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把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与世界经济新平庸相区别

2014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首次用“新平庸”描述世界经济发展趋势，该组织也不断调低对世界经济增长率的预测。2015年，鉴于世界经济仍然没有起色，拉加德再次强调，防止把新平庸变成新现实。不过，我国经济的新常态与世界经济的新平庸，无论是就形成原因还是就实际表现来说，都是截然不同的。

自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触发世界金融危机以来，全球经济整体上复苏乏力，2014年世界经济平均增长率只有2.5%，仍然远远低于金融危机前2006年4.1%的水平。其中，发达国家中英美复苏相对强劲，美国也于2015年12月实施了9年多以来首次加息，但是经济增长基础并不牢固；欧元区和日本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生产率和经济增长表现均不尽如人意；新兴经济体国家中，在巴西和俄罗斯受大宗商品价格下跌影响，经济严重下滑，在呈现滞涨特征的同时，印度开始享受人口红利，增长率逐渐企高（见图1）。可见，虽然受到金融危机的后续影响，或多或少地被世界经济长周期所左右，全球经济整体表现出一种“新平庸”，但是，每个具体国家面临的制约因素并不相同。

不过，在世界经济表现出这种“远近高低各不同”风景的同时，仍可从长期经济增长角度看到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即随着人均收入水平的提高，那些助推经济较快增长的“低垂的果子”逐渐减少，在更高的发展阶段上只能取得相对低的增长速度。以2014年为例，被世界银行定义为低收入组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即GDP低于1000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6.3%，中等偏下收入国家（人均GDP在1000—4000美元）平均增长率为5.8%，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人均GDP在4000—12000美元）平均增长率为4.5%，而被定义为高收入国家（人均GDP高于12000美元）平均增长率仅为1.7%。

也就是说，高速经济增长本质上是一种赶超现象。在典型的二元经济发展阶段，享有人口红利可以保证劳动力供给充分、人力资本持续改善、资本回报率保持较高水平，以及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和技术后发优势带来的较快的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而随着经济发展阶段变化，一个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越来越具有新古典增长的特征，传统增长源泉减弱，经济增长主要靠创新和生产率提高维持，增长速度减慢是符合规律的现象。

按照世界银行分组标准和数据，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我国走过了从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再到中等偏上收入的赶超过程。例如，继2001年跨越低收入到中等偏下收入的分界线，人均GDP超过了1000美元之后，2010年又跨越中等偏下收入到中等偏上收入的分界线，人均GDP超过了4000美元，2014年为7590美元。这个人均收入提高的历程也是经济发展阶段变化的过程，与前述规律性有关，其中2010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恰好在我国经济总量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GDP跨越中等偏上收入门槛之际，第六次人口普查显示，我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总量于2010年达到峰值，此后进入负增长。改革开放时期高速经济增长与2010年之前劳动年龄人口迅速增加、人口抚养比显著下降直接相关，即劳动力无限供给特征可以提高储蓄率、延缓资本报酬递减、保持劳动力和人力资本充分供给，以及通过劳动力转移获得资源重新配置效率。

我们以往所做的计量分析表明，1982—2009年，在10%的GDP平均增长率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为7.1%，劳动力数量的贡献为0.8%，劳动者教育水平（即人力资本）的贡献率为0.4%，人口抚养比下降的贡献率为0.7%，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率为1.0%（Cai and Zhao，2012）。而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中，接近一半的贡献来自农业劳动力转移带来的资源重新配置效率。因此，以人口红利消失为突出特征的发展阶段变化，意味着推动高速增长的传统动力源减弱，导致潜在增长率下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