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文化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

徽州文化生态保护，是在新世纪人类进一步重视对自身文化遗产的保护、我们的国家对文化遗产的保护进入一个新阶段之时，所提出的一个新课题。理论性的研究和实践性的探索，都是徽州文化生态保护的题中应有之义，是不可或缺的两翼。要认知徽州文化生态、徽州文化生态的保护，有必要简约了解关于“文化生态”和“文化生态保护”的相关知识。

一 文化生态

文化生态，就是文化在适应其生存环境，在特定的自然、地理、历史环境作用和制约中各类文化物种存续的形貌。它由“自然生态”嫁接而来。“自然生态”讲自然生物物种，讲自然物种生存的环境，讲物种和环境的关系；“文化生态”相应也有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这些文化生态物种，特别关注文化物种和其生存环境的关系。张善庆认为：“文化生态，它本是生物学上的一个词，文化生态作为理论提出是放在人力学当中，它其实讲的是一种环境，讲的是一种关系”，“强调文化的形态与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用一种整体的观念去保护它”。

文化生态以物质生态为基础。人类物质生产活动的方式和产生的成果，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集合体。这些物态文化的生存环境及它与其他事物之间的相互关系，构成物态文化生态，成为文化生态的第一个层次。而制度文化生态、行为文化生态、心态文化生态等则构成文化生态的其他层次。文化生态，包括文化物种赖以生存的自然生态空间，包括物质文化和非物质文化（或说显性文化与隐性文化）的各类文化物种，关注其生存状态、相互关系。

文化生态具有民族性、历史传承性、两重性和不可再生性的特点。

在全球文化生态、国家文化生态、地域文化生态、内在文化生态四个生态圈中，需特别关注传统文化的保护和传承，现代文化的多样性、多元性及多层、兼容与并存。

上世纪50年代初，美国学者朱利安·H．斯图尔特（1902—1972）最早提出将生态学方法运用于文化学研究的“文化生态学”（culturacology）概念，形成用生态学方法研究文化存在和发展的资源、环境、状态及其规律的文化生态学理论，其理论着重探究在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交互作用中文化物种的生存状态。这一理论几十年来在西方已有长足发展。其实，在我国，人们对于“文化生态”的关注，亦有悠久的历史传统，有许多智慧的思考和实践，对文化和环境问题思考得很多，议论得精彩。比如在“住”的文化、建筑文化生态方面，我国先人强调“尽物之性”，“赞天地之化育”，“道法自然，返璞归真”。在实践中，我国先人通过节材、绿化、节能、保土、理水等举措保持生态平衡，实现“人因宅而立，宅因人而存，人宅相扶，富康安逸”的理想人居文化生态，这是一种对文化生态的深刻理解。我国学者冯天瑜在探析“文化生态”时认为，文化生态应有自然场、社会场，即自然环境、社会经济环境、社会制度环境三个层次。随着“文化生态”的日益为人们所强烈关注，“文化生态”的理论研究将会不断深入。

二 文化生态保护

实行文化生态保护，是人们对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一个提升。从对单个文物孤立的博物馆式的保护，到对文化遗产整体以及这些遗产生存环境的保护，特别关注一些活态“非遗”在其特定生态空间的存续、传承状况，这种强调整体性、强调文化物种与环境的关系、强调活态保护的新思维，不仅是一种保护视野的扩大，而且也是一种创新保护模式的开启，一种整体保护方法的探索。上世纪70年代以来，在“文化生态”、“文化生态学”理念的启导之下，人们对文化生态的保护进行了积极的探索。1971年法国费朗索瓦·干贝尔和乔治·亨利·里维埃进行了“生态博物馆”的实验。它有别于传统意义的博物馆。其实验着重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原真性、整体性，并纳入了社区环境的内容。目前世界上已有三百多座此类“生态博物馆”。1995年我国在贵州六枝特区梭嘎乡设立了第一个苗族文化生态博物馆。至今国内已设立了7个生态博物馆，可说是此类“生态博物馆”的中国实验。在日本，近年亦有设立“历史风土地区”之类实验。这些文化生态保护的实验，对文化遗产的保护，都强调了空间、时间、文化物种群体的因素。

文化生态保护，在当下现代化加速、大工业、城镇化对传统文明冲击加剧的情势下，尤其关系到文化遗产特别是活态“非遗”的存续传承。

在现代化、城镇化的飞速发展中，许多文化物种生存的环境已不复存在，文化生态环境的平衡面临威胁。特别是一些民族地域文化，一些艰难留传下来的“非遗”活态文化遭遇到灭顶之灾。在一些过于致力“经济回报”的开发利用热潮中，许多特色文化生态空间被改造包装成为热门景点，一些特色“非遗”活态文化仅仅被作为地方和企业的揽财手段，使文化生态的修复更为艰难。

文化生态具有不可再生性。我们的工业现代化过去一度是“先污染，后治理”，给自然生态环境造成了不可挽回的破坏。我们不能再在文化生态保护中重演这一套路，“先毁坏，后重建”的老路走不得。许多文化生态在被破坏以后，是不可能“重建”的。因此在当下，文化生态保护尤其有其紧迫性。

加强文化生态保护是中华文化安全的需要。

人类文明的发展，文化遗产的存在是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身份和特征，是国家和民族不断进步的精神源泉和动力。丧失了文化遗产，就切断了与传统相连的血脉，失去了文化身份的名片。在经济全球化、现代化迅猛发展的情势下，现代高科技、网络信息化的飞速发展，世界文化多样性日趋一体化。文化遗产作为不可再生的珍贵资源，其保护形势更为严峻。

在改革开放之初，面对十年动乱造成的我国国民经济处于崩溃边缘、贫困落后、百废待兴的局面，为了缩小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巨大差距，实现国家在经济上的崛起，提出了改革开放，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设立“经济特区”，走超常规发展经济的路子。经过国人30年的奋发图强，我国经济有了飞跃的发展，综合国力增强，人民基本解决温饱，GDP逐年上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和影响力大大增强。进入21世纪以后，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加速发展，“地球村”里那些西方现代化强国在经济上强势挤压弱小的同时，以其价值观和道德观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也强力向全球扩张渗透。我们许多文化物种在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下正濒临消亡灭绝。我们中华文化的安全和自立，受到了重大挑战和威胁。

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我们的中华文明五千年一以贯之。我们的中华祖先以自己的智慧和劳动，创造了灿烂辉煌的中华传统文化精华，是人类最宝贵的历史财富。中华文化遗产代表了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价值、生活理念，体现了中国人的生命力、创造力。然而近百年来，我们对这一份宝贵遗产珍惜不够，发展到“十年浩劫”打倒一切，中华传统文化遗产被全面清扫，砸烂毁弃，满目疮痍。而在我们把各类国宝弃之敝屣的时候，相邻的“地球村”“村民”则偷梁换柱、张冠李戴、改头换面地想把我们祖先发明的珍宝申报成他们的“国产”。“祭孔大典”、“活字印刷”、“张衡地动仪”、“端午节”等“非遗”抢注，忙活不已。这些年来，《花木兰》之类“国粹”，被迪士尼、好莱坞开发、改编后再输入中国，其中贯穿的已经是西方的文化和理念。近些年，西方影视凭借其大投资、大制作、大明星，强势在中国出场，在中国青少年头脑中不断复制和拷贝着西方的“精神”和价值观。而我们自己的有些影视文艺，近些年也多有缺失和失衡：或热衷于表现过往而疏于表现现实，或热衷于表现世俗而疏于表现崇高，或热衷于表现娱乐而疏于郑重担当，或恶搞历史而游戏人生，对我国自身的文化遗产、传统价值理念、民族精神，在善待、呵护、传承各方面都还有许多问题。现实告诉我们，文化遗产的保护，文化生态的保护，事关中华民族文化根基的牢固，事关国家文化安全。随着文化软实力作用的日益为世人所认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安全问题已严峻地摆到了国人面前。正因为如此，近些年来，重新评价中华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意义，重新关心我们的“国粹”，形成了强势的学术潮流，对中华传统学术文化的研讨、承传和弘扬，成为新时期的“国学”热，方兴未艾。上世纪初国学大师章太炎的论断：“夫国学者，家所以成立之源泉也。吾闻处竞争之世，徒恃国学固不足以立国矣；而吾未闻国学不兴而国能自立者也。吾闻有国亡而国学不亡者矣，而吾未闻国学先亡而国仍立者也”。至今仍如大吕黄钟，振聋发聩。国家把“增强文化软实力”写进了中共党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把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摆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号召要“加强民族文化遗产保护”。国家“十一五”文化繁荣发展规划，决定在全国设立十个国家级民族地域文化生态保护区，着力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美轮美奂、震撼世界的开幕式，把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浓缩在漂亮的“鸟巢”，拉开了向世界精彩展示和推介中华文化的序幕。的确，过去我们中华文化向世界展示和推介也不够，国际社会对中华文化缺少了解，误读不少，共识的形成还需要有大的努力。就拿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来说，当我们将中华文化对世界文明重大贡献的四大发明之一活字印刷术展现在世界人民面前时，世人叹为观止。而2008年8月11日，荷兰小城哈勒姆市的市长恩特·施奈德斯却感到愤愤不平，他竟写信给北京市市长表示“抗议”，因为他认为：活字印刷术这一世界发明，发明人是荷兰人科斯特，说“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关于活字印刷术，在西方普遍都认为是德国金匠胡泰贝格于1439年发明的，西方文献虽也说到“可能早在1040年，这种印刷方式在中国就已经出现了”，但语焉不详。只有德国官方“胡泰贝格”网站，知道真实历史，承认中国北宋时的毕昇是活字印刷术的世界发明人。这再一次说明“酒香也怕巷子深”，向世界展示和推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国际文化学术交流太重要了。我们在世界各国建100个孔子学院，让“地球村”的其他“村民”们多了解一些中华文化，是一个让中华文化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大潮中保持个性和特色、不被误解、不被异化、不被吞噬、自立自强的战略措施。同样，我们在国内设立十个民族民间地域文化生态保护区，着意保护中华文化的文象、文脉和文魂，守护中华传统文化的特色精神家园，这也是国家立足于中华民族文化安全的战略举措。

加强文化生态保护是增强中华文化软实力的需要。

任何一个国家在提升本国政治、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的同时，提升本国文化软实力都是更为特殊和重要的。提高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这不仅是我国文化建设的一个战略重点，也是我国建设和谐世界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前提。

党的十七大报告关于提高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论述，党的十八大报告关于“建设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体系，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强调，表明党和国家已经把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的战略着眼点。文化软实力作为现代社会发展的精神动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一个民族的复兴，必须有文化的复兴作支撑。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然伴随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而繁荣兴盛中华文化，必然以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为根本途径。

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是我国文化软实力的首要资源和重要基础。充分发掘中华传统文化的优势，全面认识祖国的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其与时代特征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与人民的生活和国家的行为相联系。自觉实现民族文化现代化的转换，是提高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最重要工作。只有保护好中华文化遗产，保护好国家文化生态，善待中华传统文化，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工作才能落到实处。

过去，我们对文化软实力重视不够。我们对于传统文化的宣传和推介基本上处于“原生态”状态，缺失文化生态保护概念。优秀的文化传统资源优势并未充分转化成为强大的现实生产力；文艺演出、语言文化、图书出版等文化领域面临着“文化赤字”；对于中国文化形象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对于自己文化遗产的保护特别是活态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重视不够。忽视了对传统文化资源的创新和改造。

因此，从提高和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角度看，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加大我国文化遗产保护的力度，是时代的迫切需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特别指出：“文化是民族的血脉，是人民的精神家园。”“当今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科学技术日新月异，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更加频繁，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安全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要求更加紧迫。”“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没有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全民族精神力量的充分发挥，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没有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

《决定》强调了保护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性：“优秀传统文化凝聚着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追求和历久弥新的精神财富，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深厚基础，是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支撑。”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持保护利用、普及弘扬并重，加强对优秀传统文化思想价值的挖掘和阐发，维护民族文化基本元素，使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新时代鼓舞人民前进的精神力量。”“加强文化典籍整理和出版工作，推进文化典籍资源数字化。加强国家重大文化和自然遗产地、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建设，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深入挖掘民族传统节日文化内涵，广泛开展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普及活动。发挥国民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基础性作用，增加优秀传统文化课程内容，加强优秀传统文化教学研究基地建设。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繁荣发展少数民族文化事业，开展少数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工作，加强少数民族语言文字党报党刊、广播影视节目、出版物等译制播出出版。加强同香港、澳门的文化交流合作，加强同台湾的各种形式文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我国文化生态保护提出了具体的要求。

对文化遗产的保护，由静态、单体保护发展到活态、整体的文化生态意义的保护，在欧美、日本等世界不少国家正处于“现在进行时”。我国是文化遗产大国，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它们赖以生存的文化环境的全方位保护已经日显其重要性和紧迫性，加强文化生态保护已提上了国家发展战略的日程。几年前，《国家十一五文化发展规划纲要》提出的在全国设立十个民族和地域文化生态保护区，这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现代化加速大趋势下，关系中华文化安全、关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承传和弘扬、关系中华文化的繁荣和发展的重大战略安排。它和在世界上设立100个孔子学院一样，对精彩地推介和展示中华文化有深远的意义。文化生态保护，符合政治、文化多元性的要求，是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化，是一种全新的保护思维：它强调的是文化的形态和文化生态环境之间的关系，强调的是一种整体、活态保护的理念。文化生态保护，立足于文化遗产的多样性、独特性、完整性，特别关注原生态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其特定空间环境中的共生共存，相互关系；特别关注这种文化生态和人类生活的密切相关及与自然、社会的和谐相处、协调发展；特别关注在动态保护中修复文化生态环境，承传文脉，复活和再现文魂；特别关注民众、民间、“草根”对原生态特色文化的承传、延续、再生、发展的决定性作用；特别关注防止“精神植被”的“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加强文化生态的保护，国际已有共识，国内正当其时。

文化生态保护其重要性和紧迫性，毋庸置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