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十六国以前“五胡”权力关系之考察

第一节 “五胡”生存地域与权力关系的探讨

受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气象学、人口学的影响，一些专家、学者从多学科角度出发，研究人类历史的变迁。如我国科学家竺可桢1972年在《考古学报》第1期发表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一文，大量引用了古物候资料，采用物候学分析方法，研究气候对我国历史时期的植物、作物的影响；气候与人类生产活动、历史文化的关联性。台湾学者刘昭民在其著作《中国历史上气候之变迁》里，将气象学、物候学与历史学相结合，研究了中国历史上气候变迁以及这种变迁对人类历史的影响。王明珂在其著作《游牧者的抉择：面对汉帝国的北亚游牧部族》里，从北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资源获取、生产、社会结构等方面入手，研究游牧社会生存发展的内在规律。许倬云《汉末至南北朝时期的气候与民族移动的初步考察》一文认为气候变化是民族迁徙重要原因之一。美国学者拉铁摩尔的名著《中国的亚洲内陆边疆》，用机动力与财富的此消彼长解释草原帝国兴衰的历史变化。美国学者巴菲尔德在《危险的边疆：游牧帝国与中国》一书中认为：北方草原游牧部落帝国的凝聚极依赖与统一中原王朝政权间的互动，一方崩溃，另一方也随之解体，其缘由是草原游牧帝国的凝聚需要外来资源的补充。从以上学者的研究来看，人类历史的演进并不是一个单一因素影响的过程，而是受多种复杂条件共同或者某一种因素起决定作用的推动而不断向前发展。总体来说，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同时会受到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的共同支配。当自然因素稳定向好时，那么社会人文因素就起显性作用，并且更容易被人们所认识，但同时又会掩盖自然因素的作用；当自然因素波动而趋于恶劣时，就会扰动社会，乃至打乱人类社会秩序，此时，自然因素处于显性作用。中国传统史家在归因对历史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中，很可能受某种社会历史现象的干扰，可能会得出不客观的结论。如在中国王朝的统治中，往往将人祸无限夸大，乃至将天灾解释为因人君无道而引起上天的惩罚。例如本书中关于权力的问题，它不仅仅涉及游牧世界的社会人文，而且是一个自然与社会相互影响而形成的复杂统一体。英国社会学家罗德里克·马丁认为：“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与资源丰富的地方相比，相互依赖、从而不平衡依赖的可能性就大一些……究竟哪些自然资源对权力关系有重大影响，这要取决于地理和气候这类非社会因素，取决于技术和人口居住分布状况这类半社会因素。”在罗德里克·马丁看来，地理、气候是非社会的自然因素，而技术和人口分布状况，并不是一个纯社会因素。这里马丁所说的技术是指人们在处理和使用原材料的过程中涉及的物质活动、被使用的劳动力的组织，以及将这两者相结合时所利用的知识，因而技术绝不仅指一组物质客体。人口分布按照现代概念，是指某一时点上人口在某地域范围内的聚集状况，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变化。反映人口分布状况的一个重要指标是人口密度，即总人口与土地面积之比，常以每平方公里的居民人数来表示。根据现代学者的研究，人口具有自然和社会的两重属性。如何将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有机统一于一个研究范式内，在众多采取这类研究取向的学者中，罗德里克·马丁的研究就是其中之一。他在论及“权力关系与依赖”的问题上，有这样的一个分析模型：

罗德里克·马丁对以上模型中各变量、因素阐述为：（1）“技术”一词是指在处理和使用原材料的过程中涉及的物质活动、被使用的劳动力组织，以及将这两者相结合时所利用的知识，因而技术绝不仅指一组物质客体。（2）自然资源的范围和分布，既影响权力关系的一般模式，也影响该模式中特定的个人和团体的位置。资源相对匮乏的地方与资源丰富的地方相比，相互依赖、从而不平衡依赖的可能性要大一些。究竟哪些自然资源对权力关系有重大影响，这要取决地理和气候这类非社会因素，取决于技术和人口居住分布状况这类半社会因素。（3）急需性包含两个成分：中心性和匮乏。有些资源至关重要，但并不短缺，如19世纪加拿大的土地资源就是如此；另有一些资源很稀少，但却不具有中心性，17世纪英国的宝石就属于这一类。这两类资源对于权力关系显然没有重大意义，在这方面，它们的作用与那种既重要又缺少的资源简直无法相比。（4）社会中不对称依赖的总量主要受“急需性”和财产继承的影响。财产继承以两种方式影响依赖：一是资源控制的代际转移影响控制集中的程度；二是资源控制受遗产分割的影响。（5）在目标共同的地方，人们的目标可以互补，从而形成集体行动的基础，但目标也可能是彼此冲突的，这就导致对抗。所有这些因素以及其他因素，都会影响权力的分配。但不可能考察一切可能的目标，作出简化的假说是完全必要的。虽然人类的所有目标和志向都与此有关，但我还是假定，最为重要的目标——尤其是奴隶制和封建制中——是获取物质资源、威望和权力。（6）对渴望得到的资源的控制权分配直接导致依赖，但依赖并不会自然而然地导致服从。因为，服从只是在没有其他出路时才会存在。简言之，当找不到其他出路时，或者当他们的追求会带来比最初交换包含的不平衡更大的不平衡时，不对称依赖才会导致服从。罗德里克·马丁运用这一模型分析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及资本主义社会的权力关系。

假定罗德里克·马丁的分析模型正确且具有普遍性，我们以此模型来分析北方游牧民族的“权力关系与依赖”。（1）游牧者的“技术”就是如何将草地中牧草这一原材料处理成能被人类直接利用的食物的过程，并形成实施此过程的部落组织，以及将这两者相结合时所利用的游牧生产知识。（2）北方草原，特定地域内的资源分配并不平衡，有些地方水草丰美，有些地方则相对干旱，牧草资源匮乏。（3）从整体上看来，水和优质牧草是北方游牧民族中心性且相对匮乏的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是急需性的，离开了它们，牧民的生存就可能发生危机。（4）游牧民族的财产继承是按照血缘的亲疏进行代际转移的。（5）在资源的急需性和财产继承的共同影响下，谁能掌握资源的控制与分配，谁便成了核心问题。在游牧民族各种目标中，获取物质资料生存下去是最为重要也是最基本的目标。（6）游牧民族渴望得到资源的控制、分配权直接导致依赖，当在一定的时空中，没有其他更好的生存空间可供选择以及摆脱被控制的手段非常有限时，服从的权力关系随即产生。

下面我们将游牧世界的各种因素，联系成一个有机的整体系统。游牧技术是游牧民族对自然的能动适应：通过牧养牲畜，将草原上的植物转化为能被人类直接食用的畜产品。在畜牧生产过程中，由于受单位面积提供的牧草量、牧草被牲畜啃食后的恢复过程的影响，部民们赶着牲畜“逐水草迁徙”。北方草原受客观地理环境的影响，牧草资源的分布并不均匀。水分充足的坡地、河谷、绿洲，牧草丰富；而较多的平缓草原，受气候、雨水的影响，牧草并不如坡地、河谷、绿洲那样丰富；同是一个地域的草原，因局部土质的不同，生长牧草的种类、产量、质量也会不同。资源分布的不均匀，导致游牧生产的原材料——牧草这一处于中心位置的生存资源总体上处于匮乏状态。控制资源，占有资源的分配权，是游牧部族至关重要的问题。但资源控制与分配会受到另一个重要因素——财产继承的影响。游牧民族的财产实行代际转移，财产以血缘为纽带进行代代继承。拥有较为雄厚物质保障的部落组织在气候适宜的情况下，生产能力较强，有了较为丰富的物质基础，人口便大量繁衍起来。人丁兴旺，反过来也会拥有更强的资源控制能力，并且能够实现资源控制的代际转移。随着人口繁盛，导致资源相对紧张，部族对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显得更加重要，乃至出现不同部落间的资源竞争。此时，掌控着资源的核心部族在此竞争中具有优势。核心部族外的其他分支，包括非血缘部族为生存下去，产生渴望获得部分资源的控制权或者分配到一定的牧地，不平衡的依赖关系便随之产生。但这种依赖产生并不一定导致服从。如王明珂所言，游牧民族具有“游牧与其移动模式”，他们可以离开核心部族，寻找其他地域的资源，以摆脱困境。然而，受地理环境、气候等复杂条件的限制，会出现以下情况：其一，适宜放牧生存的地域有限；其二，随着人口的增加，自然存在的资源丰富的草地会越来越稀少；其三，占领或分享其他部族的草原资源并非易事，会受到抗击或排斥。当然，一个部族内的分支部族或依附部族抑或是外来部族，可以通过武力夺取资源的控制与分配权。当另寻资源和武力夺取控制权都不能奏效时，服从的权力关系便会产生。因此，游牧民族内部权力关系的产生取决于两个因素：不对称的依赖和难以摆脱控制，而这两者恰恰都与游牧民族赖以生存的草原资源有着直接关系。司马迁在《史记》中说匈奴：“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后汉书》记载秦厉公时，“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三国志》中载“氐人有王，所从来久矣。自汉开益州，置武都郡，排其种人，分窜山谷间，或在福禄，或在汧、陇左右。……俗能织布，善田种，畜养豕牛马驴骡”。《后汉书》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魏书》叙说拓跋鲜卑起源时说：“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从史籍的记载来看，匈奴有“分地”，说明早期匈奴就已经有阶序化的权力关系形成。羌人自爰剑始“田畜”，便形成“世世为豪”的部落组织。鲜卑以所居住的鲜卑山为族名。据陈连开考证，鲜卑山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后世的慕容鲜卑，即东部鲜卑，源于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麓的游牧人群；后世的拓跋鲜卑，即西部鲜卑，源于居住在大兴安岭北麓的游牧人群。大兴安岭自古就是一个草原资源丰富的地带。因此，“五胡”阶序化权力形成与其利用、控制牧草资源有着密切关系。

那么地理环境、温度、雨量及人口诸因素对“五胡”的具体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下面根据史料的记载，逐一展开。

秦汉时期的匈奴主要活动在今蒙古高原及邻近华北与新疆的草原地带。蒙古高原北方边缘是贝加尔湖地，西北是萨彦岭地区，这两地都是森林草原地带。蒙古高原的东部边缘是大兴安岭山脉、西辽河流域，主要为森林、草原地带。蒙古高原的南部边缘是黄土高原北缘的山脉与平原，沿燕山、阴山、大青山诸山脉以及冀北、晋北、河套及鄂尔多斯地区，自战国时期开始就是农牧交错地带。蒙古高原的西南边缘是今甘肃西部到新疆北部，这片区域是沙漠、绿洲及穿插其间的草原。蒙古高原的西部为东西走向的一系列大山脉，唐努山、杭爱山、阿尔泰山到天山山脉。以上地区所环绕及部分交叠的便是蒙古高原。蒙古高原由北而南可分为森林草原、草原、半沙漠草地及沙漠等自然生态带；其中草原面积最广，约占四分之三。这些草原，四周多高山，山间及附近多森林、河流及湖泊。从历史文献及考古发掘来看，山间的草原盆地、浅山及边坡草原、大河边的草原是匈奴主要的游牧区。

西汉时期，羌人主要分布在河湟地区。河湟地区是指兰州以西的黄河上游与湟水流域，约在今甘肃省西南与青海省东部，也就是青藏高原的东北角，主要呈现高原河谷为特征的地貌。河谷地区平均海拔在2200米左右，高地超过4200米。气候大致来说是冷而干燥，最暖月均温为11—13摄氏度，有些低地可达17—21摄氏度，年降雨量为300—400毫米。从历史来看，这些地方的山地草原适合放牧，较低处是良好的冬季牧场，高处是夏季牧场。河谷地带可以进行粗放的农业种植。如汉代羌人部落争夺的大小榆谷，就是宜农宜牧之地，汉曾经控制大小榆谷进行过农业开发。

秦汉时期，乌桓、鲜卑活动在西辽河流域的森林草原地带。这一区域北起西辽河北岸的巴林左旗，南到汉长城外，西起大兴安岭南段、七老图山，东至辽源。在这一区域内，主要包括西辽河（西拉木伦河）及其支流老哈河流域、大小凌河流域、燕山山地等地理区。西辽河与老哈河一带多沙丘，南岸是著名的科尔沁沙地。西面靠大兴安岭南麓、东麓的地区多森林，南方的燕山地区由中低山丘陵与盆地构成。乌桓与鲜卑人的主要经济生态区是大兴安岭东麓、东南麓与大小凌河、燕山北麓的丘陵森林与草原地带。

那么“五胡”生活的这些地带在近代的情况是什么样的呢？1935年，我国著名地理学家胡焕庸说：

 

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如下图：

这是胡先生从地理与人口视角划分的一条东南与西北的分界线——有名的胡焕庸线。学者认为，在汉唐时期，西部的黄土高原及关中地区气候较为温暖湿润，因而能够承载更多的人口，从而成为历代中国政治、经济中心。唐中期曾频繁从长安迁都洛阳，除了政治、经济上的解释，长安地区不断发生的自然灾害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宋代以后，气候变化日益表现出“胡焕庸方向”的趋势，中国人口、文化、经济重心逐渐南迁长江流域。明清两代，政府虽然大力经营甘肃，但胡焕庸线以西，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粮食自给已成问题。近代发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我国半湿润区和半干旱区的分界线，该线与胡焕庸线基本重合，也揭示出气候与人口密度的高度相关性。年降水量不足400毫米，土地便向荒漠化发展，正如西北部的草原、沙漠、高原等景色和以畜牧业为主的经济，东南部降水充沛则地理、气候迥异，农耕经济发达。从古代长城的走向来看，大体上也是沿胡焕庸线方向修筑，在西北，如宁夏境内稍有偏离。从文献记载来看，是否可以推测，古代的400毫米的等降水线就是在长城和胡焕庸线的大致范围内摆动。

从现代研究来看，地理环境和降雨的双重作用，造成北方胡焕庸线以北的大部分地区适合从事牧业，而以南则更适宜农耕，此线南北附近则是农牧交错，或由农而牧，或由牧而农。地理环境是一个物化固定空间，其变化微乎其微。雨量问题，只有到近现代科学知识的丰富及技术的进步，才有了实现对雨量测定的理论与手段，而古代并不具备量化记载。竺可桢认为，气候因素的变迁极为复杂，雨量是气候的重要因素，但不适合做度量气候变迁的指标，缘于雨量变动极端，相反，温度变迁微小，可以精密量出，因此，以冬季温度的升降作为我国气候变动的唯一指标更为妥当。根据竺可桢的研究，把我国古代气候分为考古时期（约公元前3000年—公元前1100年）、物候时期（公元前1100年—公元1400年）、方志时期（公元1400年—公元1900年）、仪器观测时期（从公元1900年开始）四个时期。在近五千年中的最初两千年，即从仰韶文化到安阳殷墟文化，中国大部分时间的年平均温度高于现在2摄氏度左右；在那以后，有一系列的上下摆动，其最低温度在公元前1000年、公元400年、1200年和1700年，摆动范围为1—2摄氏度；在每一个400年至800年的期间里，可以分出50年至100年为周期的小循环，温度范围是0.5—1摄氏度；上述循环中，任何最冷的时期，似乎都是从东亚太平洋海岸开始，寒冷波动向西传布到欧洲和非洲的大西洋海岸。同时也有从北向南的趋势，如下图所示：

从两条几乎平行的曲线图可以看出：三国到六朝时期有过长期的低温，隋代开始转暖，唐代是高温期，五代开始又渐寒，南宋有过骤寒，中间虽短暂回暖，但仍比现今温度为冷。元明均偏于寒冷，清初又骤冷，直到民国时期，始渐暖。

根据竺可桢先生的研究结论，公元前1000年左右和公元400年左右，是中国温度的两个低点时期。刘昭民先生从考古学、物候、动物之分布、古地理、古籍等方面的证据表明：

 

周朝前期（周武王十三年—周穆王二年，西元前一一二二年—西元前一〇〇〇年）继续为温暖气候时期。

周代中叶以后（周穆王二年以后，即西元前一〇〇〇年以后）有一个不大长的冷期侵入中国，此可由竹书纪年所记载当时长江和汉江曾经结冰的事实证明之……周代中叶以后的后半期（西元前一〇〇〇年—西元前七七〇年）正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冷期，也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小冰河期（Littleice-age）。又根据长江和汉江结冰的记录花粉（孢子）化石的研究，科学家推算当时年均温应比现在低0.5—1℃。

此后（直到西周末期），中原之气候不但较寒，而且干旱连年，终于导致戎狄时时入侵，周室被迫东迁，乃造成纷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周代后期的干冷气候实乃改变西周历史之一个最大因素。

春秋战国时代（周平王四十九年—秦始皇二十六年，西元前七二二年—西元前二二一年）—属于暖湿气候时期……暖和而且多雨。

秦至西汉末叶（秦始皇二十六年—汉成帝建始三年，西元前二二一年—西元前三〇年）—秦代气候略寒，西汉时代则大部分属于暖湿气候时期。

西汉末叶至东汉（西汉成帝建始四年—东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西元前二九年—西元二一九年）气候较寒而干旱。

三国时代（魏文帝黄初元年至陈留王咸熙元年，西元二二〇年—西元二六四年）旱霜连年。

晋代（晋武帝泰始元年—晋恭帝元熙二年，西元二六五年—西元四二〇年）寒霜连年。

南北朝及隋初（刘宋武帝永初元年—隋文帝开皇二十年，西元四二〇—六〇〇年）继续旱霜连年。

隋初至宋初（隋炀帝开皇二十年至北宋太宗雍熙二年西元六〇〇年—西元九八五年）气候比较暖湿，为中国历史上第三个暖期。

 

为了方便直观，将其制表如下：

竺可桢与刘昭民的研究相互印证。刘昭民从考古学、物候、动物之分布、古地理、古籍等多重证据进行翔实印证，描绘了更加详细的环境气候波动的分期，为后继研究历史环境与人类活动提供了更加可靠的依据。那么环境、气候与人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刘昭民认为，“中原之气候不但较寒，而且干旱连年，终于导致戎狄时时入侵”,“西汉成帝建始四年（西元前二九年）以后，中原的气候逐渐变成寒冷干旱，进入中国历史上第二个小冰河期，在此历时600余年的小冰河期中，寒冷干旱的气候曾造成西汉和王莽的覆亡、东汉皇室之倾覆、五胡乱华和中华民族的向南大迁移等”。中国台湾学者许倬云著文，通过大量的史料论证酷寒与北方游牧民族南迁的关联性。还有其他学者持类似的观点。从宏观上来讲，这些观点、结论是我们继续深入研究此类问题的理论基础。刘昭民、许倬云认为，游牧民族在气候变得寒冷时才会向南迁徙，甚至掠夺、入侵中原。根据《史记·匈奴列传》的记载，在气候温暖时期，北方游牧民族活动相当频繁，而且屡屡南下掠夺中原。因此，要得到完整客观的结论，不但要研究北方游牧民族在气候寒冷时期的活动，还要研究其在气候温暖时期的活动，同时还要兼顾人口因素。地理、气候、人口等诸因素对游牧社会影响深远，拉长历史的视角，这种影响的脉络也就更明显。我们从文献、史籍记述的重大历史事件来追寻其中的蛛丝马迹。

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122年时间里，是我国历史上西周的武、成、康、昭、穆时期，也是气候温暖时期。这一时期，据《史记》记载：“武王伐纣而营雒邑，复居于酆鄗，放逐戎夷泾、洛之北，以时入贡，命曰‘荒服’。”“周道衰，而穆王伐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之后，荒服不至。”这一时期“戎夷”处于弱势地位，与西周的互动活动较少。到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70年的230年时间里，是历史上西周穆、共、懿、孝、夷、厉、宣、幽时期，气候寒冷。西周末，出现了“申侯怒而与犬戎共攻杀周幽王于骊山之下，遂取周之焦获，而居于泾、渭之间，侵暴中国”的重大历史事件。“侵暴中国”，说明“犬戎”在北方的活动趋于活跃。从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气候温暖期末，到公元前1000年至公元前770年的气候寒冷期，北方草原的牧草资源急剧减少，威胁到了北方草原游牧人群的生存，向南迁徙到气候温暖的地带是符合自然环境驱动人类活动这一法则的。那么申侯联合“犬戎”攻杀幽王又存在着怎样的逻辑关系呢？申侯相较于幽王，势力较为弱小，才会联合“犬戎”。联合“犬戎”攻杀幽王，说明“犬戎”势力较强，并且有相当的组织规模。有一定的人口规模是构成一个社会强大的基本数量因子，越是在古代，这种因素的作用越是显著。因此，“犬戎”势力较大，意味着他们有一定人口规模。那么我们能不能这样来推测：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这一温暖时期，气候适宜，牧草资源丰富，游牧人群畜群兴旺，能够提供更多的食物需求，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游牧民族人口快速增长，所以势力强大也是必然。在一定区域内，人口并不能无限制的增长。我国地理学家胡焕庸研究认为：

 

第八级之人口，每方公里在一人以下，其分布之区域中，甚为辽阔，西藏高原连西康青海在内，蒙古高原以及新疆均属之。今试自黑龙江之瑷珲，向西南作一直线，至云南之腾冲为止，分全国为东南与西北两部，则此东南部之面积，计四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三十六，西北部之面积，计七百万方公里，约占全国总面积之百分之六十四；惟人口之分布，则东南部计四万四千万，约占总人口之百分之九十六，西北部之人口，仅一千八百万，约占全国总人口之百分之四，其多寡之悬殊，有如此者。

 

以上的人口数据是民国时期的，这一时期中国气候转暖。此一时期，西北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人口数）约为2.6人，这还要算上一部分人口密集的农耕区。根据现代养羊学的研究，在自然放牧状态下，草甸草原放羊一只约需8市亩草地，因此，造成这样悬殊的原因是每亩草地与每亩耕地的养育能力不同，从事牧业必须有更为广阔的地域面积生长植物。虽然古今气候会有差异，地理环境也会有差异，但差异并不会很大。因此，即使是在公元前1122年至公元前1000年的气候温暖期，虽然牧草丰富，但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人均占有牧草资源量却变少。因此，在气候转冷情况下，牧草的绝对资源量在缩小，而在气候较暖期积累了较多的人口数量，造成人均占有牧草资源的相对量也在减少，自然因素和半社会的人口因素的同时叠加，导致北方游牧民族所能获取的资源量急剧下降，大范围生存性的迁移便是唯一选择。由于资源的紧缺性，拥有和控制资源就成为游牧部族最为要紧的事情。在资源的控制与争夺中，游牧部落的部族组织变得相当重要。在一定区域内，强大的部族取得了资源的使用和支配权，而其他部族要想得到生存资源，又没有其他可以获取相似资源的地方时，就必须依附或服从于这些强势部族，强大的超部落组织就会形成，强势部族中，部族首领就拥有更大的权力。资源的匮乏性与众多人口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时，强大的超部落组织便成了缓解这一矛盾的利器。超部落组织具有比部落组织更强大的组织力和战斗力，向南迁徙并掠夺游牧世界以外的资源便成了游牧民族的唯一选择。

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东周时期和战国末期。自周平王东迁后，经桓、庄、釐、惠、襄、顷、匡、定、简、灵、景、悼、敬、元、贞定、哀、思、考、威烈、安、烈、显、慎靓、赧诸王。这一时期，是历史上的又一个气候暖湿期。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载，山戎“越燕伐齐”,“山戎伐燕”,“戎狄伐周襄王”，形成了“戎狄或居于陆浑，东至于卫，侵盗暴虐中国”的局面。秦穆公时：

 

西戎八国服于秦，故自陇以西有緜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然莫能相一。

 

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这一时期离上个气候冷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770年）近100多年。据《史记》记载会发现，这时期的游牧部族沿北方农牧交错带的分布范围更加广泛，种类更多，活动更加频繁，规模更大，进入中原更加深入，出现了“越燕伐齐”的长距离掠夺。北方游牧部族活动频繁的原因，传统史家认为是北方游牧部族强大的表现，这只是历史的表象。王天顺先生《河套史》中有这样一段话：“黄土高原上的黄河儿女们被饥饿驱赶着背井离乡……下游黄泛区的灾民们在洪水过去之后，又回来重新开始耕垦树艺，营建栖居之所。”王先生认为，黄河受自然影响，来回摆动，驱赶着人们，所以民谚有“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之说。同样，草原上的游牧人群出现大规模的游动与迁徙，正是气候等自然因素变动驱赶的反映。黄河水量在一个单位年内就会因雨量突增或温度升高而猛增，很快形成水患，而气候变化是一个相对较为缓慢的过程，它的影响要在一个较长时段内才能显现。秦穆公时，上一个冷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770年）迫使北方游牧人群不断向南迁徙，在北方农牧交错带不断集聚。虽然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离上一个冷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770年）末，已经有100多年的暖湿期，根据自然和游牧节奏，草地需要有一个恢复过程，游牧人群恢复畜群数量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一恢复过程中，还要供养此前积累起来的一定数量的人口，无疑减缓了游牧世界恢复到上一个温暖期（公元前1122年—公元前1000年）游牧生产的水平。因此，秦穆公在位三十九年（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游牧部族仍然处于自然资源匮乏阶段。同时，人口在农牧交错带的集聚效应，使得一定地域内、一定时间内的资源需求出现叠加效应，生存资源变得更加匮乏。对资源的需求和控制，导致游牧人群间不平衡依赖进一步增强，形成强大的人群共同体规模就更大，而共同体内阶序化变得更加明显，向更加超大规模的部落组织发展成为可能。随着超大部落组织的形成，其首领的支配能力在增强，也就拥有更大的权力。《史记》说：“西有緜诸、绲戎、翟、獂之戎，岐、梁山、泾、漆之北有义渠、大荔、乌氏、朐衍之戎。而晋北有林胡、楼烦之戎，燕北有东胡、山戎。”说明这些游牧人群有了可辨识的名称，并可反证其部落组织具有一定的规模和影响力。部落组织规模增大，在获取生存资源的驱使下，掠夺农耕区的范围、纵深度也就更广，出现“越燕伐齐”也就不足为怪了。

游牧部族超部落的组织形成，说明游牧生产方式有着其内在的生命力。人类社会最初的生存方式是采摘、渔猎。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1500年以前的世界》中这样叙述：

 

人们靠采集野生植物和捕捉动物过着朝不保夕、勉强糊口的生活。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生活资料只够维持自己和亲属的生活，没有任何剩余物品可作其他用途。这一点极其重要，因为它使食物采集者的文化发展受到难以突破的限制。

例如，要建立完备的政治机构，没有足够的人力和物力是决不可能的。实际上，当时也确实没有出现过任何正式的配备专职领导人的政权机构。

人类对大自然的依附性在人类社会的各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但是，当人类做出划时代的新发现——不仅靠采集食物，而且通过栽培植物也可养活自己时，这一依附性大大减弱了。

他们的食物来源大半甚至全部是靠栽培植物和畜养动物，而不是靠狩猎或采集。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成为食物生产者，同过去的食物采集者有着质的不同。具体地说，人类依靠采集、渔猎技术生活和依靠农业生产技术生活有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农业是人类认识自然规律、利用自然资源，可农耕的土地、可栽培的植物以及可驯化的动物而进行主动的物质生产活动，从而大大减轻对大自然的依附，物质资源的数量很大程度上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并且物质资源有了成倍的增长，能供养更多的人口。有了这些人力和物力，人类依靠采摘、渔猎不能建立完备的政权机构及正式专职领导人等，却成为可能。这能够很好地解释为什么超部落的国家组织首先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最先建立起来。那么游牧技术与采集、渔猎以及农业技术又有着怎样的不同呢？单纯从畜牧技术来看，是利用可驯养的动物，通过啃食自然界中的自然植物，并将其转化为可被人利用的肉食品、奶制品及其他畜牧产品的知识能力。与渔猎、采集技术相比较，畜牧业是主动的物质生产活动，从而大大减轻对大自然的依附，生产的物质资源较大程度上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物质资源生产有了相当的增长，也就能够养活较多人口。农业和畜牧业虽然都是人类主动利用自然资源、创造物质财富的活动，但从利用的具体资源方面又有些差异：农业必须建立在有充足水分的地带，如有河流可供灌溉的地方或者雨量充沛的地域，被利用的植物也经过选择和栽培；畜牧业建立在高原地带，对水量的要求是必须有，但不是很苛刻。如上面提到的400毫米等降水量线是农牧分界线，就说明有一定的降水就具备了畜牧生产的条件，被利用的植物是自然生成，并不需要选择和栽培。畜牧业虽然在利用植物上并不需要投入，但其变为人类可直接利用的资源要经过动物转化，部分能量因转化环节而被消耗掉了，如维持牲畜的生命力就要消耗很大的能量。农业收获的是植物的种子、果食，能被人类直接食用，在能量转化过程中的环节更少，能量损失更少，效率更高，更适合贮存。但无论如何，牧业技术与采摘、渔猎技术相比，都是一个巨大的进步。利用牧业技术生产，就必须有与之相适应的劳动力组织。游牧生产积累了大量物力，并能养活更多的人口，正式的政权机构和专职的首领出现成为可能。因此，人类越是能够主动、大规模利用自然资源，越能进行物质创造，那么更高的社会政治组织的出现就越成为可能，这对于研究工业社会以前的历史至少是合适的。《史记》中说秦穆公时，北方游牧民族“各分散居谿谷，自有君长，往往而聚者百有余戎”，说明游牧民族已经有了自己的专职首领，并有一定的人口数量，可能正是北方游牧人群较大规模利用自然资源的结果。但我们还不能夸大这一利用自然资源的结果，因为《史记》还说“然莫能相一”，离形成超部落组织的政权形式还相差甚远。

《史记》说，“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自是之后百有余年”大约是公元前569年，是公元前772年气候暖期开始后的200年左右时间，北方游牧民族的活动如《史记》记载：

 

自是之后百有余年，晋悼公使魏绛和戎翟，戎翟朝晋。后百有余年，赵襄子踰句注而破并代以临胡貉。其后既与韩魏共灭智伯，分晋地而有之，则赵有代、句注之北，魏有河西、上郡，以与戎界边。其后义渠之戎筑城郭以自守，而秦稍蚕食，至于惠王，遂拔义渠二十五城。惠王击魏，魏尽入西河及上郡于秦。秦昭王时，义渠戎王与宣太后乱，有二子。宣太后诈而杀义渠戎王于甘泉，遂起兵伐残义渠。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俗胡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其后燕有贤将秦开，为质于胡，胡甚信之。归而袭破走东胡，东胡却千余里。与荆轲刺秦王秦舞阳者，开之孙也。燕亦筑长城，自造阳至襄平。置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郡以拒胡。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其后赵将李牧时，匈奴不敢入赵边。后秦灭六国，而始皇帝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县城临河，徙适戍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云阳，因边山险堑谿谷可缮者治之，起临洮至辽东万余里。又度河据阳山北假中。

 

从上面的历史记述来看，时间跨度从公元前569年至公元前221年，大约350年的时间，这一时期仍然是历史上的气候暖湿期。主要的历史事件有“晋悼公和戎翟”、“赵襄子破代”、“秦拔义渠二十五城”、“赵武灵王北破林胡、楼烦”、“燕将秦开破走东胡”、“蒙恬北击胡”等。各国分别在陇西、北地、上郡、阴山、高阙、造阳、襄平等地纷纷筑长城以拒胡，并设有云中、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诸郡进行管辖治理，秦则因河为塞，筑四十四城等。从总体上来看，这一时期，北方游牧部族呈北退之势，“三国边于匈奴”的燕、赵、秦国呈现向北扩张之势。上文说，自周幽王被攻杀至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在位）时，北方游牧民族呈现一个向南迁徙、“侵暴中国”的局面，深入陇西、晋北、燕北等地。在此后的公元前569年至公元前221年大约350年时间里，北方游牧民族又出现一个北退趋势，这又是为什么呢？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在位）时，离上一个气候寒暖交替期已经过了100多年，但游牧民族仍向南活动频繁，我们把它归因于恢复游牧节奏需要一定的时间。“晋悼公和戎翟”时（公元前569年），离上一个气候寒冷期（公元前1000年—公元前770年）已经又过去了200年左右。如果仅从游牧民族一方来讲，经过200多年的气候暖湿期，游牧者的自然生态、游牧者的生产应该恢复到了较好的状态，游牧节奏已经完全恢复，游牧人群利用自然资源又走上一个快速发展期，北方游牧民族应该更加强盛，可是为什么会出现北退之势呢？难道仅仅是因为七国强盛而向北扩张吗？我认为其原因并不是那么简单。

我们再援引罗德里克·马丁的分析模型。如上所述，经过200多年的暖湿气候，400毫米等雨线向北推移，整个蒙古草原的生态已经恢复，更多的牧场可供游牧民族利用，牧草资源总量增长，广阔的蒙古草原能承载更多的畜群数量，游牧民族的中心性资源的匮乏状态得到缓解，同时资源量的扩大，先前的人地矛盾、人与资源的矛盾变得不再尖锐。这一时期，赵、燕、秦等国向北扩张，构筑长城、设置行政单位进行管理。从《史记》记载来看，各国向北扩张都很顺利。《史记》说“当是之时，冠带战国七，而三国边于匈奴”，是说匈奴已经分布很广。我们从以后的汉匈、汉羌战争来看，少数民族并不是轻易就可战胜的，他们的移动性和分散性很强，仅凭构筑长城并不能起到多大作用。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虽还不如以后的头曼、冒顿时期强大，但魏、赵、秦比起统一六国的秦、汉势力要小很多。所以可以推测：由于这一时期牧草资源丰富，有更多的草地可供游牧民族利用，在南方各国的压力下，游牧活动向北推移，游牧民族在资源获取受到外力挤压的情势下，北方广阔的草原成为他们摆脱困境的有效途径。因此，这一时期北方游牧民族向北回归，很可能是在整体气候向好的条件下，加之外力推动，是各国顺利向北扩张的主要因素。当然，也可能在各国向北扩张之前，游牧部族中相当一部分游牧者已经主动北迁。

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06年的秦代，气候略寒。此时，北方游牧人群的情况如史载：

 

当是之时，东胡强而月氏盛。匈奴单于曰头曼，头曼不胜秦，北徙。十余年而蒙恬死，诸侯畔秦，中国扰乱，诸秦所徙适戍边者皆复去，于是匈奴得宽，复稍度河南与中国界于故塞。

 

此时，北方已经形成匈奴、东胡、月氏三个势力较大的民族集团——匈奴大部分居于蒙古高原中部，蒙古高原东部是东胡，西南部是月氏，其中匈奴最为强盛。由于文献记述简单，我们无法找到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形成这三个较大民族集团的具体过程。根据《史记》对北方民族称谓、所处大致地理方位，列表如下：

据上表，商周之际的北方游牧人群统称为“戎夷”，到西周、东周时期，北方游牧人群称谓呈现一个增多趋势。在分布地域上则由商周之际的“泾、洛之北”而发展到东周时期的整个沿长城南北区域；在方位分布上则由北方局部向整个北方扩展。到了秦代，又出现三个大的民族集团：东胡、月氏、匈奴分别居于中国东北、西北和北方。由此，我们能否构想曾经出现过这样的发展过程：在商周之际，沿汉族的农耕区北缘游牧人群人数并不多，只分布于“泾、洛之北”，农耕民族意识到这些游牧人群同自己不同，所以谓之“戎夷”。统称“戎夷”，并不说明农耕民族对他们的认识模糊，而是说这些北方游牧人群规模并不大，生存、生活方式几乎完全相同。到了周代，尤其是东周，北方游牧人群则呈现“爆发”式发展，人口数量增多，分布范围广泛。尤其是称谓增多，则说明游牧人群聚集成一个个的共同体增多。到了秦代，众多的称谓变为主要的三个，且有了地域分布上的明显不同。显然，北方游牧人群出现了一个聚合的过程。那么这样一个聚合过程是怎样的呢？

公元前569年至公元前221年，大约350年的时间，出现了一个诸国北扩，游牧人群向北迁徙的过程。诸国向北挤压，导致原来生活在陇西、北地、上郡、阴山、高阙、造阳、襄平等地，云中、雁门、代、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等诸郡游牧人群向北迁徙。公元前569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气候的又一个暖湿期，良好的自然条件，丰富的草地资源使处于这一区域的游牧民族，无论是主动或被动，都有另外的生存地域可供选择。但是，人群规模较大的流动，势必会造成资源重新分配的格局。诸国向北扩展，当地游牧民族生存地域被占领，迫使占领地游牧部族向北迁徙，重新寻找能供他们进行畜牧生产的地方。这些游牧民族的向北移动，就会挤压更北方的游牧人群的生存空间。公元前772年至公元前221年，中国都处于一个暖湿时期，适合游牧的蒙古草原的地域必然非常广大，丰富的牧草资源势必滋养更多的畜群和更多的人口。整个适合游牧的草原以及草原上的牧草资源都被或疏或密的人群利用和控制。而这次由诸国向北扩张的“冲击波”，从蒙古高原的南缘发起，一直向高原北方纵深波及，并形成一浪一浪的争夺资源潮。在资源的争夺过程中，胜出的部族控制了更大规模的地域及地域上的资源，而失利的游牧人群要么向更远的地方迁徙，要么服从胜利者的支配，获得部分资源的控制、使用权。这样，在一波波的资源争夺过程中，形成更大超部落组织联盟乃至政权组织成为可能。在资源争夺与控制中，先天体质健壮，勇敢善战的核心部族成员作用凸显，从部落组织的支配者跃变为部落联盟的首领，处于权力支配的顶层。随着游牧人群资源重新分配的结束，大规模组织的形成，草原便逐渐趋于平静。良好的自然环境和较为平静的社会政局会滋生更多的畜群和人口。这时，资源与人口的矛盾再次凸显。大规模组织的出现，解决资源控制与利用的情况与以前有了非常大的不同。较大规模的社会政权组织，出于对自身生存的考虑，担负起维持游牧社会内部边界、秩序的责任，改变了以往部落、部族间资源争夺和掠夺的随意性。秦代略寒的气候扰动，加剧了游牧人群中心性的牧草资源的匮乏，向游牧世界以外的地方去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成了游牧政权组织的唯一选择。所以，秦代同时出现“东胡强”、“月氏盛”、匈奴与秦交恶的局面并非偶然。

东胡、月氏、匈奴三个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并未结束相互间资源争夺。《史记》记载：

 

冒顿既立，是时东胡强盛，闻冒顿杀父自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头曼时有千里马。冒顿问群臣，群臣皆曰：“千里马，匈奴宝马也，勿与。”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而爱一马乎？”遂与之千里马。居顷之，东胡以为冒顿畏之，乃使使谓冒顿，欲得单于一阏氏。冒顿复问左右，左右皆怒曰：“东胡无道，乃求阏氏！请击之。”冒顿曰：“奈何与人邻国爱一女子乎？”遂取所爱阏氏予东胡。东胡王愈益骄，西侵。与匈奴间，中有弃地，莫居，千余里，各居其边为瓯脱。东胡使使谓冒顿曰：“匈奴所与我界瓯脱外弃地，匈奴非能至也，吾欲有之。”冒顿问群臣，群臣或曰：“此弃地，予之亦可，勿与亦可。”于是冒顿大怒曰：“地者，国之本也，奈何予之！”诸言予之者，皆斩之。冒顿上马，令国中有后者斩，遂东袭击东胡。东胡初轻冒顿，不为备。及冒顿以兵至，击，大破灭东胡王，而虏其民人及畜产。既归，西击走月氏，南并楼烦、白羊河南王。（侵燕代）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与汉关故河南塞，至朝那、肤施，遂侵燕、代。是时汉兵与项羽相距，中国罢于兵革，以故冒顿得自强，控弦之士三十余万。

 

匈奴与东胡的“二予一争”，充分说明土地是各民族乃至政权生存的中心性资源——“地者，国之本也”，不惜刀兵相见。匈奴东败东胡，西击月氏，“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形成了一个控制地域辽阔的游牧政权。其实，这是北方游牧民族大规模利用牧草资源、争夺牧草资源、控制牧草资源的结果。在这一过程中，超大规模的资源控制，必然会形成超部落联盟的游牧帝国，“莫能相一”的部落聚合成了一个更加阶序化的游牧政权：

 

置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左右大将，左右大都尉，左右大当户，左右骨都侯。匈奴谓贤曰“屠耆”，故常以太子为左屠耆王。自如左右贤王以下至当户，大者万骑，小者数千，凡二十四长，立号曰“万骑”。诸大臣皆世官。呼衍氏，兰氏，其后有须卜氏，此三姓其贵种也。诸左方王将居东方，直上谷以往者，东接秽貉、朝鲜。右方王将居西方，直上郡以西，接月氏、氐、羌。而单于之庭直代、云中：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贤王、左右谷蠡王最为大国，左右骨都侯辅政。诸二十四长亦各自置千长、百长、什长、禆小王、相封、都、尉当户、且渠之属。

 

匈奴政权形成后，接着又“北服浑庾、屈射、丁零、鬲昆、薪犁之国。于是匈奴贵人大臣皆服，以冒顿单于为贤”。因此，游牧民族渴望得到资源的控制与利用，是统一的匈奴游牧帝国形成的原生力和推动力。

羌族是一个古老的民族，很早就活动于蒙古高原之西南部。从文献记载来看，殷王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自彼氐羌，莫敢不来王’”。《后汉书·西羌传》载：“所居无常，依随水草。地少五谷，以产牧为业。”许慎《说文解字》说“羌”字：“西戎牧羊人也，从羊从人，羊亦声。”羌人因从事养羊而得名。《后汉书》载，秦厉公时“羌无弋爰剑者，秦厉公时为秦所拘执，以为奴隶。不知爰剑何戎之别也”。后来羌人爰剑逃脱了秦人的控制而被诸羌“推以为豪”。史载：

 

河湟间少五谷，多禽兽，以射猎为事（湟水出金城郡临羌县），爰剑教之田畜，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羌人谓奴为无弋，以爰剑尝为奴隶，故因名之。其后世世为豪。

 

从上面的记述来看，羌人因养羊而得名，是殷时中原人对西戎部分人群的他称。秦厉公时羌人“多禽兽，以射猎为事，爰剑教之田畜”，说明在爰剑之前，羌人仍然处于狩猎社会中，与牧羊并无关系。从梳理文献来看，显然前后矛盾。王明珂认为，羌人是殷商时期商人对西方养羊很多的戎人的他称。西周以后华夏族认同形成，边界不断西移，诸多的西戎融入华夏，至秦汉时期，不同于华夏族的河湟地区人群被指称为羌。这些河湟地区从事“田畜”的羌人对东汉及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秦厉公于公元前476年—公元前443年在位。这一时期正值气候的暖湿期，河湟地区的高山草原必定是水草丰美，这为爰剑“教之田畜”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条件。那么爰剑是否是羌人呢？这已无可考，认为他是离秦较近的戎人或者是原始羌人的后裔，皆有可能。显然，爰剑是一位经验丰富的游牧者，这对河湟地区“以射猎为事”的人群来说，至关重要。正是爰剑传授的畜牧技术，使羌人从食物的采集狩猎者，转变为食物的生产者。当河湟的羌人逐渐较大规模地利用牧草资源时，“遂见敬信，庐落种人依之者日益众”的社会组织便随之产生，带有阶序化明显特征的超部落组织的首领也就出现了，从爰剑开始及其后人，“世世为豪”。到秦献公（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62年在位）时，羌人数量大增：

 

至爰剑曾孙忍时……其后子孙分别，各自为种，任随所之。或为牦牛种，越嶲羌是也；或为白马种，广汉羌是也；或为参狼种，武都羌是也。忍及弟舞独留湟中，并多娶妻妇，忍生九子为九种，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之兴盛从此起矣。

 

自秦厉公至秦献公时70年左右的时间里，仍是气候的暖湿期，羌人的分布范围、数量、种数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个景象和秦穆公（公元前659年—公元前621年在位）时的北方之戎有些类似。此时期的羌人种落繁多，如上所述，舞生十七子为十七种，羌人群落犹如戎人的“莫能相一”之状。秦灭六国时期，羌“种人得以繁息”，秦灭六国后，“筑长城以界之，众羌不复南渡”。“众羌不复南渡”说明在秦统一六国前，“羌人南渡”时有发生，这和“种人繁息”有着高度的相关性。河湟地区自然地域比起蒙古高原来说，毕竟地域狭小。如前所述，辽阔的蒙古草原都会因人口的繁衍生息而出现资源相对匮乏的局面，相比之下，地域面积小得多的河湟地区出现资源相对紧张也是自然的事情了。为了控制和寻找更多的生存资源，众羌南渡时有发生便不足为怪。西汉景帝时期，“研种留何率种人求守陇西塞，于是徙留何等于狄道、安故，至临洮、氐道、羌道”，是羌人在汉朝的知许下的一次向东扩展。武帝时期，“西逐诸羌”，引发战争，其后“羌乃去湟中，依西海、盐池左右”，羌人与汉的边界向西推移。宣帝时，先零种羌豪“愿得渡湟水，逐人所不田处以为畜牧”，未得到汉允许，羌人“遂渡湟水，郡县不能禁。至元康三年，先零乃与诸羌大共盟誓，将欲寇边”。后来，汉将赵充国率六万之众击败了羌人。汉元帝时：

 

彡姐等七种羌寇陇西，遣右将军冯奉世击破降之。从爰剑种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后以研为种号。十三世至烧当，复豪健，其子孙更以烧当为种号。自彡姐羌降之后数十年，四夷宾服，边塞无事。至王莽辅政，欲耀威德，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初开以为郡，筑五县，边海亭燧相望焉。

 

从爰剑至烧当，爰剑种落的羌人已经传至十三代，至王莽辅政时，共近500年的历史。在这500年中，秦、汉与羌有史载的战端主要有秦时蒙恬西逐诸戎、武帝西逐诸羌、宣帝时赵充国破羌、元帝时右将军冯奉世击破降彡姐等七种羌，屈指可数的四次，战争规模都不很大，波及的范围并不很广。至公元初王莽辅政时，汉与羌“边海亭燧相望”的局势替代了“边塞无事”。史家把西汉末年的羌患归因于王莽“欲耀威徳，以怀远为名，乃令译讽旨诸羌，使共献西海之地”的政策。这是从王朝内部来看羌患，王莽覆灭后，对羌政策也烟消云散，东汉羌患是不是就不存在了呢？

据《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东汉与羌之间有记录的战乱大小有近70次之多。东汉（公元25年—公元220年）共历时195年，平均约2.8年就有一次大的战争，汉羌战争的频率之高是历史上少有的。当然，这是从纯计算的角度来考量汉羌战争，实际上，汉羌战争在整个东汉享祚195年内并不平均分布，有时一年几战。汉羌战争主要发生在章帝、和帝、安帝、顺帝时期，呈现一个逐渐上升的趋势。安帝时期的羌患最盛，公元107年至公元122年间，共发生有记录的战乱达19次之多，顺帝时期也有约13次。汉羌战争，古今史家都有研究，其成因、利害可谓视角不同，观点亦有差异。下面根据本书研究模式试图探究一二。

爰剑给河湟羌人“教之田畜”之技术约在公元前476年（秦厉公时），到公元前30年，中国气候大部分是暖湿期，河湟地区的高山草原必定会水草丰美，畜牧业定会快速发展。畜牧业快速发展，积累了较多的物质财富，滋生大量的人口也就在所难免。葛剑雄认为：“到西汉末，估计羌人的数量也有数十万，但其中一部分已纳入汉朝的户籍统计，在户口数之内的羌人不会超过二三十万。”东汉时期，“到曹操统一北方时，羌人在关中和西北的人口中已占很大比例，成为仅次于汉族的第二大民族，人数至少已有数十万，可能接近百万”。黄烈则认为，至东汉时期“进入塞内留居的羌人，即所谓东羌，总数在七十万以上的估算可能比较接近事实”。“五胡”等北方游牧民族无书文传世，人口数量也是研究的一大难题。史家根据不同的文献记载，估算人口数量，出现较大的差异也属正常。一般来讲，文献对战争的记述较多，对参战的人数有较多记载。根据史书记载，现将自西汉武帝时起，不同时期，羌人用兵数量超过万人、涉及羌人户数超过万户的事件罗列如下：

 

（1）（汉武帝）时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解仇结盟，与匈奴通，合兵十余万，共攻令居、安故，遂围枹罕。

（2）（光武帝建武十三年，公元37年）武都参狼羌与塞外诸种为寇，杀长吏。援将四千余人击之，至氐道县，羌在山上，援军据便地，夺其水草，不与战，羌遂穷困，豪帅数十万户亡出塞，诸种万余人悉降，于是陇右清静。

（3）（章帝公元76年）建初二年……迷吾又与封养种豪布桥等五万余人共寇陇西、汉阳，于是遣行车骑将军马防，长水校尉耿恭副，讨破之。

（4）（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年）其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杀数百人，乘胜深入，胁塞内诸种羌共为寇盗，众羌复悉与相应，合步骑三万人，击破陇西兵，杀大夏长。

（5）（顺帝阳嘉四年，公元135年）良封亲属并诣贤降。贤复进击钟羌且昌，且昌等率诸种十余万诣凉州刺史降。

（6）（顺帝汉安三年夏，公元144年）赵冲与汉阳太守张贡掩击之，斩首千五百级，得牛羊驴十八万头。冬，冲击诸种，斩首四千余级。诏冲一子为郎。冲复追击于阿阳，斩首八百级。于是诸种前后三万余户诣凉州刺史降。

（7）（冲帝永嘉元年，公元145年）封冲子恺义阳亭侯。以汉阳太守张贡代为校尉。左冯翊梁并稍以恩信招诱之，于是离湳、狐奴等五万余户诣并降，陇右复平。

 

材料（1）说“合兵十余万”是有歧义，如果理解为先零羌与封养牢姐种合兵，那么“两种”羌有兵十余万；如果理解为“两种”羌与匈奴合兵，是说三方共出兵十余万。若是前一种解释，平均每户（落）出一兵，每户以五人计，则“两种”羌人也应有50万之众；若是后一种解释，三方出兵10余万，按每方出兵三分之一，则“两种”羌出兵也在6万人左右，如按“两种”羌与匈奴各出一半兵，“两种”羌出兵人数也在5万左右，那么“两种”羌人口数也应在20万以上。秦厉公时，从爰剑开始，羌人兴起种姓家支制度，种数繁多。仅“两种”羌人数已过20万，那么到汉武帝时期，羌人数量不在少数。

从材料（2）中可知，东汉光武帝时，武都参狼羌等诸种“十万户亡出塞”,“万余人悉降”，可推算出当时出塞羌人至少有50余万人之众，这还不算塞外诸种。

综合材料（1）、（2），汉武帝时期羌人至少在50万以上，至东汉光武帝建武十三年，有100多年时间，羌人数量至少也在70万以上。

从材料（3）、（4）看，羌人出兵都在3万至5万人，有步兵和骑兵，可见羌人之盛。

材料（5）中，钟羌降人可达10余万，材料（6）降羌有“三万余户”，估计人数不会少于15万，顺帝时降于凉州刺史的羌人就达25万人之多。材料（7）“离湳、狐奴等五万余户”降，人数应不下25万人，此时为顺帝末年，冲帝元年。从（5）、（6）、（7）材料综合来看，诸降羌种名都不相同，都在顺帝时期，因此，仅顺帝时期的降羌可达50万人之多，且这并不包括未降或者种落较小的羌人。《后汉书·西羌传》说“其八十九种，唯钟最强，胜兵十余万。其余大者万余人，小者数千人，更相抄盗，盛衰无常，无虑顺帝时胜兵合可二十万人”，从胜兵数可推算出顺帝时有羌人100万人以上；平均以每种1万人计，则八十九种也达90万之众。

考察了羌族的人口数量后，下面我们再看羌人活跃时期的气候状况。

从竺可桢的《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的气候变化图来看，公元初至公元400年，中国气温有一个持续的下降过程，直到公元400年达到第二个历史最冷点。刘昭民有详细研究：

 

自西汉末叶到东汉末叶的二百五十年中，中国气候寒冷干燥，史书上只有大寒大雪及大旱之记录，而无“冬无雪”、“夏大燠”，或“冬暖无冰”等之记载，可见当时气候寒旱之甚。

（一）当时的气候记录和花粉化石的研究

西汉末叶以后冬天大寒大雪及夏雪夏寒的气候记录计有下列所述：

汉成帝建始四年（西元前二九年）夏四月雨雪，秋桃李实。

汉成帝阳朔四年（西元前二一年）夏四月雪，燕雀死。

东汉章帝建初年间（西元七六年—八三年）夏寒。

东汉顺帝阳嘉二年（西元一三三年）春寒。

东汉桓帝延熹七年（西元一六四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

东汉灵帝光和六年（西元一八三年）冬大寒，北海东莱，琅琊井中冰厚尺余。

东汉献帝初平四年（西元一九三年）夏六月，寒风如冬时。

（以上见图书集成庶征典）。

可见自西汉末叶以后，气候转寒，殆无疑问。由上述的气候纪录和花粉（孢子）化石的研究，科学家曾推算当时的年平均气温应比现在低0.5—1℃。

当时大旱的记录亦甚多，例如：汉书有曰“汉成帝永始三年（西元一八年）夏大旱”。

由于西汉末叶时，长年旱灾，故汉平帝时天下纷争，人民乃开始南徙，使王莽得以篡汉自立，然而王莽时天下亦旱霜连年，故新朝不久即告倾覆。见下列文献之记载即可知之。

东观汉记（注六七）载：“汉光武帝建武四年（公元二八年）记：自王莽末以来，天下旱霜连年，百谷不成。”

汉书有曰：“连年久旱，百姓饥穷，故为盗贼。”

汉书有曰：“王莽时，流民入关者数十万人，饥死者十之八九。”

汉书又曰：“王莽末，南方大旱，荆州民多饥饿，入野泽凫（即捉野鸭子），掘茨（即蒺藜）而食之，更相侵夺。”

东汉以后干旱情形更加严重，民生益蹙，招致天下各州郡流民相继蜂起，自安帝永初三年（公元一〇九年）以后百年间，叛乱未已，东汉末叶，黄巾贼又大起，终致东汉社稷因而倾覆。

后汉书（注六八）顺帝纪：“阳嘉三年（西元一三四年）二月诏以久旱，就师诸狱无轻重，皆且勿考（銬）。”

后汉书桓帝纪：“元嘉元年（西元一五一年）夏四月京师旱，任城、梁国饥，民相食。”

后汉书灵帝纪：“熹平五年（西元一七六年），夏旱。”“熹平六年（西元一七七年），夏旱。”

“光和五年（西元一八二年）夏旱。”

后汉书献帝纪：“兴平元年（西元一九四年）七月，三辅（陕西省中部）大旱。是岁谷一斛五十万，豆麦一斛二十万，人相食啖，白骨委积。”

后汉书袁术传：“天旱岁荒，士民冻馁，江淮间相食殆尽。”

由上所述，可见东汉时代之旱灾相当严重。

（二）当时的物候状况

图书集成庶征典有载：“汉成帝建始四年（西元前二十九年）夏四月，雪；秋，桃李实。”

按现世中原和黄河流域桃李实的季节是在农历五六月时，而西汉末叶时竟迟至秋季，可见当时气候较寒于今日。又唐代李文饶公文集卷二十瑞橘赋也有“魏武（曹操）植朱橘于铜雀，华实莫就”之句，证明汉末气候较寒。

 

自公元前476年，河湟羌人开始“田畜”，到西汉武帝时期，羌人口数达到50万人以上，至东汉初年，羌人口数已经达到70万，公元120年左右，羌人数量已近100万。西汉末年开始直至东汉末，都处于一个气候寒冷、灾荒连年的时期。对于西部的高原地区，寒冷气候对诸羌的打击就更大。气候的寒冷造成植物生长期短，而旱霜连年加重了牧草总量的大幅下降。羌人在气候适宜时期，牧草资源丰富，畜牧产业兴盛，必然会出现人口大量繁衍；受恶劣气候的影响，高山草原的牧草资源在大量萎缩，而此时的人口已经增长到了较高的数量，两者叠加，导致羌人赖以生存的牧草资源出现严重匮乏，羌人陷入生存困境。羌人为解决资源问题，首先会与本地域的人群争夺资源。《后汉书·西羌传》记载了诸多羌人间的争夺，尤其是类似于大、小榆谷这样资源丰富的地区，成为羌人争夺的焦点。气候的持续恶劣，大、小榆谷这样的地方仍不能满足他们的资源需求，于是向外界寻求资源就成为唯一的选择。随着时间的推移，在自然因素的驱赶下，自西至东，一波波的人群拥向汉王朝的西部地界，且这种趋势有增无减。汉王朝为了维护自身的资源边界，必然会向西扩张。在自然因素、人口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汉羌之间因资源的问题展开殊死战争也就不足为怪。有史家认为，汉西扩挤压了羌人的生存地界，但东汉王朝曾经放弃陇右而守三辅之地，此后的结果是，羌人持续东进，最终不得已恢复了西部郡县。因此，批评汉王朝对羌政策或者将所有责任都推向羌人，都有违历史公允。

用罗德里克·马丁的分析模式分析匈奴政权的形成时，我们说，对牧草资源的大规模使用和控制最终会形成大规模的超部落组织甚至是国家政权，但在羌人的发展过程中，并未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羌人到底有什么特殊而例外呢？王明珂认为，羌人没有形成大规模超部落的组织甚至是统一政权，是因为羌人对这并不感兴趣。原因是高山草原地形地貌，使得羌人可以利用浅山草原放牧，又可以利用河谷之地从事农业，从而补充了羌人资源的不足，因此，他们对争夺类似于大、小榆谷这样的地区更为重视。羌人的生存资源基本可以自足，依靠规模较大的社会组织获取外界资源的需要和渴望并不强烈，形成大规模的社会组织也就不可能了。但仔细推敲，王氏这个论断在气候温暖湿润时期且人口较少时，是非常贴切的。我们看匈奴的发展：“自淳维以至头曼千有余岁”，到头曼、冒顿时期，形成了统一的游牧政权。如果从地域来看，河湟羌人生活的地域并不能和辽阔的蒙古高原相比较，很快会达到一个人与资源矛盾平衡点。从公元前476年算起的话，到公元初的东汉，羌人也不过发展了500年左右。因此，如果假以时日，暖湿气候持续的话，羌人大规模社会组织也会形成。如果按照罗德里克·马丁的分析模式来说，在资源匮乏的东汉时期，是羌人形成政权的最好时机。但从西汉武帝时，汉就在农牧交错的西部地区有了军事存在。汉为了维护自己的资源边界，在这一地区的军事存在成为支配这一地区的重要力量。虽然羌人因资源争夺而进行过种落间的战争，但汉朝外在力量的干扰，使得羌人难以完成种落间的统一战争。

但这并不说明羌人阶序化的组织及组织首领就不重要了。羌人从爰剑开始就兴起种姓家支制度。黄烈先生认为随着种姓家支制度而出现了父子联名制，以烧当种为例：

父子联名制只在强大的种姓中出现，可见其本身就是种姓家支统治的产物，反过来它又稳定了种姓家支统治。种姓是就其首领的家族关系讲的，每一种姓可能为一个部落，也可能为一群部落，其部落民，有相对的稳定性。《后汉书·西羌传》说“其俗氏族无定，或以父名母姓为种号”，就是以父亲的名和母亲原来种姓命名酋豪的名或部落的种号。如下图：

王明珂认为，这是以母系血缘记忆来强调垂直的“母子”族系传承，同时以父系血缘记忆来强调平行的“弟兄”部落联盟的一种命名制度。如滇岸与滇吾，应是同父异母的半弟兄。“母姓”不仅是儿子们“名字”的一部分，它还延续到第三代人的名字中。如迷唐支系的“吾”、“迷”，东号支系的“吾”、“东”等家族符记，都出现在孙辈的姓名中。这意味着强调共同的“母亲”或“祖母”，可让许多二三代的共祖（母系）部落（以父系而言是弟兄叔侄部落）凝聚在一起。王先生通过列表来证明自己的论点：

羌人组织系统既是天然血缘关系的聚合体，也是一种维持阶序化的社会组织系统。如果我们把文化的产生理解为维护财富在部落部族社会中的有序分配规则的沉淀，那么就能很好地解释那些约束人类的长幼尊卑有序的规则的功能了。羌人的种姓家支制度的形成，为他们利用自然的牧草资源以及控制资源起到了良好的社会组织保证。因此，羌人种姓间的争斗也从来没有停止过，史载，羌人反复争夺大、小榆谷这样资源丰富的地区就是明证。同匈奴一样，羌人首领——羌豪是羌人权力、权威的核心，在种姓中起着支配作用。如烧当种豪迷唐多次率种人与汉兵作战，在和帝永元九年秋“迷唐率八千人寇陇西”，此后又经数战，至安帝永初中，“迷唐失众，病死。有一子来降，户不满数十”。可见一位羌豪能支配种姓部落十几年，并将部族带入绝境才失众、病死，足见其在种姓中的权力和威望至高无上。

有关鲜卑的研究，史学界成果颇丰。如陈寅恪的《五胡种族问题》、唐长孺的《魏晋南北朝史论丛·拓跋国家的建立及其封建化》、马长寿的《乌桓与鲜卑》、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拓跋氏考》、黄烈的《中国古代民族史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国家的形成》、陈连开的《鲜卑山考》、田余庆的《拓跋史探》等著述。在诸多研究成果中，有些已经形成了共识，有些则仍存在分歧。无论是研究共识还是分歧，都对本书研究有启发、引导作用。

根据《魏书·乌洛侯传》所载，在乌洛侯国西北有石室，拓跋焘曾派中书郎李敞告祭祖先，并于石壁刻写祝文。经考古学家的考古研究，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盟鄂伦春自治旗阿里河镇西北十公里，大兴安岭北段顶巅嘎仙泂发现了拓跋焘时所刻祝文，祝文的文辞在《魏书·礼志》中有记载。至此，文献与考古相互印证，存在多年的鲜卑发源地、鲜卑种族来源（有学者认为鲜卑是匈奴的一部）等分歧至此消解。《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载：“鲜卑者，亦东胡之支也，别依鲜卑山，故因号焉。”《魏书》叙说拓跋鲜卑起源时说：“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国有大鲜卑山，因以为号。其后，世为君长，统幽都之北，广漠之野。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淳朴为俗。”两史书所记述的鲜卑山，就是今天的大兴安岭。陈连开考证，后世的慕容鲜卑，也就是东部鲜卑，源于居住在大兴安岭南麓的游牧人群；后世的拓跋鲜卑，也就是西部鲜卑，源于居住在大兴安岭北麓的游牧人群。弄清楚拓跋鲜卑的发源地、鲜卑族来源，对早期鲜卑的历史就能有一个很好的推断了。《魏书·序纪》对拓跋鲜卑的记录是从拓跋毛开始，至拓跋毛，拓跋鲜卑已经传“六十七世”。拓跋鲜卑酋长位经拓跋贷、观、楼、越、推寅、利、俟、肆、机、盖、侩、邻十二代，其中继承关系及继承细节史书并没有详细的叙述。从拓跋邻开始，继承关系才有明文记载，拓跋邻将酋长位传于子诘汾，诘汾将酋长位传于子力微。《魏书》记述拓跋鲜卑远祖时说“昌意少子，受封北土”，吕思勉认为未必可信，可能是汉族史官为北魏的正统地位刻意而为。拓跋鲜卑记载中，能够确定拓跋鲜卑历史确切纪年是从拓跋力微开始，力微被其后世追尊为始祖神元皇帝，史载始祖神元皇帝“元年，岁在庚子”，所以，黄烈根据《魏书》记载，综合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等有关考证，断定力微于公元220年至公元277年在酋长位，为研究拓跋鲜卑早期历史提供了一个可靠的年代标准。白鸟库吉的《东胡民族考·拓跋氏考》认为推寅就是檀石槐时期的西部大人日律推演。拓跋鲜卑为了将自己的历史叙写得更加久远，“以推寅为中心，前列五世至远祖毛，后列七帝至可汗邻。此种五七之数，亦中国以阳数设世数之素癖耳”。这种说法并不符合各民族对祖先的敬畏。如果说拓跋鲜卑初世以“昌意少子，受封北土”为荣，可能存在虚构，这既符合拓跋鲜卑正统地位的需要，也不贬低拓跋先世，但无端造出自己的祖先之名，恐怕从心理和现实需要来说，恐无必要。拓跋先世在大兴安岭的石室被发现，更加说明拓跋鲜卑并不是匈奴的一部，有着远古的历史，至拓跋力微传至十三世并非不可能。《资治通鉴》认为推寅为檀石槐时期的西部大人日律推演。黄烈等认为拓跋鲜卑的推寅因存在时间上的差异，并不是檀石槐时期的推演。檀石槐生活在公元136年—公元181年，是东汉灵帝时期，接酋长位大概在公元151年。力微于公元220年至公元277年在位，享祚58年，享年104岁。那么可知，力微接酋长位时已经46岁，可以推断力微生于公元174年。力微的父亲是诘汾，诘汾之父为拓跋邻，被追尊为献皇帝。那么在力微继位的公元220年，诘汾去世。公元174年至公元220年，诘汾在世。如果综合考虑诘汾是否为拓跋邻的第一子等因素，按照史家三十年一代算法，诘汾30岁生力微，那么诘汾应出生于公元144年左右，如按诘汾20岁生力微，则诘汾应出生于公元154年左右；如果仍按30岁生子，则此时的拓跋邻应该30岁左右，拓跋邻应出生于公元124年左右，如按20岁生子，拓跋邻应生于公元134年。如果以上推算不误的话，拓跋诘汾出生在公元144年—公元154年；拓跋邻出生于公元124年—公元134年。按《后汉书》记载，汉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封檀石槐为王、和亲，被拒绝，檀石槐自分其地为东、中、西三部。《三国志·鲜卑传》引王沈《魏书》说：“从上谷以西至敦煌，西接乌孙为西部，二十余邑，其大人曰置鞬落罗、日律推演、宴荔游等，皆为大帅，而制属檀石槐。”这样，至公元166年，拓跋邻如果在世的话，其年龄应在32—42岁，拓跋诘汾应在12—22岁。拓跋诘汾接酋长位是因拓跋邻“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而不是按《魏书》记载的酋长位继立是因前酋长驾崩。“时年衰老”是因病还是自然年龄所致都有可能，那么拓跋邻活到公元166年也是有可能的。拓跋诘汾时，拓跋鲜卑有一次南迁，《魏书》载“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所以，拓跋邻也被称为推寅。因此，在公元166年，王沈《魏书》所记的日律推演就是一些史家所说的拓跋鲜卑的第二推寅拓跋邻是有可能的。从拓跋邻开始，史书明确记述了拓跋鲜卑酋长位是父子相承。此前，从拓跋毛至拓跋邻时，酋长位是父死子继、兄终弟及还是叔侄相承，并无详载。黄烈认为：“如果在力微以前反而建立了完全的父子相继承，那就不可思议了”，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因此，从拓跋邻至拓跋毛就不能按照一般父子相承的三十年一代的算法。如果算上父子相继、兄终弟及、叔侄相继等其他酋长位继承实际，按照十五年一代，拓跋毛至拓跋邻十二代酋长在位，应历时180年左右，如上述，拓跋邻生于公元124年—公元134年，那么拓跋毛应约在公元前60年—公元前50年处于酋长位置。

《魏书》说拓跋鲜卑的远祖“畜牧迁徙，射猎为业”，黄烈认为：“在嘎仙洞时期，拓跋生活于山林海之间，其活动空间和生产受到很大限制，只能经营狩猎经济。”从事游牧生产是到了拓跋鲜卑迁徙到呼伦池才开始。到底拓跋鲜卑从何时开始畜牧生产呢？我们来看拓跋鲜卑的迁徙情况：

 

（1）积六十七世，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

（2）宣皇帝讳推寅立。南迁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谋更南徙，未行而崩。

（3）献皇帝讳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帝时年衰老，乃以位授子。

（4）圣武皇帝讳诘汾。献帝命南移，山谷高深，九难八阻，于是欲止。有神兽，其形似马，其声类牛，先行导引，历年乃出。始居匈奴之故地。其迁徙策略，多出宣、献二帝，故人并号曰“推寅”，盖俗云“钻研”之义。

 

材料（1）说明在拓跋毛时期，鲜卑仍在发源地大兴安岭北麓生活。至拓跋毛时，已经过了六十七世。如前推测，拓跋毛在公元前60年—公元前50年处于酋长位，那么六七十世就应推到公元前600年—公元前700年了。从人类利用大自然的资源发展历史来看，公元前600年—公元前700年，拓跋人数并不会很多，因此，依赖大自然的天然资源，从事采摘、狩猎生活，完全可以满足拓跋先祖的生存需求。这意味着，拓跋先祖从事采摘、狩猎生活是其生存的最初方式。那么什么时候开始畜牧生活呢？如黄烈所言，拓跋先世是在南迁到呼伦池时才从事畜牧，这就会有很大的问题。大规模的远程迁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从事农耕的北方农人，为躲避战乱迁徙到南方，也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兵荒马乱、食物缺少的时期里，盲目大规模迁徙，可能没有走到目的地，就会因食物匮乏半途而亡。因此，能够支撑迁徙所耗的粮食以及迁徙工具、人力，并到目的地有足够的财力组织生产之人，一定是具有较多粮食和财力雄厚的世家大族。那么，如果拓跋鲜卑只从事狩猎活动，当离开大兴安岭森林时，他们如何能得到食物的补充，到了呼伦池又是如何突然就会畜牧技术的呢？因此，利用大兴安岭北麓的森林草原丰富的自然资源，在拓跋毛之前，拓跋鲜卑就开始游牧活动是比较可信的。因此，史书载拓跋鲜卑的远祖在大兴安岭北麓就已经开始“畜牧迁徙，射猎为业”是可信的。如同其他游牧民族一样，从事畜牧业，就意味着拓跋部族从食物的采集者发展到了食物的生产者。主动从事食物的生产，才会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滋养更多的人口。随着大规模草原资源的利用、人口规模的扩大，森林草原牧场的控制与分配就会随即展开，阶序化的社会组织就会形成。具体的阶序化组织首先会在以血缘为纽带的较小的部族中形成。其微观过程是，具有先天优势的部族成员控制了资源的优先使用和支配权。这种先天的优势可能表现为特定部族中首先出生的成员，民间有“早生早大”的说法，其实就是指在一个家族中，较早出生的成员在认知、能力等诸方面先得到锻炼而具有优势，也就是社会学中所说的年龄优势；也可能表现为天生聪明、体魄强健；也可能表现为某种天时因素，如一个首领并不一定有前两者的优势，但风调雨顺，牧草资源丰富，仍然能使首领地位巩固不衰；当然也可能是其他的特定因素。在特定部族中，这些优势的发挥，可能是其中之一占主导，也可能是几种因素的综合而起作用。从一个部族的长时段发展来看，天资聪明、体魄强健的核心部族成员，在较为简单的社会中，竞争成功的概率会更大，并会给部族带来更大的生存和发展机会。部族中其他部族成员为了生存，会渴望得到一定的资源使用权和支配权，对资源控制者的依赖就会产生，如武力争夺、另寻资源等途径变得渺茫时，服从便会产生，阶序化的部族结构也就应时而生。阶序化的社会组织形成，又必然导致在部族中，资源控制者的后代具有了先天的社会优势——具有财产的继承权。这样，在同一血缘为纽带的部落中，出现核心部族。这样的过程周而复始。整个大兴安岭草原中的不同部族，只要从事游牧生产，这样的过程就会在不同的时间、空间、不同的人群中有条不紊地进行。随着游牧规模的扩大，人口的增长，游牧人群能够控制的资源地域就会相对紧缺。加上自然资源分配的不同，两个或者更多的部族因资源的控制、分配产生竞争是迟早的事情。在资源使用、控制分配的竞争中，胜出的部落具有资源控制的分配权，而其他部落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得到一定的资源的使用和控制权，便会对控制资源的部落产生依赖。当然，资源竞争中败落的部落在没有其他资源路径可寻时，这种依赖关系必然导致对控制资源者的服从，从而换取一定资源的使用和控制权，超部落的、阶序化的更大组织便会产生。因此，如材料（1）所述，拓跋鲜卑“至成皇帝讳毛立，聪明武略，远近所推，统国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威振北方，莫不率服”就是以上分析的写照。

材料（2）、（3）、（4）是说拓跋鲜卑有两次大规模的迁徙，一次是发生在拓跋推寅时，另一次发生在拓跋诘汾时。如上所述，拓跋推寅是拓跋毛以后的拓跋贷、楼、越后的第五位酋长。这一时期大概在公元前10年到公元20年。拓跋推寅“南迁大泽”，据专家考证，就是今天的呼伦湖（池）。拓跋诘汾如上所述，是拓跋力微之父，可能在公元160年后南迁至“匈奴故地”，据专家考证，应该是今天的阴山一带。推寅南迁至呼伦湖，这一区域今天是水草丰美、牧草资源丰富的地区。为什么推寅要“谋更南徙”呢？推寅南徙“未行而崩”，又经过利、俟、肆、机、盖、侩六代酋长后，到拓跋邻立时“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从公元前29年开始，也就是西汉末年至东汉时期，整个中国的气候长期处于寒冷、旱霜连年期。《后汉纪》载“自王莽末以来，天下旱霜连年，百谷不成”。拓跋鲜卑在拓跋毛时期，正好是上一个气候暖湿期（公元前206年至公元前30年）的末期，大兴安岭山脉地域必定是植物繁盛，可供猎取、采摘的森林动、植物资源较为丰富，并且拓跋鲜卑已经掌握了游牧技术，最大限度丰富了人们的生存食物，必然会造成人丁繁盛。史载“大姓九十九”，虽然不能说明人口数量，但可以想见这一地区游牧人群的兴旺。拓跋毛以后至拓跋推寅时期，正好是暖寒气候的交替期，如同羌人生活的环境一样，气候的寒冷造成植物生长期短，而旱霜连年加重了牧草总量的大幅下降。人口的增多必然会造成牧草资源的相对短缺，而自然条件的向坏，引发了更大规模的游牧人群赖以生存的牧草资源的匮乏。在自然因素的推动下，在人口这种半自然、半社会因素的影响下，拓跋鲜卑只能向南迁徙。这种迁徙并不是一种盲目迁徙，是一种追随资源的迁徙。就整个北亚来说，南方比北方温暖一些，这一规律即使是在气候寒冷期也不例外。拓跋推寅带领拓跋鲜卑南迁至呼伦池，暂时缓解了游牧人群游牧资源的短缺。史书说大泽方千余里，“厥土昏冥沮洳”，可能说土质不好，多沼泽。今天的呼伦贝尔大草原水草丰美，资源丰富，为什么在当时拓跋推寅要“谋更南徙”呢？继续南徙未果，拓跋鲜卑酋长利、俟、肆、机、盖、侩、邻七代首领率领部族部落在此生活到了约公元150年，最迟也到公元160年左右。推寅“谋更南徙”的原因可能是从高山草原迁徙而来的拓跋部族，对蒙古高原的呼伦贝尔草原较为湿洼的地势和水草起初并不是很适应的反应。拓跋邻命诘汾继续南徙，是因为“有神人言于国曰：‘此土荒遐，未足以建都邑，宜复徙居。'”这里所说的神人抑或有智谋远略的人，抑或拓跋邻准备迁徙时刻意制造的神人之言，从而能使部族部落顺应天命，减少阻力，顺利迁徙。但“此土荒遐”可能是当时的真实写照。寻找“此土荒遐”的原因，一是人口，二是自然条件。此时拓跋鲜卑部族部落会有多少人口呢？史书没有详细记载，我们只能推论。《魏书》载：“圣武帝尝率数万骑田于山泽。”这是诘汾迁至匈奴故地时的一次山泽狩猎活动。如果将“数万骑”理解为五万骑的话，那么加上妇女、老小，按每落五人一兵的计算，则至少有25万人之多。至诘汾子力微合并没鹿回部时，“控弦上马二十余万”，如果按照拓跋部有“控弦上马”三分之一计，则拓跋鲜卑则应有口30万之众。因此，可以推算，拓跋鲜卑在南徙匈奴故地前，也就是在迁离呼伦池之前口众不会低于20万人。人口繁衍，必然招致过度利用牧草资源，招致草场退化。如上所述，拓跋第二次南迁至匈奴故地应在公元160年后，这一时期气候继续恶劣，如前所引“东汉桓帝延熹七年（西元一六四年），冬，大寒，杀鸟兽，害鱼鳖”，大泽（呼伦池）方圆之内，“此土荒遐”的景象与此一时期内气候变迁有着很大关系。拓跋鲜卑在生存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托神人之言，由拓跋诘汾带领翻山越岭，经“九难八阻”后，来到了匈奴故地，据专家考证，就是今天的阴山一带。

《三国志》载王沈《魏书》说：“鲜卑自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不与余国争衡，未有名通于汉，而（由）自与乌丸相接。”《后汉书》载：“汉初，亦为冒顿所破，远窜辽东塞外，与乌桓相接，未尝通中国焉。”从《三国志·魏书·鲜卑》、《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来看，所载为东部鲜卑。据史家研究认为，东部鲜卑是居于大兴安岭南麓的游牧人群，渔猎大概是其辅助性生业。从史书所载及地理位置来看，被冒顿所败的应是东部鲜卑前世。有史家认为东部鲜卑也有可能是被冒顿所败后，“别保鲜卑山，因号焉”。其实《太平御览》所载《十六国春秋·前燕录》说，“秦汉之际为匈奴所败，分保鲜卑山，因复以为号”，恢复以前的称号。因此，无论东部鲜卑还是西部鲜卑，因山为号，很早以前就已经存在，而不是到了秦汉间才有鲜卑之名。西戎、西羌，在很大程度上是中原人对西方游牧人群的他称。北部的匈奴被称为胡，东部的游牧人群被称为东胡，可能是汉人对东部游牧人群的总称。鲜卑很可能是因山得名的自称。居于大兴安岭南麓的鲜卑人可能在秦汉之际向南、向东扩展，被匈奴所败而退回原来的发源地——鲜卑山。史书并未对西汉时期生活于大兴安岭南麓的鲜卑人有记述，而到了东汉初才有了记述。这很可能是因为，西汉末年气候变得寒冷，牧草资源受到影响，同时，在气候变冷前的暖湿期，人丁兴旺，从而造成牧草资源相对匮乏，这些生活于大兴安岭南麓的鲜卑人开始南迁，活动频繁，所以王沈《魏书》说：“至光武时，南北单于更相攻伐，匈奴损耗，而鲜卑遂盛。”鲜卑南迁，至檀石槐时期达到最盛，形成东、中、西三部。胡三省注《资治通鉴》时说，拓跋鲜卑的推寅就是檀石槐时期的西部大帅推演，如前所述，在时间上是很有可能的，只不过，一些史家将胡三省所说的推寅认定为第一推寅，本书认为胡三省所说推寅为“并号推寅”的拓跋邻。自然因素、人口因素对生存于大兴安岭地区的游牧人群的影响是同时开始，并没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是南麓的鲜卑人会因地理之便而迁至辽东至渔阳等地，北麓的鲜卑因地理原因，先迁至呼伦池，而后迁到阴山一带。如果第二推寅——拓跋邻就是檀石槐时期的西部大帅日律推演，那么《魏书·序纪》为什么没有记述呢？我们看崔浩“国史之案”。《资治通鉴》载：“魏主以浩鉴秘书事，使与高允等共撰《国记》，曰‘务从实录’……浩书魏之先世，事皆翔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愤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帝大怒，使有司按浩及秘书郎吏等罪状。”崔浩的死因，陈寅恪、吕思勉、周一良等史学大家都有论述，何为主因，各有其说，但“暴扬国恶”是其被诛的导火索，也是其被诛的原因之一应为不争之事实。因此，如周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中所述，时人崔鸿因顾虑重重而不敢将《十六国春秋》公开于世，可能与害怕“暴扬国恶”遭牵连有很大关系。如果史家对记述“五胡”历史有着种种忌讳，那么在书写拓跋鲜卑的历史时，史家就会有所选择。如上所述，拓跋鲜卑与檀石槐先世虽生活于鲜卑山，但因地理等因素，他们“与汉通”的时间有些差异。当拓跋鲜卑迁于匈奴故地时，檀石槐的先世已经先行南迁。拓跋鲜卑南迁后，正是檀石槐与其他部族争夺资源的时期。史载：“檀石槐乃立庭于弹汗山歠仇水上，去髙柳北三百余里，兵马甚盛，东西部大人皆归焉。因南抄缘边，北拒丁零，东却夫余，西击乌孙，尽据匈奴故地，东西万四千余里，南北七千余里，网罗山川水泽盐池。”檀石槐“尽据匈奴故地”，应包括拓跋鲜卑的牧地。檀石槐统东、中、西三部，学者认为是一个部落联盟，结构相对松散，并未达到当年冒顿时期的游牧国家组织规模。檀石槐死后，联盟随之瓦解。因此，拓跋在追述其历史时，可能并不想将这一时期，被檀石槐征服这一“国恶”写入自己的历史，加上拓跋鲜卑与檀石槐所统的东部鲜卑历史的各自独立性，不被记述也极有可能。史载：“桓帝时，鲜卑檀石槐者，其父投鹿侯，初从匈奴军三年，其妻在家生子。投鹿侯归，怪欲杀之。”檀石槐非鲜卑人投鹿侯己出，“怪欲杀之”，具有正统史观的汉族史家书写拓跋鲜卑历史时，不将此段历史记述也是可能的。

综上所述，草原上的游牧人群掌握游牧技术后，成为食物的创造者，通过畜养牲畜，将草原上的牧草转化为人类能够食用的畜产品，从而维持着畜牧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因此，草原上的牧草资源是游牧部族赖以生存的中心性资源，而对这一资源的控制与支配是游牧部族生存的关键因素。因此，游牧部族的所有活动都围绕资源获取而展开。在获取资源的过程中，形成不对称的依赖导致服从的权力关系产生，同时也推动着游牧部族向超部族的联盟、国家发展。游牧人群控制、利用牧草资源的规模越大，所形成的不对称依赖也就越普遍、广泛，服从的权力关系网络也就更大，超部落的部落联盟、政权组织产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组织规模的扩展，阶序化的权力支配关系也就更加显著。同时，受地理环境、气候等自然因素、人口等半社会因素的支配，游牧部族生存资源总是处于一个不稳定状态，这使得游牧部族在北方草原有时南北游走，有时东西互动，总是处于忽兴忽衰的状态。游牧社会为延续自己的生存，向外界获取资源的“天性”也就在所难免，南下接近、进入定居民的生存地界是他们唯一的选择。史家研究“五胡”迁徙，多认为气候寒冷恶劣是其主因。以上通过纵向梳理“五胡”发展的历史脉络，不但考察了气候寒冷同“五胡”活动的关系，更为重要的是考察了气候温暖向好时对“五胡”活动的影响。气候“全景”式研究视角，有助于较全面、客观地揭示“五胡”游牧社会变迁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