国成立后戊戌变法研究的一次高潮。

1961年，范文澜代表中国史学会主持三次学术研讨会。第一次是4月7日纪念巴黎公社九十周年学术研讨会，北京历史学会会长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所以讨论会得于借用人民大会堂山东厅举行。自从大跃进以来，社会上的浮夸风、共产风也不可避免地波及史学界，对治学的学风产生不良影响。范文澜主持研讨会，着重谈了历史学界的学风问题。范文澜以山东厅开会，提及山东出过一位封建时代公认的圣人——孔子，他每当遇到新鲜事物，一定要“每事问”。他还提倡“不耻下问”，“以能问于不能”。孔子重视调查研究，值得史学工作者学习。范文澜告诫史学工作者切忌放大炮，说大而无当的空话，要进行实弹射击，空炮打不中任何靶子。“真正打得倒敌人的历史学大炮是经过切切实实研究的历史著作（论文或书籍）。要造出这种大炮，必须对所要研究的历史事件做认真的调查工作，阅读有关的各种书籍，系统地从头到底地读下去，详细了解这件事情的经过始末，然后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观点方法来分析事情发生的原因和发展过程中发生的好的因素和坏的因素，判断这件事情的趋向是什么。写文章不是因为手痒了，嫌纸太多了，而是要解决某个问题，所以必须坚持 ‘有实事求是之意，无哗众取宠之心’ 的老实态度。切忌临时抓夫式的搜集资料，杂七杂八一大堆，好像一篇狗肉账，使读者摸不着底里。至于有意用晦涩的文字摆布迷魂阵，使读者震其繁博，甘拜下风而愿奉之以为师，就更加要不得。这种文章，加以八字考语，那就是‘装腔作势，借以吓人’。” 当巴黎公社正在进行时，表面上看似乱糟糟一团，但马克思却根据已经发生的事实，给予科学的分析，得出许多无产阶级不可磨灭的结论，也指出巴黎公社的一些缺点，断定巴黎公社的革命原则一定要在全世界实现。相反，“我们有些史学工作者，不能说不想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但动起笔来，却把历史事件忽略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中国学术也应该是大国的学术界，就是要多而精。多是指方面广，不仅要研究全世界各国的历史，首先要研究中国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精就是放弃开空炮的恶习，切切实实、老老实实地从事调查研究工作，开动脑筋，思考问题的实质，付出艰苦的研究劳动，然后再动笔撰写文章。最后谆谆告诫史学工作者认真地继承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所倡导的严肃学风，承担自己应尽的责任。

范文澜的发言以 “反对放空炮” 为题在《历史研究》发表，在史学界产生较大影响。范文澜虽未点名，但却不是无的放矢，而是有所指。“当时是在 ‘大跃进’ 之后，有些史学工作者不免沾染了虚浮之风，疏于务实而喜发高论。范老的讲演，切中时弊。”原来1958年发动一次所谓的 “史学革命”，提出 “打破王朝体系”、“打倒帝王将相”，认为应该以农民战争为主体，改写中国历史，还提倡 “厚今薄古”，大写所谓的 “四史”，即厂史、社史、村史和家史，还说要 “拔白旗，插红旗”。历史研究中放空炮说空话，写批判文章也不是摆事实讲道理，而是盛行戴帽子、打棍子等不良倾向。然而，范文澜这篇讲话发表以后，果然遭到某些人的攻击责难，以为 “反对放空炮” 乃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另一种说法，以至引起一场风波，甚至上告到中央。由于范文澜德高望重，尚不至于引起大祸，但一直到 “文化大革命” 爆发，仍是一桩公案，发表该文的《历史研究》也因此成了一大 “罪状”。

1961年5月30日，中国历史学会和北京历史学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的广西厅联合举行纪念太平天国革命110周年学术讨论会。会上，着重讨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对太平天国领袖的评价和中国历史上农民战争与宗教关系三个方面的问题。出席会议的有范文澜、吴晗、侯外庐、吕振羽、刘导生、黎澍、廖沫沙、邵循正以及有关研究机构和首都高等、中等学校的史学工作者90余人。讨论会由北京历史学会会长吴晗和副会长邵循正主持，会上听取六篇报告论文：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袁定中和马汝珩的《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北京师范学院吕翼祖的《有关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几点意见》；北京大学历史系陈庆华的《关于石达开的评价问题》；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苑书义的《试论农民革命英雄李秀成》；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石钟健和杨光楣的《太平天国与少数民族》；北京大学历史系邵循正的《秘密会社、宗教和农民战争》。与会史学工作者就这些论文提出的论点展开讨论。既有针锋相对的论战，也有互相补充的意见，充分体现百家争鸣的精神。

史学界掀起的所谓 “史学革命”，致使极 “左” 思潮泛滥，以为既然自己是革命者，就应该将封建王朝和帝王将相 “赶下历史舞台”，写历史只能写人民革命史和革命战争史，包括范文澜在内的一批史学家的一些史学观点受到批判。范文澜被指责为保护 “王朝体系”，保护 “帝皇将相” 的 “二保论” 者。范文澜在一篇未刊稿中写道： “所谓 ‘二保’ 论，一是按中国历史上朝代更替作为顺序编写历史；二是反映中国历史各朝代的统治者，作为政权代表的皇帝、大臣、名将等，在历史过程中的作用。”范文澜最后在学术研讨会上作了《论皇朝体系和帝王将相》发言，重点谈了史学界流行的 “打破王朝体系” 和 “打倒帝王将相” 的问题。范文澜一针见血地指出： “这种论调好像是很革命的，实际上是主观主义的。阶级社会是由互相对立着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构成的。打破王朝体系，抹掉帝王将相，只讲人民群众的活动，结果一部中国历史就只剩了农民战争，整个历史被取消了。” 范文澜语重心长地说： “马克思主义认为 ‘历史是劳动群众的历史’，这本是真理，但是把它绝对化、片面化，只承认历史上的劳动群众，不承认历史上的帝王将相，这就成了谬论。这种谬论应当受到大家的反对。”封建王朝和帝王将相乃是历史上的客观存在，问题在于以正确的观点去分析研究，而不是予以简单抹杀。范文澜在发言中，告诫史学工作者应坚持严格的历史主义，发人深省。“文化大革命” 前夕，“左” 倾思潮泛滥，实事求是学风遭到破坏，“当时，史学界有人坚持打破王朝体系，范老不赞成。理由是：（一）利用王朝体系，可以知道哪个朝代有什么特点，联想到许多事情。（二）利用朝代，可以知道空间多大，时间多长。（三）马克思写《印度编年稿》，并没有打破王朝体系。有人讲历史不敢提帝王将相的名字，范老说，只承认一般规律的作用，否认个人的作用，是不对的。个人才能对历史起推动或阻碍作用，要公平地评价帝王将相做了好事几份、坏事几份，历史才写得好”。范文澜坚持真理，力挽狂澜，起了中流砥柱的作用。然而，“文化大革命” 初期，范文澜却因此被指责为史学界的 “保皇派”、“保皇党”。

1961年10月16日至21日，中国史学会和湖北省哲学社会科学联合会联合在武汉召开纪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会前曾邀请郭老莅会。郭老因忙于其他工作，说 ‘有吴老、范老去就行了’，没有去参加。”李书城、吕振羽、吴晗、刘导生、邵循正、白寿彝、黎澍、金灿然、李新以及各地史学工作者百余人参加会议，蔡美彪回忆与范文澜和吕振羽同车前往： “吕老和范老是志同道合的朋友。记得他的著作送给范老，亲自写上 ‘文澜大哥指正’。1961年我随同范老和吕老一起去内蒙古访问，以后又一起去武汉参加辛亥革命学术研讨会。途中同乘一辆列车，住地同一个旅舍，朝夕相处，使我深感吕老这位可敬的老前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无拘束的谈话中，使我得到不少启迪。”会议共收到论文40余篇，主要讨论资产阶级革命派和农民的关系，会党的阶级成分和性质，新军的成分、性质和作用，对辛亥革命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评价以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10月18日，吴玉章发言后，范文澜作了《有关历史研究的几个问题》，再次强调树立严肃学风的重要性，号召史学工作者以吴玉章为榜样，“对事实任何一个疑点都不肯放过，一定要考察清楚”，树立严肃的学风，踏踏实实地做研究工作。这是中国史学会成立以来举行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也是中国史学会在 “文化大革命” 前的最后一次活动。“中央现在提倡实事求是，要通过这次会议改进学风。范老已经发表了《反对放空炮》，以论代史或以论带史都是错误的。”吴玉章和范文澜都在会上告诫年轻学者，要想做好学问，就要有 “视富贵如浮云” 的精神，着重强调树立严肃学风问题。

范文澜和中国史学会倡导务实的学风，形成朴实的会风。史学会的活动不讲形式，也不摆排场，更没有官场习气。新史学会时期，年高德劭如徐特立，也和史学工作者一起促膝交谈，平等地交换意见，没有丝毫 “官气”。范文澜乃是纯粹的学者，被誉为有 “长者之风”，而没有“长官之风”。“记得范老主持太平天国纪念会，到会人员很多，但会场不设标志，也不设主席台，与会者相对而坐，自由交谈，极为亲切。郭老、吴老也都是学者风度，不务浮华。1961年的辛亥革命讨论会，原在桌上摆设盆花，有人提醒，吴老历来不赞成，便在会前撤去。吴老德高望重，是受人尊敬的老前辈，也是范老极为尊重的长者。范老在会上致辞时曾说，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时，我们再来武汉开纪念会，还请吴老主持。但是，范老的这个良好愿望并没有能以实现。几年之后，吴老、范老相继去世。”辛亥革命六十周年正值动乱时期，中国史学会已停止活动。

范文澜主持新史学会和史学会时期，主要从事三个方面的工作：“第一件是建国初期，筹建中国新史学研究会，团结历史学家，探讨以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第二件事是成立中国史学会，组织史学工作者编辑出版《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推动近代史的研究。第三件事是举行纪念性的学术活动，提倡严肃的学风。这三件事都曾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过相当的影响，起过一定的作用。三件事贯穿着一种精神即务实的精神。学习和探讨是从历史研究的实际出发。编辑资料是实际的工作，提倡严肃的学风即实事求是的学风”。新中国成立十多年以来，社会上风浪迭起，范文澜始终坚持务实精神，难能可贵。

第四节 标点《资治通鉴》

1954年9月，范文澜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参加第一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大会期间，他十分注意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各地所取得的建设方面的巨大成就，也注意到各地反映的一些愚昧落后现象，认为这些终将成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道路上的绊脚石。“他认为立足于建设首先要克服愚昧落后，办法就是要敢于与落后现象进行斗争，并且克服思想上的落后状态，舍得放弃落后的东西才可能前进。大会发言时他还呼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方法，总结中国近代、现代革命斗争极为丰富的经验，来促进中国文化建设事业的繁荣昌盛，并衷心期望将来的史学研究，必须适应建设事业的发展需要。”毛泽东与吴晗都属北京市的人民代表，同在一个小组。“毛泽东向吴晗说起标点《资治通鉴》事，要吴晗转告范文澜，组织一些人，在一两年内标点出版，以供广大干部阅读。”毛泽东对此给予高度评价： “《资治通鉴》这部书写得好，尽管立场观点是封建统治阶级的，但叙事有法，历代兴衰治乱本末毕具，我们可以批判地读这部书，借以熟悉历史事件，从中吸取经验教训。”毛泽东还提到读史应有地图，建议将杨守敬的《历代疆域图》用新方法改绘，以便于使用。尽管范文澜也是第一次全国人大代表，但属于河南省代表团，不在一个小组。大会结束后，吴晗找到范文澜，传达毛泽东的指示，随即着手筹划标点《资治通鉴》的工作。

标点《资治通鉴》需要工作地点，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二所刚成立不久，工作用房很少。历史三所即近代史研究所也难于腾出空房。吴晗时任北京市副市长，于是，出面借用北海公园尚未开放的画舫斋小院，作为工作地点。小院环境幽静，清雅宜人，也无外界干扰，颇适合专心工作。

标点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历史所和高等院校聘请专家，其他事务也需要各方面协调支持。经过与各方面的多方协商，于11月初组成标点《资治通鉴》以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委员会，范文澜和吴晗为召集人，委员有黄松龄（高教部），董纯才（教育部），黎澍（中宣部），金灿然（出版局），翦伯赞（北京大学），顾颉刚、尹达（历史一所），侯外庐、向达（历史二所），刘大年、王崇武（历史三所）。委员会并无固定的会议制度，有事时才与有关的委员联系。后来，因改绘杨守敬地图涉及的问题较多，两项工作遂分别进行，改绘杨守敬地图由吴晗负责，范文澜则专门负责标点工作。

由于工作委员会乃是协调机构，于是，另设标点《资治通鉴》小组和改绘杨图小组承担实际工作。标点工作量大，参加人员均在北京选聘。经过商量参加标点工作的有顾颉刚、张政烺、贺昌群（历史一所），容肇祖（哲学所），王崇武、聂崇岐（历史三所），齐思和、周一良、邓广铭（北京大学），何兹全（北京师范大学）。小组指定由王崇武为召集人，各项事宜由范文澜最后裁决。

最后是邀请顾颉刚来京，顾颉刚还在上海。在标点小组的成员中，顾颉刚的年龄最大，以前从事《史记》白话文的点校。范文澜敦请顾颉刚主持标点工作，但顾颉刚坚辞不就，表示此事非范文澜主持不可，自己可以担任校阅书稿工作，担任 “总校对”。顾颉刚回忆： “当时范文澜、吴晗接受毛主席交下的任务：（一）标点《资治通鉴》，由北大教授周一良、齐思和、聂崇岐、张政烺、邓广铭等先点，由我校定；（二）改编杨守敬《历代疆域图》，由谭其骧主持，我助之。”1954年11月，顾颉刚即到北海公园画舫斋，与王崇武一起开始标点工作。

顾颉刚刚到北京，范文澜主持召开两次全体人员会议，讨论工作方法，制订工作计划。11月8日，范文澜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召开第一次会议。“到三所，3时开标点《资治通鉴》小组会，迄6时毕，即在三所饭。今日同会同饭：王崇武（组召集人）、贺昌群、聂崇岐、容肇祖、齐思和、张政烺、邓广铭、何兹全（以上均组员），范文澜（委会员召集人）、徐调孚（出版事业管理局派来参加）、蔡美彪（笔录）。”会议确定《资治通鉴》的版本。《资治通鉴》的版本甚多，参差不齐，最后选定清胡克家翻刻的元刊胡注本。标点出的文稿本《资治通鉴》采用章校而不作另外校勘，因此，只称标点，不称点校。小组会确定分工标点办法，参加者各承担的任务，完稿后交由王崇武汇总，再送请顾颉刚总校定稿。初步商定半年时间陆续完成各卷的标点稿，一年后复校定稿，一年半左右出版。

第一次会议结束后，标点工作开始紧张有序进行。标点出的文稿陆陆续续汇总，校阅工作也随之日益繁重。《顾颉刚日记》对此屡有记载。11月15日日记记载审阅王崇武（之屏）所点《资治通鉴》两卷。“之屏所点《通鉴》颇多误处。料想他人，亦必如此。” 顾颉刚忧心忡忡：“予任总校，要在十个月内整理二百九十四卷之书，一一校正他人之误点，其不复喘息可知也。”由于各人标点方法各不相同，有的喜欢用长句，有的喜欢用短句，有的在胡三省的引书里加上引号，有的则不加引号，诸如此类，致使顾颉刚觉得统一标点工作，比自己亲自标点还困难。11月27日日记： “德均来言，尹达不欲予在《通鉴》费去太多时间，盖犹是本位主义也。”

11月29日，范文澜又在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召开第二次全体会议。《顾颉刚日记》记载：“到第三所，开《资治通鉴》标点第二次讨论会，自三时至六时。进餐后归。今日同会同席：范文澜、王崇武、聂崇岐、齐思和、周一良、张政烺、邓广铭、何兹全、容肇祖、叶圣陶、徐周孚、蔡美彪。”标点《资治通鉴》，涉及标点符号的应用。《标点符号用法》原为语体文制定，不能完全适用古籍。因此，第二次小组会议特邀出版总署副署长、语文专家叶圣陶。大家就标点中的难题，向叶圣陶请教。经过反复讨论，一时也难于制定完备的古籍标点条例，仅就标点和分段订立原则。准备在工作实践中，积累经验，逐步完善，再制定凡例。

《资治通鉴》为北宋司马光编撰，全书294卷，考异、目录各30卷。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即公元前403年，下迄后周世宗显德六年，即公元959年，用编年体记载了1362年的历史，以政治、军事为主，有 “考异” 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 “目录” 以备查阅之用。这部近300卷的大书连同注文有500万字，一年就要完成标点，时间过于仓促。由于顾颉刚还有其他工作，加上身体欠佳，提出延长时间，或者增加人力。于是，商定由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与顾颉刚分任校阅工作。改变总校对制，组成四人校阅小组，分工复校其他参加者的标点稿。而四人各自的标点稿由彼此互校，复校小组于1955年2月24日召开第一次复校小组会议。后来，改由聂崇岐主持工作。由于改进了组织工作，加快了工作进程。1955年开始向古籍出版社交出第一批复校的定稿十册，以后逐月陆续交稿。至11月全部交齐，按时完成原定计划。

标点完成后，由范文澜主持，商定出版前的有关事宜。关于标点说明。原计划形成一个标点凡例，但几经修改仍不成熟，难于定稿，最后改为标点分段的几点说明，题为《标点资治通鉴说明》，刊于书前的总说明。其内容有三项：（一）关于采用胡刻胡注本及章校的说明。（二）关于使用人名、地名、朝代书名符号、引号及分段办法的几点说明。（三）关于校订胡刻本正文、考异的明显错字及补正胡注漏误字的说明。至于此次标点工作的进展情况，仅在《说明》末尾作了简要介绍。《标点说明》由校阅起草小组起草，经范文澜审定后，署名 “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为了慎重起见，范文澜和吴晗还请陈垣审定。“标点本《资治通鉴》即将出书，这是我们草拟的一篇《标点说明》。先生对《通鉴》很有研究，《胡注表微》一书尤多精湛之论，请你千万不要客气，对这个草稿加以删削改正，或提出修正的意见。” 陈垣回信表示赞同： “承示《标点资治通鉴说明》，请我提出意见，你们真客气了，我细读了一遍，确是无疵可求，佩服之至。因此更足以证明集体合作的好处，比单干户好过多多了。司马公当年也是集体合作的。祝你们的标点胜利成功。”原来成立的标点《资治通鉴》改绘杨图委员会为工作联络机构，并非专业组织，而且改绘杨图另由吴晗负责办理，故《说明》未再提及。以 “标点资治通鉴委员会” 的名义，代表全体工作人员，不列名。

标点署名也颇费周折。标点工作由毛泽东交办，集体完成，分工又屡经变动，署名应在出版前商定。“范文澜主持学术组织工作，从来不署名。顾颉刚因未能实任总校，也不愿牵头题署。”最后商定书前的《标点说明》介绍由12位同志分担标点工作，另由4位同志组成校阅小组，每卷标点完成后，一般经过二次校阅。标点工作组建时，与会者10人。后来，增加的南开大学郑天挺以及古籍出版社章锡琛也承担少量标点工作，但不列名。校阅小组4人也不列名，即顾颉刚、王崇武、聂崇岐、容肇祖。4人小组除校阅以外，还担任大部分卷帙的标点工作。其他参加者标点的卷数或多或少，最少者不过数卷。各卷标点者复校者依其实际工作情况列于卷末。标点古籍需要逐字逐句理解原义，实际上也是对古籍的一种注解，不过不是文字注解而是符号注解。各卷写明标点者名字，以明确责任。复校有所改正，也具姓名，各负其责。古籍刊刻往往于各卷之末附署姓名，有旧例可援。校阅小组唯有聂崇岐始终其事，校阅全部书稿，付排后全部校样也由聂崇岐校定。所以，《标点说明》只提到聂崇岐校阅全书的校样，又作了若干修正。

1956年，《资治通鉴》点校本由古籍出版社出版，毛泽东反复阅读，浓圈密点，作批写注，共达3000余处。标点本《资治通鉴》的出版，开创应用1951年出版总署公布的新式标点符号标点大部头史籍的先例，推动了古籍整理事业的发展。

第五节 点校二十四史

1956年，时任国家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在《人民日报》撰文，提出整理出版 “面貌全新、校勘精良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版二十四史”。1958年7月，毛泽东指示吴晗，继续组织专家标点前四史。吴晗向范文澜传达毛泽东关于标点前四史的指示，商量具体标点工作。范文澜致信刘大年，决定在近代史所召开商讨标点前四史的会议。

大年同志：

刚才吴晗同志来谈，说最近见到主席，主席指示应标点前四史，每史附杨守敬的地图，以一年为期，争取明年十一出版。初步商量：（一）请姜君辰同志、金灿然同志参加，绘杨图的在京同志，历史三个所的负责同志（三个所分担四史），在本星期内开一个会（除星期二，吴晗同志都可以）。发请帖请你办理，召集开会用吴晗、范文澜名义。地点可在我所。

敬礼！

范文澜

星期一

9月13日，范文澜、吴晗邀请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所副所长尹达、历史研究所第二所副所长侯外庐、中华书局总编辑金灿然、地图出版社总编辑张思俊在近代史所召开会议。吴晗传达毛泽东关于标点前四史的指示，会议经过讨论，提出其他二十史和《清史稿》也着手组织人力标点，由中华书局作出规划。会议还讨论改绘杨守敬《历代疆域图》问题，原是毛泽东指示标点《资治通鉴》时交付的工作，由于涉及地图测绘，商请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由谭其骧负责，纳入复旦大学的研究工作计划。后来，该工作一直由复旦大学和谭其骧主持，与全国各地专家合作进行。1985年出版《中国历史地图集》8册，成为我国历史地图学的一项巨大成果。

会议由蔡美彪记录，吴晗看过会议记录后，于9月20日退还蔡美彪。

美彪同志：记录已看过，即请印发。（并送姜君辰同志二份）

敬礼

吴晗 九、廿

姜君辰是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社会科学组负责人，因会议商讨改绘历史地图的领导，要把记录送其查阅。蔡美彪收到吴晗的信后，即按照吴晗修改的记录稿正式打印，并对他所拟致姜君辰的信稿提了一点建议。10月6日，吴晗再次复信蔡美彪。

美彪同志：

致姜信已照尊旨加上一句，原稿附还，即请加纪录二份发出。

地图出版社拟稿已送科委未，请您即检催（我处无地址）。

纪录已由我处送主席一份，具范、吴名，并请转告范老（底稿附）。

敬礼

吴晗 十、六

吴晗的信附有由他所写署名范文澜和吴晗给毛泽东的信稿。

主席：

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约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十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书）。现将会议记录送上，妥否乞指示。

敬礼

范文澜

吴晗

十月六日

附录前四史及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会议记录

时间：1958年9月13日下午，

出席人：范文澜、吴晗、尹达、侯外庐、金灿然、张思俊

（一）吴晗报告标点前四史工作缘起。商订办法如下：

1. 《史记》已有顾颉刚用金陵本为底本的标点底稿，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负责复校。《前汉书》用王先谦补注本，由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一、二所负责组织人力标点。《后汉书》用王先谦集解本，金兆梓正进行此书的标点工作，由中华书局负责督促完成。《三国志》的标点由中华书局编辑部负责。

2. 四史的标点分段体例应予统一，以《资治通鉴》的标点体例为标准，由中华书局负责草拟印发。各书后附载历史地图。书籍装帧应力求简便。

3. 历代避讳字可制成对照表，作为附表。本文中一般不改。

4. 前四史的标点、出版工作应在一年内完成，争取明年国庆前陆续出齐。其中《史记》一书争取今年年底出版。

5. 其他廿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亦即着手组织人力，由中华书局订出规划。

（二）关于改绘杨守敬地图工作的决议：

1. 此项工作已商请由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领导。中国科学院三个历史研究所负责审图。

2. 改绘工作原由复旦大学历史系谭其骧负责，地图出版社派人协助。拟请科委与教育部联系将此工作列入复旦大学研究工作计划，由该校负责领导完成。

3. 改绘地图分幅陆续出版，限于明年国庆前出齐。

4. 改绘地图以今图为底图，应力求精确和统一。台湾及我国领海内的各岛屿必须绘入。

致毛泽东的信中所说 “其余二十一史”，根据会议记录是指 “二十四史” 的其余二十史和《清史稿》。所谓 “二十四史”，即清乾隆钦定的 “正史”，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魏书》、《宋书》、《南齐书》、《北齐书》、《南史》、《北史》、《陈书》、《周书》、《梁书》、《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吴晗在传达毛泽东关于标点前四史的指示时，曾经提到毛泽东抱怨《资治通鉴》精装本厚得像块砖头，他要在床上看书，得练习举重。所以，会议记录特地说明 “书籍装帧，力求简便”。范文澜和吴晗具名给毛泽东的信中也再次呈报 “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后来，中华书局标点本二十四史采用平装出售，即缘于此。

几天以后，吴晗再次复信蔡美彪，说毛泽东已回信，原件由吴晗保存，寄来抄件，转送范文澜。吴晗抄寄的毛泽东的信极为简要，大意为：“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执行。”吴晗的这封来信以及毛泽东回信的抄件，“文化大革命” 时已上交有关部门。

标点二十四史的计划经毛泽东核准后，中华书局和有关专家便开始工作。《史记》由顾颉刚点校，原为古籍出版社的约稿，包括校正工作，改为标点本后，纳入二十四史的整理本系统。《汉书》由西北大学历史系点校。《后汉书》几经周折，才由宋云彬承担。《三国志》由陈乃乾点校。《晋书》由吴则虞点校。南朝四书和《南史》由山东大学历史系承担，王仲荦负责。北朝三史（不包括隋书）和《北史》由武汉大学历史系承担，唐长孺负责。《隋书》直到1964年才决定由汪绍楹点校。两《唐书》由中山大学历史系承担，《旧唐书》由刘节负责，《新唐书》由董家遵负责。《五代史》在陈垣指导下工作，刘节点校《旧五代史》，柴德庚点校《新五代史》。《宋史》原由聂崇岐点校，刚完成初点即去世，1963年改由罗继祖继续点校，其中11种志由邓广铭负责。《明史》由南开大学明清史研究室承担，郑天挺负责。辽金元三史，直到1962年才由翁独健代为筹划落实，由冯家昇点校《辽史》，傅乐焕点校《金史》，翁独健点校《元史》。

1958年标点工作刚起动，对质量方面未提明确要求，工作方法也未做出切合实际的规定。只有一份标点举例，例句未超出《史记》的范围，其他各史的复杂情况也未充分估计。校勘则作版本对校，汲取前人校勘成果。有些史书的标点，采取 “大兵团作战”。早期点校出版的三部史书各行其是，做法颇不相同，形式也未统一。1959年出版的《史记》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献礼本，以张文虎校本作底本，未作更多的校勘，也没有新写的校勘记。重点在于标点、分段，推敲相当认真。1962年出版的《汉书》用《汉书补注本》作为底本校勘，校了几种本子，采用《补注》以及杨树达《汉书管窥》中有关校勘的若干意见，校勘记附在每卷之末。西北大学点校的初稿，遗留不少问题，后由傅东华订正。1959年出版的《三国志》没有固定本子，四种本子互校，择善而从之。有异文处，也未作交代。书末附有极简单的校勘记。1965年出版点校的《后汉书》。“文化大革命” 前，前四史的出版工作全部完成。

由于对各史的具体情况和工作上的问题作了全面研究，1959年在校勘方面提出新要求，除做好版本互校以外，还要较为系统地进行 “本校”（本史各部分的互证）和 “他校”（有关史书及类书等比勘），并强调应汲取前人对本史的研究成果，以张森楷的《十七史校勘记》以及张元济的《二十四史》校勘记稿本，供各史工作者参考。为了使标点和分段更加合理，各史之间大体统一，重新拟定基本适应《晋书》以下二十史的标点和分段体例。主要针对南北朝以下各史存在的问题，以提高各史整理水平。校勘方面的新要求，通过工作小结方式寄给承担点校的有关专家征求意见，得到一致赞同。然而，却大大增加工作量和工作难度。

尽管解决了工作方法，但分散在外地高校点校各史的工作，常常被教学和科研工作打断，时断时续。不仅时间没有保证，完成不了预定计划，而且质量也成问题。赵守俨向金灿然反映后，与齐燕铭商量，向主持中宣部工作的周扬报告，要求将承担点校工作的各专家暂时借调到北京的中华书局工作，得到周扬的大力支持。1963年秋冬，先后借调到中华书局的有唐长孺、陈仲安、王永兴、王仲荦、卢振华、张维华、刘节、罗继祖、郑天挺。原在北京工作的专家，除傅乐焕后期曾到中华书局的招待所工作外，大都各自在家点校，只是有时碰头开会，商量有关问题。点校《新五代史》的柴德庚虽然到京，为了便于向陈垣请教，以及与点校《旧五代史》的刘节商量，也未住到翠微路。各史改由各人负责，不再采用 “大兵团作战” 方式，凡是 “大兵团作战” 的初稿，重新加工。点校工作进展顺利，完成《晋书》的点校和部分发稿，《周书》、《南齐书》、《陈书》付梓，《北齐书》和《梁书》的点校也基本结束，其他各史也做了不少工作。1966年5月，傅乐焕在陶然亭结束自己的生命。受到史无前例的 “文化大革命” 的冲击，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也被迫停顿。

1967年5月，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又昙花一现地恢复。戚本禹的意见传达到中华书局的 “革命造反团”，要中华书局继续点校二十四史，并且可以用 “旧人”。于是，中华书局刮起一股 “业务风”，但时过境迁，原来担任点校工作的专家只有一部分能够借调到中华书局，另一部分人因所在单位的造反派认为有 “严重问题”，需要审查清楚，不同意借调。于是，不得不从中国科学院和北京高校补充一部分力量，加上中华书局的工作，以及虽不在编辑部而可以胜任工作的人，分编成若干业务组。另设总管业务工作秘书组；序言组则研究并撰写批判性的出版说明。“调自北京院校和研究单位的，也要到中华来工作，按时上下班。在满城大字报和口号声中，居然有一块地方能够坐下来读书、搞业务，这在当时的北京恐怕是独一无二的，有幸参加这一工作的知识分子，乐得在这块小天地里逃避一时，即使在大热天里来回跑跑，也在所不辞，不以为苦。”只是好景不长，随着戚本禹的垮台，业务摊子也倒了。范文澜于1969年病逝，吴晗也被迫害致死，二十四史的点校工作也变得遥遥无期。

1971年4月，由于毛泽东对历史的偏爱，姚文元在北京出版会议提出 “二十四史” 的标点工作应继续完成，作为 “研究批判历史的一种资料”。周恩来在姚文元的信上批示： “《二十四史》除已有标点以外，再加《清史稿》，都请中华书局负责加以组织，请人标点，由顾颉刚先生总其成。究如何为好，请吴庆彤提出版会议一议。”4月7日，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到顾家向顾颉刚传达周恩来的指示。顾颉刚身体不好，由白寿彝任组长，吴树平和赵守俨任副组长。点校工作方法作了变动，对本校和他校作了限制，仅在 “点不断、读不通” 的情况下使用。版本异同择善而从，不出校记。点校工作的分工也有所变动，两《唐书》、两《五代史》和《宋史》五种划归上海点校，由上海人民出版社负责组织工作，北京所存的有关这五史的点校材料，全部提供上海参考。北京则增加《清史稿》。参加点校人员也有所不同。杨伯峻负责复阅修改吴则虞的《晋书》；南北史维持原状，北朝史由唐长孺、陈仲安负责，南朝史由王仲荦负责；卢振华下肢瘫痪，不能来京，在济南病榻完成《梁书》的复校改订和《南史》点校。《隋书》因汪绍楹病逝，改由阴法鲁继续点校。《辽史》和《金史》也因冯家升、傅乐焕去世，改由陈述和张政烺分别继续点校。《元史》仍由翁独健负责，但邵循正和内蒙古大学蒙古史研究室的全体人员参加了工作，其中林沉、周清澍用力尤多。《明史》因郑天挺尚未解放，改由王毓铨、周振甫继续点校。新增加的《清史稿》，由罗尔纲、启功、王锺翰、孙毓棠分任点校，刘大年也参与这一工作。1975年底，北京承担的各史点校工作基本结束，只剩下《元史》在印刷。1977年底，《清史稿》也全部出齐。1978年春，上海点校的《宋史》出版。至此，历经二十余年风风雨雨的全部点校工作均已完成，实现了范文澜、吴晗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制订，经毛泽东核准的点校计划。

《二十四史》以及《清史稿》的点校出版，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史学界和出版界通力合作所做的重大贡献。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选择最佳版本作为底本，远胜于流行的乾隆殿本。采择诸版本校勘，汇集诸版本之长，胜过仅有单一版本的百衲本。“本书的校点反映了我国史学界各个断代研究的最高水平。《二十四史》全帙的完成则是史籍整理的一项巨大成就。”日本吉川幸次郎在《访华余录——出版和书店》中高度评价二十四史的整理工作，作为学术界亘古未有的事业，意义十分重大，可以肯定超过乾隆殿本，将成为今后研究者的标准本。

第六节 支援国家经济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大批的建设工程要求提供建设地区的地震烈度资料，但新中国成立初的地震工作根本不能满足工程建设的需要。根据国家规定，建设单位必须根据地震部门提供的建设地区地震烈度资料，才能进行抗震设计和设防。既要经济，又要安全，成为经济建设中必须考虑的原则。提供准确的地震烈度资料对于重大建设工程尤为重要。然而，由于地震专业人员很少，服务于工程建设的经验不足，水平不高，地震资料又不足，鉴定地震危险性的理论和方法不成熟。因此，要提出论据充分，颇具说服力的地震烈度相当困难。为了迅速地提高中国地震烈度的研究水平，有必要建立一个适当的机构，保证国民经济建设的需要，协助国家计划委员会统一指导和组织有关部门的技术力量开展地震烈度鉴定工作。1953年11月28日，中国科学院常务会议决定成立中国科学家地震工作委员会，由李四光、竺可桢两位副院长兼任正副主任，成员有赵九章、李善邦、范文澜、张文佑等人，赵九章兼任委员会秘书。

地震工作委员会受中国科学院领导，是国家计划委员会审核重大工程烈度的咨询机构，由中国科学院聘请地震、地质、地理、历史、建筑和土木结构等有关学科专家及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代表组成；必要时邀请有关地方代表参加。地震工作委员会下设综合组、地质组、历史组，分别由李善邦、张文佑、范文澜兼管。综合组根据有关单位所组织的地震调查大队及工作委员会地质、历史两组提出的资料进行研究，提出问题；必要时，再由科学院、国家计委组织地震、地质、地理、建筑、历史等方面专家和有关部门人员，在有关地方政府领导下进行复查，鉴定资料的正确性；根据资料和调查结果，进行综合分析鉴定，提供地震烈度。对于国家重点建设区，或地震烈度达到七级或七级以上的地区，其地震烈度原则上应召集地震工作委员会及有关人员讨论后决定。各地工矿企业机构需要地震烈度资料，须经中央各部及大行政区域有关部门统一提出，由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办理。地震工作委员会做了大量的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地震工作的开展。审核、批准大批工程建设的地震烈度，收到集思广益之效，提高了地震烈度的准确性；主持编写《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和中国地震烈度表；组织领导特殊重大建设项目的现场地震及地质的考察工作；领导开展大城市和基建场地的地震烈度的小区划分工作。地震工作委员会不仅保证了国家重大工程顺利进行，而且使地震工作一开始就与国民经济建设紧密结合在一起，为以后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1953年，国务院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苏联帮助中国设计建立156个大型厂矿项目，依据厂矿设计程序，必须先了解建设地点的地震烈度。新中国成立前我国设立的地震台极少，地震资料积累有限，不能满足全国各地经济建设的需要；有关历史地震的记录在正史 “五行志” 以及地方志书中早有丰富记载，却未经搜集整理，不便于使用。“范老历来主张历史研究工作要为现实服务，这一思想成为多数人的共识。过去所里有不少课题主要出于为现实服务的考虑，特别是搜集整理地震史资料，直接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1954年，在中国科学院副院长李四光的建议下，开始实施整理地震史料的浩大工程。“时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地质工作委员会主任、著名地质学家李四光，倡议整理编辑历史地震资料，委托历史第三所所长范文澜、史学家金毓黻主持其事，所内工作人员王其榘、王会庵、茹春甫、刘仁达、王寿彭、李育民等同志参与搜集资料和编辑。”整理地震史料工作由中国科学院地震工作委员会主持，历史组具体负责，请范文澜、金毓黻亲自领导。主要参加单位有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和地球物理研究所。北京市人民政府、北京市文教委员会文物组、文化部社会文化事业管理局、故宫博物院、北京图书馆、北京文史馆、北京市文物整理委员会、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和中央民族学院，均给予大力支持和协助。由于历代正史记载不尽完整、准确，或者过于简略，须查找各地方志，并组织科技人员到各地实地调查，史料搜编涉及面广，工作量大，需要人力多，而时间又不能太长，以免影响工程建设。历经两年多的集体努力，翻阅8000余种文献，包括正史、别史、笔记、杂录和诗文集2300余种，地方志5600余种以及故宫档案、报纸杂志以及一些近代的地震报告，搜集从公元前1177年至1955年间地震记载15000余条，共计地震8000余次，经过逐条审核校对，按其所记时间、地点、情况与来源加以整理，分省逐年排列，于1956年编辑出版《中国地震资料年表》。

在编写《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过程中，遇到了受地震破坏的古建筑、古碑刻、古文物记载，如辽代山西应县木塔，高60余米，已有900多年历史，屡经地震屹然壁立。元代至正三年八月丁亥（1337年9月22日）京师地震，“文宗神主及御床尽碎，西湖寺钟神御殿壁仆”。嘉靖三十四年十二月（1556年2月）山西、陕西、河南同时地震，遇难有名者83万人，破坏了西安小雁塔以及各种石刻极多。这类资料都需要考古学家以及古建筑学家共同商讨，以判断其强弱。王会庵回忆： “范老在此期间，中断了写《通史》的工作，参加辩论，最后博采众议，做出判断。每次会议我捞陪末坐，听范老言论，其科学的态度，令人心折。同时这又是一次考古与地震相结合的学习，获益不浅。范老非常重视古石刻的记载，特派刘仁达同志和我，在北京市内与郊区采访，历时二月，去了200余处寺院（包括会馆），获得有关地震记载的石刻二十余处。我们不会摹拓，只能手抄，范老看后，可采者均录入年表。”《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出版，“开创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作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先例，也为中国地震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根据《中国地震资料年表》搜集的资料，编制《全国震中分布图》，绘制等震线，总结全国每县地震情况，编排《中国历史上地震烈度分布图》。苏联地质学家果尔什戈夫教授帮助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绘制《中国地震区域划分图》。竺可桢为该书写了热情洋溢的序言，称赞范文澜等史学工作者所做的重要贡献。

《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分上、下两卷，250多万字，成为世界上跨越时间最长，资料最为丰富的地震史料之一，对认识中国地震活动性的基本特征，开展区域性地震研究工作以及进行观测台网建设都具有指导意义。《年表》成为研究中国地震活动性的基础资料。强烈地震的重复率很低，只有积累长期的资料才能掌握其活动规律。而地震仪器的观测迄今不到百年，所以历史资料成为地震记录的最有效的补充与延伸。通过分析和研究中国历史地震资料，了解了中国地震活动特征： “大多数地震发生在少数一定轮廓的地震活动区里，而这些地区的界线随着资料的积累愈趋明确；近年仪器观测的结果与根据历史资料描绘的地震活动区基本一致。各地震区的地震活动频度相差悬殊；同一地区不同时段也有平静和活跃之别；地震活动性随时间的变化，强烈地震活动周期的长短等，各地震区也不尽相同。一个地区一定时间内发生的大小地震之间的频度与震级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可能发生的最大地震的震级上限还无法从理论上推断”。长期地震资料仍然是研究地震不可缺少的依据。《年表》也是研究地震成因和地震预报的宝贵资料。中国地震历史资料中不仅有地震本身的记载，而且还常常记载了与地震相伴随的各种现象，特别是地震前兆现象。《年表》也为建筑工程抗震和地震应急避险提供宝贵的经验。李善邦以《年表》为依据，进一步主持编制《中国地震目录》，于1960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第一集为大地震目录，辑录从公元前12世纪至1955年的1180次大地震；第二集为分县地震目录，即全国各县遭受历次地震影响的分区地震目录。这是研究中国地震的又一项较为重要的基础资料。

新中国成立初期所编纂的地震资料尽管有不尽完善之处，但在中国地震史上却占有重要地位。这批史料的整理和出版，直接服务于当时地震危险区划和地震烈度鉴定工作，对国民经济的恢复与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也为继续发掘与整理中国地震史料奠定了基础，积累了经验。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再次引起对地震问题的关注。根据地震工作的需要，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编辑委员会在《中国地震资料年表》的基础上，又进行进一步的汇集、整理、分析、审订，编辑《中国地震历史资料汇编》，按年代共分五卷，自1983年陆续出版。古老而系统的地震记录，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根据历史上强震震中的分布情况和地震活动的记载，能够明确地圈定地震危险区域，辨认长期地震活动的周期以及韵律，对地震预报以及国民经济建设的合理布局都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七节 反对民族分裂主义

1959年，平定西藏武装叛乱后，刺痛了帝国主义以及国外的某些人，他们到处造谣诽谤，混淆视听，组织反华 “大合唱”，气焰极为嚣张。并支持一小撮逃亡的叛乱集团，千方百计利用所谓的 “西藏问题”，散播谎言，歪曲历史，企图蒙蔽不明真相的人。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委托范文澜组织编辑一部有关西藏地方史料的选编，以说明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历史关系。范文澜委托刘大年，起草致西藏工委副书记王其梅的信，请求提供有关史料。

其梅同志并转西藏工委：

我们的研究所正在编写中国近现代史。西藏地区近百年的历史在书中应该占有适当地位，但是这方面的资料却非常缺乏。我们希望西藏工委给予帮助，供给一些西藏地区近百年来的政权、宗教、阶级关系、外国的侵略、人民反侵略斗争等方面资料。其中最好包括：（一）打印出来供内部参考的当地社会经济、阶级状况的调查资料；（二）打印出来准备讨论修改的藏族简志、简史初稿；（三）可以借调和可以代为抄写的档案文献等。所有这些资料我们一定负责保存，只供少数人员阅读利用，不使外传。需要归还的当定期归还。谢谢你们的帮助，并希早日能有结果。

敬礼！

范文澜

二月十六日

范文澜组织北京大学历史系、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新华通讯社国内资料组以及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的一些研究人员共同协作，编辑《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起自唐代止于西藏和平解放。

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13世纪40年代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成为中央政府直接统辖的一个行政区。时西藏地方领袖萨斯迦班智达向驻扎西凉的蒙古皇子阔端商请归附 “随土纳贡”。元朝授权萨斯迦派的八思巴管理西藏政事，西藏地方 “作为一省委付于八思巴”。元朝派员到西藏清查户口，确定赋税，任命官吏。尽管西藏归入中国版图是在中国军队到达时确定，但正如阔端所说，这与 “畏慑来服” 迥然不同，而是长期以来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早在七八世纪，唐朝的文成公主和金城公主先后出嫁吐蕃王。通过唐朝和吐蕃王室之间通婚和频繁的使臣往来，建立极其密切的政治关系，“虽曰两国，有同一家”。唐朝和吐蕃王朝几乎同时瓦解，陷于割据局面，但历史上形成的密切关系，并未因五代十国的混战和藏族的诸侯纷争而隔绝，而是继续得到保持和发展。宋时一些藏族部落 “献地内附”，呈纳贡赋，并请求派遣管理各地的官员。宋朝封授 “角厮罗” 为 “团练使” 和 “节度使”，其后其子孙也世代由宋朝委任官职，实质上确立中央与地方之间的政治统属关系。从唐朝到元初六百年间，随着政治关系的发展，汉藏民族也加强经济和文化交流。唐朝公主以及大批随员和工匠入藏，带去内地物产和生产技术，帮助藏族新建手工业，发展农业。唐朝的天文、历算、医学、儒学逐渐为藏族所吸收，哺育以汉文化为内核而具有藏民特色的西藏文化的发展。西藏地方于元朝归入中国版图，犹如瓜熟蒂落，乃是六百多年历史行程的必然归宿，也是藏族和各民族的共同要求。

从元朝开始，七百年来中国封建王朝虽有更替，社会状况也有过重大变化，国体和政体也有更改，但历届政府对西藏一直行使完全的主权。元朝视西藏为一行省，作为宗王封地。明朝也将施于云南、贵州、四川等少数民族的地方行政以及军事制度，推行于西藏。朵甘、乌斯藏设行都指挥使司，受西安行都指挥使司统辖。西藏地方的行政区划、户口、赋税详细载入记录清朝版图的 “大清一统志”。民国成立之初，即宣布西藏和其他地区一样，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北洋军阀和国民党统治时期，西藏也一直是一个地方行政区。自元朝以来，西藏地方各级官员都由中央任免。八思巴的历代继承者，以至万户长等基层官员均由元朝直接封授。明代自都指挥使司、寨官、巡检等各级官员，均由朝廷决定其更替和升迁。分驻各地的宗教首领，明朝敕封为 “王” 和 “法王”，赋予地方职权，统一于中央。清初封授达赖和班禅以宗教和地方行政职权。达赖和班禅的承袭，通过 “转世” 实现，必须得到中央册封。乾隆以后，达赖和班禅的 “转世” 通过金奔巴瓶抽签决定，由驻藏大臣代表朝廷主持 “坐床”。十四世达赖转世时，国民党政府派员赴藏主持 “坐床”。至于噶伦以下各级官员的任命，清乾隆由驻藏大臣会同达赖奏报朝廷统一拣放。自元朝任命八思巴为 “帝师” 以来，历代均有西藏地方官员接受册命，在中央政府任职。不仅行政官员的任免，而且西藏地方政权组织、行政制度的规定，也出自历届中央政府。元朝规定西藏 “设官分职而领之于帝师” “帅臣以下，亦必僧俗并用，军民通摄”。明朝规定王和法王各有封地，分别治理。清朝对西藏地方政权制度的规定，包括对达赖和班禅的地位和职责的规定，也比前代更加具体和完备，并且确立法制形式的规章——乾隆 “钦定章程”。历届中央政府，作为西藏地方制度的制定者，也完全有权随宜变革。元朝确立的制度，明朝作了改革，清朝又改革明朝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也负有维持地方统治秩序、保卫疆土神圣不可侵犯的责任。元朝和明朝均将西藏纳入全国的军事系统，清朝在西藏常川驻军，如有必要另调大军入藏。西藏七百年来一直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世所公认，毋庸置疑。

近百年来，帝国主义企图破坏中国在西藏的主权，侵占该领土，制造所谓的 “西藏问题”，玩弄所谓的 “西藏独立”。早在鸦片战争前，英国就开始侵略西藏的活动。1847年，英国提出克什米尔和后藏划界要求，遭到清政府拒绝。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通过不平等条约取得中国内地通商、传教和游历的特权。1876年，英国通过《烟台条约》的西藏专条，取得前往西藏的探路权。1888年，英国挑起第一次武装入藏战争，通过中英会议签订的藏印条约，摄取占西藏局部哲孟雄为保护国和开亚东为商埠的利益。1904年，英国再次挑起武装入藏战争，打到拉萨城下，迫使西藏地方政府在其拟就的 “拉萨条约” 上签字，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1906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中英续订藏印条约》，摄取许多侵略利益，但不得不事实上确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英国在辛亥革命前后制造所谓的 “西藏独立”。英方唆使西藏地方政府培植亲英藏军，驱逐清朝驻藏大臣，并进犯四川和西康。民国政府清剿叛军和收复失地时，英国公然提出 “中国不得干涉西藏内政” 等无理要求。1913年，中英藏举行西姆拉会议，英方提出解决西藏问题的 “西姆拉条约”，妄图将西藏变成其殖民地，中国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北洋政府以及历届政府也一再声明不承认这个条约。帝国主义以此叫嚣辛亥革命以后西藏一直是个 “独立国”，不过是枉然。1919年，北洋政府再次拒绝英国就所谓 “西姆拉条约” 重新开议的要求。十三世达赖向北洋政府入藏人员表明 “亲英非出本心”，“余誓倾心内向，同谋五族幸福”。1920年，英国派贝尔入藏，企图向达赖进行解释，以挽回 “信任和友谊”。贝尔被驱逐出境。英国支持擦戎企图发动政变，达赖及时发现，将其粉碎。1928年，达赖派员与南京国民政府取得联系。1930年，达赖向南京政府入藏人员表示 “英人对吾确有诱惑之心，但吾知主权不可失”。1930年以后，西藏地方政府派员常驻南京。

十三世达赖逝世后，热振管理藏政8年，西藏地方政府与中央关系加强。南京政府派员致祭达赖，批准热振 “综摄全藏政务”。蒙藏委员会在拉萨设立办事处，作为中央政府的常驻代表。1940年，国民党政府依据西藏地方政府报告，颁布十四世达赖的任命，并派员赴藏主持其继任典礼。1941年，热振被迫辞职，并被逮捕处死。1942年，英美帝国主义支持成立西藏 “外交局”，要求与国民党当局发生关系，遭到拒绝。帝国主义及其代理人控制西藏地方政府，但西藏依然是中国领土，中国政府保持对西藏的主权。1949年7月，帝国主义指使西藏地方当局制造所谓的 “驱汉事件”，驱逐国民党政府的驻藏官员，并组织非法“使团” 向英国、美国和印度上演 “表明独立” 的丑剧。当人民解放军进军西藏时，英美等国宣传机器发出狂妄的叫嚣，印度也通过外交机构进行无理干涉，并提出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将引起 “严重后果”。1951年，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关于和平解放西藏的协议》，西藏人民重新回到祖国各族人民的大家庭。

《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是第一部自古至今的西藏地方史料，以翔实的历史资料说明，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所谓的“西藏问题” 是帝国主义制造的分裂中国的阴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