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政权更迭最频繁之时期，也是民族关系发生最剧烈变化之时期。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在中国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地位，重要性无须论证。长期以来，魏晋南北朝史不仅是学术界的研究重点，而且大家辈出，成果繁富，积累深厚，臻于极致。为此，杨学跃选择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问题进行研究，需要足够的学术勇气，面临很大的学术挑战。

首先是材料问题。材料是历史的载体，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离开材料也就无所谓历史的存在。杨学跃的《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一书，面对的材料主要有三种。一是古籍文献；二是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三是其他材料，内容繁杂，别择困难。龚自珍《尊史》言：“不善入者，非实录。”“何者善入？天下山川形势，人心风气，土所宜，姓所贵，皆知之；国之祖宗之令，下逮吏胥之所守，皆知之。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其言家事，可谓入矣。”这就是讲史家掌握材料的本领。所谓良史，必须“善入”，不“善入”者非良史。通览书稿，可以看出杨学跃不但在材料的收集上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到了“其于言礼、言兵、言政、言狱、言掌故、言文体、言人贤否，如优人在堂下，号咷舞歌，哀乐万千，堂上观者，肃然踞坐，眄睐而指点焉”，而且在材料的甄别、阐释上表现出很好的专业训练和娴熟的运用能力。

其次是理论问题。近代新史学以来，历史已不再是记诵之学而成为解释之学。史家研究历史，只有在历史事件的千变万化中，指点出变化的秘密和规律，才会有精当高情之论。正因为如此，理论修养的高低往往成为评价史家水平高下的重要标准。杨学跃书名定为“新探”，反映了作者对研究的问题试图在理论上做出自己的解释。这样做面临很多困难和巨大风险。困难主要来自对作者理论修养的要求，风险则来自作者的解释能否自圆其说。今天，回头检视一下为期六年的写作过程，作者表现出的探索理论问题的巨大勇气始终贯穿如一，这不但为书稿增添了强烈的理论色彩，而且正是通过这样的追求，使其构建的理论系统更加成熟和深刻。《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一书，大胆采用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人类学、地理学、人口学等理论或方法，对6世纪以前北方“五胡”活动的轨迹进行了梳理和探索，紧紧抓住游牧民族急需性资源和权力的依赖关系的主线，论述了“五胡”在草原地带、内迁、在中原建立民族政权的演进历程，揭示了游牧社会从部落部族到部落联盟、游牧政权乃至在中原建立政权的微观与宏观的内生机理。论述了游牧民族社会的“卡里斯玛型”权力，是一种迥异于汉族王朝权力组织结构的形式。这种权力结构随着社会需求的变化而改变，是影响其社会兴衰的主要原因之一。作者将美国政治经济学家奥尔森的共容利益理论运用到历史研究中来。奥尔森认为，共容利益集团从推动经济增长中获得较大的收益份额，并从造成经济衰退中承受较大的损失份额，利益集团与社会之间存在着共容利益。作者受这一理论启发，认为“胡族”政权最终同农耕世界形成了共容利益，才使得“卡里斯玛型”权力从破坏性使用过渡到建设性使用，最终发挥了重大作用，是中国历史再次出现大一统局面的主要原因之一。这些理论探索值得称道，这些结论值得深思。

杨学跃是我的博士研究生，也是我的同事。学跃本质笃朴，志向高远，性情执着，追求完美，且治学重视理论，关照细节。这些禀赋对他的为学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文如其人，通览《十六国北朝权力嬗代新探》一书，材料丰富，叙述翔实，理论色彩浓厚，观点新颖独到，引人入胜，值得推荐。

遵作者之请，特作短文，以为序。

王银春

2015年6月2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