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 选题宗旨

《尚书》是我国最早的历史文献,是研究周代及其以前历史的第一手文献资料。先秦时期,没有《尚书》这一名称,而是将其称为《书》,或直接按历史年代称其中的内容为《夏书》、《商书》、《周书》。到了汉代,出现了《尚书》的名称,如《史记·五帝本纪》云:“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82年标点本,第46页。汉代不仅出现了《尚书》的名称,还出现了《尚书》的今古文之争,而且这种争论贯穿整个经学史。今文《尚书》指汉代伏生所传的用隶书记录的《尚书》,共二十九篇;古文《尚书》指汉武帝末年,鲁共(恭)王坏孔子宅所得的用古文字记录的《尚书》,比今文《尚书》多十六篇,共计四十五篇。但是流传至今的古文《尚书》并不是汉代的古文《尚书》,而是东晋梅赜所献的《孔传古文尚书》,共五十八篇,其中包括今文《尚书》二十九篇。

对于《尚书》的性质,先秦文献中就有过论述,如《荀子·劝学》记载“故《书》者,政事之纪也”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1页。,《庄子·天下》记载“《书》以道事”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1067页。,都表明《尚书》是用来记事的。

《尚书》文字佶屈聱牙,内容又兼包并蓄,而且版本在流传过程中几经删改,已经很难窥见其原始面貌,同时学术界又对古文《尚书》的真伪问题一直争论不已,这些都造成了“《尚书》难治”的现象。但《尚书》的历史价值却是巨大的,金景芳先生称“《尚书》独载尧以来,是中国自有史以来的第一部信史”金景芳:《〈尚书·虞夏书〉新解》,辽宁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序言第1页。。再者,《尚书》又是我国古代思想的重要源头,它给后来的诸子百家思想提供了来源及依据。为了拨开我国文明早期的历史与思想文化,研究《尚书》就成了必经之路。

研究《尚书》就会发现不论是今文《尚书》还是古文《尚书》,其中都有《洪范》篇(案:《洪范》有时也被写成《鸿范》,据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统计,《洪范》共4404条,《鸿范》共112条;按照目前学术界的惯例,将其统称为《洪范》)。《洪范》在《尚书》中的地位非常特殊,它的内容不像其他篇那样是以记事为主的,而是在阐发治理国家的原则与方法,正如金景芳先生所说,“自今天看来,它也确实是一部最系统最完整并提到理论高度来认识的政治哲学著作”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第135页。。正因为如此,所以对于《洪范》的研究,既可以有助于了解并认识我国早期文明阶段治理国家的原则与方法,又能掌握此阶段的哲学思想。

我国在先秦时期出现了很多思想家及学术流派,但这些思想有一个共同特点:它们不是纯粹的哲学思想,而是夹杂着政治思想及伦理思想。或者可以说它们是以政治思想及伦理思想为主,辅之以哲学思想。而这种思想特征的产生,恰恰是由于拥有这些思想的人都曾受到《洪范》的影响。《洪范》先谈天,次讲人,最后强调天人关系的论述方式,为后来的思想家提供了思考的模板。

先秦时期思想家的最终目的都在于为统治者提供一套行之有效的治国方案,而这套治国方案要被人接受,必须言之有理,而这个理要上合于天,下合于人。正是由于这样的目的以及为这个目的所作的解释,便形成了先秦时期所特有的思想体系。而在这些思想家产生之前的历史文献里,只有《洪范》为统治者提供了一个完善的、有理有据的治国方略,因此它便成为先秦思想家首先要研究的内容。先秦思想家从《洪范》中汲取营养,取其所需,进而不断完善,最终形成自己的思想。尽管思想家们的思想不同,但其来源都或多或少的与《洪范》有关系。齐明山先生就曾说过:“《洪范》是我国古代社会第一部行政大法……它影响了中国社会几千年,对我国帝制和中央集权制的形成有决定性意义,奠定我国传统文化的道家、儒家文化基础,提供我国传统思维方式的框架。”齐明山:《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大法——简析〈尚书·洪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9页。

因为《洪范》中的“皇极”思想集中体现了治国的原则及方法,因此每个思想学派都着重研究“皇极”思想。由于对“皇极”思想有着不同的理解,因此产生了不同的学派。认为“皇极”应为“礼”(或“德”“仁”)的,是儒家学派;认为“皇极”应为“兼爱”的,是墨家学派;认为“皇极”应为“道”的,是道家学派;认为“皇极”应为“法”的,是法家学派;认为“皇极”应为“礼”与“法”的,则是管仲学派。

《洪范》中的“天”及“天人关系”也对先秦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洪范》认为自然物有其固有的属性,君王当顺应自然属性去做事,这便与天相合,天就会奖赏他幸福;君王若违背自然属性去做事,便与天相悖,天就会用灾祸惩罚他,这也是早期天人合一与天人感应的理论。先秦思想家都对“天”及“天人关系”进行了论述:孔子认为上天可以命定一切,这便是天命;人类对于天命只能无可奈何,任由天命去摆布,但人不能因为天命而畏惧,应勇往直前,做自己应该做的,至于结果如何,不是自己所能决定的。墨子认为上天有意志并且有原则,上天的意志就是赏善罚恶,尽管上天的意志不可改变,但人类可以根据上天的原则去行事,并且根据自己的行为推知自己的结局;虽然墨子认为上天有意志,但实际上墨子认为个人的命运是由自己掌控的。老子认为天有道,即天道,而天道就是自然规律,人类应当按照自然规律去做事,这便是人道。

除此之外,《洪范》中的民本思想、赏罚理论以及尚贤、重德主张也对先秦思想家产生了重要影响,基本都被他们继承下来并加以深刻阐释。

因此,全面研究《洪范》与先秦思想的关系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因为它有助于厘清先秦时期纷繁复杂的思想,有助于探索先秦思想的源头,有助于梳理先秦各学派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先秦时期以儒、墨、道、法为主要思想,所以对这四个学派代表人物的思想与《洪范》的关系进行研究,可以考察出这四个学派主要观点的形成与《洪范》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这种研究工作,目前在学术界还没得到应有的关注。到目前为止,仅看到在顾颉刚、刘起釪合著的《尚书校释译论》中谈到《洪范》“皇极”思想与《墨子》“尚同”思想及《韩非子》“君主集权”思想的关系,并举例进行了论证。他们认为“‘皇极’的思想,实同于《墨子》‘尚同’的思想”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171页。、“(皇极)这种统一于君主的思想,法家完全接受了,而且更加以强调,加以发展”同上书,第1172页。。另有薛柏成在《论〈尚书·洪范〉与墨家政治思想》一文中,论证了墨家的天志、尚同、尚贤、兼爱思想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洪范》相关思想的影响。薛柏成:《论〈尚书·洪范〉与墨家政治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4—97页。因此,尽管意识到对这一课题进行研究将会面临缺少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以及其中很多内容并不会轻易被人接受的窘境,但我们还是决然地选择了这个课题。因为只要坚持言之成理、持之有据的原则,就应会有所发现。当然对于先秦时期涌现出的众多思想学派及重要论著,本书秉持着这样的原则来进行研究:只要与《洪范》有重要关系的,就要进行详细研究;与《洪范》没有关系或关系甚少的,也不勉强研究。

因为要研究《洪范》与先秦思想的关系,所以首先需要解决的便是《洪范》的成篇时代问题。《洪范》的成篇时代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没有什么争议,学者们都认为如《洪范》篇中所说为周初所作。但自刘节的一篇《洪范疏证》,将《洪范》的成篇时代延后至战国末季到秦统一天下期间刘节:《洪范疏证》,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403页。,之后便引起了对《洪范》成篇时代的争论,可谓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本书将通过对《洪范》成篇背景、《燹公》《书》初次结集时代、《洪范》语体特征、《洪范》思想内容等方面的研究,得出《洪范》成篇于周初的结论。

从汉代直至今日,学术界一直方兴未艾的《洪范》“五行”研究,将不作为本书研究的重点。

二 文献综述

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本书分为两个部分来综述:第一部分是关于《洪范》的研究成果综述,第二部分是关于诸子思想及诸子思想与《尚书》关系的研究成果综述。

(一)关于《洪范》的研究综述

1.古代研究《洪范》成果的简单梳理

《洪范》自成篇以来就广受关注,据刘起釪《尚书学史》统计,先秦时期对于《洪范》的征引就达19次之多。其中包括《诗经》《左传》《墨子》《庄子》《吕氏春秋》等先秦重要历史及思想文献。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17、18、22页。最早为《洪范》篇作传的是西汉夏侯始昌的《洪范五行传》(收录在伏生的《尚书大传》中),这本专著开启了学者们对于《洪范》“五行”的研究热潮。汉代的大学者几乎都对《洪范》“五行”产生了兴趣,如刘向、刘歆、董仲舒、贾逵、马融、郑玄等都对《洪范》进行了研究。班固在编写《汉书》时,还专辟了《五行志》,并且为历代史官所继承。

汉代之后直至清末,对《洪范》的研究呈现出两大特点:

第一,最主要的特点是研究《洪范》“五行”说及“洛书”说。其还可细分为两个完全相反的研究方向:其一为继承并发展汉儒“五行”说及“洛书”说,如隋代安康献公的《洪范谠义》、箫吉的《五行大义》,唐代穆元休的《洪范外传》、崔良佐的《尚书演范》,宋代晁补之的《洪范五行说》、蔡沈的《洪范皇极内篇》,元代胡一中的《定正洪范集说》,明代黄道周的《洪范明义》,清代李光地的《洪范说》、胡宗渚的《洪范皇极类义》等。其二为批判汉儒“五行”说及“洛书”说,如宋代胡瑗的《洪范口义》、王安石的《洪范传》,明代王祎的《洛书非洪范辨》,清代崔述的《洪范补说》、龚自珍的《非五行传》等。

第二,对《洪范》进行文献整理与研究,主要体现在历代《尚书》精注本上。如汉代郑玄注的《尚书大传》,唐代孔颖达的《尚书正义》,宋代林之奇的《尚书全解》、夏僎的《夏氏尚书详解》、史浩的《尚书讲义》、蔡沈的《书集传》,元代董鼎的《书传辑录纂注》,清代孙星衍的《尚书今古文注疏》、皮锡瑞的《今文尚书考证》、王夫之的《尚书稗疏》。另外还有清代陈寿祺的《五行传注》《洪范惟十有三祀解》《曰圉》。

2.20世纪以来《洪范》研究综述

20世纪以来,研究《洪范》的专著得以出版的非常少,目前看到的仅有张兵的《洪范诠释研究》。在这本书中,作者对从汉代至清末的《洪范》诠释研究进行梳理并介绍各个时期的诠释特点及重要文献。张兵:《洪范诠释研究》,齐鲁书社2007年版。

虽然专著很少,但研究《洪范》的论文却出现很多,这些论文大体可以分为五类:

(1)《洪范》的成篇时代考证

主要有刘节先生的《洪范疏证》刘节:《洪范疏证》,载顾颉刚《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88—403页。、汪震先生的《尚书洪范考》汪震:《尚书洪范考》,《北平晨报》1932年1月20日第九版。、刘起釪先生的《〈洪范〉成书时代考》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载刘起釪《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第396—424页。、赵俪生先生的《〈洪范疏证〉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而作》赵俪生:《〈洪范疏证〉驳议——为纪念顾颉刚先生诞生100周年而作》,《齐鲁学刊》1993年第6期,第69—75页。、杜勇先生的《洪范制作年代新探》杜勇:《洪范制作年代新探》,《人文杂志》1995年第3期,第75—79页。、李学勤先生的《叔多父盘与〈洪范〉》李学勤:《叔多父盘与〈洪范〉》,载饶宗颐《华学》第五辑,中山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08—110页。、陈蒲清先生的《〈尚书·洪范〉作于周朝初年考》陈蒲清:《〈尚书·洪范〉作于周朝初年考》,《湖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第90—96页。、李军靖先生的《〈洪范〉著作时代考》李军靖:《〈洪范〉著作时代考》,《郑州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第79—83页。、曹松罗先生的《论〈洪范〉之五事》曹松罗:《论〈洪范〉之五事》,《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5年第2期,第58—61页。、张怀通先生的《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张怀通:《由“以数为纪”看〈洪范〉的性质与年代》,《东南文化》2006年第3期,第51—57页。、曹松罗先生的《〈尚书·洪范〉尚五商代说》曹松罗:《〈尚书·洪范〉尚五商代说》,《扬州教育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第34—36页。与《〈尚书·洪范〉尚五商代说续证》曹松罗:《〈尚书·洪范〉尚五商代说续证》,《广西教育学院学报》2007年第5期,第131—135页。(此内容在第一章第二节有专门论述)。

(2)《洪范》“五行”研究

学者们主要探讨了《洪范》“五行”的性质,大致可以分为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洪范》“五行”是哲学概念,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如金景芳先生的《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金景芳:《西周在哲学上的两大贡献——〈周易〉阴阳说和〈洪范〉五行说》,《哲学研究》1979年第6期,第56—57页。,殷绍基先生的《关于〈洪范〉五行说》殷绍基:《关于〈洪范〉五行说》,《湘潭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第4、9—13页。,王蒨先生的《论〈尚书〉中的五行说》王蒨:《论〈尚书〉中的五行说》,《聊城师范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第97—99页。,康建军、刘勇先生的《〈尚书·洪范〉五行的舆地文化意义》康建军、刘勇:《〈尚书·洪范〉五行的舆地文化意义》,《吉林省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2期,第40—42页。,这是大多数学者的看法,第二种观点认为《洪范》“五行”只是具体的五种自然物质,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与政治、思想、哲学无关,如詹剑峰先生的《〈洪范〉里的五行是构成万有的五种基本元素吗——与金景芳先生商榷》詹剑峰:《〈洪范〉里的五行是构成万有的五种基本元素吗——与金景芳先生商榷》,《华中师范大学学报》1980年第1期,第9—12页。;第三种观点认为《洪范》“五行”既不是单纯的五种生活必需品,也不是构成世界的五种基本元素的哲学观,而是一种政治观念,如胡新生先生《政治意识笼罩下的原始五行观——对〈洪范〉“五行”概念的性质及其思想史意义的再认识》胡新生:《政治意识笼罩下的原始五行观——对〈洪范〉“五行”概念的性质及其思想史意义的再认识》,《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第7—12页。,高峰先生的《从〈洪范〉“五行”到“五德终始”——一个经学问题的哲学考察》高峰:《从〈洪范〉“五行”到“五德终始”——一个经学问题的哲学考察》,《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5年第9期,第178—184页。

(3)《洪范》的思想研究

首先是政治思想研究。学者们都认为《洪范》是我国古代政治和文化纲领,如齐明山先生的《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大法——简析〈尚书·洪范〉》齐明山:《中国历代王朝的行政大法——简析〈尚书·洪范〉》,《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4期,第5—9页。,谌中和先生的《〈尚书〉——专家治国的教科书》谌中和:《〈尚书〉——专家治国的教科书》,《泉州师范学院学报》2002年第3期,第91—95页。,李军靖先生的《洪范与古代政治文明》李军靖:《洪范与古代政治文明》,博士学位论文,郑州大学,2005年,第2页。,任锋先生的《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任锋:《近世思想传统中的政治正当性理论及其启示:以儒学“洪范模式”为视角》,《学海》2007年第5期,第24—34页。,童明伦先生的《论〈洪范〉篇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纲领》童明伦:《论〈洪范〉篇是我国古代政治文化纲领》,《重庆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4期,第89—94页。,朱本源先生的《洪范——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朱本源:《〈洪范〉——中国古代文明的活的灵魂》,《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年第1期,第18—25页。。其次是哲学思想研究。如陈士强先生的《试论〈洪范〉哲学思想的原始形态及其衍变》,文章论述了《洪范》中的“五行”“皇极”“庶征”思想的原始形态及其之后发生的演变,并指出这种演变与原始形态之间的区别与联系陈士强:《试论〈洪范〉哲学思想的原始形态及其衍变》,《学术月刊》1982年第11期,第57—60页。。再次是法学思想研究。如李行之先生的《〈尚书·洪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李行之:《〈尚书·洪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宪法》,《求索》1985年第4期,第109—110页。,张紫葛、高绍先先生的《论〈洪范〉的法学意义》张紫葛、高绍先:《论〈洪范〉的法学意义》,《成都大学学报》1986年第2期,第27—32页。,他们都认为《洪范》是一部宪法,并从法学方面对《洪范》进行研究。复次是经济思想研究。如曹应旺先生的《〈洪范〉经济思想浅见》,文章从经济学角度去研究,认为《洪范》中的“五行”“八政”“念用庶征”“五福六极”中都包含着朴素的经济思想,并对中国古代的经济思想产生深远影响。曹应旺:《〈洪范〉经济思想浅见》,《江淮论坛》1983年第4期,第31—34页。最后是天人思想研究。如姚祎先生的《我国网络营销服务管理对策思考——〈洪范九畴〉天人管理思想的启示》,文章认为《洪范》提倡民心、顺应天人合一,《洪范》中的“五事”“五纪”“三德”“五福”都对管理思想有影响。姚祎:《我国网络营销服务管理对策思考——〈洪范九畴〉天人管理思想的启示》,《商务营销》2010年第2期,第35—36页。

(4)《洪范》与诸子关系的研究

据统计,此类文章只有一篇,即薛柏成先生的《论〈尚书·洪范〉与墨家政治思想》,文章认为墨家的天志、尚同、尚贤、兼爱思想的形成在不同程度上都受到《洪范》相关思想的影响,并指出研究墨家思想的渊源离不了《洪范》。薛柏成:《论〈尚书·洪范〉与墨家政治思想》,《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第94—97页。

(5)《洪范》其他方面的研究

首先是语言研究。如王永平先生的《〈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辨正》王永平:《〈洪范〉“三人占则从二人言”辨正》,《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4期,第61—64页。、钱宗武先生的《〈洪范〉“者”字辨——兼谈文言“者”的词性》钱宗武:《〈洪范〉“者”字辨——兼谈文言“者”的词性》,《古汉语研究》1991年第4期,第66—68页。。其次是断代研究。如郑涵先生的《北宋〈洪范〉学简论》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中州学刊》,1981年第2期,第144—150页。、《北宋〈洪范〉学简论(续完)》郑涵:《北宋〈洪范〉学简论(续完)》,《中州学刊》,1981年第3期,第139—146页。、吴建伟先生的《宋代洪范研究》吴建伟:《宋代洪范研究》,中国优秀硕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华东师范大学,2004年。,皆对宋代《洪范》的研究成果进行了梳理与论述。再次是内容阐释。如王骏声先生的《洪范新释》王骏声:《洪范新释》,《河北大学文学丛刊》1929年第1期,第56—58页。、家昌先生的《〈洪范〉九畴讲的是什么》家昌:《〈洪范〉九畴讲的是什么》,《历史教学》1954年第8期,第45页。、温晓莉先生的《高校教材释〈洪范〉等〈尚书〉篇章应力求准确》温晓莉:《高校教材释〈洪范〉等〈尚书〉篇章应力求准确》,《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2期,第94—98页。、杨孝麒先生的《〈洪范〉简释》杨孝麒:《〈洪范〉简释》,《医古文助读》1983年第4期,第43、59—63页。。复次是对《洪范》思维方式的研究。如黄玉顺先生的《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对〈尚书·洪范〉和〈工具论·范畴篇〉的分析》黄玉顺:《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对〈尚书·洪范〉和〈工具论·范畴篇〉的分析》,《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5期,第5—12页。、陈声柏先生《“洪范九畴”思维方式——从“范畴”的角度看》陈声柏:《“洪范九畴”思维方式——从“范畴”的角度看》,《甘肃联合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13—16页。。最后是对《洪范》与其他内容联系的研究。如鲍晓东先生的《试论〈尚书·洪范〉与医学发展的关联》,论述了《洪范》对医学发展的正反两方面的影响鲍晓东:《试论〈尚书·洪范〉与医学发展的关联》,《江西中医学院学报》2007年第3期,第9—11页。;梁韦弦先生的《〈尚书·洪范〉与汉易卦气学》,论证了应区分汉人对《洪范》的解释与《洪范》文本的不同、五行学说与《易》结合的时间、汉代卦气学与西汉《洪范》学的关系、汉人《洪范》学与《周易》学结合的基础等问题;梁韦弦:《〈尚书·洪范〉与汉易卦气学》,《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07年第5期,第40—45页。沈利华先生的《从〈尚书·洪范〉谈起——中国传统幸福观分析》,从《洪范》“五福”出发探讨中国传统的幸福观;沈利华:《从〈尚书·洪范〉谈起——中国传统幸福观分析》,《古典文学知识》2007年第6期,第73—79页。另外还有黄元炳先生的《洪范合象数以应洛书例》黄元炳:《洪范合象数以应洛书例》,《国学论衡》1934年第6期,第26—28页。,张其淦先生的《洪范微》张其淦:《洪范微》,《国学论衡》1935年第6期,第12—27页。、《洪范微自序》张其淦:《洪范微自序》,《国学论衡》1935年第6期,第12—20页。,李学勤先生的《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李学勤:《帛书〈五行〉与〈尚书·洪范〉》,《学术月刊》1986年第11期,第37—40页。,刘高远先生的《〈洪范〉“稽疑”的数量关系》刘高远:《〈洪范〉“稽疑”的数量关系》,《焦作大学学报》2008年第3期,第127—128页。等。

3.《尚书》著作中关于《洪范》的研究

陈梦家先生的《尚书通论》。该书分为“尚书通论”“尚书专论”“尚书讲义”“尚书补述”四个部分。在通论中研究了先秦引书、汉世传本、篇目、书序四个关于《尚书》的重要内容;在专论中对古文《尚书》的作者、《尧典》为秦官本、“王若曰”考证、“古文”考证四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在讲义中对《甘誓》《汤誓》《盘庚上》《大诰》四篇进行了细致讲解;在补述中又对孔传本出现的时代、书序形成的时代、尚书逸文、尚书体例等内容进行了研究。陈梦家:《尚书通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其中的“先秦引书篇”对本书的研究有重要参考价值。

张西堂先生的《尚书引论》。该书对《尚书》的名义、起源、删述、类别、篇第、版本等进行了梳理与考证,同时又对今文《尚书》中所有篇章的成篇时代进行了考证。张西堂:《尚书引论》,陕西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其中对于《洪范》成篇时代的考证对于本书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刘起釪先生的《尚书学史》。该书根据《尚书》的形成及历史演进情况进行论述,对《尚书》研究的重要历史时期分别予以论述,同时又将其他历史阶段包含其中,是研究《尚书》学历史的重要著作。刘起釪:《尚书学史》,中华书局1989年版。书中有很多内容涉及《洪范》研究,其中包括《洪范》在先秦的引用情况及其引用次数与引用排名、《洪范》在各个时期的单篇研究情况及文献内容介绍与研究特点等,这些都对我们研究《洪范》有很大参考价值。

顾颉刚、刘起釪先生的《尚书校释译论》。该书对今文《尚书》的各篇内容给予详细注释并附有白话文翻译,同时又对各篇中的重要内容进行了讨论与论述,是研究今文《尚书》必不可少的参考。顾颉刚、刘起釪:《尚书校释译论》,中华书局2005年版。书中对《洪范》的注释非常详尽,并且通过对《洪范》的主题思想、时代特征、语言特点与“五行”“五事”“五征”“八政”内容及先秦时期文献对于《洪范》的引证进行论述,得出他们关于《洪范》成篇时代的推断;同时又对《洪范》“皇极”思想与墨子“尚同”思想及韩非子君主集权思想的关系进行了论述。这些内容对本书研究《洪范》的成篇时代、文本内容及《洪范》与诸子思想的关系都有着重要参考价值。

刘起釪先生的《尚书研究要论》。该书是先生对于《尚书》研究的论文集,主要论述了《尚书》学历程,《尧典》《禹贡》与周初各篇,日本早期与现代的《尚书》研究。刘起釪:《尚书研究要论》,齐鲁书社2007年版。其中与《洪范》有关的几篇论文,包括《〈洪范〉成书时代考》《历代的〈洪范〉学》《关于河图洛书问题》《五行原始意义及其分歧蜕变大要》等,对本书研究《洪范》的成篇时代及五行思想等内容颇有启发意义。

马士远先生的《周秦〈尚书〉学研究》。该书对出土文献、传世文献中涉及周秦时期的《尚书》学史料进行穷尽式的研究,提出了不少独到见解。马士远:《周秦〈尚书〉学研究》,中华书局2008年版。其中涉及《洪范》的研究包括出土文献,诸子对《洪范》的征引,孔子、墨子对《尚书》的征引及研究,为本书研究相关问题提供了很重要的数据与借鉴。

蒋善国先生的《尚书综述》。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论证了《尚书》研究的有关问题。蒋善国:《尚书综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其中关于洪范、五行、天人感应等内容对本书的研究有很大裨益。

游唤民先生的《尚书思想研究》。该书从哲学、政治、伦理诸方面深入论述了《尚书》中所蕴含的思想,并进一步阐述了其对春秋战国时期思想文化的影响。游唤民:《尚书思想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其中关于民本思想、德思想、周公思想等内容对本书的研究颇有启发。

于省吾先生的《尚书新证》。该书从语言学、文字学的角度,尤其是古文字学的角度来研究《尚书》,得出了许多有创见性的结论,使之成为研究《尚书》所必备的重要参考文献。于省吾:《尚书新证》,中华书局2009年版。其中关于《洪范》的研究给本书颇多启发。

4.研究《尚书》的文章中关于《洪范》的讨论

饶龙隼先生在《〈书〉考原》中认为春秋以前流行的《书》是一个写定本,并根据先秦时期引《书》情况的统计确定了《书》的原有篇目,其中包括《洪范》篇,之后根据《书》的基本形态确定了《书》的最初编纂时代在春秋之前的周昭王、穆王时代,最后指出早期的《书》篇是以口耳言传的方式流传,到了西周初期才开始转换成书写简帛的形式,最后在昭、穆之世编纂成写定本。饶龙隼:《〈书〉考原》,载王小盾《扬州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一辑,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57—95页。此文对本书确定《洪范》的成篇时代及《洪范》在先秦的征引情况都有重要参考价值。

葛志毅先生在《记事之史与〈春秋〉、〈尚书〉等史籍的编纂》中认为周代史官早期偏于记言之职,《尚书》是史官记言成果的汇编,《尚书》中的记事成分,很可能是史官在整理编录档案时补记的,编年记事方法产生于西周厉、宣之世,《尚书》的最初编纂应在西周末、东周初,即两周之际的前后。葛志毅:《记事之史与〈春秋〉、〈尚书〉等史籍的编纂》,载杭州大学古籍所《古典文献与文化论丛》(第二辑),杭州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24—237页。此文对本书了解西周时期史官的职责及《洪范》成篇时代都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葛志毅先生在《史官的规谏记言之职与〈尚书〉、〈国语〉的编纂》中认为早期史官既要撰写诏令,又要记录王公卿士的言论,这些合成完整的史官记录的职责,均在《尚书》的内容体例上有所反映,并以《洪范》为例。同时又指出《尚书》反映了古人阐发议论时喜欢称道古昔的习惯,并提到《洪范》,这又反映出史官记言之职与《尚书》内容的久远传统,同时也有助于增强对《尚书》记载可信度的认识。而要把由史官记言之职积累起来的资料编纂为《尚书》,则有待于专设的记事之史的出现,《尚书》的编纂就是史职发生转变之初的史籍纂录成果之一。葛志毅:《史官的规谏记言之职与〈尚书〉、〈国语〉的编纂》,载新建设编辑部《文史》(第三辑),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35—45页。此文对本书研究西周史官的职责及《洪范》成篇时代的考证均有重要启发。

5.其他文章中与《洪范》内容有关的研究

庞朴先生在《阴阳五行探源》中认为殷人有尚五的习惯,那就是以五方为基础的五的体系,而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说的源始。春秋时期的五行思想应该是《洪范》五行说的概括或发挥。庞朴:《阴阳五行探源》,《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第75—98页。此文对本书研究《洪范》中的五行颇有启发。

梁启超先生在《阴阳五行说之来历》中认为《洪范》中的五行只是将物质分为五类,并指出其功用与性质,没有丝毫哲学的或术数的意味。梁启超:《阴阳五行说之来历》,载《古史辨》(第五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350—353页。此文对本书研究《洪范》中的五行具有参考价值。

岑仲勉先生在《五行起自何时》中根据商人没有“强五”的观念,而西周才产生这种观念,因此认为五行的最早出现应在西周,而不应在商代。岑仲勉:《五行起自何时》,载岑仲勉《商周文史论丛》(外一种),中华书局2004年版,第279—283页。此文对本书研究《洪范》中的“五行”有一定帮助。

郭沫若先生在《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中推翻前人的结论、另辟新说,认为《洪范》的作者是子思,《洪范》的成篇时代应在《墨子》之后、《吕氏春秋》之前。郭沫若:《先秦天道观之进展》,载《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17—376页。由于他的观点不同于其他人,因此在梳理《洪范》的作者时,必然会成为一种代表观点。

裘锡圭先生在《燹公铭文考释》中认为《燹公》铭文中的“一些词语和思想需要以《洪范》为背景来加以理解。这说明在铸造此的时代(大概是恭、懿、孝时期),《洪范》已是人们所熟悉的经典了。由此看来,《洪范》完全有可能在周初就已基本写定”。裘锡圭:《燹公 铭文考释》,《中国历史文物》2002年第6期,第23页。此文的内容与观点对本书研究《洪范》的成篇时代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二)诸子思想的研究

1.著作方面

李泽厚先生的《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该书正篇中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及宋明理学等进行了研究,提出很多有创见性的思想。补篇中对中华文化的源头符号及巫史传统等进行了论述,其中的很多观点都发人深省。李泽厚:《新版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其中有关先秦诸子及巫史文化等内容,给了本书很多有益的启发。

晁福林先生的《先秦社会思想研究》。该书对先秦时期社会思想的起源、相关问题及儒、道思想中的社会观念进行了研究。晁福林:《先秦社会思想研究》,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其中有关儒、道思想及商代筮法等内容,对本书的研究颇有参考价值。

陈来先生的《古代宗教与伦理——儒家思想的根源》。该书从儒家的来源——巫觋谈起,研究了巫觋的卜筮职责,祭祀的渊源、殷周的天命观,之后谈到礼乐、德行的渊源,最后论述了儒。陈来:《古代宗教与伦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版。其中关于《尚书》《洪范》及周公、孔子等内容,对本书有重要参考价值。

葛兆光先生的《中国思想史》。该书没有遵循以往思想史的写作框架——以思想家的历史来叙述思想史,而是着眼于“一般思想史”。葛兆光:《中国思想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它的研究方法、思想角度都充满新意,同时也有不少新发现,这都给了我们很大的启发。同时其关于儒、墨、道的来源与思想体系形成的论述也对本书有重要参考价值。

任继愈先生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卷。该书对原始社会思维的发展、殷周之间的思想变革、春秋时期的思想等方面都做了研究,之后对先秦时期的思想家及学术流派分别给予细致的研究,里面有不少精辟的见解。任继愈:《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其中很多内容都对本书研究诸子思想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先生合著的《孔子新传》。该书主要是对孔子的学说及其流传进行论述,包括孔子的思想核心,天道观与人性论,教育思想,政治、经济、军事思想,孔子与六经、孔学流传评述等内容。金景芳、吕绍纲、吕文郁:《孔子新传》,长春出版社2006年版。书中有很多观点发前人所未发,是研究孔子必看的参考书目。其对本书研究孔子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鼓应先生的《老子注译及评介》。该书对《老子》一书有详细的注释并有白话译文,同时对老子的思想有所阐发。陈鼓应:《老子注译及评介》,中华书局1984年版。其中关于老子思想的阐发对本书研究老子颇具启发意义。

吕文郁先生的《春秋战国文化史》。该书以雅斯贝斯的“轴心时代”理论为切入点,论述了百家争鸣局面形成的历史条件,对各学派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迹及主要著作进行了阐释。吕文郁:《春秋战国文化史》,东方出版社2007年版。其中关于诸子经历及著作的论述对本书的研究颇有借鉴。

2.论文方面

白奚先生在《也谈〈管子〉成书年代与作者》中认为《管子》成书于战国中期,即“《管子》是在齐宣王、湣王时期,由稷下学宫中一批佚名的齐地土著学者依托管仲编集创作而成”白奚:《也谈〈管子〉成书年代与作者》,《中国哲学史》1997年第4期,第118页。的。其中对于《管子》的成书时代为本书所接受。

尹振环先生在《〈尚书〉与〈老子〉的比较》尹振环:《〈尚书〉与〈老子〉的比较》,《贵州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第98—103页。与《〈老子〉作为〈尚书〉的继续》尹振环:《〈老子〉作为〈尚书〉的继续》,《中华文化研究》1997年秋之卷,总第17期,第12—17页。两篇文章中都通过将《老子》的思想与《尚书》的类似思想相比较,得出《老子》思想继承并发展了《尚书》思想。这种研究思路与方法为本书研究老子思想与《尚书》的关系提供了很大的借鉴。

孙以楷、解光宇先生在《老子与〈尚书〉》中认为老子的学说源于古代的道术,它们是古代治理天下的原则与方法,这些内容相当多地被保存在《尚书》中。如《尚书》中的“水”思想、“德”思想、“不争”思想等都被老子继承下来,同时又有所发展,因此作者认为《尚书》是老子学说的重要来源之一。孙以楷、解光宇:《老子与〈尚书〉》,《复旦大学学报》1996年第6期,第58—62页。这种研究方法及内容对本书研究老子思想与《尚书》《洪范》的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三 研究内容及方法

(一)研究内容

《洪范》与先秦思想的关系是本书的主要研究对象。本书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

其一,对《洪范》的成篇时代进行考证,只有确立了《洪范》的成篇时代在周初,才能使《洪范》对先秦思想的影响研究有立论基础,这是本书的基础研究部分。

其二,对《洪范》与先秦思想的关系进行分别论述,其中以对周公、孔子、老子、墨子思想的影响为主,以对孟子、管仲学派、韩非子的影响为辅,目的是研究《洪范》对先秦主要思想家及学派的思想影响,即探讨先秦主要思想家及学派的思想渊源,这是本书最重要的思想研究部分。

具体来说,基础研究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1.《洪范》的作者及成篇时代考证

首先,对《洪范》的作者及成篇时代的不同观点进行梳理,并总结出其争论的焦点所在。其次,通过对《洪范》成篇时代的考察、《燹公》与《洪范》的关系、《书》初次集结的时代、《洪范》的语体特征四个方面的论证,得出结论:《洪范》是因为周武王访问箕子,由箕子陈述,经周初史官记录而成的。《洪范》反映了箕子对历代统治经验与教训的总结,是古代文明在政治方面、思想方面的传承。周初统治者对《洪范》非常重视,认真学习并贯彻到统治过程中。《洪范》对整个西周时期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洪范》文本内容及其所反映的时代特征

对于《洪范》各个方面的探讨与研究,都离不开对其内容的认定,因此要确定其成篇时代,也要从文本中找到理据。基于这样的目的,对《洪范》的文本内容进行详细解读就成为必然,而这种解读又为之后的思想研究奠定了基础。在对文本内容进行解读的过程中,又对能反映时代特征的内容、学术界有争议的内容及我们与传统观点不同的见解进行了考证。最后又列举出能印证《洪范》内容的西周金文内容、今文《尚书》中的周初内容及《诗经》中的西周内容,这些内容能证明《洪范》确实在西周就已产生,并且对它们产生了影响。通过这些研究,能从《洪范》文本内容来论证其成篇时代在西周,从而确保了之前研究结论的正确性。

思想研究部分主要内容包括:

1.周公思想与《洪范》的关系

之所以讨论周公思想与《洪范》的关系,是想论证《洪范》从成篇开始就受到重视,而首先受益的当然是周初统治者,这也是周武王向箕子询问治国方法的原因。只是由于武王不久便离世,所以这些治国方法的实施便落到周初历史上最重要、最杰出的周公肩上。《尚书·周书》是周公思想的重要体现,通过对其与《洪范》的对比研究,可以看出周公的天命思想与政治思想都与《洪范》有承继关系。

2.老子思想与《洪范》的关系

相对于孔子、墨子两章内容,这一章是最难论述的,因为在《老子》中,没有明确地引用《尚书》或《洪范》的标注;同时对于老子的经历,学术界也知之甚少。所以对于这一章内容,我们采用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本书从史官之职与《老子》所反映的《尚书》思想两个方面来论证老子与《尚书》的关系,然后从老子的道、水、德、王、重与静、兵、福祸思想去论证老子思想与《洪范》的关系。正是因为老子深刻地了解了《洪范》的思想,才会将其继承与发展,形成自己关于“道德”的思想体系。

3.孔子思想与《洪范》的关系

孔子曾说过“《洪范》可以观度”伏生:《尚书大传·第三卷》,文渊阁四库全书电子版,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而此“度”指法度、规范,这说明《洪范》中的法度、规范,对孔子思想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本书首先从孔子引用《尚书》、研习《尚书》、以《书》为教、论次《书》及对《书》的评价五个方面来论证孔子与《尚书》的密切关系。其次以孔子的礼、德思想为主,举贤任能为辅,全面论证了《洪范》对孔子思想的影响。

4.墨子思想与《洪范》的关系

本书从墨子引用《尚书》、研究《尚书》两方面论证墨子与《尚书》的紧密关系。其中墨子引用《尚书》这一部分,历来看法不同,本书认为还是狭义地统计为好,即把《墨子》明确征引《尚书》(或“先王之书”)的内容,或者称引内容见于今古文《尚书》,或者其篇名同于《书序》作为统计的对象。通过对《墨子》引用《尚书》的内容逐条与今传今古文《尚书》《逸周书》《书传》相对照,整理出它们之间的关系。因为墨子思想受《洪范》影响非常多,而且又经常纠缠在一起,所以按篇来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就成为一种既简便又实用的方法。本书以《尚同》篇为主,以《尚贤》《非命》《天志》篇为辅,对墨子思想所受《洪范》的影响进行全面的研究。

5.孟子、《管子》、韩非子思想与《洪范》的关系

其实就时间与思想来讲,老子、孔子、墨子与《洪范》的关系最近,而且他们又分别开创了三个学派,他们的思想对本学派的其他人影响甚深,有时候很难说弟子的思想会越过老师而直接受《洪范》的影响。但在战国时期,管仲学派的代表作《管子》以及法家学派的代表人物韩非子,因为他们的思想不属于儒、墨、道三家,因此可以说他们的思想可能会直接来源于《洪范》。本着这个原则,本书对《管子》《韩非子》与《洪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通过研究发现:《管子》对《洪范》的继承是非常全面的,几乎囊括了《洪范》的所有内容,如五行、敬用五事、八政、五纪、皇极、三德、庶征等,管仲用来自《洪范》的思想去治理齐国,并使齐国成为春秋五霸,这也说明了《洪范》思想是经得起实践检验的,是比较理想的治国方略。韩非子主要继承了《洪范》的“皇极”思想,并将其重新归纳为法、柄、术、威势四个方面,同时强调要将这四个内容结合起来使用,从而形成他的君王集权思想。孟子是继孔子之后儒家学派的又一位代表人物,他的王道思想、民本思想及任贤贵德思想与《洪范》的关系非常紧密。

(二)研究方法

本书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尽可能掌握传世文献、出土文献及考古资料,吸收相关学科的研究成果,对《洪范》的作者与成篇时代及其与先秦思想家及学术流派的关系进行研究,以期解决《洪范》研究中所存在的重要问题及正确认识《洪范》对先秦思想所产生的影响。

1.多学科交叉的多重论证法

前人在研究《洪范》时,往往专注于某一种方法的研究,比如文字训诂、古文字资料、古代思想等。本书将会采用与《洪范》有关的各种方法去研究,如历史学、考古学、思想史、语言文字等,既注重传世文献,又重视出土文献及考古资料,本书将会整合各个学科、各个方面的内容来全面研究《洪范》的内容与思想。

2.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研究方法

学术界对《洪范》的研究,向来是重视宏观而轻视微观。本书认为只有对微观进行细致研究,才能真正解决《洪范》研究中的诸多问题,同时也能对《洪范》在先秦思想史中的历史地位有正确的认识。

3.对比研究法

本书在研究《洪范》与先秦思想的关系时采取了对比研究法,即将《洪范》中的语言及所反映的思想,与先秦著作中的语言及所反映的思想相对照,找出其相同点和不同点,分析出先秦思想从《洪范》中所继承及发展之处,厘清《洪范》与先秦思想之间的承继关系。经过对比研究发现周公、老子、孔子、墨子、孟子、管仲学派、韩非子都对《洪范》有所继承与发展,但他们之间的思想差异却相当大。这时再用对比研究法进行研究发现:他们思想的不同,来源于对《洪范》思想的不同解读,而《洪范》本身又具有这种被任意解读的空间。同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洪范》在几千年里面对不同的制度、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思想,却始终作为统治大法被统治者和思想家所重视。直到今天,它的内容及思想对我们仍有重要参考价值。

尽管我们已经竭尽所能以冀将此问题研究透彻,但受自身学识所限,外加所研究的内容庞杂且缺少前人的研究成果,因此偏颇舛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大方之家惠予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