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成篇时代诸家说

《洪范》的成篇时代在20世纪以前没有什么争议，都认为如《洪范》篇中所说为周初所作。但自20世纪20年代刘节的一篇《洪范疏证》，将《洪范》的成篇时代延后至战国末季到秦统一天下期间，之后便引起了对《洪范》成篇时代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一 夏商说

张怀通在《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中认为《洪范》成篇于夏商。他的主要论证依据是《洪范》整篇都体现出“以数为纪”的特点：九畴、五行、八政、五纪、三德、五极、六福等。而“以数为纪”是典型的口头语言程式，所以《洪范》作为典型的“口头传统”作品应产生在“口头传统”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而这个时代就是夏商。

《洪范》中的“以数为纪”确实反映了口语特征，但这不能表明《洪范》就是夏商时代的产物。反而这些口语特征恰恰可以证明《洪范》是箕子向武王陈述治国大法的实时记录。

二 商代说

刘起釪在《〈洪范〉成书时代考》中认为《洪范》的原本是商代的，主要从两个方面来论证：第一，依据《洪范》的作者为箕子（具体论证可参看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点“箕子”），认定《洪范》成篇于商代；第二，依据《洪范》的思想内容来判断，他认为《洪范》反映的是商代奴隶主专政时的统治思想。

对于刘先生第一个论据的考辨见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点箕子，兹不赘述。刘先生关于《洪范》思想内容的论述，我们也不敢苟同，将在《洪范》文本内容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一章提出与此不同的观点。

曹松罗写了三篇文章来论证《洪范》成篇于商代。第一篇是《论〈洪范〉之五事》，他通过《洪范》五事内容可以在今古文《尚书》中得到印证及其与文献所反映的殷商史相吻合，同时结合《洪范》中心思想的时代性来认定五事内容不晚于商代。第二篇是《〈尚书·洪范〉尚五商代说》，他首先论证了殷人具有尚五的思维模式，而这种思维模式与《洪范》完全契合，因此认定《洪范》成篇于商代。第三篇是《〈尚书·洪范〉尚五商代说续证》，他通过考察《洪范》九畴的内容，认为五行、五纪、皇极、稽疑、庶征、五福等七畴皆与殷人尚五的思维模式有关，因此判断《洪范》至迟不晚于商代。

曹松罗基本认同刘起釪的观点，同时又以殷代“尚五”、五事内容为论据，进一步证明《洪范》成篇于商代。根据庞朴在《阴阳五行探源》中的论证，他也认为殷人有“尚五”的习惯，并且也赞同“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说的原始”的观点。箕子为商人，因此也具有“尚五”的习惯，所以在阐述九畴时，使用了很多以“五”为纪的术语，也许这些术语在商代已产生，但这并不能表明《洪范》成篇于商代，因为箕子可以把殷代及殷代以前成功的统治经验传给周武王。

三 西周时代说

（一）西周初期

传统观点皆认为《洪范》作于周初。只是对形成文字者有不同看法：有人认为箕子答武王后自作文章，有人认为由当时史官记录。据元代董鼎的《书传辑录纂注》第四卷所记“陈氏大猷曰：箕子之陈《洪范》，文王之演《易》，皆当殷之末、周之初也”，明确提到《洪范》成篇时代的是宋代陈大猷。

近代，首倡《洪范》作于周初的是王国维，他在《古史新证》中论述“周书之牧誓、洪范、金縢……诸篇皆当时所作也”。这里的“当时”指的就是篇中所记时间，对于《洪范》来讲，即西周初年。

对《洪范》成于周初，进行详细论证的是陈蒲清，他在《〈商书·洪范〉作于周朝初年考》中从四个方面进行论证，得出“《洪范》是周朝初年史官记录箕子思想的作品”的结论。他的论证主要有：第一，根据《尚书》的流传历史、版本以及传统研究成果看，《洪范》应是当时史官的现场笔录。第二，从语言文字看，《洪范》的字句与用韵都可以证明它产生于商周之际。第三，从龟卜与筮兆的地位看，《洪范》反映的是殷商时代的风尚。第四，从思想发展轨迹看，《洪范》反映的是商末周初的社会发展水平与思想水平。其主要从五行学说与王道政治学说两方面来考察。

陈大猷与王国维两位先生只是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均赞同传统观点，但是并没有进行论证。陈蒲清先生不仅继承了传统观点，并且进行了系统的论证，他的论证很具有启发性，同时也很有说服力。尤其是他对“皇极”思想的认识，与刘起釪先生有很大不同，他说：“《洪范》的王道学说强调臣民对君主的绝对服从，继承了旧的传统；但是又提出爱民、重道德、任贤，这些是周公德治思想与孔子仁政思想的源头。”这种评价很客观，与“皇极”所表达的思想相符合。

（二）西周中期

李军靖在《〈洪范〉著作时代考》中根据新发现的金文资料认为《洪范》成篇于西周中期。他从三个方面进行论证：第一，《洪范》著作时代的哲学思考，如“五行”“天人感应”，从注重“人事”到建立“王道”等。第二，商朝重视军事，农业水平低下，不用筮卜，这些都与《洪范》不符。第三，用《燹公》作为佐证。

2005年李军靖在她的博士论文《洪范与古代政治文明》中，又用了两节来论证《洪范》成篇于西周鼎盛时期的观点。除了前文提到的三个论据外，又提出如下论据：第一，从周初的政治实践中可以看出，此时良好的基础为中期提出统治大法做好了准备。第二，《洪范》的整体文风应该是周代中期文字特色的反映。第三，从《洪范》相关内容在《诗》中的反映，可以推断出《洪范》产生在前，《诗·小雅·小旻》晚出。第四，从先秦文献对《洪范》的称引次数和内容来看，《洪范》在西周晚期以后逐渐在民间广为流传。

李军靖接受了陈蒲清对于《洪范》思想的认识，同时又援引了裘锡圭《燹公铭文考释》中的观点，只不过这两位先生的结论与她不同，他们都认为《洪范》应作于周初。李军靖增加了两个论据来证明《洪范》应是西周中期的作品，一是时代准备，一是文字特色。但从时代背景看，最需要《洪范》的应是周初，因为此时百废待兴，周初统治者应当从前朝旧臣那里汲取统治经验，而箕子正是最合适的人选；同时西周中期的思想水平明显高于《洪范》，这从周初八诰中的周公思想便可以看出来，而周公思想正如陈蒲清所说受到了《洪范》思想的影响。

（三）西周后期

李行之在《〈尚书·洪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中指出《洪范》成篇于周厉王之后、宣王之初。论证如下：第一，历史原因。周宣王初期需要一部法典，运用神权的力量来巩固周朝统治。第二，文献佐证。《诗经》中的《鸿雁》和《烝民》两首诗，都对宣王及其卿士仲山甫进行了赞美，表明这部法典中所规定的政策和措施，在实际治理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李先生的论证值得推敲。《洪范》的产生需要历史条件，但为什么说是周宣王时期需要这样一部法典呢？西周时期，只有武王时期最困难，最需要统治经验；而到了成王时期，周公已经从前朝的统治经验中总结出了适合周代发展的统治方法，这便是“礼乐”文明；到了宣王时期，西周已走向了末期，宣王只是想复兴先王的伟业，他应当是遵循先王之路，即遵循周公制定的“礼乐”，才能使周代恢复到中期的鼎盛。至于第二个论证，只能说是李先生的臆测之辞了。周宣王时期对比厉王时期是有了较大的改善，也曾使人们看到了希望，因此出现了赞美君王及首辅大臣之诗，这是很正常的现象，但这种现象与《洪范》篇的制作是毫无关系可言的。

四 春秋时代说

（一）春秋前期

刘起釪在《〈洪范〉成书时代考》中认为《洪范》原本的作者是箕子，成篇时代在商代（如前所述），但传世本中所见《洪范》是经过周代史官加工过的，而这种加工至迟不晚于春秋前期。其主要论证为：第一，《洪范》中的“德”“筮”“五事”“五征”思想及其文字、用韵皆与西周相符。第二，《洪范》中的“五行”“历数”及“庶民惟星”，都是早于战国以前的用法。第三，《诗经》中的《大东》与《小旻》都套用过《洪范》文句，说明《洪范》在西周末、东周初已经流传。第四，《洪范》“八政”中“祀”“戎”的地位，应属于春秋之世的现象。

刘先生的第四个论证直接证明了他的观点，却与史实不符。《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通过甲骨文及金文的记录可以看出：殷周时期，祭祀与征伐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因为祭祀是精神依托，征伐是权力保障。尽管祀与戎很重要，但并不意味着统治者就不顾百姓的死活。在任何一个社会，生存都是第一位的，而能够生存下去就必须有“食”和“货”，这一点在西周时期也不例外。如《今文尚书·酒诰》“妹土嗣尔股肱，纯其艺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长。肇牵车牛，远服贾。用孝养厥父母”，这说明百姓生活以“食”为首位，在农忙之余从事商业，即满足百姓日常所需的“货”。《酒诰》“予惟曰：汝劼毖殷献臣，侯、甸、男、卫，矧太史友、内史友，越献臣、百宗工。矧惟尔事服休、服采，矧惟若畴圻父，薄违农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刚制于酒”，此处提到的重要官员中就包括主管顺保农人及农业生产的官吏农父，这说明在周初统治者就很重视农业生产，因为它是百姓生存所需的食与货的来源。《诗经·大雅·桑柔》“好是稼穑，力民代食。稼穑维宝，代食维好”，这是周厉王时期的诗，它强调了农业生产的重要性，在于能使百姓吃饱饭。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可以看出：西周初年直至整个西周都是强调“食货”的，并不是到了春秋时期才开始强调。

（二）春秋中叶

杜勇在《〈洪范〉制作年代新探》中认为《洪范》成篇于春秋中叶，为周史附会之作。主要论证如下：第一，根据《洪范》的主体思想特征、五行、八政以“食货”为首，都表明它的成书应在春秋时期。第二，从《洪范》袭《诗》《左传》三引《洪范》看，《洪范》应在春秋中叶成书并有广泛的流传。

杜先生的结论虽然与刘先生相似，但他们的看法确是同中有异。首先，他们的区别在于：刘起釪认为《洪范》的原稿应是箕子所作，主要思想是商代的，只不过经过了周史官的层累加工，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洪范》，而它最后的完成应当是春秋前期。杜勇认为《洪范》的主题思想“并不是宣扬源于上帝意志的神权政治论，而在于强调人君应以修身立道为治国之本”，这正好与刘先生的观点相反。同时在《洪范》与《诗经》中《大东》《小旻》的关系上，二人观点亦相左。刘先生认为《诗经》套用《洪范》，杜先生认为《洪范》袭《诗经》。其次，他们的相同点在于：杜先生对刘先生关于五行、食货为首以及周史附会武王访箕子一事的论证还是赞同的，并将其作为论证自己观点的依据。

从《洪范》文本来看，其所反映的主要思想是属于周初的，因为《洪范》中的思想被周公所继承并体现在周初八诰中（具体参看第二章中“《洪范》思想在周初八诰中的表现”及第三章“周公思想与《洪范》的关系”）。

五 战国时代说

（一）战国初期

童书业在《五行说起源的讨论——评顾颉刚先生〈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一文中指出《洪范》成篇于战国初期。主要论据为：第一，《洪范》中的鲧、禹还是独立的人物，他们的兴殛都由于天帝，这是很早的史说的表现。同时《洪范》中讲禹，却没有九州说，这说明其成篇在战国中世以前。第二，思想的神治化和威福化，与战国中世以后德治主义的文章完全不同。第三，“尔”（而）、“汝”“乃”的文法是战国初期以前的文法。第四，《洪范》中的五行，没有相胜相生的内容，也不用五色五方等与五行相搭配，与后来的五行说不同。第五，《左传》已引《洪范》，而《左传》产生于战国中世，所以《洪范》应成篇在战国中世之前。

应该说童先生的论证都与历史相吻合，《洪范》一定成篇于战国中世以前，只是他的结论非常保守。但应当看到童先生此文写于1931年，当时正是刘节《洪范疏证》大放异彩的时候，童先生在当时能提出这一看法，已非常难得。

（二）战国中世

张西堂在《尚书引论》中论述《洪范》成篇于战国中世。他首先从三个方面反驳刘节《洪范疏证》中“《洪范》出于战国之末”的观点。第一，今本《洪范》中的“皇”，在《史记》《尚书大传》中都作“王”，可见《洪范》原本作“王”。第二，古代称引《诗》《书》，多相混淆。不能因墨子所引“无偏无颇”一节称为《周诗》，而怀疑《洪范》。第三，《诗经·小旻》著作时期既早，“成”与“明”亦未必是用为协韵。最后他依据《左传》有三处引自《洪范》，认为《洪范》的原本在《左传》前成篇，而《左传》成书于战国中晚年，因此《洪范》成篇至迟在战国中叶。他还认为今本《洪范》曾遭到后人的窜改，有古文所增，亦经过汉儒修改。

张先生此书完成于1958年，在刘节与童书业两位先生论文发表之后将近30年。张先生对于《洪范》成篇时代的判断，主要依靠童先生的论据，即《左传》对《洪范》的征引表明《洪范》成篇在《左传》之前，但其结论却将《洪范》成篇时代延后至战国中世，这是非常遗憾的。但其优点在于为批驳刘节的结论又提供了三条崭新的论据，这三条论据在论证过程中虽然存在问题，但却相当具有启发性，给后人彻底推翻刘节的结论提供了有力的出发点。

（三）战国末季

刘节在《洪范疏证》中认为《洪范》成篇于战国末季。主要论证如下：第一，阴阳五行说起于战国，盛于两汉。《洪范》与《五行传》（汉代伏生著）出自一派。第二，《易系辞》及《庄子·天运》皆汉代之作，其言皆出《洪范》后。第三，荀子以前无《洪范》。第四，《洪范》“五事”袭《诗·小雅·小旻》。第五，八政之目盖隐括《礼记·王制》之义。第六，《洪范》用韵与《诗经》不合，而与战国时期相合。第七，《洪范》置师尹于卿士之下与周初官制不合。第八，《墨子·兼爱》“无偏无颇”引作《周诗》，可断其为春秋战国间颇流行之诗。第九，《洪范》占卜方法与罗振玉《殷墟书契考释》不同。第十，春秋战国以前，“皇”决无训“王”“君”之说。

当刘节此文发表时，大家同时看到了学界泰斗梁启超先生对此文的高度评价：“凡此皆经科学方法研究之结果，令反驳者极难容喙。其余诸条，亦多妙解，可谓空前一大发明。亟宜公表之，供全世界学者之论难也。”这样，就使刘节的观点一时间成了权威，虽然经过童书业、张西堂等人的反驳，但基本上都将《洪范》的成篇时代锁定在战国时期。直至时隔70年之后的1989年，刘起釪发表了《〈洪范〉成书时代考》，全面批驳了刘节的论据及结论，使《洪范》成篇于战国时代这种一统天下的局面被彻底打破。之后对于《洪范》成篇时代的考证便多了起来，从夏商一直到春秋中叶各种观点都有，但是再也没有人认为《洪范》是战国时代的作品了。

六 汉初说

汪震在《尚书洪范考》中指出《洪范》成篇于汉初，为伏生伪造。他从四个方面来论证：第一，质疑“惟十又三祀”。第二，把祭祀放在第三位，食货放在首位，是汉人思想。第三，“建用皇极”是秦始皇统一后的思想。第四，把五行分配五味，是汉人思想。

这篇论文发表在刘节、童书业两位先生之后，但他却将《洪范》成篇时代定于汉初。这种观点有点离谱，所以没有看到什么人对此观点表示认同。

 

综上所述，对于《洪范》成篇时代的争论焦点，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主要思想是神治为主还是德治为主，抑或是兼而有之。第二，五行内容是原始五行还是受阴阳五行家影响下的五行。第三，与《诗经》里《小旻》《大东》等篇的因袭关系。第四，《墨子·兼爱》引作《周诗》与《洪范》的关系。第五，语言文字符合哪一时期的特点。第六，卜筮方法体现的时代特点。第七，先秦文献对《洪范》的称引所反映出的断代信息。

尽管前人以及时人对《洪范》的成篇时代给予多方面的考证，却得出如此不同的结论，其原因在于：对《洪范》的文本内容以及成篇的背景缺少整体把握。本书将围绕这两个方面，对《洪范》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研究，争取得出一个令人信服的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