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论吕不韦封君河南

吕不韦以富商身份参与政治，其思想与实践对于战国晚期乃至秦代历史产生了显著的影响。他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在中国文化史上也有重要的地位。吕不韦出身于以洛阳为中心的工商业发达地区，他为秦灭东周的举措一时震动天下。吕不韦显赫时曾经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失势后亦于洛阳结束了人生悲剧。考察吕不韦在洛阳的政治文化实践，有益于全面真实地认识这位历史人物，也有益于理解当时河洛地区对于中原交通格局和行政控制的意义。

（一）吕不韦出身及其以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成功

秦国在公元前3世纪后期结束战国纷争局面，实现了统一。这是中国古代历史进程中划时代的大事。吕不韦作为秦国上层执政核心中的重要人物，在这一历史演进过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唐人李商隐《井泥四十韵》诗所谓“嬴氏并六合，所来因不韦”，就强调了这一事实。吕不韦的生涯富于戏剧性波澜，曾经极尽显贵，最终又归于悲剧结局。历代史家每多特意渲染其奇诡经历，或以政治道德油彩重加涂抹，使其文化形象大失其真。回顾这位风云人物的表演，我们不妨借用鲁迅《作文秘诀》一文所谓“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的“白描”笔意，勾勒其人其事的历史真迹。而吕不韦与河南洛阳的特殊关系，也有必要说明。

据《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记载，吕不韦出身富商，“往来贩贱卖贵，家累千金”。然而他与一般的商人不同，能够凭借非同寻常的政治敏感，发现质于赵国的秦贵族子楚“奇货可居”，于是决心进行政治投机，出谋出资支持这位“秦诸庶孽孙”取得王位继承权。吕不韦不惜“破家”以“钓奇”的政治策划终于取得成功。公元前249年，子楚即位，是为秦庄襄王，吕不韦任丞相，封为文信侯，食洛阳十万户。其政治投资获得回报。三年后，秦庄襄王去世，太子嬴政立为王。这就是后来的秦始皇。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

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起，到秦王政十年（前237）免职，吕不韦在秦国专权十二年。而这一历史阶段，正是秦国军威大振，统一战争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时期。秦庄襄王元年，吕不韦亲自率领秦军灭东周，扫荡了周王室的残余，真正结束了以周天子为天下宗主的时代。如《吕氏春秋·谨听》所说：“今周室既灭，而天子已绝，乱莫大于无天子。……今之世当之矣。”提出了新的“天子”当政的时代要求。同年，秦军伐韩，取得成皋和荥阳，置三川郡。次年，秦军强攻魏、赵，得赵地37城。秦庄襄王三年（前247），秦军又攻韩、赵，置太原郡，并瓦解了进逼函谷关的五国联军。秦王政幼弱，而吕不韦实际执政的数年间，秦军顺利进取韩、赵、魏，又击破五国联军，逼迫楚国迁都。如果以太行山、白河、汉江下游一线贯通南北，这条线以西的辽阔地域，都已经成为秦国的疆土。应当看到，当时这一界线虽然大体两分天下，而西部地区却实际已经占据了能够控制并进取东部地区的优势。后来刘邦战胜项羽，汉景帝平定吴楚七国之乱，都同样是据这一界线以西地方，举军东进，取得成功的。在吕不韦时代，秦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远远优越于东方六国，秦国的军事实力也已经强锐无敌。当时，“以天下为事”，期望“得志于天下”，已经成为秦人直接的政治目标。应当说，秦实现统一，在吕不韦专权时大势已定。后来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秦王朝的建立，吕不韦是当之无愧的奠基者之一。秦国用客可以专信，如商鞅、楼缓、张仪、魏冉、蔡泽、吕不韦、李斯等，如明人张燧《千百年眼》卷四所说，“皆委国而听之不疑”。而论其功业，吕不韦可以与商鞅并居前列。

吕不韦是中国历史上以个人财富影响政治进程的第一人。从这一角度认识当时的社会与经济，或可有所新知。吕不韦以富商身份参政，并取得非凡成功，就仕进程序来说，也独辟新径。秦政治文化实用主义的特征，与东方文化“迂大而闳辩”风格大异。而商人务实精神，正与此相合。司马迁笔下洛阳巨商白圭自称“权变”“决断”类同“商鞅行法”，是发人深思的。吕不韦的出身，自然也是他身后招致毁谤的原因之一。而这种由商从政的道路，虽然履行者罕迹，对于政治文化风貌的影响，也许是有特殊意义的。

（二）桃色污点与“六国之亡人”的舆论渲染

司马迁在《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最后说道，嫪毐发动蕲年宫政变，导致败亡，“而吕不韦从此绌矣。孔子之所谓 ‘闻’者，其吕子乎？”注家多以为“孔子之所谓 ‘闻’者”，即《论语·颜渊》中所谓“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政治史上所见“闻人”，前有《荀子·宥坐》称少正卯，后有《汉书》卷九九下《王莽传下》称王莽。看来司马迁以“闻”谓“吕子”，可能是暗含批评之义的。吕不韦的情感经历污染宫闱，又有嫪毐秽事，都见于司马迁的记载，所根据的，应当是秦国史《秦记》，大约是可靠的。不过我们通过《战国策·韩策二》秦宣太后言及性事毫不避忌，可知这是秦人风俗特征。秦人记史不予隐讳，也反映了秦国上层的文化习性。秦重女权，秦国政治史上屡次发生太后把握朝政的情形。这种政治异常往往又与道德异常相伴随，即太后专权时每有后宫秽行的传闻。然而吕不韦和赵姬两位出身东方的男女发生同类事情，或许不应当对秦政形成显著冲击。舆论的渲染，当有另外的文化深层次的原因。

实际上掌握着秦国军政大权的吕不韦据说与太后关系暧昧，在传统史家笔下其政治形象于是蒙上了深重的阴影。然而我们今天回顾这一现象，则应当持较为冷静的历史主义的态度，更看重他的政治实践和文化倾向的历史效应。

吕不韦事迹中最为世俗之人所瞩目的，是关于秦始皇血统的传说。秦始皇身世之谜中赵姬有孕，后归子楚的说法始见于司马迁《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然而明代已有学者指出此说乃“战国好事者为之”。梁玉绳《史记志疑》据司马迁说赵姬“至大期时，生子政”，以为本已“别嫌明微”，人们不应“误读《史记》”。所谓“大期”，有十月和十二月两种解说，但无疑不能理解为不足月。自然也不能排除这种可能，即如王世贞《读书后》所推想，吕不韦客借此丑化秦皇，“而六国之亡人侈张其事，欲使天下之人谓秦先六国亡也。”而后世文人炒作这一传闻，以艳市俗，则是出于另外的目的。而秦始皇私生之说即使属实，这种男女私秘，知情者也只有吕不韦、赵姬和子楚，而他们都是绝无可能宣露于外的。以严肃的眼光看历史，秦始皇就是秦始皇，嬴政也罢，赵政也罢，吕政也罢，都不应当影响我们对于他的历史作用的评价。

（三）《吕览》：东方学士的集体创作

司马迁在《史记》卷一三〇《太史公自序》中用这样一句话概括吕不韦事迹：“结子楚亲，使诸侯之士斐然争入事秦。”可以说，吕不韦时代，是秦国吸引东方士人西行参与秦政，从而使秦的文化实力空前扩充的时代；也是秦文化汲取东方文化的成熟内涵，取得历史性跃进的时代。这一文化进步的突出的标志，是《吕氏春秋》的问世。《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写道：“当是时，魏有信陵君，楚有春申君，赵有平原君，齐有孟尝君，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吕不韦以秦之强，羞不如，亦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是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吕不韦“招致士”，组织他们各自著述所见所思，“集论”以为《吕氏春秋》。据说书成之后，曾经公布于咸阳市门，请列国诸侯游士宾客修正，号称有能增减一字者，给予千金奖励。可见这部书当时在秦国已经占据了某种文化权威的地位。

《汉书》卷六二《司马迁传》载司马迁《报任安书》有“不韦迁蜀，世传《吕览》”的名言，又与《周易》、《春秋》、《离骚》、《国语》、《孙子兵法》、《韩非子》以及《诗经》等名著相并列，称其“贤圣发愤之所为作”。虽然“迁蜀”“世传”时序有误，却是高度肯定了《吕氏春秋》的文化价值的。《汉书》卷三〇《艺文志》将《吕氏春秋》归入“杂家”之中，又说“杂家”的特点，是兼采合化儒家、墨家、名家、法家诸说，而所谓“国体”“王治”，即合理的政体和成功的政策，正应当兼合诸学，博采众说，取百家思想之所长。

《吕氏春秋》的这一特点，应当与吕不韦往来各地，千里行商的个人经历有关。这样的人生阅历，或许可以使得见闻较为广博，眼光较为阔远，胸怀比较宽容，策略比较灵活。不过，《吕氏春秋》能够成为杂家集大成之作的更主要的原因，可能还在于即将来临的“大一统”时代，对文化形态提出了涵容百家的要求。而曾经领略过东方多种文化因素不同风采的吕不韦及其宾客们，敏锐地发现了这一文化进步的方向，明智地顺应了这一文化发展的趋势。

据《吕氏春秋·序意》，有人问这部书中《十二纪》的思想要点，吕不韦回答：调整天、地、人的关系使之和谐，要点在于“无为而行”。他的这番话，很可能是说明《吕氏春秋》中《十二纪》写作宗旨的序言，全书的著述意图，自然也可以因此得到体现。所谓“无为而行”，对于未来政治的设计，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汉初的文景之治，证明了这一点。由于吕不韦政治生涯的终结，也由于秦王朝统治年祚的短暂，以致《吕氏春秋》中提出的有关思想，并没有来得及走向真正的成熟。

《吕氏春秋》的重要的文化价值，突出表现在撰著者有意在大一统的政治体制即将形成的时代，为推进这一历史进步进行着一种文化准备。在政治文化的总体构想方面，吕氏为秦的最高统治者进行了精心的设计。《序意》申明“智”识应当“由公”的理念，《顺民》强调执政要“顺民心”的原则，指出：“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 “凡举事，必先审民心然后可举。”《贵公》发表了政治公平的主张：“昔先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 “凡主之立也，生于公。”至于“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的思想，尤其体现了相当开明的政治意识。

《吕氏春秋》是战国百家争鸣时代最后的文化成就，同时作为文化史即将进入新的阶段的重要的文化标志，可以看作一座文化进程的里程碑。尽管吕不韦在秦王朝建立时已经退出历史舞台，然而《吕氏春秋》的文化倾向，对秦政依然有一定的影响。

宋代仍然有学者称美《吕氏春秋》，“云其中甚有好处”，“道里面煞有道理”，“道他措置得事好”。推想所谓“措置得事好”，很可能是在肯定《吕氏春秋》的政治设计。

或许可以说，《吕氏春秋》一书的文化内涵，体现了吕不韦较其政治实践更为突出的历史贡献。

（四）阳翟·濮阳·河南洛阳：吕不韦的人生轨迹

司马迁在《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中说，“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人也。”以为出身阳翟（今河南禹州）。而《战国策·秦策五》则写道：“濮阳人吕不韦贾于邯郸。”又以为出身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司马贞《索隐》说：“《战国策》以不韦为濮阳人，又记其事迹亦多，与此传不同。班固虽云太史公采《战国策》，然为此传当别有所闻见，故不全依彼说。或者刘向定《战国策》时，以己异闻改彼书，遂令不与《史记》合也。”

事实上，无论阳翟或者濮阳，都是战国时期工商发达、经济富足之地。有的学者分析：“作为商人，迁居是常有的事。《史记》所说的可能是原籍，《战国策》所说的可能是新居。濮阳离陶（今山东定陶）较近，而陶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也是各国间的贸易中心。‘朱公以为陶天下之中，诸侯四通，货物所交易也。’ 后来更名为陶朱公的范蠡就是在那里‘三致千金’ 的。吕氏为了进一步发展自己的事业，把家移到陶的附近，是极有可能的。”原籍阳翟，新居濮阳之说固然猜测意味过浓，但是并取二说，并且联系与陶的关系，依然有可取之处。对于战国时期陶的经济地位，史念海早有论著发表。他指出，洛阳作为周的都城，有居于“天下之中”的地位，但是从春秋末年以迄于战国，另外有一个新的“天下之中”的都会兴起，这就是济水流域的陶。对于陶以外的经济都会，史念海依然举出洛阳。他写道：“黄河以南、荥阳以西的经济都会要数到洛阳。洛阳本为东周的都城，由于周室衰微，强国称霸，洛阳已失去其政治都会的意义。但洛阳并未因此萧条下去。”洛阳的人口众多，不能以洛阳为东周的都城来解释。因为战国时代东周只能算是一个小国，小国的都城是难与大国相比拟的。“洛阳的人口众多当有其经济的原因。洛阳很早以来就是居于东夏和关西的要冲，这样的地理条件并不因为东周的弱小而告消灭。洛阳人在战国时代以善于经营商业著称，当时名闻各国的白圭就是洛阳的商人。耕地不足固然是促成这种经商风气的一种原因。交通便利自然也是商人能够辗转贸迁的一个条件。”他重视《史记》卷一二九《货殖列传》的记载，“洛阳 ‘东贾齐鲁，南贾梁楚’”，指出：“这是说洛阳的商人能够充分利用荥阳以下鸿沟系统中各水道，和东方富庶的区域作贸易的往来。”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史念海在这篇论文中多次说到吕不韦。在论述太行山以东的商业交通时，他指出：“吕不韦就是在赵国经营商业的人物。邯郸及与其相距不十分过远的中山及郑国，皆以倡伎众多闻于时，倡伎众多是当时都市繁荣的一种现象。”史念海还写道，“洛阳附近的阳翟”，其经济地位也有“相当的重要性”。阳翟“其俗多商贾”，《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所谓“吕不韦者，阳翟大贾也”被作为例证。对于吕不韦出身一为濮阳一为阳翟的异说，史念海指出：“濮阳、阳翟皆当时的大都会。”

洛阳形势“为天下之大凑”，当“天下咽喉”，“天下冲阸”，“街居在齐秦楚赵之中”，经济地理优势十分突出。阳翟在洛阳附近，而当时洛阳商人往往“转毂以百数，贾郡国，无所不至”，濮阳也可以算是“相距不十分过远”。在这一经济地理知识的基点上考虑阳翟、濮阳的地位，或许是有益的。如果兼及陶的经济作用，我们又注意到，洛阳—阳翟—濮阳—陶的地理关系，恰恰形成了一个形式如的平行四边形。而其上侧的长边，又恰与当时黄河的走向一致。

（五）吕不韦“食河南雒阳十万户”

吕不韦直接参政后首次震动天下的动作，也是他政治实践的突出功绩，是于秦庄襄王元年（前249）率军灭东周。东周有继承周王朝正统的政治影响，又有集聚天下富商的经济优势。灭东周事，史书所谓“东周君与诸侯谋秦，秦使相国吕不韦诛之，尽入其国，秦不绝其祀，以阳人地赐周君，奉其祭祀”，被有的史家誉为“出手不凡”之举。吕不韦的这一成功，是以他的政治识见和政治魄力为条件的。而他的从商经历以及对洛阳商情市情民情的熟悉，自然也有利于东周的顺利征服和平稳控制。

可能正是与此有关，吕不韦得以“食河南雒阳十万户”，或说“封君河南，食十万户。”

由于《战国策·秦策五》有“子楚立，以不韦为相，号曰文信侯，食蓝田十二县”的说法，多有学者怀疑吕不韦封君河南洛阳之说。《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司马贞《索隐》：“《战国策》曰 ‘食蓝田十二县’。而《秦本纪》庄襄王元年初置三川郡，《地理志》高祖更名河南。此秦代而曰 ‘河南’ 者，《史记》后作，据汉郡而言之耳。”王遽常据此说：“案河南秦名三川郡，汉高时始改河南。史略误。《秦策》作食蓝田十二县。”梁玉绳《史记志疑》引金耀辰曰：“河南即周王城，洛阳即成周，并东、西周之地，其名旧矣，《索隐》谓河南之称，《史》据汉郡言之，谬也。而《国策》曰 ‘食蓝田十二县’，与此不同。考蓝田属秦内史，岂河南洛阳为封国，而蓝田其采邑欤？”林剑鸣则推定：“公元前二四九年，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被封为 ‘文信侯’，以蓝田（陕西省蓝田县西）十二个县为其食邑（见《战国策·秦策》），后来又改封至三川郡的河南雒阳（洛阳附近）食邑十万户。”总之，简单否定吕不韦封河南洛阳，似乎缺乏说服力。陈直曾经指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洛阳王城发掘，有文信钱石范，盖为吕不韦自铸之钱”，也可以作为吕不韦封君河南的助证之一。

（六）“吕母冢”遗恨

秦王嬴政成年之后，与吕不韦的矛盾日渐尖锐。后来终于决心调整上层权力结构，下令吕不韦免相就国。《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记载：

 

秦王十年十月，免相国吕不韦。及齐人茅焦说秦王，秦王乃迎太后于雍，归复咸阳，而出文信侯就国河南。

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秦王恐其为变，乃赐文信侯书曰：“君何功于秦？秦封君河南，食十万户。君何亲于秦？号称 ‘仲父’。其与家属徙处蜀！”吕不韦自度稍侵，恐诛，乃饮鸩而死。

 

《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道：“十二年，文信侯吕不韦死。”《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裴骃《集解》引徐广曰，也以为事在“十二年”。则吕不韦失势后在洛阳居住达一年多，是比较确定的。

所谓“岁余，诸侯宾客使者相望于道，请文信侯”，说明吕不韦的政治影响和文化影响是相当广泛的。“秦王恐其为变”，反映嬴政已经感受到吕不韦的严重威胁，以致不得不迫使他离开他所熟悉并可能演生政治变故的洛阳地方。

有的学者以为吕不韦之死，是在迁蜀道中。然而从关于吕不韦墓所在的传说看，其自杀应当是在被逼“与家属徙处蜀”当行未行之时。《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说，吕不韦死，“窃葬”。司马贞《索隐》:“按：不韦饮鸩死，其宾客数千人窃共葬于洛阳北芒山。”《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裴骃《集解》引《皇览》曰：“吕不韦冢在河南洛阳北邙道西大冢是也。民传言 ‘吕母冢’。不韦妻先葬，故其冢名 ‘吕母’也。”可见，吕不韦人生的终点，很可能是在洛阳。

（七）关于“吕不韦舍人”

吕不韦曾经“招致士，厚遇之，至食客三千人”。也就是说，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实力可观的人才群体。如果司马贞《索隐》“其宾客数千人窃共葬”的说法确实，则可知吕不韦遭到贬斥乃至被逼而死时，他的“宾客”群体大概并没有受到严重迫害，甚至依然凝聚在一起，至少保持着比较密切的联系。

当然“窃葬”事的发生，暴露了这一集团的存在。《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写道：

 

十二年，文信侯不韦死，窃葬。其舍人临者，晋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夺爵，迁；五百石以下不临，迁，勿夺爵。自今以来，操国事不道如嫪毐、不韦者籍其门，视此。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

 

张守节《正义》：“临，力禁反，临哭也。若是三晋之人，逐出令归也。”“若是秦人哭临者，夺其官爵，迁移于房陵。”“若是秦人不哭临不韦者，不夺官爵，亦迁移于房陵。”看来对吕不韦舍人中“秦人”的处罚要重一些，对“三晋之人”则表现出相对的宽容。而史家随即记载的“秋，复嫪毐舍人迁蜀者”事，也体现了对嫪毐附从者的饶恕。《史记》卷八五《吕不韦列传》记载：“秦王所加怒吕不韦、嫪毐皆已死，乃皆复归嫪毐舍人迁蜀者。”可知对“嫪毐舍人”的“迁”和“复”，也与吕不韦有关。据《史记》卷六《秦始皇本纪》，蕲年宫政变平定之后，嫪毐集团被清剿，“及其舍人，轻者为鬼薪。及夺爵迁蜀四千余家，家房陵”。事在秦王政九年（前238）。也就是说，“嫪毐舍人迁蜀者”三年之后得以“皆复归”。

《史记》卷八七《李斯列传》记载：“（李斯）至秦，会庄襄王卒，李斯乃求为秦相文信侯吕不韦舍人。不韦贤之，任以为郎。李斯因以得说说秦王。”李斯虽然曾经是“吕不韦舍人”，且“不韦贤之，任以为郎”，受到特殊欣赏，却并没有因此为秦王嬴政也就是后来的秦始皇所疑忌。他甚至受到秦始皇的深心信用，成为最高执政集团的核心人物。郡县制的推行和焚书政策的实施，都是由于他的提议和坚持。认识和理解嬴政对东方“客”的态度，以及东方文化对秦的影响，李斯事迹有重要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