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对我国早期新诗生态的影响
- 戴前伦
- 10724字
- 2021-03-24 12:32:54
第三节 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和文学经典的影响:梵爱和谐思想的文化渊源
一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地域文化和历史文化渊源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形成与印度的地理自然环境、历史人文环境、印度河—恒河文明、雅利安文明、吠陀文化密切相关。
古代印度地理环境特殊,疆域相当辽阔,在孔雀王朝时期,阿育王控制的疆土囊括了现在的印度本土、巴基斯坦、孟加拉国,以及远达阿拉伯海的广大领域。印度的地势南北高峻,中部低洼平缓。北有高耸入云的“世界屋脊”喜马拉雅山,南有迤逦曲折的高止山脉构成的德干高原;西北部有母亲般温柔的印度河,中北部为沃野千里的恒河平原,“印度河、恒河这两条清澈神圣的河流,孕育了古老而伟大的印度河—恒河文明”。正如泰戈尔所说:“印度的恒河、埃及的尼罗河和中国的长江等大河,在世界上是凤毛麟角的,这些河流像母亲一样,抚育着各个国家的广大土地,它们之中的每一条河,哺育着原始大地的古老文明。”印度东、南、西三面临海,形成海岸线绵长蜿蜒的典型次大陆。在古代,这种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有利于部族势力的割据,造成干戈不息的“列国”状态。印度地处热带,长夏无冬,阳光充足,雨量丰沛,是森林的王国,花草的美苑,鸟兽的乐园。“这种优美的自然生态使印度人自古就与大自然构成了亲密无间的和谐关系”,为婆罗门教、印度教的人生四行期的“林居期”创造了优越的条件。所以泰戈尔认定:“在印度,文明的诞生始于森林,这种起源和环境形成了与众不同的特质。印度的文明被大自然的浩大生命所包围,由它提供食物和衣服,而且在各方面与大自然保持最密切、最经常的交流。”
印度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印度又是一个宗教色彩十分浓厚的国家,宗教深刻地影响到文化、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因此可以这样说,印度的历史、文化史几乎就是一部宗教更迭和发展的历史。在20世纪20年代之前,人们将雅利安文化作为印度文化的唯一代表。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一次考古发掘,发现了“哈拉帕遗址”,这个遗址无可辩驳地表明,早在三千多年前,印度就已经出现了总面积远大于巴比伦“两河流域文明”的“印度河文明”,这个文明系统建构了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城市文明雏形。印度河文明系统的居民使用石犁,并且已经会铸造和使用青铜器具,大多数人从事农业和畜牧业,他们已会拦河筑坝、修渠引水。该文明系统已有宗教行为,盛行对地母神、树神、牡牛以及生殖和祖灵崇拜,并且创造了虔诚而简单的祭祀和瑜伽修习的宗教仪式,这为后代的宗教文化奠定了基础,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当印度河文明走向衰落的时候,雅利安人于公元前1200年左右乘机侵入印度,并逐渐形成了印度雅利安文化。雅利安人(即“高贵的人”之意)本是居住在黑海沿岸的强悍的游牧民族,因为生存的需要和环境的原因,这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分为几支部族,迅速向欧洲、亚洲扩张移居,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上古时期规模巨大的世界性游牧部落迁徙浪潮。其中一支部族从俄罗斯南部进入伊朗,再向东南方挺进,越过印度西北部的兴都库什山的开柏山口侵入印度河流域,这些进入印度的雅利安人成为“印度雅利安人”。他们经过激烈残酷的战争,战胜了土著的印度人,从而统治了印度河流域,其势力逐步向恒河流域扩展。在文化思想方面,他们运用多种形式与土著印度人进行最大限度的交流,逐步与土著印度人磨合直至融合。这样,印度便迅速从原始社会转型为奴隶社会,雅利安人成功建构了卓越的“雅利安文明”。雅利安文明诞生了吠陀、吠陀教和婆罗门教,创立了种姓制度。种姓制度是雅利安人由于内部出现阶级分化而形成的一种森严的等级制度。雅利安人皮肤白皙,自认为是“高贵的人”,于是他们把印度原有的皮肤黝黑的土著人称为“达萨”,即奴隶,将印度人分为四等:第一等人叫“婆罗门”,是执掌宗教事务的僧侣贵族,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利;第二等人叫“刹帝利”,是执掌军政大权的世俗贵族;第三等人叫“吠舍”,是从事生产劳动的平民;第四等人叫“首陀罗”,是被征服的达萨。它们成为雅利安社会最基本的四种姓,也是雅利安社会的基本构成阶级。
公元前9世纪左右,雅利安人内部发生矛盾冲突,婆罗多族内的两个支系俱卢族与般度族之间发生战争,北印度几乎所有部族都卷入了这场大战,战争虽然持续时间较短,但规模宏大,后来成为世界第一大史诗《摩诃婆罗多》的主要题材来源,这部史诗对印度文化、文学影响甚大。
公元前8世纪到公元前6世纪,恒河流域的大多数部落过渡为国家,进入史称十六国的“列国时代”,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产生了反对婆罗门种姓制度不平等的沙门思潮,由此诞生了佛教、耆那教等宗教派别。公元前324年,旃陀罗笈多(即月护王,前324—前300年在位)建立了孔雀王朝,其孙子阿育王(前273—前236年在位)统一了印度除南端之外的全部次大陆,孔雀王朝进入全盛时期。阿育王推崇释迦牟尼,大力支持佛教,因此佛教得到空前发展,传入南亚、东南亚、东亚包括中国等各国,并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十分深远的影响。
公元320年,旃陀罗·笈多一世(320—335年在位)建立了笈多王朝,其统治约为三百年。笈多王朝时期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活跃,大多数帝王信奉婆罗门教,因此佛教逐渐衰微,婆罗门教文化得以复兴,种姓制度再度兴起。在笈多诸王统治时期,编纂了婆罗门教和后来的印度教的基本法规,印度人引以为傲的两大史诗《罗摩衍那》和《摩诃婆多罗》就在这个时期最后形成。这两大史诗是泰戈尔从小就特别喜欢阅读的文学巨著,对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公元8世纪,宗教大师商羯罗(788? —820?现代日本学者中村元经考证认定为700—750)对宗教进行大力改革,他顺应历史潮流,吸收了佛教和耆那教的某些教义,创立了印度教。商羯罗在当地统治者的支持下大力发展印度教,使印度教在全印度迅速发展起来,重新成为印度最大的宗教派别。至今,“足以作为印度文化代表的是印度教文化,在印度,印度教徒占总人口的82%以上,印度教文化居于主流地位”。印度教对泰戈尔及其家族产生了重大影响。
公元711年,阿拉伯倭马亚王朝哈里发派大将阿西姆占领了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地区,此后伊斯兰势力不断侵入,并于公元1206年建立起几乎统治全印度的德里苏丹国,伊斯兰教随之传入。公元1526年建立了莫卧儿王朝,在莫卧儿伊斯兰教徒的统治下,印度教的发展曾一度受挫,但许多印度教贵族和民众继续信仰印度教。
公元16世纪至19世纪初叶,葡萄牙、法国、英国殖民者相继侵入印度。19世纪中叶,印度沦为英国的殖民地,因此印度的历史发展和宗教信仰面临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严峻挑战。于是,印度教与基督教文化发生接触、碰撞、斗争、融合,逐渐构成现代印度教,教内的新派纷然兴起,掀起了近代启蒙运动。在印度近代启蒙运动中,现代印度教中诞生了一些社会和宗教改革团体,如宗教改革家罗姆摩罕·罗易与1828年创立的梵社,达耶难陀·娑罗室伐底于1875年创立的圣社,哲学家、政治家辨喜于1897年创立的罗摩克利希那传教会等,这些社会和宗教改革团体反对英国殖民主义者的统治,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批判婆罗门专横跋扈、偶像崇拜、歧视妇女等宗教和社会陋俗,主张“宗教要为贫苦人民服务”,谋求社会福利,开展教育工作,努力为社会平民服务,促进了近现代印度的社会改革和民族主义运动的健康发展。“印度近代启蒙运动的宗教和社会改革团体及其活动,对泰戈尔家族特别是他的父亲、兄长,尤其是对泰戈尔本人梵爱和谐思想中爱儿童、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爱人类等元素的积淀形成,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印度以宗教史为主线的历史文化是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形成的重要文化渊源。
二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宗教文化渊源
如上所述,印度的历史和文化史基本上是宗教史,印度文化基本上是宗教文化。这种宗教文化支配着印度人的思想观念、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深刻地影响着以泰戈尔为代表的印度哲学家、思想家、文学家的思想和作品。印度的宗教文化是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重要文化渊源。
在印度,每种宗教都有自己的崇拜偶像、宗教经典和宗教教义。
吠陀教是雅利安人创立的宗教,也是印度最早的宗教,它构建的文化是吠陀文化。“吠陀”是梵文“Veda”的音译(又译为韦达、韦陀),本义是“知识”,“启示”,意译为“明”。“吠陀”是印度上古文献的总集,其中一部分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前已有的文献,大部分是雅利安人进入印度之后形成并汇集的文献。吠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吠陀包括吠陀本集、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狭义吠陀专指吠陀本集,其中的《梨俱吠陀》最为古老,于公元前1500年至前1000年间编纂成书。在吠陀本集中,对印度文化、思想、文学影响最大最深远的是《梨俱吠陀》。《梨俱吠陀》不仅具有宗教性,而且具有文学性,它汇集了祭祀的颂诗一千余首,将宇宙划分为天、空、地三界,并将三界中的诸多自然物和自然现象人格化,作为描写赞颂的对象。吠陀教信奉多神,崇拜经过神化的自然力、祖先、英雄人物,反映了雅利安人进入印度前后的社会状况和宗教思想。
婆罗门教是吠陀教被注入新的内容之后形成的宗教,于公元前1000年左右随着印度奴隶制国家的形成而逐渐形成。婆罗门教的基本经典是吠陀,其基本纲领是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所崇拜的主神是梵天、毗湿奴和湿婆。婆罗门教认为,梵天创造了世界,毗湿奴维持世界的和平安宁,湿婆既可毁坏世界又可还原世界,所以这三大主神分别是创造之神、维护之神和毁灭之神。在三大主神中,婆罗门教特别崇拜梵天。婆罗门教认为,人的一生只有完成了“四行期”才能获得圆满。所谓“四行期”,实际上是人的学习、成长、生活、修行的几个阶段。第一行期为“梵行期”,一般为12年。首先举行“入门式”,然后赴教师家里,从师系统学习吠陀,接受正规的宗教训练,敬事师长,完成学业。第二行期为“家居期”。在这一行期内,学成归家,寻找所爱的婆罗门娶妻生子,从事与自己身份相符的职业,履行布施、慈善等“爱”的世俗义务。第三行期为“林栖期”。在这一行期内,等待儿子成年后,把家政交付给儿子,本人进入密林居住,严行祭祀,潜心修行,实施“苦行”和“禅定”,以亲证梵我一如的境界。所谓苦行,就是以种种方式折磨自己的肉体,如卧荆、日晒、火烤、绝食、手臂高举而不放下。苦行的目的在于抛弃肉体,升华精神,使灵魂最终得以解脱。“禅定”就是瑜伽,通过瑜伽的虚静修炼,与“梵”神秘结合,可获得神通力量,并证悟“梵我一如”,得到解脱。第四行期为“遁世期”,指晚年舍弃一切,托钵云游,接受施舍,将人生的苦乐悲愁置之度外,以求得最后的彻底解脱。“婆罗门教的人生‘四行期’的实质是:要求人们学习吠陀经典以构建‘明’,投入世俗生活以体验‘爱’,静入宗教生活以证悟‘梵’”,最终达到梵我合一、梵爱和谐的人生最高境界。
婆罗门教的经典在吠陀本集之外,又出现了梵书、森林书和奥义书。梵书是解释吠陀的著作,它的主要内容是宗教仪式、神话、巫术,也涉及当时的社会生活、历史和自然科学。“在这些梵书中,祭祀本身成了最高目的。包括天神在内的一切力量都源自祭祀。而婆罗门执掌祭祀,也被抬高到等同天神的地位。婆罗门的祭祀理论至此达到鼎盛。”森林书是梵书的附属部分,因婆罗门哲学家在森林中传授而得名。它的内容是对祭祀的意义、仪式和方法的说明,也涉及探寻宇宙与人生的奥秘,人与自然、神的关系等问题。一般认为,奥义书是森林书的附属,是吠陀的最后部分,也被称为“吠檀多”,意为“吠陀的末尾”或“吠陀的最高意义”。但有时奥义书本身既是森林书,又是奥义书。
在婆罗门教的众多经典中,奥义书的影响最为深远。奥义书的梵文作“Upanishad”,原意为“近坐”,蕴含“秘传”的意思。传于世上的奥义书很多,约为二百种,但一般认为最古老、最重要的有十三种。“奥义书(Upanishad)在印度古代思想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是印度上古思想转型的关键著作,对印度古代宗教和哲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奥义书的内容虽然十分庞杂,但它的核心内容是阐扬“梵我一如”的思想,即宣扬“梵我不二”的学说,其著名命题是“我即梵”,“梵即我”。《唱徒集奥义书》三之十四说:“全能全智全嗅全味者,包含天地默而不乱者,彼乃吾之精神;彼乃梵。”从《唱徒集奥义书》可知,“梵”与“我”都是世界的本质,梵产生万物、包容万物,“我”也产生万物、包容万物。奥义书还认为,凡是不能与梵合一,执着于外界物象者,必然产生苦恼和罪恶,即《大林奥义书》三之四所说:“一切异于梵者悉受痛苦。”这就是说,凡是“我”与“梵”合一者,皆能解脱一切烦恼和痛苦,达到不生不死、幸福圆满的人生最高境界。奥义书认定,要达到梵我合一的境界,就需要智慧,这种智慧是离开外界现象,离开言语思虑以证悟梵的“禅定”,通过禅定的“静修”、“坐忘”才能到达梵我合一的境界。婆罗门教在三大主神中尤其崇拜“梵天”,认为梵天是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是宇宙的最高灵魂和精神主体,后来便逐渐将梵天抽象化,演化为“梵”。“梵”的原意为咒力、祈祷,引申义为由祈祷而获得的神秘力量,进而引申为“世界的主宰”,“宇宙的最高本体”。奥义书认为梵具有“真”、“识”(或“知”)、“乐”三大特性,“真”、“识”、“乐”是三位一体的存在。“真”是指梵的存在是真实的,这个存在是真理,是不可否认、毋庸置疑的。《大森林奥义书》说:“确实,在太初,这个世界唯有梵。它是唯一者。作为唯一者,它不显现”,“它创造出优秀的形态正法。正法是刹帝利性中的刹帝利性。因此没有比正法更高者。……确实,正法就是真理。”《大森林奥义书》不仅认为梵是真实的,而且认为凡是知道梵是真实的事实的人,就可以获得梵的无穷力量,从而战胜世界,“知道这个最早产生的、伟大而奇妙的梵是真实,他就战胜这些世界。知道这个最早产生的、伟大而奇妙的梵是真实,他怎么会被战胜?因为梵是真实。”梵的存在我们无法用感官去接触它,不能用语言来表达它,但它无处不在,无时不在。“识”指梵是精神性的,非物质性的;是主体,非客体;是潜藏于知觉者内心深处的光明。识是一切的根本,识就是梵。“乐”是指无上的圆满、无限的“喜”,是获得解脱之后的幸福,是人与神与自然和谐合一后的自由自在。所以《自在奥义书》说:“唵!那圆满,这圆满,圆满出自圆满/从圆满获得圆满,始终保持圆满/唵!和平!和平!和平/自在居住在活动于这个世界的所有这一切中/你应该通过弃绝享受,不要贪图任何人的财富。”
印度教是继承和发展婆罗门教而形成的宗教,它与婆罗门教没有本质的区别。印度教继承了婆罗门教的教义和传统,仍然以吠陀为基本经典,以“吠陀天启”、“祭祀万能”和“婆罗门至上”为三大纲领,以梵天、毗湿奴、湿婆为三大崇拜主神,以“四种姓”为基本社会结构,也实行人生的“四行期”,也认为梵具有“真”、“识”、“乐”三大特性,“梵我合一”、“梵我和谐”是人生最高境界。但是,印度教对婆罗门教又有所发展,在主神崇拜中,梵天的地位有所下降,毗湿奴和湿婆的地位有所提升,突出了毗湿奴维护世界稳定、和平的力量,强调了湿婆可以让世界毁灭后重生的创造力量;近现代印度教还主动整合了佛教提倡平等、善待众生的思想,吸收了西方基督教倡导博爱的思想。可见,印度教较之婆罗门教更具有包容性、开放性和合理性,因此,至今的印度仍然有80%以上的人信奉印度教,使印度教文化成了印度的主流文化。
泰戈尔“信仰宗教而鄙夷顽冥不化的教派主义”。他受吠陀经典的影响而获得了“爱”和“梵”的生命体验。泰戈尔在11岁后的日子里,父亲常常教他读印度教经典《吠陀》,并要求他背诵《吠陀》中的许多名言。成年之后,泰戈尔仍然时常阅读《吠陀》,《吠陀》给予他强大的精神力量,他逐渐领悟到了《吠陀》所宣扬的“爱”和“梵”的思想。泰戈尔受印度教经典奥义书的影响而证悟了“梵”和“爱”的生命体验。泰戈尔的父亲——“大仙”代温德拉纳特是基于奥义书学说的“一神教”新教运动的领导人。泰戈尔在父亲的教导、家庭环境的影响和自己刻苦的学习中受到奥义书的深刻影响,他说:“钻研《奥义书》,使我的家庭与《往世书》时期前的印度建立起密切联系。孩童时代,我几乎每天以纯正的发音朗读《奥义书》的诗行。”他与父亲在喜马拉雅山同住几个月的日子里,父亲不仅督促他读梵文,读奥义书,而且以他对神灵的虔诚行为影响着泰戈尔。后来,他的父亲忙着解决第二世界的问题,泰戈尔却努力爱这地球,爱这地球上的人类,力图与宇宙合而为一。
在印度,深厚的神秘主义的宗教情感和梵的证悟使人们的心灵保持着活力,给人们的精神以抚慰。泰戈尔受神秘主义的宗教情感的影响而证悟了“梵”与“爱”的生命体验。他生长于笃信印度教的家庭,自然而然会受到印度教神秘主义的宗教情感的熏陶感染。他受印度教的神秘主义所形成的宗教,其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宗教,他自己曾经坦言:“我的宗教本质上是一个诗人的宗教。它与我的联系就如同我的音乐灵感与我的联系一样,通过同样的看不见、摸不着的途径。我的宗教生活如同我的诗人生活一样,遵循了相同的神秘的发展路线。”泰戈尔第一次从欧洲回国后,住在加尔各答的一条主要街道的宅子里,读着奥义书,掩卷沉思着人生的真谛、生命的神奇、天人的关系和宇宙的奥秘。当他站在阳台上,凝视着东方冉冉升起的朝阳时,恍然觉得“在我眼前一张帷幕突然被掀开。我感到,世界沐浴在一种奇特的光明之中,欢乐和优美的波涛在四周翻滚”。此时此刻,宇宙的光明注满了他的心灵,他的灵魂融入了世界;此时此刻,奥义书中关于“梵”的精神内涵和梵天的形象闪过他眼前,他第一次获得了深刻的精神体验,豁然顿悟到了“梵”的神奇:宇宙一片光明,人间一片欢乐;世界万物,浑然一体;天人相通,物我两融。这就是他看见世界放下面纱后所证悟的“梵”的经过,神秘主义在他的心底开始萌芽。从此之后,泰戈尔觉得,每个人,即那些吵扰“我”的人,也都似失掉他们人格的外层墙界;世界的每一个人,每一种事物,都是真实的生动的;“我”的生命充满了快乐,充满了爱,即使对于每一个人及每一最微小的东西。泰戈尔领悟到了生命和生活的真实意义,不在于物质上多么富裕,感官上多么享受,而在于精神充实,境界崇高,有追求,有寄托,有信仰,有爱心。此时,他豁然获得了崇高的生命体验——个我的有限生命与“梵”的无限生命的整体和谐;顿悟到了“爱”的伟大——“爱”的崇高精神与“梵”的最高灵魂的整体和谐。这是泰戈尔第一次亲身关于“梵”与“爱”,关于“梵爱和谐”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证悟。后来,泰戈尔住在西莱达村庄里,有一次他去沐浴之前在窗前驻足片刻,俯瞰着干涸河床岸边的一个集市。突然,他感到自己的心一阵怦动,他的经验世界仿佛瞬间被照亮了,那些精神上原来孤立而模糊的个我生命与梵的关系的思考、现实中大自然的伟大力量与爱的事实,达到了认知意义上的高度统一,即个我的有限生命与“梵”的无限生命的和谐统一,“爱”的崇高精神与“梵”的最高灵魂的和谐统一。这是泰戈尔又一次亲身关于“梵”与“爱”,关于“梵爱和谐”的生命体验和精神证悟。泰戈尔在管理西莱达农庄期间,他在强烈关注祖国和普通人民的生活的同时,神秘主义渐趋浓厚。许多热爱泰戈尔作品的读者和潜心研究泰戈尔的学者都对他的神秘主义颇感兴趣,但往往又百思不得其解。其实,“罗宾德拉纳特的神秘主义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他对万事万物存在的一种亲近感,是他对那条把一切有生物联结在一起,同时又把生物与无生物、有形物与无形物联结在一起的链环的先知先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种神秘的知觉从他儿童时代起就已深深扎根于他的灵魂之中”。
泰戈尔信仰由吠陀教和婆罗门教演化而成的印度教,继承和发展了婆罗门教和印度教尊重宇宙,热爱自然,挚爱亲人恋人、广爱他人以及人类,追求精神升华与注重社会实践,崇敬梵的至高真理和观照现世生活等合理的教义,尤其是奥义书“梵我合一”是人生的最终归宿和最高境界的主张,但是,他不赞同婆罗门教唯我独尊、高人一等的森严等级观念和由此派生的种姓制度,反对排斥异己、顽冥不化的教派主义,主动吸收佛教平等民主、普度众生的教义和观念,伊斯兰教的和平主义、基督教的博爱思想,在精神上体现了印度教、穆斯林和基督教三种伟大文明的完美结合,从宇宙观和人生观的视角上,泰戈尔逐渐形成了“梵爱和谐”的重要思想。因此,印度宗教文化经典吠陀和奥义书的精神、印度教“梵”的神秘主义和“爱”的生命体验是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重要渊源,它使泰戈尔产生了“梵”的观念,“爱”的哲学,以及人生的最高目标“梵我合一”的境界,从而形成了“梵爱和谐”的思想。
由上可见,泰戈尔的梵爱和谐思想与印度的雅利安文明,吠陀教、婆罗门教、佛教、印度教等宗教文化,尤其是奥义书的思想内容密切相关。此外,先后传入印度的基督教的博爱仁慈思想,伊斯兰教的全面和平思想也对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产生了一定影响。
三 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文学渊源:爱与梵的证悟
在泰戈尔的家中,他的父亲和兄长的书房除了藏有大量梵文经典之外,还有许多孟加拉文学经典和英国文学经典,以及各种新出版的书报刊物,“其藏书的丰富和广泛,不亚于一所普通大学的图书馆”,这为自幼聪明好学的泰戈尔创造了汲取文学养分、培养艺术修养的良好条件。泰戈尔凭借这个有利条件,阅读了大量的孟加拉文学经典和英国文学经典,从而学识大进,眼界大开,精神大振,灵魂大净,思想受到印度传统文化和西方开明思想的双重影响,促进了梵爱和谐思想的形成。
文学经典的主题思想给了泰戈尔深刻的生命体验。一般说来,作为诗人或富有诗人气质的思想家,其思想、观念最容易通过形象生动的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主题思想而受到影响,泰戈尔也不例外,梵文古典文学、中世纪毗湿奴虔诚诗歌和西方文学影响着他诗歌创作的发展。在梵文古典文学方面,泰戈尔主要通过所受的传统教育和阅读《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沙恭达罗》等古典文学名著汲取营养,其中梵文古典文学《罗摩衍那》的爱情故事、《摩诃婆罗多》热爱和平的思想对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的影响至为深远。少年泰戈尔在阅读《罗摩衍那》这部史诗时,常常被“爱妻遭劫”和“救妻复国”的生动情节所打动,这样的爱情故事为泰戈尔的爱情观念和行为奠定了一定基础。《摩诃婆罗多》是世界最长的史诗,它赞扬坚战公正、谦恭、仁慈的美德,歌颂其代表的正义力量;批判难敌贪婪、傲慢、残忍的恶行,鞭挞其代表的邪恶势力;它表现了人民厌恶战争、渴望和平,希望明君而不是暴君统一天下的强烈愿望。《摩诃婆罗多》“渴望和平”的主题使泰戈尔萌生了热爱和平、向往和谐的思想。印度古典文学和中世纪毗湿奴虔诚诗歌所蕴含的“爱”与“梵”的主题对泰戈尔的影响微妙而深刻。少年泰戈尔还喜欢阅读孟加拉现代文学作品并受其影响,如孟加拉现代文学先驱迈克尔·默图苏德·德特根据《罗摩衍那》中的一段情节而创作的《因陀罗耆的伏诛》,该史诗与传统相反,展现的是国与国之间的政治斗争和两种文明的斗争。除了印度古典文学的影响之外,西方文学经典和同时代诗人及其名作所蕴含的主题思想对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形成的影响也不可小觑。泰戈尔的兄长们曾留学英国,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少年泰戈尔在兄长指导下学习英语,喜欢阅读家中所藏的西方文学作品。他12岁那年,父亲为他主持了成人仪式,再次把他送进了孟加拉学院学习,同时聘请了两位家庭教师,一位教他梵语文学《沙恭达罗》,一位教他英语版的莎士比亚戏剧。泰戈尔学习后,将它们翻译成了孟加拉诗文。泰戈尔兄长的书房藏有大量的英文文学书籍,泰戈尔如饥似渴地阅读这些书籍。在西方文学经典中,意大利诗人但丁、德国诗人歌德、海涅,英国诗人拜伦、雪莱和济慈的诗歌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对泰戈尔的影响甚大。青年泰戈尔曾在英国留学,接受过西方教育,西方文学经典对他的影响是深刻的,尤其是英国文学和德国文学经典的影响。泰戈尔留学英国期间,进入伦敦大学学习,崇尚英国文学,将莎士比亚、拜伦、弥尔顿奉为文学之神。在此期间,他大量涉猎除上述诗人之外的许多文学大家的作品,如雨果、勃朗宁夫人、克里斯蒂娜·罗塞谛、史文鹏、胡德、穆尔、奥古斯特夫人、韦伯斯特等人的作品,他在后来出版的诗集《刚与柔》(1886)中,还将这些大家的作品译为孟加拉文纳入本诗集。西方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追求自由、民主、平等的主题思想对泰戈尔的思想影响甚大。同时代诗人及其名作对泰戈尔影响较大的有两人。一是孟加拉现代抒情诗先驱者比哈尔拉尔·吉卡拉沃尔迪(1838—1903)。通过“亦母亦友”的热爱文学的五嫂的引导,泰戈尔少年时就喜欢阅读比哈尔拉尔赞美祖国山河、向往祖国独立的爱国诗歌;二是五哥的同学、抒情诗天才阿克塞·乔杜李的影响。阿克塞·乔杜李是文学硕士,才华横溢,热情开朗,精通英国文学,酷爱孟加拉文学。他常到泰戈尔家来,少年泰戈尔喜欢听他大谈英国诗歌,因此对莎士比亚、乔叟、拜伦、雪莱、华兹华斯有了初步了解。阿克塞·乔杜李还极具鉴赏能力,对少年泰戈尔的诗歌总是大加赞赏,从而鼓舞了泰戈尔写诗的信心。印度古典文学和中世纪毗湿奴虔诚诗歌所蕴含的“爱”与“梵”、西方文学作品所表现的自由、民主、平等的主题思想,是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形成的重要文化渊源。
泰戈尔积淀家庭文化环境、社会文化环境、宗教文化和文学经典的生命体验所逐渐形成的梵爱和谐思想,蕴含着深沉的爱自然的童心、爱父母的赤心、爱儿童的淳心、爱恋人的琴心、爱平民的善心和爱宇宙的“梵心”。这些“心”即精神所在,通过有机组合而形成“爱生命”的“喜”“乐”之心,因为自然万物从喜生,依喜而养,向喜前进,最终归入喜,生命不朽者的存在显现于喜的形式之中。泰戈尔和奥义书所谓的“喜”和“乐”的实质就是“爱”,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从永久的快乐中生出来的……这个快乐,它的别名就是爱”,而“爱”是富有生命力的,生命是和谐合一的,造化也是和谐合一的。在这“造化合一”的原理中,人们“认识到自己的生活的永恒和自己的情爱的无限”,“我们通过自己的感官和心灵以及人生经验予以观察的这一世界,与我们自身深刻地合为一体。神圣的合一原理,一直是一种内在相互关系的原理”。在“合一”的背景下,个体生命与宇宙生命相融为一,构成生命的整体和谐。因此,人与世界是和谐同一的,世界的真善真爱也是和谐合一的,“善意味着我们的自我在人类世界之中的自由,爱亦复如此。我们的内心必须是真诚的,这不是就履行尘世职责而言,而是指在精神上的满足,惟其如此才能与‘完善者’和谐,同‘永恒者’合一”。“爱”与“梵”也是统一的,爱产生于梵,梵照耀着爱。人类的灵魂最终要回归到梵和爱,在人的终极追求和终生修习中,生命的爱与梵最终合二而一,和谐一体,达到永恒。这就是“梵爱和谐”的最高境界。
综上可见,地域文化、历史文化、宗教文化和文学经典的影响,是泰戈尔梵爱和谐思想形成的文化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