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茫茫白雪覆盖的一切

引言

寂静时当我回首前尘，特别是当我紧紧闭上眼睛的时候，我只要稍一转念，就会看到那么多的好人的一张张面孔。在人生旅途中，我同他们不期而遇，同他们中的许多人结下了亲密的友情，往事一件接着一件，一件比一件更加美好。我仿佛觉得，同他们交谈还是昨天的事情。他们递过来的手上的温暖我还感觉得到。

我还听到沙尔达[1]幸福的笑声，托曼[2]的讥讽语调以及霍拉[3]的低声叙述。在这种时刻，我会感到如果不把与他们相处中的一些事情记下来，哪怕是片言只语或长度不超过一则趣闻轶事的小故事记下来，毕竟有些可惜。他们都是些很杰出、很有趣的人。在那些曾与他们建立友情、对他们的文学生活十分了解的人中间，我可能是最后几人之一了。我也是能把行将永远被遗忘的那些事情写下来的人，直到我自己也进入他们那黑暗中的无声无形的行列。

他们全都去世了，但是我不会喟然叹息，尽管泪水，诚如尤维纳利斯[4]说的，是我们的感官中最为美丽的部分，Lacrimae nostri pars optima sensus[5]——如果我在学校里学得的句子没有记错的话。不过，我不会去写回忆录。我家里没有片纸只字的记录和数字资料。写这样的回忆录我也缺乏耐心。因而剩下的便唯有回忆。还有微笑！

1927年1月底，霍拉带着一本他新出版的诗集《鲜花盛开的树》走进了杜莫夫卡咖啡馆。这个日期我是在诗集题词下面发现的。那天我们谈了些什么，我当然已无从记忆。但肯定也谈到了某个已经去世的人。可能是沃尔克[6]吧，因为那几年我们对他的诗颇有异议。突然，霍拉把送我的诗集要了回去，随即在正文前面的一张空白书页写了一首诗：

墓上飞来大片阴影，

鼓手与世隔绝。

须知死人也会妒忌！

颓丧的柳树枝条低垂，

以沉默把人声撕碎。

死者在地下将我们非议。

这首诗显然是霍拉的即兴之作，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当我躺在维诺赫拉德医院的新病房时，却突然浮上脑际玩味起来。新病房正对着维诺赫拉德墓园的南墙，从病房的大窗户可以望见许多墓碑和十字架，还有那低矮的、样式古怪的建筑物——令人神伤的骨灰堂。

有一天傍晚下了场小雪，纪念碑和围墙上铺了一层薄薄的雪，就像摄影师拍照前在灰暗的石头浮雕上撒了一把面粉，以便图像的轮廓更为清晰。

暮色渐浓，当整个医院已沉浸在夜间的寂静中时，我忽然听到身底下的什么地方传来说话的声音，两个交错的不协调的声音。显然是某位医生打开了收音机，另有一位病人忘记关掉每个病房都有的有线广播就睡着了。在医院单薄的现代建筑物里，声音仿佛从深处传来，但相当清楚。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投向未挂窗帘的大窗户，投向墓地。那声音真像是从地底下，从近在咫尺的墓园的地底下发出来的。

我连忙拂去这一幻觉。亡人是沉默的，固执地沉默不语。

因此，还是让我来非议他们吧，非议这些长眠地下的人。不过，我将友好地、怀着爱非议他们。

我也将非议我自己。

（杨乐云 译）

一束紫罗兰假花

我老了，腿脚已不灵活。可是直到不久以前，我还常去佩特馨山，隆冬季节也去。我踏遍整个园子，甚至连小城区雄鹰体育协会上方那些静悄悄的、游人罕至的小路也没有放过。在一条小路的弯曲处，我知道有个地方春天盛开着蓝莹莹的紫罗兰。但是，要看到它们却须跳上垒在路侧以防坡土流失的巨石。站在小路上是望不见紫罗兰的，唯有阵阵甜香有时扑到附近行人的鼻下。

前些时候，有位批评家指责我，说我的诗经常回到扇子这个题材上来。我要说，他此言不虚。并且他忘记了还有紫罗兰。我咏紫罗兰的诗也不计其数。请原谅我吧。从儿童时代起，扇子和紫罗兰便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我喜爱它们。

在我的儿童和少年时代，紫罗兰香是备受欢迎的香型。就以我的母亲来说，她丝毫不是讲究衣着的人，可是在她的柜橱底却有一瓶这种香型的廉价香水。她那两个家境富裕、服饰雅致的阔妹妹，身上都飘逸着这种香味。那年头的时髦风尚还不像现在这样变化迅速，日新月异。香水的品种不多，绝大多数都采用花香，而紫罗兰是人们最喜爱的一种。那是分离式香型，曾风行一时。直到今天我还从遥远的年代闻到它的芬芳。

在天堂花园附近的转弯角上，在赫赫有名的黛蕾萨别墅的窗户对面，从前是S.K.切希耶游乐场。它的栅栏上方悬挂着这么一块招牌。如今这地方早已盖起了分租房屋，我的一怀惆怅在此徘徊。切希耶游乐场夏天做什么用我不清楚。无疑有人来此打网球。可是在冬季，那里曾是宽广的滑冰场，光顾的人很多。它正坐落在日什科夫区和维诺赫拉德区的交界处。我有时跳上栅栏，满有兴致地望着那些欢叫着的、不断移动同时又始终以同一方式忙乱的人群。他们仿佛一味无意义地，然而却是满怀喜悦地在冰场上绕着圈子，弯弯曲曲地交错穿行，将自己的欢乐和无忧无虑的时光在冰面上作几秒钟的记录。我很喜欢这个画面，可是从未产生过投身到这喧闹的人群中去的愿望。

直到突然有一天。在滑冰场门口我瞥见了邻楼的一个姑娘。很久以来我一直注意着这个姑娘。在街上我常回头看她。她住的比我们的低一层，有过很多次我站在阳台上等候她的红蝴蝶结。见到她时，我对她笑笑，这便是一切。

在遍地积雪的咯吱声中，她消失在滑冰场的大门里。我站在栅栏旁举目寻找。终于看见她了，那样优美地在冰上回旋。我马上下了决心。我央求妈妈买冰鞋，她很乐意地上附近一家铁器店，花了几个六角币给我买了一双拴带儿的冰刀。那是普通的便宜货。她认为我初学滑冰，用用这也可以了。冰刀甚至有点儿锈迹斑驳，我用砂纸将它们打亮，又用煤油浸泡。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有能力买一双镍制的、刀尖弯弯卷起的新冰鞋。人们管这种冰鞋叫“带鼻儿的”。不过，那也只是一副拴带儿的冰刀而已。我把冰刀挂在书包带上往肩上一搭，径直上了滑冰场。当然不是上所有同学都去的切希耶游乐场。在同学面前我觉得无所谓，怕的是遇上邻楼那个姑娘。我生平还从没穿过冰鞋，在她面前我的模样会多么可怜！

滑冰坡我早已不害怕了，还经常去玩，虽然我找的冰坡都比较短，坡度也不太大。在丘陵起伏的日什科夫有些山坡看了简直令人晕眩。山路笔直地向下倾斜，男孩子们从上面滑下来险些儿滚进电车底下的事情时有发生。电车轨道正从山路下面横穿而过，山坡有的长达几十米，从上面下来要收住脚跟并非易事。警察有时找到管院子的，强迫他们在山坡上撒煤渣。可是男孩子们用帽子很快又将结冰的坡面打扫干净，或者马上在不远处另外弄出一条滑道。

在今天的萨瓦林花园，从前开设过一家避暑餐厅。它的房宇中间有一块赏心悦目的空地，周围种着栗子树。每到冬季，这里便是滑冰场。去的人少得多，场地也不很大。我的同学们肯定谁也不去。因此我选中了这个地方。

一上滑冰场我便狼狈不堪。我穿着冰鞋刚站起来就摔倒了。怎么努力也不行。我甚至尝试着抓住栏杆，可是两脚一个劲儿地打滑，身体随着又倒了下去。经过约莫两小时的艰苦奋斗，我勉强能稍稍走几步了，当然每次都以令人难堪的摔跤告终。要不是我眼前有一张姑娘的脸庞——嵌在栗色鬈发中，发上系了红蝴蝶结——我就会把倒霉的冰刀搭到肩上，沮丧地回家去了。可是姑娘的眼睛鞭策着我脆弱、动摇的意志。

我这副无能为力的窘困样儿被一位站在滑冰场栏杆外面的夫人注意到了。她举止文雅，很有魅力，毫无疑问是一位母亲。她的孩子，一个年纪同我相仿的小男孩，就在冰场上。这孩子压根儿不会花样滑冰，他也是初学，可是已能站得相当稳当，正绕着冰场犹犹豫豫地滑着。每当他回到母亲跟前，美丽的夫人便从她那只深深的手袋子里掏出一块夹心巧克力，塞进他的嘴巴。看得出来，这完全是出于喜悦，因为他有了进步。她的手袋子上装饰着一大束紫罗兰假花。

我在她近旁胆怯地摇摇晃晃试着步子，而每次快到她面前时，总是无例外地仰天摔倒，哧溜一下直滚到她的脚边。这确实有点儿丢脸。这样反复摔了约莫五次之后，她显然觉得我很可怜，便扶我站起来，然后走进滑冰场，一手牢牢地抓住我的胳膊，领着我滑。虽然我有点儿不好意思，但她是那样的慈爱，用那样和蔼的口吻同我说话，我便欣然听命于她的亲切引领了。有几次我脚下打滑，身子又要摔倒，可是她稳稳地扶住了我，摔也只是脸扑在她那只手袋子上的一大束紫罗兰假花上而已。当年人们把手筒叫手袋子，它是妇女冬季不可或缺的服饰之一。大约半个小时后，她松开手让我独自试试，自己站在一旁。我摔倒的次数少多了，最后居然绕着滑冰场蛮不错地滑了一整圈。这对我来说不啻是个奇迹。虽然我的动作战战兢兢，滑得很慢，但毕竟绕了整整一圈，在冰上也多少算是站稳了。当我回到那只装饰着紫罗兰的手袋子面前时，两根温柔的女性手指往我嘴里塞了一块夹心巧克力。那天我吃到了好几块。最后一块塞给我时，她用温暖、甜蜜的手掌在我的嘴巴上轻轻按了一下。这是说再见了。她带着儿子离开冰场，我依依不舍地目送着他们。

第二天我又来到这个滑冰场。虽然没有再见到装饰着紫罗兰的手袋子，但是滑冰我已多少学会了一些，第三天我便壮着胆子上切希耶游乐场了。可是由于那个手掌和那束紫罗兰，我渐渐把头发上的红蝴蝶结淡忘了，到后来便完全把它抛到了九霄云外。

奥尔德日赫·诺维先生，您听到我说什么了吗？这篇回忆是献给您的。您肯定知道为什么！

（杨乐云 译）

我们同列宁一起滑冰

如果列宁的老朋友A.P.奥努弗里耶夫说的话确实可信，我国某些人的见证也无需置疑，那么1912年列宁不仅曾在日什科夫当时的国家火车站上方的米谢克旅馆下榻，而且也在查理大街的一栋分租房屋里住过。这栋房子墙上挂着一块招牌：金轮饭店。列宁当年看到的景色不消说并不诱人。饭店房间的窗户正对着日什科夫煤气厂的几个怪模怪样的大贮气罐。这些贮气罐我至今记忆犹新。现在那地方已改成了足球场，一度曾是赫赫有名的日什科夫SK.维克多里耶游乐场。当时我们家就住在这一街区分租房屋的另一端。金轮饭店的老板同我们家很熟，也许还是我们的远房亲戚呢。我常常提着酒壶上他那儿去打啤酒。他那儿给的分量足。奥努弗里耶夫还回忆说，冬天的傍晚列宁总是照例要到附近的滑冰场去滑冰。那时候，附近只有一个滑冰场，就在今天的火车站的上方、黛蕾萨别墅的对面，SK.切希耶游乐场。

我们这些住在游乐场附近的日什科夫的孩子们，也常到这个滑冰场去滑冰，时间也大多在傍晚。下午我们或是在学校上课，或是在家里做作业。要等滑冰场上稀稀落落的电灯亮了，我们才穿上冰鞋。

冰场也放音乐。有时是留声机嘶哑的乐曲，有时是手摇风琴。衣帽间供应茶水。冰场上的景象没有比晚上更欢乐、更有吸引力的了。我们最喜欢的是摆长蛇阵。几个男孩依次搂着腰，打头的双腿微曲，后面的一个个都蹲下，就这样波浪似的满场子旋转，厚着脸皮往女孩子身上撞。女孩子都是两人两人一起滑，举止文雅、优美，脚轻巧地一扬一扬。一见男孩子们冲过来，她们便尖叫着躲到冰场边上扫出的积雪堆中去。这正是我们希望见到的。

1912年冬天，在那里滑冰的有一个头戴羊皮帽的矮个子男人。他哪儿会想到，对面别墅底层的一个房间里，将有他的一尊半身像透过这冰场凝望经常被火车站污浊烟雾笼罩的布拉格呢。因此，亚历山大博士，或者马耶尔博士——列宁在布拉格时使用的化名——那时候作为一个陌生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生活。

十年或十一二年之后，我们围在黛蕾萨别墅他的半身像旁边，身穿红军军官制服的安东诺夫·奥夫塞延科亲切地接待了我们。

今天你们为我作证吧，查理大街、克拉索伐街和胡西内茨卡街的小伙子们，科斯尼茨基广场的伙伴们和同学们，冬季我们差不多每天都在切希耶滑冰场上！

你们说话呀！你们都在哪儿！伙计们，为什么一声不吭？

我全然忘记，这已是六十多年前的事情。太久，太久以前的事情了。也许他们已不在人间。

（杨乐云 译）

颏下系着蝴蝶领结

在日什科夫中学，我们的小礼拜堂就设在健身房。平时学生们在健身房锻炼，到了星期日，两张教室长凳便推到了裁判员的小梯子面前，壁龛的白铁皮百叶窗拉开，里面放着个朴素的小祭坛。每星期日我们必须到这来做礼拜。长凳上坐着值班老师。在一些重要的日子，例如学年开始——Veni Sancte Spiritus[7]，或者学年结束——Te Deum[8]，或者皇帝的诞辰，全体教师便一律出席，而且还穿上官方规定的制服：头戴缀有鸵鸟羽毛和金饰的制帽，腰里挎着一把金柄军刀。有时他们这身披挂看着颇为滑稽，尤其当一位教师身体太瘦或者太胖的时候。

不过，我想说的不是制服。

当小钟敲响，弥撒将要开始时，全体学生必须跪下。可是只有我往往不是跪而是蹲着，虽然这样做是禁止的，而且腿也更疼，起立很困难。原因是我的鞋底经常有个洞，我感到羞耻。简直愚蠢可笑。然而跪在我身后的那一位也并不比我聪明多少。若是他发现我穷到这个地步，他不仅会把鼻子翘得老高，而且还会当作笑柄向全班同学散布。而他是个无忧无虑的幸运儿！

我这特有的愚蠢在别的时候也以别的形式充分表现。

每当下大雪，我们日什科夫郊区便会一改敝旧面貌，变成上下五层的洁白仙境。我没有数错吧？是否还要多几层？五条横街转眼间白茫茫一片，美不胜收。是的，是五条，如果不把山脚下横卧在山谷里的那条也计算在内的话。当时我们家就住在那条街上。

唯有那边下面，在卡尔林的头道街同胡斯大街相衔接的地方、拐角处的赫拉博夫卡才是黑色的。直到今天人们仍管它叫黑赫拉博夫卡。那是火车站的一个堆栈，不断有人来这儿卸煤和装煤。在这又黑又丑、白雪永远无法填没的洞穴，有时也出售煤块。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城市里的日子很不好过，供应紧张。买面包、面粉以及所有食品都要排队。白天黑夜都排队。这种痛苦的等待我们一家人轮换着去。晚上和夜里归妈妈和爸爸，我和妹妹轮白班，当然是在我们不上课的时候。

赫拉博夫卡卖煤的时候，去排队买煤的照例是妈妈，寒冬酷暑都是她。当然特别是在寒冬，雪里雨里要站几个小时。爸爸上班去了，妹妹还幼小。妈妈常央求我帮她推那辆沉重、粗笨的小车。那是用摇篮改装的，后来散了架。我总有许多托词，要做作业呀，要去练唱或运动呀，总之竭力逃避同妈妈一起去推那难看的小车。我已是中学生了，脖子上系了蝴蝶领结或者领带，我觉得羞耻。

不妨问问那些十四五岁的蠢小子，真正应该感到羞耻的是什么。我那时害怕人家瞧见了笑话我。

这些愚蠢的、冷酷无情的托词还不是唯一使我至今感到内疚和脸上发烧的事情。

一天下午，我正急急忙忙朝布拉格的什么地方走去，不料却远远地一眼瞧见了妈妈，她伛偻着身子，背了一口袋沉重的煤块从赫拉博夫卡走过来。有片刻工夫我不知所措地愣住了，但随后便一扭身闪进了离我最近的一栋房子，躲在甬道里直到妈妈走了过去。这是懦夫行径，而且很残忍。可是孩子往往就是这样。

有时我又到了这些地方。赫拉博夫卡依旧还在。它的对面，那座我常去用目光向温柔的汉娜·波尔黛诺娃倾诉爱慕之情的电影院，如今则已是一个车间。当我望一眼赫拉博夫卡时，它朝我伸出了一个乌黑的舌头。

（杨乐云 译）

Thank You, So Blue[9]

那照例是在夜里，伏尔塔瓦河面上的冰层升高了。几天以后，冰上出现了水洼。行人这时便禁止上冰了。随后浑浊的河水奔腾而至，在它们的冲击下冰面开始坼裂，发出噼啪巨响。第二天，大块浮冰便从伏尔塔瓦河、萨扎瓦河和贝龙卡河的上游急速漂来，轰隆隆地撞击着桥墩的护栏，在查理士桥前面的破冰机上碰得粉碎。自从伏尔塔瓦河的水上工程建成之后，河水在布拉格已不再结冰。在今天，人们恐怕再也享受不到那样的乐趣了：傲然把大桥撇在一边，径直从冰上走到对岸，或者在冰上顺着河道跑来跑去，只消避开那些缩成一团的捕鱼人就行。捕鱼人一声不响地、大多徒劳无益地守在凿开的冰窟窿旁边，呆望着自己的钓竿。

有一年春天，一场突如其来的出人意料的洪水使贝龙卡河上的冰面破裂得比其他河流早了些日子。浮冰堵塞在莫德让内附近，堆积成巨大的冰障。河水眼看就要泛滥，不得不请来军队用榴弹粉碎冰障。爆破声一直传到布拉格。桥上挤满了人。

我也好奇地站在桥上，出神地望着空无一人的滑冰场。正是在这个冬天，我几乎每天来此滑冰，有时还带着一个迷人的小姑娘。她梳着可爱的但有些古老的发式，耳畔垂着两个核桃般的发结。她信赖地将自己交托给我那相当可疑的滑冰技巧，我们手拉着手在广阔的冰场上绕圈子。冰场周围有扫成一溜的积雪为界。四角的雪堆上插着饰有彩色纸带儿的青翠的圣诞树。

在那张老长的、我们坐着系冰刀或换冰鞋的板凳上，还放了一只旧的留声机，装着一个硕大的浅蓝色喇叭，离它不远的大门口有间小屋，那儿收极便宜的入场费，并供应热茶。

这一切在几天之前都已撤除，唯剩四棵无人过问的圣诞树，兀自插在已经塌陷的雪堆上。

爆破之后只一小会儿工夫，头一阵浪潮便汹涌而来，紧接着河上的冰板在轰隆噼啪声中裂开了，场面空前壮丽。圣诞树跃进洪流，迅速被浮冰卷走了。浮冰争先恐后奔腾前进，不时卡在一起动弹不得。被浮冰卷走的还有其他一切：那些飞逝的欢乐时刻，当我心里热呼呼地感觉到有个漂亮的女孩子就在身边；那种同她一起在冰上回旋的愉快，两条腿潇洒地一踢一扬——至少我自己以为是潇洒地。那年头花样滑冰还刚刚问世。浑浊的、不很喧闹的河水也卷走了一支优美的英文歌曲《Thank You, So Blue》，将扣人心弦的歌词和探戈舞曲带向了远方。这一切统统消失了，一去不复返，它们曾经是那样的美好。我怅然若失地目送着它们逝去。随着浮冰漂走的还有那位小姑娘，而且恰恰就在我正要爱上她的时候。她犹豫了很久才把自己的姓名告诉我。她说她家住在赫拉德强尼，可是没有透露在赫拉德强尼的什么地方。她暗示自己是中学生，但不说在哪儿上学。她允许我把她送到克拉罗夫。在那儿她跳上电车，愉快地微笑着，然后过了好几天我才会在结冰的河上，在乱纷纷的人群里幸福地再次发现她。她害怕她那位管教严厉、像守护眼珠子一样守护着她的母亲。母亲要是知道了，肯定会禁止她到滑冰场上来。当我冒失地说出想到她家附近去等候她时，她不禁大惊失色。我心里满有把握成功。依我看需要的只是一点儿耐性，而耐性我是有的。我准能将她耳畔那对老式的发结解开，稍稍改变她母亲的教育影响。然而河上的冰层没有坚持那么久，春天已经触手可及。我滑冰的技术虽然平平，但是能谈笑自若，因而我毫不怀疑到时候准能赢得姑娘的心。可是正如我刚才说的，春天抢到我的前面去了。

姑娘随着一江春水漂走了。真遗憾！因此留在我记忆里的便只是我怎样跪在她的脚边笨拙地给她的高统靴穿鞋带，一面穿一面感到惋惜，只恨靴统没有再高一些。

幸运的是，跪在那儿我瞥见了她露在百褶裙和袜管之间的一小节光腿。那是由于袜口有点儿翻起偶然裸露出来的。这是我为她效劳并对着她的两个发结低声倾诉心曲所得到的唯一的微薄报偿。

后来，当我傍晚时分把姑娘领回长凳时，在昏暗中我仿佛觉得少女身体的天穹上有一轮光环，使我联想到弯弯的新月。

娥眉月！

那时候我读完凡尔纳描写月球旅行的小说才不久。然而对于大胆飞上宇宙空间，飞上月球火山，我能了解什么呢？

那只是一个中学生的胆怯的渴望而已。女人那会儿对我来说比天上的月亮还要神秘。我望着浊浪中漂去的浮冰出神。就在这个时刻，春天在布拉格的街道上开始了。

Thank You, So Blue！

（杨乐云 译）

一个诗人的诞生

我有一个小孙女，不言而喻我非常钟爱她。她喜欢画画。起初，一支普通圆珠笔对她来说也就足够了。可是她妈妈发现她在这方面有特殊爱好之后，毫不犹豫就给她买回了彩色粉笔和彩色铅笔。而且不止一套！这些糟蹋到不成样子的文具统统装在一只鞋盒里。有时我徒然想给她把所有的彩色铅笔削一削。做不到，太多了。

“爷爷，给我画个公主。”

我相当无可奈何地挑了一支黄铅笔，先画了一顶金色的王冠。又在一个椭圆形的圈儿里画了马马虎虎像是牙齿的玩艺儿，使人联想到呲牙咧嘴的鲨鱼。小孙女马上把画笔夺了过去：

“不是这样的！你得先画脑袋，然后在脑袋上画王冠。”说着她的小手在纸上移来移去，不一会儿一个神色有点儿惊惶的小公主便在纸上瞪着眼睛瞧我们了，粉红色的衣裳上缀满了花花绿绿的花边。

“那就给我画一只大象吧。”

我笨拙地画了怪模怪样的一大团肉，顶在四根柱子上，前面装饰着一根有些像消防水龙的东西，后面加了一条快乐地卷曲着的猪尾巴。这次小孙女也不满意，过了片刻纸上出现了一头大象，充满了可爱的、无法摹拟的稚气。我称赞她画得好，心里感到羞愧。我上了那么多年的绘画课，辛辛苦苦，可是什么也没有学会。

家里已经有人在发愁，上帝保佑，她可千万别想着将来当画家呀。要那样可是太不幸了。然而，我却相信这样的事不会发生。要不了多少时间她今天的爱好就会改变。我小时候也是拿到纸就画。有一回，父母给我买了一块铁皮调色板和一支两头用的小画笔，我欣喜若狂，对此终生记忆犹新。那天晚上，我把调色板压在枕头底下睡觉，那是我童年最快活的一夜。我不记得还得到过什么比这更好的礼物了。使一个人幸福有时并不需要很多东西！而一生中幸福的时刻毕竟很少。

我曾长时间地坐着在纸上画了又画。后来这种热情淡忘了。忘了很久。

上中学一年级，我们的校舍是一座新楼房，地点在日什科夫的利布谢大街。当我们第一次走进绘画室时，我气都喘不过来了。满室簇新，散发着香气。那是一间漂亮的大厅，光线非常充足，摆着现代化的画桌，活动桌面可以随便倾斜。这些使我想起了那时我已见过的画家的画室，我不禁着了迷，儿时的绘画热情一下子死灰复燃，我又下决心要当一名画家了。

最初教我们绘画的是画家克雷姆利奇卡的一位亲戚，后来是R.马雷克老师。他个子不高，动作敏捷，使我联想到法国作家安德烈·莫洛亚[10]，这同他的面貌大概也有几分关系。他是一个极好的人，不乏个人魅力，是优秀的美术教师，对我国和世界美术情况很熟悉，经常给我们讲一些有趣的事情。他为《民族报》撰写有关造型艺术的文章，给日什科夫的卡米拉·诺依曼诺娃太太画书籍的封面和扉页。

就这样，我又一次徒劳无益地沉迷于造型艺术，想在绘画方面一试身手。马雷克老师循循善诱。他常说绘画这一行哪个笨伯都能学会，都能画得蛮不错。我暗自感到安慰，这么说我也有希望呀，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愚笨。绝对不！一旦我学会了素描，胜利也就在握了。色彩要容易得多。是的，我要学画。

然而，我终究没有当成画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大约在中学的四年级或五年级，马雷克老师有一次建议我们从家里带几件实物来，以便在学校自己组成静物画面。同学们拿来了苹果、柑橘、柠檬、插着玫瑰花的花瓶、各式各样的匣子和烛台。

我拿来的东西是画日什科夫无产阶级静物画的：一个啤酒瓶、一只玻璃杯、一片面包和一节“夫日特”[11]。我非常不愿意用这个捷语化了的词儿，可是，很遗憾，这个词在我国已很流行，而且还以更糟糕的形式在运用。那年头人们的确不用别的名字称呼腊肠。我把那节“夫日特”包在一张油腻的纸里带到学校。在绘画桌上，我用这些东西搭成一组静物，然后像其他同学一样等待着老师的夸奖。

老师过来了，他看了一眼，突然大声说道：

“天啊，赛弗尔特，快把那节‘夫日特’拿开。我无论如何也不允许你画这种东西！”

我一时愣住了，不明白他何以这样惊慌。那只有两秒钟。两秒钟的休克！

从那个难忘的时刻起，我决定还是写诗为好。

（杨乐云 译）

在斯拉维耶咖啡馆窗畔

我现在已记不得是什么原因促使我们有时离开服务周到热情的民族咖啡馆，而转移到了斯拉维耶咖啡馆，以这家古老咖啡馆的烟味和浊臭代替民族咖啡馆烟雾缭绕的空气。斯拉维耶咖啡馆坐落在民族剧院对面的拐角上，是演员们常去的地方。在那里，我们坐在临滨河大道的那扇窗户旁边，喝苦艾酒。这不过是从巴黎学来的小小时髦而已。

有一次，沃尔克罗娃太太[12]走来请我们喝这种绿色的毒液，说是为了纪念伊希。我们无意破坏她的这一悲哀的乐趣，不过沃尔克可不曾和我们一起上过斯拉维耶咖啡馆，也不曾喝过苦艾酒。

河岸那边，沿着绿色栏杆的树底下，以前曾是人们结伴散步的场所。或是在傍晚，但主要是在星期天的上午，人们在那里散步。有一个时期民族剧院的演员们常去，我们看到的已只有克罗辛格老先生了。他头上戴一顶高得出奇的平顶大礼帽。那时在布拉格已经谁也不戴这种式样特别的帽子了。

到了冬季，结伴散步的人明显减少，但恰佩克兄弟[13]却一如平时，哪怕下雪天也照旧前往。他俩戴同样的硬帽子，脖子上围着同样颜色的围巾，同样的黄手套和竹手杖，很惹人注目，但这显然正是他们所希望的。两人散着步，默然不语。有时，一个活跃的矮个子男人同他们在一起。他戴一副金属框眼镜，热烈地打着手势，还不时停下来，活像要扑到两兄弟的身上去了。这是他讲话容易激动的表现。他就是画家瓦茨拉夫·什帕拉。两兄弟不得不陪着他停下沉默的脚步。有时杨·兹尔扎维[14]加入了他们的行列，另一些时候还有表情严肃、反背双手、体格魁梧的建筑师霍夫曼。这样，除却文质彬彬的高个子鲁道夫·克雷姆利契卡之外，“老顽固”派[15]的全体成员就都到齐了。偶尔也可以看到马尔万内克，不过我们觉得他似乎是这个绘画团体的外围。

我们中间唯有泰格[16]同“老顽固”派有个人交往。泰格给《时间》和《论坛》报撰写美术评论已有多年，在一些展览会的开幕式上认识了这几位画家。我们其他人都还是初出茅庐的无名小卒，同他们结交连想也不敢想。

当时，从艺术上和画面表现的境界上看，同我们最接近的是杨·兹尔扎维。恰佩克兄弟中，我们比较喜欢约瑟夫。我们都认为，如果说卡雷尔是伟大的作家，约瑟夫则是伟大的艺术家和诗人。当然，他也是画家。

后来，我们同这个团体的全体成员都友好接近了，尽管起初我们曾大声鼓吹，说崛起的新一代有权利对老一代持批判态度。政治形势和法西斯主义的威胁促使我们互相靠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那几年，我们同仇敌忾，名字并列签在各个宣传书和呼吁书上。

局势到了危急关头。卡雷尔·恰佩克觉得他的世界幻灭了。他体质羸弱，比约瑟夫更为敏感。朋友们竭力劝说他移居英国，他们断言解决捷克斯洛伐克的问题在伦敦比在布拉格有利。此说肯定有理。可是白费口舌，卡雷尔拒不同意流亡国外，求生的斗争恐怕也放弃了。占领前夕他离开了人间。盖世太保后来带走了他的哥哥。

解放一年以后，在繁花似锦的五月，瓦茨拉夫·什帕拉去世了。他曾怀着那样大的喜悦画过五月的鲜花。同克雷姆利契卡我也有过亲密交往。他的婚姻破裂以后，有许多夜晚我曾同他一起在雷特纳一带散步。他去世时年纪很轻，才三十二岁。

战后，在什帕拉遗作展览会上，我和杨·兹尔扎维不期而遇。我们一张一张地观看着展品，兹尔扎维并不掩饰内心的激动。

“您知道吗，朋友，”他忽然转身对我说，“什帕拉毕竟是我们中间最出类拔萃的。他的画捷克味儿多么浓郁！”

如今我也已老迈，不喜欢冬天，也不再喜爱下雪。每当大雪纷飞，窗上蒙了一层我所熟悉的白色昏暗时，我便宁愿在雪天欣赏什帕拉画的色调明快的鲜花。多么美啊！我立即感到心情愉快多了，向往着春天的来临。

什帕拉既不是一位费解的艺术家，也不是一个莫测高深的人。他胸怀坦荡，像他的画一样明朗。他那动人的淳朴——既不虚假，也非装腔作势——曾不止一次令我甚为惊叹。

保护国时期我有一次去看他，正赶上这位画家刚画完五幅作品，画布还是湿的。那是五幅几乎一式一样的花束。用作模特——不如说是小模特——的那一把半枯萎的花，还插在花瓶里，摆在梯凳前面的木箱上。画家毫不掩饰地向我解释说：“我花了三十克朗在煤炭市场买来这么一把花！因此得尽量利用它。”

约瑟夫·科普塔[17]特别喜欢迪克[18]咏科尔克诺什山的一首诗，经常引用，特别是写盛开的龙胆花的那几句：

蓝莹莹的龙胆花，开在荒坡上，

潺潺泉水将甜蜜的谎言说个不休。

任你心头何等悲伤，

迎人笑脸依旧。

我深信在什帕拉的每一幅洋溢着喜悦和乐观主义情绪的花束面前，我们都可以吟咏这最后两行诗句。

（杨乐云 译）

积雪下的钥匙

我从未想到过会把这段荒诞而几乎难以置信的经历进行文学加工。这一次实在是出于无奈。妻子劝说过我，叫我最好别把夜间发生的这件怪异的事情告诉给别人，哪怕是最好的朋友。但我还是向几个好友透露了。谁知他们又讲给别人听，虽非出于恶意，可是等再传回到我这儿时，事情已经被说得面目全非，有时甚至像是散布的流言蜚语或是在胡诌。为澄清事实，我决定把真实情况写出来。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不久，有段时间我们住在布拉格城堡[19]。你们听了可别吓一跳，其实，我们住的地方同权贵毫无关系，也谈不上豪华。那是在城堡的东部，在黄金巷的巷尾，黑塔的附近。我们住的是矮小的平房，紧靠着旧时的总督公署。这两座房子加上达利波尔塔[20]前面广场上的两幢小房子都属于当时的地区委员会所有，我的妻子当时就在那个委员会工作。这些房子都在城堡大门之外，但住户们（多数是公职人员和城堡的服务人员）一般就说自己是住在城堡，当然这么说毫无炫耀之意。我们的房子后面不几步就是著名的达利波尔塔——城堡的防御工事和过去的监狱。从我们的窗口可以望到幽暗的黑塔，它的旁边有另外一幢小房子，漂亮一些，还有凉台。这房子至今还在。最后，在通向小院子入口处有第三幢小房子，也是平房。今天这地方已是捷克斯洛伐克少年宫宽敞的入口。少年宫就在原来的总督公署，过去几个世纪里审判捷克人的公堂现在变成了儿童的游乐场所。我认为这样做并不一定合适。不过这不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事。

我们住的平房相当宽敞。门前有棵老梨树，梨树下面踏上几级石阶就进了我们的家。我们的房间有几扇窗户，房间外面，小窗户之间的墙上有三位总督的贵族族徽。这三位贵族中的两位：马尔金奈茨的雅罗斯拉夫·波里达和威廉·斯拉瓦达如此走运，竟然掉到了城堡壕沟的粪堆上[21]。众所周知，在那个事件以后就开始了一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他们显赫华丽的族徽使我们的房子显得庄严肃穆。参观达利波尔塔的游客观看这些族徽时都要往我们的屋子里面张望。在我们宽大的阁楼里放着一个破旧的大水桶，曾经是防火用的。这个阁楼比黄金巷的路面只稍微高一点，所以，路人轻而易举就能踢到我们的屋顶。不过，他们何必要踢我们的屋顶呢！

我们原来的住所今天已经是一片宽广的平地，安放着一些长椅，点缀着大花盆。在修建城堡东部地段时，房子已被拆除了，房子上的族徽和其他贵族族徽一起都移到了原来总督公署的墙上。我时常还到那里去走走，怀一怀旧。房子虽说很不好，但那里的景色颇为宜人。

在这一带住过的作家不止我一人。弗朗茨·卡夫卡就曾在黄金巷住过。他那间已经被人遗忘的小屋后来是史多尔霍·马利安[22]发现的。而就在离我们不远的地方，伊里·马夏奈克[23]有过两间小屋。现在那座小楼房是直接进入达利波尔塔的通道。

最后，罗马皇帝兼捷克国王查理四世本人有一段时间在这里也有过简朴的住所，他也是作家。

查理从法国回来继承王位时，发现城堡破旧不堪，于是决定对它进行修整改建。在这段时间里他临时住在总督公署的房子里。而就在这座房子里皇帝度过了一个奇怪的夜晚，这段经历他曾在自传中讲过，其实谁都知道，但我觉得还需要再说一下。

这件事既非编造的故事，也不是什么传说，总之，不是臆造的。正如大家所熟知的，这位皇帝是个极其虔诚的教徒，他应该不会编造假话的。而且此事还有证人。证人又是最可信赖的维尔哈基茨的贵族布谢克。

在一个黑沉沉的冬天夜晚，这两位大人物从克希沃克拉特城堡回到布拉格，一路骑马颇为疲劳，便躺在大厅（紧靠着我们的房子）里铺着毛皮褥子的床上休息。当时天气非常冷，这大厅里融融炉火噼啪作响，桌上点着几支蜡烛，靠墙的长凳上放着一大壶葡萄酒。查理皇帝和布谢克常爱喝点酒，这是出了名的。但我却是从杨·聂鲁达[24]著名的故事诗里得知的。他俩很快就累得睡着了。

但是没睡多久便突然被大厅里的脚步声吵醒。皇帝吩咐睡在近旁的布谢克快去看看是谁跑到大厅里来了。布谢克却谁也没有看见。他又点燃了几根蜡烛，喝了杯葡萄酒，给壁炉里添了几根劈柴。接着他们又准备入睡。突然，在炉火和蜡烛的亮光中他们看见桌上的一个酒杯翻倒了，但并没见有什么人的手碰它。就在这一瞬间，他们看见那只酒杯霍地被扔过布谢克的床铺，飞到了房间那边的角落里，然后又从那里滚到前面来。可这时一个外人也没有见到，只听见那看不见的陌生人离去时沉重的脚步声。既然谁也没看见，只好在胸前划着十字，求上帝保佑，然后就入睡了。这次总算安安静静一直睡到天亮。他们醒来后，发现大厅的中央果然躺着一只翻倒的酒杯。

今天我亲爱的朋友伊里·马夏奈克已经去见上帝了，因此我可以透露，在我俩不时溜达的黄金巷他的住宅里也发生过类似的情景。但是所有发生的事都很容易就解释清楚了，既没有什么翻倒并飞到角落里的杯子，也没有看不见的陌生人的手。另外，马夏奈克尽管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对这类事情却并不欣赏。他家里放着一套母亲留给他的讲究的古色古香的家具。是的，他不信神也不信鬼。而且，他的女管家也比布谢克老爷细心得多。

从我们第三个小房间的窗口看出去景色特别美丽。离我们不远是达利波尔塔的圆形塔顶和深灰色的塔墙，但塔的大部分都被鹿苑里的大树和灌木丛的繁枝茂叶所遮掩。安娜夏宫铜绿色的屋顶俯视着这些参天大树的树梢，真是一片秀丽风光。宁静，安逸。在五月，只要一打开这间小屋的唯一的一扇窗户，一大片野蔷薇就会对你笑颜相迎，它们就在这扇窗前无拘无束地生长开花，这风光真是令人难忘。

在这房子里居住并不很舒服。冬天炉火烧不暖，因为烟囱是老式的，显然和现代化的炉子不配套。另外，这房子是个倒霉的晴雨表。一要下雨，哪怕是阵雨，两米多厚的墙壁马上就湿漉漉的。连被子都是潮的，严寒时上面甚至会结成一层薄薄的冰。地板上还长着蘑菇。夏季住在那儿倒挺不错的，对我这个多少带点浪漫口味的人来说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从别的窗户望出去，虽然只能看到小庭院的墙壁和洛普克维茨基宫的屋顶，但窗前有一株枝叶茂盛的核桃树和一条小石子砌成的小径。小径上标出了哪里是从前放断头台的地方，骑士达利波尔的头颅是从哪里滚下来的。哪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呢？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大概有许多可怜人，当然也包括一些坏人，曾跪在这座断头台前。

院子里，大门旁边的那座房子虽然比我们的小一点、暗一点，但不潮湿，窗前种了一些花草。几株玫瑰已经奄奄一息，但是在夏季这里却盛开着粗壮的金光菊。房子里住着三位单身女性。已经相当老的祖母和她守寡的女儿T.太太——她受地区委员会的委托负责接待那些来达利波尔塔观光的游客。还有一位就是老祖母的外孙女儿，一个年轻文雅的姑娘，她和我妻子一样也在地区委员会工作。妈妈和老夫人轮流带游客参观地牢和塔楼。那里，显然受过千百次诅咒的黑黝黝、暗灰的四壁光秃秃的，只有犯人用血画成的纸牌。游客不少，特别在星期天，这些游客总在我家窗前的花草上踩来踩去。那里除了青草和几棵可怜的一年生植物外只有一株黄玫瑰。夏天，它围绕着一个贵族族徽茁长，一直延伸到阳光照不到的地方，花开得非常漂亮。

临伊希街的笨重大木门的钥匙真够我伤脑筋的，它是个庞然大物，几乎有一公斤重，又不能折叠，我只好把它放在公事包里带来带去，当然我嫌麻烦。因此常常发生这样的事，我在城里耽搁了，身上又没带钥匙。门口虽然有门铃，但是三位入睡的女士并没有义务起来给我开门，更别说回来特别晚的时候了。更为糟糕的是，那门铃是个老古董。拉一下铃把上的铁丝，老祖母卧室窗前的铁铃铛就丁丁当当响了起来。声音传得老远，大概连马迪阿士门那边都能听见。

这种时刻我心里总是忐忑不安。来开门的一向只有老祖母。她睡觉最轻。尽管白天我和她交情不错，但夜里就说不上对我和气了。她嘟嘟囔囔数落我，为什么不带钥匙，为什么要贪杯，等等。我不能说她没有道理。她已经上了年纪，有点不耐烦也是理所当然。特别在冬天还得踏着积雪来开门。第二天，我虽然毕恭毕敬地向她打招呼，她却总是阴沉着脸。

后来我又有好几次没带钥匙，妻子出了个好主意。女人经常有些好主意，男人却往往不太感恩。妻子说，如果关大门以前我还没回家，她就去把挂在住房门前的那把吓人的钥匙拿来塞到厚墩墩的大门下面。大门底下有块地方有道小沟，钥匙放在那里，从大街上是看不见的。我呢？只需把手伸到门下面就万事大吉了。

这主意太棒了！直到冬天，有一次黄昏时分天开始下小雪，当时我没介意。可是快到半夜不知从哪儿刮来了一场暴风雪。因为伊尔街是向黑塔的大门倾斜的，而黑塔的大门夜里是关闭的，只有旁门开着，还有警卫站岗。大风就把雪从街上和屋顶上吹到我们墙边和门前。当我半夜回到家里时，门前已经堆了一米厚的积雪，而我那把倒霉的钥匙就在雪堆下面。

开始我试图把雪刨到人行道上，用手刨根本不行。雪是干的，刨开了，好多又掉了回去。用公事包也不成，太软了。圣维特教堂的钟声敲了十二下。白雪皑皑，万籁俱寂。一下下的钟声宛如马德里复活节时戴着黑风帽的教士们行走的情景。冷酷无情而又预示着不祥。他们总算走过去了，我走进了雪堆，屏住气拉了一下门铃。铃狂响起来。接着是非常难熬的片刻。我大气不出。过了两三分钟我又拉了下门铃。接连拉了几次。最后一次铃响后，隔了一会儿，终于听见宅内的门吱呀响了，冰冻的锁眼里传出了钥匙转动的声音。

“你真是不害臊，编辑先生。”老祖母这样迎接我，“我睡得好死，压根儿醒不过来。”然后她在我后面追着嚷嚷，还说了几句不好听的话，而我踏着积雪急急忙忙往家走，免得听她的数落。老太太直到进了自家的门还没有停止抱怨。这次我道歉也白搭。她一点不留情面，不理会我的话，根本不听我说什么。

妻子已经从睡梦中醒来，她压根儿没听见铃响。为了让她少埋怨我几句，原谅我回来晚了点，我开始使劲抱怨老太太，说她怎么骂我骂得好难听，怎么发火，怎么不礼貌等等。

妻子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听我讲了会儿，然后拉了一把椅子坐下来，悲伤地抽泣着说：

“上帝啊！你胡说些什么呀？老祖母今天晚上就去世了，现在躺在小客厅的木板上。你看，那里不点着蜡烛吗！”

的确，在她们住房大门上面的窗户里颤悠悠地闪烁着微弱的黄光。到处是坟墓般的寂静。

我有什么办法？只好脱衣睡觉。边入睡边琢磨：我怎么没想到，为什么她在平常的日子里会穿这件袖口和领子上镶着黑闪光片的节日上衣。一般她只有在星期日赶着去圣维特教堂做弥撒时才穿呢！她那天的眼睛又为什么那么凹陷？并且出来时不打灯笼而点着根蜡烛！

（陈韫宁 译）

“沃尔克可以休矣！”

我们围着一张长餐桌坐在位于普罗斯捷约夫广场的沃尔克的家里。我对面坐着的姑娘，沃尔克罗娃太太让她穿了身黑绉纱、黑花边的重丧服。当她在伊希的弟弟陪伴下走在灵柩后面时，她的脸上遮着厚厚的面纱，因此直到此刻我们才看到她泪汪汪的眼睛。她是沃尔克的最后一位恋人。

那是沃尔克葬礼后的不多一会儿。悼词念完之后玛丽耶·玛耶罗娃[25]将一支鲜月桂扔在轻轻放入墓穴的棺木上。我们都冻僵了，开始默默地往回走。冬天的夜晚很快就要降临。汉那河一带的田野和平原上覆盖着白雪。

我们离开墓地归去，横在面前的是整个漫长的生命。在墓园门口，我们正打算说几句告别的话就去赶晚班火车时，却不料沃尔克罗娃太太把我们留住了。她邀请我们上她家去。一个小时以前，送葬的行列正是从那里走出来的。

沃尔克的悲剧在我国近代文学的诗歌史中不是第一次。一百年前年轻的马哈[26]去世了，其后是博赫丹·耶利内克[27]。几乎每一代都有才华崭露便中途夭折的诗人。接着是卡雷尔·赫拉瓦切克[28]，最后是我们刚把他送进普罗斯捷约夫墓园的伊希·沃尔克[29]。那一年伊希·奥尔滕[30]才五岁。大自然提供给他们的时间如此短促，但与此同时却赋予他们以双倍的创作力。他们在短短一生中作出的成绩，远比别人在许多年中作出的多。也许这仅仅是错觉，我不知道，希望不是。他们去世以后便更加受到爱戴。沃尔克则是在世时就受读者欢迎的。

那天在沃尔克家里我们总共多少人，现在记不清了。也许十二个，也许十五个。

泪痕满面的姑娘身旁，坐着康斯坦丁·比布尔[31]，一位风度翩翩、亲切体贴的年轻男人，长着一双温柔的眼睛。他和彼沙[32]同是沃尔克最亲密的朋友。他彬彬有礼地侧转身子朝着穿黑丧服的沃尔克的年轻未婚妻。

那些年在我们周围，无数年轻女人的爱慕目光都停留在比布尔英俊的面庞上，这已丝毫不是什么秘密。比布尔欣然领受这些目光，投桃报李也丝毫不是秘密。

伊希·沃尔克认识这位姑娘无疑是在普罗斯捷约夫的舞会上，但直至1923年1月，也就是沃尔克去世前一年，两人在大学校园里才关系亲密起来。沃尔克的《致幸福的姑娘》一诗，便是这一爱情的证明，写于两个月之后。

晚饭前，沃尔克老先生把我和霍拉请到他的房间，拿出一本账册，就是人们在银行和储蓄所的桌子上常见的那种。长长的本子，浅绿底子带深色条纹的麻布封面，签条上用美术字体写着：伊希医药。沃尔克先生曾担任过普罗斯捷约夫储蓄银行的经理。他打开账册，把它放到我们面前，逐项指给我们看他为儿子支付的医疗费用：付给医生的、塔特拉山波里扬奈茨疗养地的，最后还有普罗斯捷约夫殡仪馆的。当沃尔克罗娃太太招呼我们去吃晚饭时，我们感到高兴，便从这些悲哀的数字中逃了出来。

同桌还有布尔诺来的客人：列夫·布拉特内和利博尔·哈卢帕。可怜的布拉特内患了同沃尔克一样的疾病，几年后去世了。在座的尚有沃尔克的老师卡麦纳什和多库皮尔，以及沃尔克在普罗斯捷约夫中学读书时的几个同学。

人们谈及沃尔克参加共产党一事时，往往提到多库皮尔老师的名字，并且强调他对年轻诗人的影响。其实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在这方面对沃尔克影响大得多的，是他同兹丹聂克·卡利斯塔的友谊。沃尔克在法律系求学期间曾与卡利斯塔同住一间小室，地点在斯米霍夫区的纳采尔纳街。沃尔克罗娃太太否认卡利斯塔的影响。然而她错了。是卡利斯塔将这位富于激情、处世严肃的大学生、民主民族党年轻一代的成员——沃尔克的父亲也属于这个组织——引导到政治左翼，使他接触了查理士广场老利霍夫大楼里围着尼耶德利[33]教授的那个大学生环境。沃尔克第一本诗集中的童稚基调毫无疑问也是受了卡利斯塔的影响。他的诗里出现革命调子是在晚些时候，在他结识了霍拉和追随霍拉的一些人之后。这种革命调子后来逐渐变成他本人的了。

当霍拉劝告沃尔克摒弃矫揉造作的主啊上帝之类的调调儿时，我正在场。这一劝告再说对我也有针对性，我同样不善于摆脱《圣经》和宗教用语，总想把天使的翅膀同工人阶级的拳头和列宁联系在一起。

晚餐进行到中途，沃尔克罗娃太太突然要求讲几句话。她站起身开始动情地谈她的儿子，谈伊希如何从小对她依恋，如何直到长大成人这种感情也未曾稍减。儿子将一切都告诉她，将最初写出的习作朗读给她听，让她了解他的初恋以及普罗斯捷约夫的姑娘们如何青睐他。凡是同伊希有关的事情，无论哪方面她都热情关注。唯一使她不满的，是伊希在布拉格过着放荡不羁的轻狂生活，因此得的病，断送了性命。说到这儿，她看了我一眼。

在这里我必须表白几句——虽然过了这许多年表白几乎已属多余——要说有什么是我打心底里深恶痛绝的话，那便是所谓的放荡不羁了。我一生从不曾同它沾过边。由于沃尔克罗娃太太讲这几句话的时候责备的目光盯在我身上，我想作如下说明——虽然这实际上也相当多余：

我和沃尔克只在绝无仅有的一次去过斯米霍夫区的一家破旧、阴暗的酒吧间。它取了个颇为独特的名字，叫结局。沃尔克在一首不很著名的诗里还写到了这家酒吧间。我同沃尔克见面如果不在泰格家——这是他后来寄居的地方——就大部分都只在咖啡馆。即使在这些地方，我们也不经常见面。其实，伊希去世后不久我们身上的种种嫌疑便已冰消瓦解。沃尔克的弟弟患了同样的疾病去世了。圣科佩切克的某人告诉我说，住在摩拉维亚的沃尔克的老爷子和老奶奶——在摩拉维亚，人们动人地管祖父母叫老爷子和老奶奶——也死于此病。过去沃尔克经常去看望祖父母。他们在教堂后面有作坊，生产摩拉维亚酒类。

由此可见这显然是家族病，而沃尔克过于节省的生活方式促进了病情的恶化。他手里钱很少，全花在购买书籍上了。他的父亲很严厉。

沃尔克罗娃太太最后又转身面对穿丧服的姑娘。她注视着姑娘悲伤的小脸，用稍稍提高的嗓门要求她为了纪念伊希和他的爱情放弃一切世俗生活，进修道院当修女。

就在这个时刻，我瞥见比布尔的脸上颤动了一下，掠过一个短促的笑容。穿黑丧服的未婚妻心里是怎么想的，我无从知道。今天她已经有长大成人的孩子，据说生活很幸福。

在去火车站的路上科斯嘉[34]·比布尔告诉我说，当沃尔克罗娃太太要姑娘进修道院的时候，他的手大胆地在长桌布下面伸过去，紧紧地握了握姑娘的膝盖。

伊希·沃尔克逝世的同一年，阿纳托尔·法郎士[35]在巴黎去世了。

不仅巴黎，整个法兰西都在谈论他。法兰西——法郎士选择了她的名字作为自己的姓[36]——为这位伟大的诗人举行了官方人士认为他理应享受的隆重葬礼：场面极大、华丽非凡的国葬。送殡的行列中但见闪闪发亮的大礼帽和军服。法兰西在这方面很拿手！可是巴黎的超现实主义者却印了传单，写上的口号是：

Il faut tuer le cadaver.[37]

他们将这咄咄逼人的传单散发给那些闪光的大礼帽们。

一方面他们这是报复法郎士生前对超现实主义运动所持的冷漠态度，另一方面——也许是主要的——他们坚决不同意在被官方僵化了的诗人的伟大性和光荣面前脱帽行礼。

然而，这件事说它有什么必要呢！

伊希·沃尔克去世以后，他的诗歌名望迅速提升。不仅那些从诗人手中接过革命遗产的年轻共产党人，而且无论什么地方什么人都对他的诗歌热衷起来。甚至包括政治上对立的和抱有敌意的阶层。他的诗出现在我们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之所以会如此风靡一时，其原因并不全在于沃尔克的诗歌本身——它们从思想内容看富有时代感，语言流畅亲切。一个如此有前途的年轻人不幸夭折这件事也起了作用。虽然死者在讣告上几乎总是要我们确信他们的死不会给世界带来任何改变，只是有几颗心将为之颤栗而已。

出版商一版再版地出沃尔克的诗集，并准备出全集。什么都出版了，包括他学生时代的诗歌习作、早期写的小诗、日记，有什么出什么。

出版了一系列无足轻重的藏书癖的出版物，例如他学生时代的《散文诗》、《克莉蒂亚》、《孩子们》——它们都是诗人走向《艰苦时刻》的道路上的绊脚石——甚至还有彼特出版社出版了他的《病中记事》和他写给最后一位恋人的情书《致K小姐的书信》。出版商请人将这些情书用书法抄录下来，由齐里尔·布达绘了诗人头像，沃尔克罗娃太太撰写了序言。此书仅出一册。过了一些时候，沃尔克罗娃太太将这绝无仅有的一册从出版商手里借了回去，把她写的序言撕掉了。在此之前她同出版商虽然发生了小小口角，但看来口角确实不像是导致她采取这一严重步骤的唯一原因。

总而言之，整个舆论被沃尔克的诗歌崇拜窒息了，这种局面持续着。

这一崇拜如果不包含着某种阻碍前进的成分因而必然使我们感到恼火的话，我们原会祝愿不幸的朋友享有此等声誉的。但那正是在我们已经成长并开始创作最有自己特色的作品之时，不言而喻，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创作滞留在沃尔克的诗歌阴影中。

我们追随的是以阿波利奈尔[38]的名字为先兆的欧洲诗歌潮流。我国许多批评家都已指出，沃尔克后来同阿波利奈尔分道扬镳，转而继承了爱尔本[39]的传统。

爱尔本的诗在这个时期给我们的感动不大，可是阿波利奈尔却深为我们所热爱。我和奈兹瓦尔[40]，不过主要是和泰格，正在创立诗歌主义流派，提倡诗歌写恬适的生活和欢乐时光。

但是，并非我们最年轻的一代才如此，就连霍拉，这位战后[41]诗坛主将，也从无产阶级的和革命的诗歌转向了心灵世界，写出了两三本动人的诗集。

于是，经过几次热烈的辩论之后，我们决定采取反沃尔克行动，提出了一个意味深长的战斗口号：沃尔克可以休矣！在此我不能不指出，奈兹瓦尔对这一行动并不热衷，但最后他也没有反对。由于当时我们手里不掌握任何杂志，我们便把这一决定通知了切尔尼克，他在布尔诺主持旋覆花社布尔诺分社的杂志《地带》。该杂志立即于下一期用这个口号刊登了一篇不很长，也不很令人满意的述评，从而掀起了轩然大波。过了一些日子，在一份杂志上，我想是《艺术和批评报》吧，出现了几位作家发表的一份宣言。这几位作家都不是旋覆花社的成员，其中有维伦·扎瓦达。就我记忆所及，沃尔克的支持者们后来将反击的矛头一古脑儿都指向了扎瓦达的背脊，并且把这一尖锐的口号的发明权也扣在了他的头上。这与事实不符。提出这个口号的是我。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不言而喻，沃尔克崇拜后来当然仍在继续。不过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无关紧要了，因为至少我们自己认为已经打开了局面。被今天某些年轻人视为传奇的先锋派一代很快就在各个领域取得了成就：在诗歌、造型艺术、音乐、建筑。特别是在建筑领域。在诗歌领域亦然。

倘若为了写艺术史需要给这一代人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么请相信我吧，他们——据我看——是泰格的一代。

此刻您若听到一声轻轻的叹息，请莫要理会。那是我在回首遥远的美好岁月时发出的叹息。我们当时很幸福，却浑然不知。

今天可是知道了。

（杨乐云 译）

马哈的花束

从布热弗诺夫的拉德龙卡到佩特馨山的蔷薇园有一条古朴的幽径。我常和住在附近的托曼到这条路上散步——当他患病的心脏还允许他作这种散步的时候。道路两旁不规则地栽种着野蔷薇，托曼很喜欢。五月底野蔷薇开花，这里的景色很美。他也喜欢远眺烟雾弥漫的斯米霍夫，直望到兹布拉斯拉夫和拉德维。视野到拉德维也就结束了。

有一年冬天，圣诞节前夕一场暴风雪夜袭布拉格。狂风刮了不多一会儿便停止了，鹅毛大雪下了几个小时。人们睡得正熟，对此一无所知。清晨开门却见面前的积雪足有一米高。

我家门前有一棵枝繁叶茂的青果树。不过，很少有人知道这个树名，大家都管它叫橄榄树。暮春时节树上开出黄色的细小花朵，芬芳扑鼻，是我国春天最香的花朵之一。有一次我去拜访亨内尔教授，他的工作室里摆着一只大花瓶，插了几枝青果，正开着花。满屋的浓香熏人欲醉，我不得不将所有的窗户统统打开了一会儿。

青果树的叶子直到冬季才枯落。因此树叶茂密的枝桠上，往往堆着厚厚一层雪。那年冬天的暴风雪之后，两根主枝中的一根被沉重的湿雪压断了，失去半边树冠的青果树样子挺悲惨。

那晚停在马路上过夜的汽车埋在雪里，深及半个车窗。房顶上的积雪半冻成冰，沉甸甸地滑下来，扯断了檐沟。于是只见一根根的檐沟破布条儿似的挂在屋上。

上午，我们铲除了门前的大部分积雪，至少人行道上可以行走了。阴沉沉的十二月的天空，寒冷、混浊的太阳钻了出来。我在家呆不住，决定出去作一次冬日的散步。我家离佩特馨山不远。我穿上有点儿笨重的厚靴子——它那柔软、温暖的鞋肚也诱惑我穿着它出去走一走——踏上了雪地。这样好的景色怎能轻易放过呢！我静悄悄地走在从拉德龙卡到佩特馨山的道路上。沿途只见到一辆载重汽车短短地驶了一段，到体育场附近它便拐弯朝斯米霍夫方向开去了。因此从体育场起，横在我面前的便是一片未经破坏的皑皑雪地。有一刻儿工夫我犹豫不前，不忍心踩坏它。可是急于观赏布拉格雪景的愿望催我前进。

我要用怜爱的目光像端详心爱的女人那样，从头发到脚踝细细端详布拉格——从赫拉德强尼到隐没在白茫茫雾霭中的日什科夫圣普罗科普塔尖。我有点儿野蛮地踩上了雪地。

我不由自主地频频回首。哪儿也不见人影，唯有我的法国手杖划出了两道深深的痕迹，给我的足印镶了边。果园里除了我之外空无一人。那天不是假日。

已有很久没有见到这样的布拉格雪景了。屋上全部覆盖着厚雪，而那些绿色圆顶却被白雪映衬得鲜艳夺目，不同颜色的墙垣也在雪光中显得格外风姿挺秀。

此时此景确实令人激动不已。有一次傍晚时分，也正是在这里的什么地方，我曾凝神谛听所有的晚钟在一起鸣响。我仿佛觉得那洪亮的和清脆的大小钟声汇成一片，似乎正要把城市的重荷从它漫漫岁月的沟壑中提升起来。

现在这个时刻令人无比激动。钟声也许又已响起。只是敲打古钟的这颗心脏，今天却是一团柔软的棉花。景色是壮丽的，令人陶醉、心潮起伏。

我在雪地上步履艰难地缓缓而行，来到了马哈纪念像前。这里盖满了雪。我惊讶地凝目注视马哈的花束，大家无疑都知道，诗人正望着这束花儿出神。今天，这是一束雪白的玫瑰，上面仿佛还罩着一方白纱巾。

一场化为泡影的婚礼上的一束假花。是的，马哈捧着上圣什捷潘教堂去送给新娘洛丽的，恐怕就应是这样一束花。可是，在预定举行婚礼的那一天，诗人的遗体却送进了利托姆涅日采墓园。

梅塞贝克[42]为这座纪念像塑造的诗人形象，曾多次遭到否定和非议。

然而，马克斯·布罗德[43]有一次说过，伏尔塔瓦河水流淌声是G大调。因为斯美塔那要的是这个调[44]。那么，我们为何不能接受佩特馨山这座纪念像上诗人的可爱面容呢。梅塞贝克要的是这个样。

心里揣着爱情的人走进布拉格这座无与伦比的果园会看到年轻、漂亮的诗人在离园门不远的地方欢迎他。佩特馨山是属于马哈和情侣们的。从来就是这样！

到了四五月份，当春之神把五色缤纷的繁花扫集成堆，微风将素馨花的芳香一直送到民族大街昔日的乌尔舒拉女修道院时，情侣们便只等着黄昏用黑暗和繁星编织的古老帷幕遮上天空了。他们在这儿找一条长椅，依偎着坐下来。有谁会来干扰他们这幸福的、两情相悦的时刻呢！

长椅的摆放不拘一格。有的放在陡峭的路面上，坐着相当不舒服。一切几乎全以避开过路行人的好奇目光为准。据说在这里有夜莺为亲吻的情侣们歌唱。聂鲁达这么写过的，我却从未听见。

佩特馨山的长椅啊！我应当感激地抚摩它们。我经常坐在这些长椅上，仿佛潜身在玫瑰丛中，谁也瞧不见我的幸福。我曾坐在长椅上低吟自己最早的诗句。

今天，一切都完全不同了。谈情说爱早已不那么腼腆、羞怯。不那么踌躇，那么有耐性。对此已经需要容忍。我不愿意有谁说我为过去的时代唱赞歌，可是，我不得不说在我们那个时代，爱情毕竟是一件比现在更加美好的美好事物。

然而，我无法说一定是这样，也不想以生命打赌。

今天，这里是静悄悄的，阒无一人。连小鸟也不出声儿。情侣不见踪影。啊，终究还是有的。一小块雪突然落到我的脚边，接着树上传来几声轻轻的、胆怯的啁啾。情侣我也遇见了。两人紧靠在一起，默默地走着，蜷缩在呵气的面纱里。不多一会儿，两人便消失在白色的无边宁静中了。

在小城广场一家雾气腾腾的咖啡馆，我又看到他们了。在这里，咖啡的香味混合着烟草味和湿大氅的臭气。肯定就是他们俩，佩特馨山上的那一对儿。我一眼便认出来了。两人冻得发僵，对着手指呵气。手指冻木了。

是啊，难道能戴着手套拥抱？

（杨乐云 译）

致海兰娜·马莉肖娃[45]的一封旧信

亲爱的海兰卡：

在妇女面前不谈那些迫使她们想起自己年龄的事情，这是一种礼貌风尚。光阴对女人是不留情的，许多妇女不喜欢说老。亲爱的海兰卡，我清楚地知道，你是现代女性，不会被愚蠢的偏见所左右。不过，我们还是不去回忆吧！对！不去回忆。

当我意识到我们相识已将近二十年时，我不禁感到有点发晕。但是我答应你，我们不去回忆。对，不去回忆。

可是，我还是不能不记起在克尔契区你们家里度过的那个美好的下午。再说，这是不久前的事情，这个下午还可以算作刚刚过去的往事。

我们坐在花园里。一位老先生——我们不妨透露给那些可能不知情的人，他就是安塔尔·斯塔谢克[46]——给我们讲述年青时候的故事，讲巨人山，他的家乡就位于巨人山的山前地带。他喜欢这座山。那时候哪有舒适平坦的公路和道路！哪有设备齐全的现代化小木屋！一概没有。大旅游车和任何旅游设施都没有。山需要你用双脚摸索着一步一步地攀登上去，不管有路没路，背着个包袱往前走，也有人不带包袱，但总要拿根拐杖。

他那衰老的眼睛在老式的夹鼻眼镜片后面闪烁。目光爱抚地落在低矮的松树上，它们使他想起了山松。一只瘦弱的手放在桌上。就是这只手曾经友好地握过聂鲁达的手。

娜娜，愿上帝赐福予她，煮得一手出色的黑咖啡，她还拿来了你亲手烤制的、上面撒了好多糖的马林酱饼。果酱馅包在酥皮里面，这是巨人山山麓地区的做法。马林果也是从巨人山山坡上采来的。

我回忆着这一切，为的是再一次感受一下你家那种诱人的、有点儿老式的环境。那些年，马萨里克[47]还经常回到别墅去住。老先生们碰在一起总有许多话题好谈。

斯塔谢克当时还在工作。修改他过去写的书。他坐在一张旧式写字桌旁，仰着头，口授文稿，你给他打字。

同一个屋顶下住着三位作家！而娜娜，大家都尊重的娜娜，差不多早已是他们的家庭成员了，她也是逝去的往事的活见证，她本人就是一首美丽的古老的诗。她不声不响地慈爱地安排着那里的一切，而所有的人都愿意听从她。

两只德国短毛猎犬卧在奥勃拉赫特[48]的脚旁，他绘声绘色地讲述着他所观察到的附近“马萨里克之家”的情况，当时那里还是老人们的休养地。谁说随着年龄的增长爱会熄灭！怎么会呢！根本不可能！老年人聚在一起会和年轻的时候一样吵嘴，嫉妒。

你一定能想起这个美好的下午，就像你一定会忘记那个我永远忘不掉的夜晚一样。

那是在1918年我们解放后的若干年。那时候，约瑟夫·霍拉在编辑《人民权利报》的《星期六》文学副刊。我和苏克、聂麦茨最初写的诗就是向那里投的稿。伊凡·奥勃拉赫特和霍拉同时都友善地保护着我们。我们三个都是日什科夫区的人。

有一次奥勃拉赫特邀请我们几个人去小城区的洛普科维采葡萄酒店进晚餐。你也在那里，还有玛利耶·玛耶罗娃。你们两位都那么迷人，年轻漂亮。约瑟夫·霍拉也在场。

我们那时候哪知道什么是葡萄酒店、什么是葡萄酒啊？一无所知。酒店招牌上写的是南斯拉夫商人的名字和每个城区都卖的洛哥·勃拉丹诺维奇牌的葡萄酒。这样的招牌对我们来说蒙上了一层异国情调的神秘色彩。

我们走在小城广场上，对晚餐和满杯的葡萄酒充满了好奇。我记得，当我们喝得舌头已转动不灵时，你温柔而关切地对我们三个男孩子微笑。是的，你一定记不得了。可我是至死不会忘记的。不光是葡萄酒，靠近迷人的女性也足以使我那天真的大孩子的梦顿起波澜。尤其美好的是，能同四位诗人围桌而坐，这该是怎样的幸福！

那次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已经作古的人。玛利耶·玛耶罗娃讲到了盖尔奈尔[49]，而你提起了曾经爱过你的蒂尔[50]。蒂尔离我们遥远一些，但盖尔奈尔却是我们敬重爱戴的。他的诗向我们揭示了爱情的苦涩和凶狠面貌，这些诗我们当时很喜欢。让我们极其钦佩的是你们竟然认识这两位诗人本人。你知道当时我们还都是些小傻瓜！今天看来我们那时候的钦佩心情和好奇心只不过是纯朴的天真。但是，不要耻笑我们。纯朴的天真是美好的。

嗨，你看，我本应给你的新书写几句友好的话，天晓得我又岔到哪里去了！我几乎要流泪了。其实眼泪本不是什么丑恶的东西。奥维德[51]曾说过，眼泪具有语言的威力。尽管如此，眼泪和悲哀已不属于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我们已不是生活在比德迈风格的[52]小花饰和玫瑰花的宁静时代了。

但是我们还是不去回忆吧，亲爱的海兰卡。是的，我们不去回忆！

1937年10月16日

（陈韫宁 译）

一封最精彩的信

阿尔巴特洛斯出版社的编辑海兰卡·布拉纳尔多娃给我写了一封亲切的信，目的是要办一次读者笔谈会。这笔谈会很有新意，也很有趣。她要我借给她一封我一生收到的最精彩的信，原件或抄件都行。

这么一位年轻妩媚的姑娘，又是我好朋友的女儿，对她的请求我怎么能拒绝呢？

的确无法拒绝。

但是我又难以满足她的请求。这事让我很为难。我只好给她写了一封回信。下面就是我这封信。

亲爱的海兰卡小姐！如果我知道在我的旧信堆里还能找到我收到过的最精彩的信，如果我知道我这一生中还能发现它的话，我打心底里愿意把它挖掘出来送给您。不过，我得先向您解释一下我保留旧书信的情况。

信札、书信、便函、便条、留言等等我从二十岁起就都保存起来了。以前每次我去彼沙家时，我总是对他那书架上按字母次序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一盒盒信札感到忌妒。纸盒里都是彼沙夫人排放好的处理过的信件。而我这么多年来却总是把我的信扔到装人造黄油的大纸盒里，这些纸盒都是我从当地商人那里买来的，每个纸盒卖五十哈莱士[53]。一个纸盒装满后，我就用绳子把它捆紧，扔到阁楼上。就这样我往那里堆纸盒已堆了整整五十年，几乎堆满了。后来满得转不开身的时候，我儿子给我买了十个硬纸箱，把一部份信装到里面。装入之前，我们把这些信的内容大致翻阅了一遍。把各式各样的印刷品、没有意义的便条以及各种各样的公函和半公函都烧掉了。但是，一个熟人提醒我说，有些展览会和戏剧演出的请柬之类的资料烧掉可惜，二三十年后说不定有文献价值，值得保存。于是我们就不再烧了，继续找纸盒装信。我经常对自己说，等有一天我老了再说吧！这“有一天”早已过去了，我想，我也够老的了，可总觉得还可以活一阵子。

勤奋的收藏家、诗人莱舍赫拉德[54]曾经向我要一封可以收到他的珍品收藏室中的信。我知道他想要什么信。他主要对沃尔克的信感兴趣。我有几封沃尔克的信。可不知道放在哪儿。我就给了他几沓卡雷尔·泰格、阿尔杜什·切尔尼克和耶·波·斯弗尔切克的信。实际上正好是一整盒，是我顺手抽出来的。这当然使莱舍赫拉德很感失望。

泰格去世后，我曾探问过他给我的那些信。它们还保存在莱舍赫拉德的珍品收藏室里。但是，我想保存下来的也只有他的那些信了，另两人的信都被莱舍赫拉德处理掉了。太可惜了。不久前，斯弗尔切克为出版他本人的书还找过这些信哩。

有一件事可别忘了！后来有一次我到莱舍赫拉德的珍品收藏室去，老诗人从他所谓的珍品中挑了一只玫瑰十字兄弟会的铁戒指和一小瓶印第安人的绿色箭毒送给我。几年后戒指被我丢失了，那瓶箭毒我当时就给倒掉了。当然，至于倒到哪儿您就不必追究了。

我还想起点儿同信有关的事。

我的朋友约瑟夫·帕利维茨[55]是个有学问的、精明的收藏家，专门收藏书籍和书信。有一次，他去他的大舅子卡雷尔·恰佩克家，正巧恰佩克打算把近几周收到的信件毁掉。帕利维茨见了大叫可惜。要烧的信中有托马斯·曼，萧伯纳和其他名人的函件。从此，恰佩克就把全部信札交给他处理，随便他挑选。至于恰佩克兄弟俩一贯毁信的事，您可以从斯·科·诺伊曼[56]与恰佩克通信集一书中了解到。恰佩克兄弟数量可观的信都保存了下来。而诺伊曼的信一封也没有。

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57]也是不保存信件的。

关于书信的文学价值，我在战争时期亲身体验到了。战时，朋友N.给我介绍了几个住在布拉格的斯洛伐克人，我用旧信同他们换香烟。用沃尔克向我催稿费的一页信我换得了一百支香烟。今天我为此感到遗憾，但那时香烟如黄金一般珍贵。

最后该谈谈那封最精彩的信了，这是您所要求的东西，亲爱的海兰卡。

战争初期，马汉[58]不幸去世后，哈拉斯要我给他找一找马汉的信。布尔诺有一个马汉的朋友愿意把马汉的信收齐出版。因此我找到了大约十封马汉的信，交给了哈拉斯。可惜我当时没抄一份留底。不久这些信我也有点忘了。结果，前不久，弗拉辛[59]向我要这些信（他后来果真出版了马汉书信集），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他去找哈拉斯认识的那个人。但哈拉斯已经去世。弗拉辛后来去找了马汉夫人，夫人告诉他，那人已经故去了，在他的遗物里没有发现我的那几封信。

而正是在这些信中，海兰卡，有您所需要的那封最精彩的信。那封信较长，有好几页。如果说诗需要得到辩护的话，那么，那封信就是为诗辩护的。当时有个蠢材在某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试图证明在我们这个世纪，诗不过是浪漫主义的残余，是旧时代留下的可悲的遗产，而在现代世纪的今天，诗完全是多余的，不需要的。他竟然宣布，诗的末日已经来临！我不知道是谁赋予他这种权利的。

马汉看了这篇文章很生气。当即坐下给我写了一封信。一篇尖锐嘲讽、机敏而激昂慷慨的文章，这篇文章确实值得发表。

我亲爱的，多么可惜啊！

（陈韫宁 译）

一筐礼品

为庆祝帕利维茨九十寿辰，博胡米尔·诺瓦克已着手准备一本纪念册，以便我们题上贺词向这位尚健在的年纪最大的捷克诗人祝寿致意，却不料噩耗突然传来，他不幸去世了。

1975年1月30日，星期四，中午刚过，约瑟夫·帕利维茨走出普希科比的萨瓦林餐馆，穿越去少年宫方向的电车轨道。他没有好好听一听，显然心里还在思索着什么事情，也没有注意正轰响着驶来的电车，却一脚踩进了它的轨道。电车将他猛撞到人行道上。一辆刚巧路过的急救车虽然马上载他进了医院，可是他没有从昏迷中清醒过来，下午，大约三小时以后，他与世长辞了。

在此我若是不引用一篇悼文中的几句话，我会感到内疚的。这篇悼文不长，但写得非常感人。它出自帕利维茨的朋友约瑟夫·赫杜克之手，发表在《人民民主》报上：

“这位领主府邸马车夫的儿子禀赋着一种贵族气质，这是说他品德高尚。与此紧密结合的是他对普通人的热情，对每一个遭遇不幸前来求助者的理解，对一切生活在痛苦中奄奄待毙者的同情。”

是的，四十年来我们了解的约瑟夫·帕利维茨正是这样一个人。

那已是许多许多年以前的事情。圣诞节快到了，我们在布本采的住所门前出现了两个男人，送来一只巨大的礼品筐。这只筐子大得委实惊人，内容也极为丰富，需要两个人才能抬得动。他们将筐子放在前厅，拿出收条要我签字。问他们礼品筐是谁教送来的，两人却说一无所知。我们深信这是弄错了地址，筐里没有名片。谁会送我们这样一大筐东西呢！我们碰也没有碰，只是怀着羞怯、惶恐的心情看了看它那聚宝盆似的内容。最上面，挨着筐把儿是一条高耸着的金黄色的火腿，一端裹在银色的、印有小松枝的锡纸里。火腿旁边竖着几个细颈酒瓶，是莱茵河和法国产品，其中有两瓶是香槟。一小桶鱼子酱托着圆滚滚的一块博洛尼亚香肠，靠在银色的洋铁罐上，罐里装的是法国肉鸡冻——这类食品在我国是根本不生产的。沿筐边码放着各式干酪，最上面是一大坨瑞士干酪，包在透明纸里，亮晶晶的眼睛富有刺激性地瞪着我们。一次，有人请我品尝了一杯英国酒，它的味道我很久难以忘却。而这里的英国酒却足有一公斤。还有那一溜儿的瑞士巧克力犹如手里捻开的纸牌。余下的空隙填满了沙丁鱼、鲜橘子和底洛尔苹果。在这琳琅满目、形形色色、芬芳可口的一大堆东西里面，还插着一根老长的匈牙利熏肠，活像一把银色的宝剑，身上缀着小花饰和隐约可辨的戳记。不过，我这里列举的肯定尚有许多遗漏。那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对于一个俭朴的家庭来说，这不啻一份王室厚礼。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哈拉斯，他叫我安心，说地址没有弄错，礼物肯定是不久前刚从巴黎回来的约瑟夫·帕利维茨送的。此人有一个奇怪的，但很可贵的特点：喜欢送礼。显而易见他有这个条件，而且送礼也许使他心里高兴。他曾将捷克诗歌译成法文，其中有你的诗，这是他作为稿酬送你的礼。

经他这么一说，我们才把礼筐解开。在几瓶葡萄酒中，我还发现了一瓶蒙特巴西拉卡城堡牌白葡萄酒。我尝了一口，心说这可是所有葡萄美酒中首屈一指的了。其实，我并无权利这样妄自论断。应该说这是我有生以来品尝过的最最香醇的葡萄酒。

请相信我吧，那瓶酒味道极佳！

没过多久我在哈拉斯家里就认识了帕利维茨。可怜的布尼卡·哈拉索娃，高朋满座只会给她带来操劳和麻烦。可是她温柔可爱，很有魅力。哈拉斯经常嘱咐她：请你务必讨人喜欢，别作声！不，她对客人从未有过出言不逊的情况。

帕利维茨个子比较高，仪表堂堂。戴上外交官的大礼帽，披着短披肩一定很有风度。他衣着讲究，“里里外外都被法国文化的光辉照透了”。他比我们几乎年长十岁。年轻时当过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的秘书，对诗歌造诣之深实不多见。

他有两大爱好：祖国语言和诗歌。我们同他结交时，他正在翻译瓦莱里[60]的诗。熟悉哈德译本的沙尔达曾经说过，说帕利维茨的译本极其精湛，无论从哪方面看都堪与原作媲美。奈兹瓦尔对帕利维茨的评价也很高，说他译瓦莱里的诗，其捷克文字之优美如同他译捷克诗法文之优美一样。

我们同他相识之初，他从不谈自己的诗歌创作。然而，他对诗歌的奥秘如此熟谙，在这方面如此精通，理解深刻，最终也少不得要自己动手写诗了。我不清楚他是在我们劝说他之前便已写了一些诗呢，还是在我们敦促之下才开始动笔的，反正有一天他拿来了几首诗稿给我们看。这些诗后来都收进诗集《图章戒指》中了。如果我不曾记错的话，其中包括妙趣横生的组诗《群星》。我们读过之后被深深迷住了。他的诗在某些方面同哈拉斯的非常接近，遣词造句千锤百炼，锐意出新。语言初看之下令人惊愕，用字怪异却又美妙动人。同他谈论诗歌获益匪浅。

六十年代末，青年阵线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一本诗集，约我写几句话作为序言。

我反复思考着帕利维茨的诗，拿起笔来便不由自主地想到了雅罗斯拉夫·希贝尔特[61]两句诗。那是他题在自己的作品上献给伏尔赫利茨基的一首诗中的两句：

我们诗人彼此知心，

我写此书非为他人。

我并无妄自尊大之意，但这最后两行诗句在完全不同的情况下也可以移用到帕利维茨的诗集上。对我来说生活中没有比诗人的孤芳自赏更为陌生的了。就以希贝尔特为例，他在看到自己的剧本上演时剧场爆满也必然会踌躇满志的吧。不过，帕利维茨的情况却有所不同。每个诗人都寻找自己的读者，这是不言而喻的事情，无须强调。一个人的诗只有在读者感到兴趣时——不管这兴趣是亲切的还是敌对的——才有意义，才生存。帕利维茨的诗当然不会要求成千上万册的印数。他的诗是珍品，如果我们能这样形容的话，其含义是性质高贵。

诗人们，至少就大多数来说，毕竟有更深的透视力以识别和评价这样的诗作。总之，诚如俗话所说，自己的牌看得更清楚。帕利维茨写诗手法巧妙，令人眼花缭乱。尽管如此！人们终究看出了他深厚的诗歌功底，它同匠人的才能和技巧鲜有共同之处。

我重新捧读他的诗，却惊讶地发现这些扑朔迷离、凝练优美的诗句，却原来是嫁接在朴素民歌的野蔷薇枝干上的，因此是从这片国土上生长出来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那样扣人心弦，那样清新和富有捷克味！

帕利维茨从事诗歌创作，他在起步之初便已掌握了人类语词的生存和运动的规律，熟谙它们引起联想的魅力，它们的旋律和闪光。

我不由得想到还在不久以前他怎样目中闪烁着喜悦的光芒来到这里。他很得意！他又增译了一首瓦莱里的诗，其中有一句曾使他伤透脑筋。最后才终于找到了两个字眼，它们既达意，又音调抑扬、柔和，不仅从意义上看，而且从声音上听也很传神。瓦莱里那句写的是裸体女性，诗人的译文为：

皱痕的诱惑力。

天衣无缝。从捷克文字来说多么优美！而且情趣盎然！

帕利维茨不同意寻觅词语和杜撰词序的论点。他认为词语是活生生的，它们自己会跑来，携带着自身的美和自身的节奏。的确，同他谈论诗歌和诗歌语言，我们无不深受启迪。他懂得很多，比他在本人创作中表现出来的更多。

再有一年他将是九十高龄了。我国诗人中谁曾活到这个年龄呢？！又有谁将会活到呢？我不禁联想到对我国诗歌发展产生过那样深刻影响，却不幸那样年轻便弃世而去的另一位诗人。然而数字并不说明多少问题，或者几乎什么也说明不了。但是，在帕利维茨和《五月》作者的诗歌之间，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种联系肉眼当然是看不见的。仿佛在地下，从马哈的《五月》的花根上，长出了纤细的根须同帕利维茨的诗歌连结在一起。这些根须是坚韧的，合乎发展规律的。

前一位诗人将诗歌语言向前推进了几十年，后一位则从一百余年前的诗歌语言中撷取其古代美。

帕利维茨在后半生对几位比他年轻得多的诗人颇为依恋。他喜欢霍拉，赞赏霍朗[62]，但从为人和诗歌创作上说，他同弗朗基谢克·哈拉斯最为接近。哈拉斯的住所又同他家近在咫尺，因此两人经常在一起。

帕利维茨被盖世太保逮捕后，盖世太保在审讯中曾将哈拉斯的反希特勒的诗摆在他面前，要他确证作者是哈拉斯。帕利维茨一口咬定这些诗不是哈拉斯写的。盖世太保问他那么作者是谁，他说是他自己。这样便保护了哈拉斯免遭厄运。盖世太保又对他说，这些诗可是写得很不成功哪。他微笑着回答道，唯独这一点使他心里感到十分懊恼。是他的无畏精神和忠诚的友情拯救了在当时已病魔缠身的朋友。

哈拉斯的著名长诗《老妪们》问世以后，沙尔达曾评论说，该诗可称得是“帕格尼尼绝技的登峰造极之一例，是在一根琴弦上演奏出来的……超越了一般意义的人性和人的悲剧性”。围绕这首诗，帕利维茨娓娓动听地讲了他在日内瓦时期同年轻女人有关的一次不寻常的经历。

1918年变革以后，帕利维茨被任命为捷克斯洛伐克通讯社驻日内瓦国际联盟的分社社长。年轻共和国接替了昔日奥地利在日内瓦的一处面积极大的房产。除却其他用途之外，其中一部分便分给了通讯社作为办公室和帕利维茨的宽敞的官邸。

战后初期，那是笑眯眯的繁荣年代。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四年艰苦的岁月之后，世界正快活地、无忧无虑地陶醉在和平生活中。

事情的经过很像一次友好的突然袭击：一天，西方某强国公使馆的一名职员前来拜访帕利维茨，不拘礼仪地向他提出要在某天下午借他的官邸一用。此人是帕利维茨的老相识，提出这一要求又不是以他个人的名义出面，因而很难拒绝。

几天以后只见汽车一辆接一辆驶来了。出乎帕利维茨的意料之外，汽车里跳下来的竟一个个都是俏丽的姑娘，全是那位职员事先从蓝色湖畔的这座漂亮城市——人们从巧克力的包装纸上对它是那样的熟悉——的各个夜总会和娱乐场所仔细挑选来的。小姐们欣然在帕利维茨的宽敞官邸含笑坐下了。那位老兄然后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了她们暂时换上帕利维茨的睡衣裤。帕利维茨恰好有不计其数的睡衣裤。女孩子们穿上根本不合身的男人睡衣裤肯定有点儿怪模怪样，幸而时间不长。过了不多一会儿，各外交使团的绅士们便坐着汽车鱼贯而至——他们正出席国际联盟召开的一次会议。头几瓶香槟酒打开之后，事情便已一清二楚。

原来这是选美比赛！绅士们决定不慌不忙、郑重其事、一丝不苟地评选皇后和公主。评判的依据不仅是容颜是否魅人，还要看胸、手、腿以及身材长得怎么样。诚如这位诗人说的，评价“年轻女人的一切”，尤其是少女身体的某些部位。

这件事没有给帕利维茨带来多少愉快。外交部长，他的顶头上司虽然有种种政治考虑，但对此举肯定不以为然。日内瓦是一座加尔文派[63]的城市，居民恪守新教教义，思想保守。正因为这样，帕利维茨的那些尊贵客人也许不愿自己承担风险。好吧，中欧一个新成立的小国，在世界上还不那么有名，也就多少不那么惹人注意。幸而一切进行顺利，没出什么岔子，活动的组织人用大礼帽为小姐们募集了数目惊人的一大堆钞票。小姐们名利双收，感到满意，没说什么便离去了。

哈拉斯专注地听完了这则故事，随后坐下来欣然写了《老妪们》的姐妹篇。哈拉斯去世后，这首《少女们》虽然没有收进他的诗选，但在报刊上发表过，甚至还多次转载——在布拉格和哈拉斯常去的拉德霍什季山麓的弗伦什塔特。

啊，泡沫儿苏苏作响的夜晚，啊，苏苏作响的白天

空气里满是娇小的姑娘

脱去华衫

在我们愿望的圆柱间

翩然起舞

这首诗他后来工工整整抄录下来，由弗朗基谢克·比德洛配了几幅彩色插图，还加了一些非现实主义，但颇为风趣并给人以真实感的线条……他俩将这首诗献给了帕利维茨，一位不知疲倦的、热忱的收藏家，收集书籍、手稿、素描、各种报刊的合订本和书信。

他五十寿辰那天高兴地收到了这件诗画作品。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生活在我国和我们中间是轻松愉快的。那都是由于年轻的缘故。我们很喜欢回想那段时光。遗憾的是，今天回首当年却传来了急救车焦急的信号声，它载着重伤的诗人疾驶而去。他曾同我们度过了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如今却如此悲伤地猝然结束了他那漫长、卓越、丰富的一生。

（杨乐云 译）

充满歌声的岁月

我相信，不过更为坦率地说是我认为，通常叫作诗的东西，是一个莫大的秘密。每个诗人都只是或多或少地解开了一点儿，然后放下笔，或者啪的一声盖上打字机冥思苦想，傍晚时分死去了。譬如说，像奈兹瓦尔。

那年我十一岁，母亲参加了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64]的葬礼突然回来了。她神情激动，衣服撕了个大口子。原来在维谢赫拉德墓园她幸运地挤进了大门附近的大教堂，后来又一步步挤到伟人祠[65]的台阶上，以便看一看灵柩，听到悼词。可是比她晚来的人群马上把墓地的大小甬道挤得水泄不通，而且把她撞倒在地。母亲一头栽在诗人瓦茨拉夫·博列米尔·奈彼斯基的坟墓旁边。

多么不幸，那地方后来竟然就是维杰斯拉夫·奈兹瓦尔的墓地！

那天的葬礼在我心目中也是一件惊天动地、非同寻常的大事。我在家里等候母亲归来，好不容易才等来了。雅罗斯拉夫·伏尔赫利茨基这个名字于是便萦回在我的脑际不肯离去。在母亲的激动以及她的这次经历中蕴含着一种深沉的美。

伏尔赫利茨基！这确实同我常常聆听的邻里妇女在阳台上一边洗衣服一边轮番歌唱的曲子不是一回事。

这个时期曾经有人问我将来想当什么。我回答说当诗人。这话被我母亲无意间听到了，她不禁忧心忡忡地吁了一口气，说了声：“天哪！”

亲友们纷纷热心地开导我：“孩子，那可是什么出息也没有的呀。这年头谁也不读诗啦。考虑考虑实际些的吧。”可是我什么实际的也不愿意考虑。

我从这些岁月，从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带到生命中来的是什么呢？这些岁月是在阳台上，其后在洒水车银色水花飞不到的街角里度过的。

无非是忧郁和渴望僻静而已，但也有同大伙儿在一起的欢乐，追求知识，想入非非，还有一定程度的轻率。一个人遇到逆境时，一定程度的轻率对他有好处。此外便是爷爷留下的一根破笛子。这位爷爷我一生只见过一次。我用柔软的面包瓤儿糊在笛子的裂缝上。是的，那年头笛子是木制的。

“好吧，这支笛子给你了，”妈妈笑着说，“没准儿是一支魔笛呢！”它不是魔笛。我没有学会吹笛子，也没有上劲学。

关于这位爷爷，家里谈论得也不多。“你爷爷是个快活的人，心眼儿好。有时好得过分了。”妈妈曾经说。

我刚上小学，人家便问我将来想当什么。“当诗人。”我毅然回答。有人听了放声大笑。在学校，我们学了盖尤·尤利乌·恺撒[66]的著述，后来又读了维吉尔[67]。但距离歌唱的年代还很遥远。

然而，必须承认，在克列门廷努[68]的观象台，这几年的岁月却溜走得很快。

直到突然一下子！我仿佛觉得时间站住了。我周围忽然充满了音乐，充满了歌声，充满了欢乐，令人陶醉，美妙无比。我很喜欢回想这个时期。

如果说弗朗基谢克·哈拉斯[69]写诗是揪住他的诗句不放，连捶带打，仿佛要拧断它的脖子，非要它交出更多的东西不可，不容它像初见或初听到的时候那样有所隐藏，我写诗却与他截然不同。我的诗句犹如从敞开的窗户被轻风吹进来的，我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捧在手掌里，生怕碰掉了它们完整无损的春天的花粉。

千真万确，那是极为美好的时光！

也许你们想知道那时候我们中间谁是最出色的诗人吧，我无妨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们：是弗拉基米尔·霍朗，黑天使。

此外还要补充一句：假如弗拉基米尔·霍朗是一位身穿白军服的海军军官，站在舰只的甲板上开往斯普利特[70]的话，海边散步的漂亮妇女准会拿着望远镜老远地眺望他。

然而，哈拉斯才华初现，刚写出一些真正称得上震动我国文坛的诗作时，最大的世界战争便爆发了。诗人们除了沉默之外别无他法。

时间绝对不是个软心肠。那几年的岁月过得很慢。每逢生活艰辛，时间便磨磨蹭蹭起来，为的是让我们一点一滴尝尽所有的恐怖。只许缓慢地忘记，更缓慢地愈合创伤，而伤痕则永远无法磨灭了。

战争后半期，我的一本薄薄的诗集出版了，我给它取名《石桥》。

哈拉斯读了这本诗集之后，皱着眉头对我说：“诗写得不错，我挺喜欢。不过，我认为今天的诗不该写得这样甜，富有麻醉性。今天的诗应该像秋风那样悲号，像挣脱了锁链的狗那样狂吠，像猛兽的叫声那样凄厉。”他说得也许有理。

可是我做不到！

我喜欢莫扎特，我愿意相信笛声可以吹开智慧殿堂的大门。

也许用我那根破笛子能行吧！

智慧的殿堂当时在我国不仅门扉紧闭，而且建立在废墟上，无论你往哪里瞧，满眼都是带着夜鬼标记[71]的旗子，在这种情况下还谈得上什么乐曲呢？

可是，那样的时候终于又来到了，我们无忧无虑，岁月自己在计算度过的日子，因为我们不再数着日子生活了。我们很幸福。

战后不很久，病魔缠身的哈拉斯便卧床不起，生命危在旦夕。当他还躺在医院的时候，奇怪的流言蜚语已在传播，说什么他不想抗拒死神，他愿意死。实际情况并非如此，这我很清楚。他不愿意死。他像蜜蜂紧抱着掉落水中的花朵一样，紧抱着生命不放。他有自己的痛苦，但那也是宁可将死神拒之门外的。恰恰相反，人一旦衰老便会调动全部有生力量以使身体从疲惫中，灵魂从昏昏欲睡中振奋起来。然而哈拉斯并不老。他只是疲惫了。在进医院之前他曾对我说，他想做一件新衣服，还嘱咐妻子把他的冬大氅送去洗。我深信哈拉斯没有想到死。我们大家都感到悲哀。别了！

哈拉斯去世后没过几年，他的那位充满青春魅力的娴静妻子也离开了人间。人们都不愿意相信这是事实！今天他俩手拉着手儿并排躺在一起。

春天，当我在顶楼张挂国旗时，我把屋瓦下面樑木上的一只落满尘土的帽盒扔到了地上。盒子装得满满的！我不由自主地打开了它，盒盖上的小皮带松脱了。天啊，这里面都装了些什么啊！绣金花的绦带，失去了光泽，有宽的也有窄的，各式各样的假花，一只粉红色假面具，还缀着小花边。这些陈旧的，不值分文的东西却使我有好几个小时沉迷在幸福的回忆中，直至心儿一阵阵颤栗。这里还有舞会程序单，折断了的鸵鸟羽毛，一束书信，一包用金线捆扎着的照片，几只形状奇特的小玻璃瓶，瓶中的香味至今尚未散尽。

在盒底我终于找出了那支吹不响的破笛子。它是那样的又旧又干巴，拿在手上恐怕不比几根小鸟的羽毛重多少。也就是十二根小羽毛的分量吧！

盒底，一串散开了的红玻璃珠子像受了惊吓似的骨碌碌地四处滚动。穿珠子的绳索显然断了。珠子中间躺着一张发黄的小照片。我连忙伸手取出来。那是弗朗基谢克·哈拉斯的照片，当时他六岁，刚开始上小学。

（杨乐云 译）

神奇的铅笔

有一天，我和维杰斯拉夫·奈兹瓦尔来到画家卢德维克·库巴[72]的画室。当时一本介绍这位画家的大型纪念册正在着手筹备，奈兹瓦尔将写导言中的一篇，我答应写诗。卢德维克·库巴那时已是一位年迈的老先生，可是他依旧那样惊人地生气勃勃，精神矍铄。别忘了补充一句：而且很可爱。同他聊天是一种愉快。他机智诙谐，妙趣横生。在他的画室，令人惊喜的事儿接二连三。首先当然是他的新作，充满了夺目的色彩和画家那种不可战胜的、永不衰竭的活力。他年事越高，作品越发出色！看不到一点儿“脏内衣”的痕迹——当年人们把那些干巴巴的平庸画家的平庸的干巴巴的作品叫做“脏内衣”。库巴的绘画却是进攻性的，他们热辣辣地猛扑到每一个人的身上。表现手法虽然不现代化，但是才华使他的作品胜利地经受住了时代的考验。他的画色彩之鲜艳堪与印象派画家登峰造极之作媲美，画艺精湛，因而吸引力强，给人留下的印象深刻。库巴同时也是一位有眼光的收藏家。画室里有他收藏的艺术珍品，主要是中国古代雕刻的一些复制品。窗户旁边的角落里立着个一人高的维纳斯半身像。当奈兹瓦尔驻足在这尊塑像面前时，画家库巴拉了一下他的衣袖，凑到他的耳边高声耳语道：

“您可别告诉人家，您瞧见啦，我是把维纳斯骗到角落里来的头一个凡人。”

最后，我们围着一张靠墙摆放的桌子坐下了，墙上挂着一幅卢德维克·库巴新完成的自画像。我和奈兹瓦尔望着这幅画，两人都看出了神，后来我们的目光落到了画家的微笑上。

“你们既然这样细看我这张新画的像，我得给你们说说不久前发生在这幅画像下面的小事。我妻子的朋友，一位小姐，来看望我们。顺便说说，这位小姐长得相当漂亮。她盯着这张画看了半晌，然后坦率地，但带着不加掩饰的好奇问我，究竟为什么我一遍又一遍老画自己。她的意思很清楚，难道我就那么漂亮、有趣！我推心置腹地告诉她说，我是对自己幸灾乐祸才画自己的。说过之后，我马上看出她不懂我这句话的意思，因此我就接下去说，我给她讲实话吧。”

“事情是这样的，有时我约定的模特儿不能如期前来，而我既无时间，也无心情上别处去另外物色一个。我在镜子旁边走过，看了它一眼，心里说，嘿，这不就是模特儿吗，而且多么教人惊讶，恰恰就是我此刻需要的那个模特。我把镜子放在梯凳前面，打开画箱，请他面带笑容。他马上照着做了，我觉得应该是什么样他就做什么样，一切唯命是从。我要他换了好几个姿势，直到我认为合适了为止。他很耐心，也很听话。比如，我对他说：你把嘴里那只烟斗先放下一会儿行不行……他马上顺从地把烟斗放在桌上，做出听任吩咐的样子。后来我又同他商量：脸上能不能别那么露出一副傻相！他一点没有恼火，立刻摆出一脸大智大慧的神气，就跟那边的菩萨一个样。我心里夸赞他，兴致勃勃地画了起来。只要我自己不说累，要他站多久他都能坚持。”

说着，画家伸手在衣袋里摸了一阵，掏出一支普普通通、完全不是绘画用的铅笔。出乎我们意料之外，他当场就在一张餐巾纸上画了自己的小像。仅寥寥数笔就画出来了，却是既俏皮又传神。是的，正是这么张面孔，戴着一顶无檐帽，嘴里叼个烟斗，脸上笑嘻嘻的。可惜画家随手就把餐巾纸揉成一团，扔进了纸篓。

“好，”他接着说，“我同那位漂亮小姐的谈话还没有完呢。我最后告诉她，画自画像很便宜，模特儿不要酬金，他是白给我效劳的。而且还不是在画价低得可怜，等于白扔掉的时期。不过，它也有个不足之处，那就是画脸不容易。可是这就看画家的功夫啦。我往手心里啐了口唾沫画了起来。”

“我这么绘声绘色地向这位小姐解释了一通，还说了一件无足轻重的小事作为补充。”

“一位女邻居来敲我家的门，要借一撮番红花做牛肉汤的调料。刚巧我画室的门半开着，她瞧见了放在梯凳上的一张静物画，画的是一盘甜面包。这位太太惊讶地转身对我妻子说：‘库博娃太太，您家烤箱烤出来的东西好漂亮啊！’‘嗨，哪有的事，’妻子回答说，‘那是我的那只烤箱画得漂亮！’”

那一年，春色满园的五月还没有过去一半，编辑部落满尘土的电话响起了铃声。阳光正照射在我的办公桌上，飞尘在阳光中抖动。电话是广播电台打来的，文学编辑室通知我，说他们安排了半个小时的节目，播送我的咏春诗。朗诵将由埃杜阿尔德·科胡特和弗拉斯塔·法比阿诺娃担任，要求我为这个节目写几句话，谈谈自己，自画像似的寥寥数语就行了，时间不超过五分钟，或者再少那么一分钟。埃杜阿尔德·科胡特是我的朋友，弗拉斯塔·法比阿诺娃是一位很有魅力的美人儿。两个名字都使我感到愉快，我于是没有三思便满口答应了。

当然，我不该这样做，应当事先好好思考一下。每次谈自己我总感到是件不怎么愉快的事情。脑海里出现的每一句，甚至每一个字眼都要么干巴巴，要么言不由衷。不是有失真实，便是哗众取宠。我如何评价自己，这同听众有何相干呢。一个作家怎么样，批评家和读者不是自会作出判断的么。我想请电台免了这个讲话，可是来不及了，节目单已经印出来了。

这时我想到了画家库巴和他那支神奇的铅笔，他的想象天赋和素描功力。他怎么只需寥寥数笔，人人便都认出来画的是他呢？我从不曾为自己的面貌这样伤过脑筋。我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可是想不出一句聪明的，恰到好处的用语。我不时斜睨一下镜子，对自己皱眉头。手一提起笔就不胜其重似的垂了下来。我什么也写不出，一句也写不出。

广播当然我最后还是去了。不过，我在讲话中竭力回避一切可能使人联想到我本人形象的词句。我相信这么做是出于谦虚。然而不如说，是我的头脑里缺乏一支画家库巴揣在背心口袋里的神奇的铅笔。

半年以后，一个阴沉沉的下雪天的清晨，我走回家去。那晚上我同朋友们尽情谈论诗歌和诗人问题，不知不觉一宿就过去了，这会儿我已疲惫不堪。我鞋上的雪结成了冰，上楼时我滑了一跤，脸撞在装饰栏杆上，被镀金的铁花划了一道口子。妻子抱着孩子来开门。我可怜巴巴地站在门边，帽子捧在下巴底下，一缕鲜血从脸上直往帽子里滴。我不得不洗耳恭听的那些话有什么必要在这里重复呢？妻子当然有理。可是那天母亲刚好在我家，她等了我一夜。慈母的心忍不住了：

“玛任卡，您的清规戒律太多啦！”

对于这慈母的心声——尽管动人，但也多少有点儿难以理解——这里就不多说了。我躺下以后，母亲过来坐在我的床沿上。我只得原原本本告诉她，什么都交代了，最后连朋友的名字也都抖了出来。不过这很容易猜到。她认识哈拉斯。母亲于是用一口纯正的布拉格腔唱歌似的对我说：

“你呀，就靠酒和诗过日子。随便哪个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把你给骗了。你就是这么个人，一点儿也不错！”

我竖起耳朵听着。

啊哈，原来是这样！咱们等着瞧吧！

（杨乐云 译）

在卢浮宫的祈祷

早在远古时期，在阿尔塔木拉[73]洞窟和法国许多驰名的洞穴里，人们就曾在住所光光的石壁上点缀了美丽的图画。也许他们在四壁空空的地方住得不舒服吧。不仅是岩洞粗糙的石壁，从希腊富豪和贵族的气势雄伟的建筑和精致的住房，到中世纪达官贵人的豪宅，一直到卢瓦尔河[74]的城堡里，主人们总是遵照欧洲当时的风格和时尚，兴致勃勃地在墙壁上悬挂起各种绘画。就是在我们乡村的农舍也都挂满镜框画，至于在有产者的沙龙里，如果不挂上些形形色色庸俗的绘画夹杂着些大师的作品，那几乎是不可思议的。

卡雷尔·泰格就不同了。他先是否定一切绘画。后来从他那纯粹主义的立场上略作让步，认为画廊里可以挂画，家里么，有专题论文的复制品就行了。在他家里，窗帘也在被摈弃之列。光光的墙壁只点缀着通风的管道。为了强调管道的重要性，他把它涂上了颜色。竟然是红色！我不得不说，这样布置的房间真不如以前漂亮，那时墙上挂着兹尔札维的炭笔画和西玛[75]为他画的肖像。

看来，我应该换个角度来叙述。

第一次世界大战到了第三个年头，日子真有些熬不下去了。面包已不成其为面包，希望也不再是希望。那时的面包，切成片就会掉一桌子苦涩的玉米渣子。希望呢？人们常说希望是上帝的恩赐。那么这种恩赐还是如数奉还了吧！

我不知道希望变成了什么。显然只剩下了绝望。伤员们在漫长的转运途中护理得很糟糕的伤口早已冻坏，乞丐们枉然伸着的手掌也已冻僵。其实，我们，在无情地紧闭着大门的商店门外排长队的我们，全都是乞丐。一家人轮流着去排队，排面包，排面粉，排肉，排香烟。三月还是天寒地冻的时节，人们蜷缩着排在小煤铺门前，等待配给的份额。等待是徒劳的。等了许久才得知，煤铺长期内将一直是空空如也。即使把小煤库翻个底朝天，落下来的也只会是如漆的黑暗。就连煤末儿也早已被扫得一干二净了。只有愉快的喜鹊会在这黑暗之中飞舞歌唱。我们家经常连热一下隔晚留下的冻成了冰块的汤都办不到。

那时父亲便果断而迅速地作出了决定。他拿起斧头，我和妈妈从阁楼上把一些旧画搬下来。那都是爸爸经商时剩下的，他为此吃尽了苦头。当年爸爸在日什科夫区查理大街开了一间画店。现在，蜘蛛从圣母布满灰尘的脸上飞奔逃窜，圣母的长袍早被小老鼠咬得洞痕累累。当我们抖落了多年的尘土之后，只见圣母马利亚那美丽的脸庞对我们忧郁地微笑，静物画中的苹果和切开的西瓜闪着红光。天鹅抬着翅膀不知要游向何方，而猎人正坐在树桩上休息，被他的神枪法射杀的鹿正卧在不远的地方，猎犬则吐着舌头嗅那流血的伤口。然而对我们来说，这一切都是早已逝去的、绝非幸运的往事。

无情的斧头劈向干燥的油漆画框，业已无用的绷画布的夹子纷纷坠落。后来我同妈妈抬下镶在沉重而破损的画框中的守护天使像。身材匀称的漂亮天使张着强有力的翅膀正引领着一个手提一小篮草莓的小姑娘穿过一座横跨万丈深渊的小桥。随着喀嚓喀嚓的声响，深渊在咆哮，天使那洁白强壮的双翅齐着肩膀掉了下来。公爵奥尔德瑞赫正钟情地注视着站在小溪旁的丰满而妩媚的鲍仁娜，可是爸爸一下子就把公爵扯开了，再也求不成婚了。过了一会儿两人在火炉中都化成灰烬。父亲把站在月亮上被众多小天使包围着的年轻的马利亚扔进火炉时还没有忘记很内行地告诉我们，这幅画是牟利罗[76]的名作。就这样我们烧掉了他钟情的《圣母无原罪始胎》。一起烧掉的还有更为有名的拉斐尔[77]的圣母像。两张画几乎已被灰尘和屋顶的漏水毁掉。

父亲轻轻挥舞着斧头毫不留情地劈着，干透了的画框应声断裂。促使父亲挥斧劈砍的不仅仅是燃料的极端匮乏，这其中还有一腔愤怒。在火中烧掉的其实也是一大堆奥地利金币啊。

我们家从来没有像大战最后两年那样艰难和饥肠辘辘。偏偏这时爸爸又丢掉了工作。区区几个克朗的积蓄很快就无影无踪了。

每个星期我们从周一就盼着礼拜天能有点肉吃。我们有位远房亲戚在霍莱肖维采屠宰场当屠宰工。时不时地带些猪牛心肺来。他把内裤在两只脚腕处捆紧，揣满心肺偷偷地带出工厂大门。这，我们是听说的。他买得很便宜然后高价售出。不过他是担着风险的。我这才明白为什么妈妈拿到这些东西总是一遍又一遍地拼命冲洗。

厨房里小炉子在燃烧。木柴噼啪作响，画布发出咝咝的声音。大家坐在这难得的温暖的周围。炉子很快烧得灼热，又迅速冷却下来。在这种一家人可以谈谈家常的时刻，我们总是希望爸爸能说说自己。譬如讲一下他小时候的事情。可是他从来不肯说。妈妈倒是喜欢讲，但是她的经历太平淡，没有惊人的地方。父亲沉默着。他这一生是一长串各种各样的令人忧伤的失望。我所知道的事还是从别人那里听来的。

年轻时他在一家金属家具厂学钳工。但这门手艺不能满足他苦苦追求的人生理想。他渴望成为一名商人。不过后来的岁月表明，父亲毫无从事这种职业的能力。就是有，也不多。他一度在联合信贷储蓄所当过职员。那储蓄所坐落在长街，这条繁华街道上至今还矗立着当年储蓄所办公的大楼，楼的正门饰有爱奥尼亚式的石柱。二十世纪初，圣瓦茨拉夫大钱庄破产后，许多小储蓄所也随之倒闭，其中就有那个联合储蓄所。父亲投入的不多的股金全部丢光了，还背上不少债务，不得不逐年偿还，使我们家也从而破产。

妈妈别哭，求求您啦！

在这种绝望的时刻，父亲下决心要在日什科夫区开一家画店。这个主意如果不说是堂吉诃德式的，也够离奇。他又借了一笔钱，在查理大街挨着玻璃制品店的一座较新的住宅楼里租了一套宽敞的住处，底层与二楼之间的两间屋就作为画店。他不愿意经营那种在庙会或胡斯大街吕伯尔店可以买到的两角钱一张的彩色版画。他认识一位画家。此人能按顾客的要求又灵巧又快速地拿出作品。他认为这一点正是父亲最有效的广告。他推销现买现画的油画。画家名叫巴尔纳什，住在很远的霍斯基瓦什区。

那时我常自言自语地念叨着：巴尔纳什——巴尔纳什，听起来像是鼓锤敲击小鼓似的，同时又使我联想起耶稣受难时的暴徒巴拉巴。不过他是一位老实的好人，靠不老实的艺术老实地生活的人。

日什科夫区的一些顾客开始犹犹豫豫地偶尔光顾我们的小店。多数是些羞涩的刚订婚的男女或是已经比较大方的新婚夫妇。他们从巴尔纳什数量不多的存画中按自己的计划选购。父亲有时拿出画作的照片册来供他们挑选。库存逐渐增加了，选择的余地也增加了。卖得最多的是圣母像。普通而平庸的圣母像是直线派的作品，原画作者的姓名我已记不起来了。时常有人求购超级名家的作品，例如拉斐尔的和牟利罗著名的有小天使们飞舞着伴随圣母冉冉升空的圣母像。

那时候还时兴在床上装饰帐顶。不过已经只是象征性的。古老的密封式帐顶如今已只是挂在天花板上的一个黄铜圆顶。圆顶两侧各垂下一条打满花褶的白布。白布当中的墙上悬挂一幅马利亚像。她显然负有保护夫妻恩爱的责任。

也有顾客来求购挂在餐厅的静物画。什么松鸡和山鹑，一旁放着猎枪和猎人的短大氅，还有银盘中堆着葡萄、苹果和切开的西瓜之类。由于订货者的口味不同，画面的组合可以有无穷的变化。画家巴尔纳什对各种要求都能热情地给予满足。也有顾客要求为自己的沙龙选购些捷克著名画家如任尼谢克或杜布拉瓦的历史画。这类订货画家也能熟练地完成。因此我们日什科夫的家中也有了茨吉拉德和莎尔卡[78]以及公爵奥尔德瑞赫和他的鲍仁娜[79]。也有些爱国主义者要买布罗瑞克[80]的《胡斯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的摹本。这幅画当然要贵些。因为画上人物较多，巴尔纳什要付出更多的劳动。据我的记忆，这一类的画他也画得很成功。

尽管画家巴尔纳什家里麻烦事很多，他的工作还是可靠的。说话也算数。他总是按约定准时到达，戴一顶宽边的画家礼帽，脖子上系着长长的黑色蝴蝶结，上面还沾着各色油彩。然后父亲就忙着去订做石膏上图着金粉的镜框。至少也要等画稍为干一些吧。画家带来的画总是湿的。他急需用钱，等不及了。

巴尔纳什家住在霍斯基瓦什区，那个时候去该区要从电车终点站穿过田野小径走上一大段路才能到达。画家身材不高但很灵活。留着连鬓络腮胡子。就像他奉为榜样的布拉格美男子、绘画大师伏·任尼谢克的那种胡子。画家是单身，妻子去世时给他留下了七个孩子。他对孩子的抚养就是每人有口饭吃，其他方面已无能为力了。家中有一间黑乎乎的小厨房，另一间是较宽敞明亮的房间。这间屋既是画室又是卧室和餐厅，简直什么都是。他工作时七个孩子碍手碍脚。幸而这对他并无影响。孩子们拿色彩和画笔当玩具，用破纸盒做成小车拉着满屋子跑。这他也不在乎。调色板上的颜色不够时，他就得满世界寻找，最后可能在某个小家伙的手里攥着。画笔也是如此。面对这一切他都非常平静。年轻时他对于艺术一定是非常认真的，但生活把他揉搓成这样一种怪诞的形态。可能他确实有绘画才能，不过为了养活孩子他只能像现在这样画。

父亲去世后，我曾在柜橱里看到一幅卷着的他的画像。这是画家为了感谢他的慷慨赠送给他的。爸爸从来不讨价还价。我觉得画像画得很好，形象出奇的准确。是现实主义的艺术。是的，他确实会画，不过是一种堕落的艺术。他对绘画的记忆出奇地好。李士卡[81]的名画《耶稣在橄榄山》他能凭记忆画出来。这也是我们店里受欢迎的画。我们至少卖了二十幅。彩色画和素描都很逼真。当父亲向他订购他所擅长的风景画时，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只轻轻地划了几道线条。他笔记本里的这些道道令我不胜钦佩。有时他还毫不知耻地画柯罗[82]的风景画，其实这些风景画他只在德国的展览目录里见过。圣母像大都是凭记忆画出的。父亲说画得像活人一样，可以对它进行祈祷。爸爸是个无神论者，这样说是气妈妈的。

巴尔纳什画的价格按内容而定。牟利罗的有一些小天使的《圣母无原罪始胎》要比奥尔德瑞赫和鲍仁娜伴有许多猎人和猎狗的要便宜些。最贵的当然是《胡斯在康斯坦茨宗教会议上》。非常费工。还有著名的爱国主义画《维特科夫山战役》由于有大量的胡斯军和十字军战士而属于价格最昂贵的画。

我举行婚礼的日什科夫区政府大厅就挂着李布舍尔这幅画的原作。这使我很感快慰，不由得笑了起来。

我知道，对这种艺术您会嗤之以鼻。可是，请不要这样吧。随着岁月的推移，我已逐渐认识到，这种很堕落的艺术也有它的意义。即使没有别的意义，就它能给人们带来愉快这一点来说，也应该善意地对待它们。您也许会反对说，好的复制品也比这种假油画强。是的，确实如此。可是，您说，谁来抚养这七个嗷嗷待哺的孩子呢？巴尔纳什画室的情景真是既悲惨又怪诞，但它同时也证明，生命是无法扼杀的。

我时常随着父亲去霍斯基瓦什订画。巴尔纳什大师总是索要很高的订金。在这种谈判中我察觉到，这位画家很老练而父亲却不大会谈生意。有时我觉得画家对父亲也有些同情。可又有什么办法呢。孩子们不停地叫饿，巴尔纳什也常抱怨没有钱买颜料和画布。

大战爆发前，我们家可抱怨的事情不多。日子过得较简朴，爸爸靠自己的买卖维持着这简朴的生活。巴尔纳什不停地画，油画来不及晾干。但是父亲卖画大多是逐月分期付款。有些顾客付了钱，有些则不很愿意。提醒不起作用时，父亲只好登门索取。这不是一种愉快的造访。爸爸要账时有些不知所措。债户们马上抓住这一点，就用许诺把父亲打发走。因此不少钱就这样留在了买主手里。我常随着父亲出门办事，有相当多并不美好的机会去看一看无产者的家庭。在那里，贫困和匮乏取代了新婚的田园诗。情景有时令人震惊。床上挂雪白帐顶的地方只剩下了一面肮脏的墙，挂圣母像的地方只留下一块比较明亮的长方形痕迹。画像早已送进布拉格的当铺了。在脏兮兮的被子上玩耍的是脏兮兮的生病的孩子。

战争到来这一切就迅速而不可挽回地结束了。男人们被召到战壕里去，妇女和孩子逐渐开始忍饥挨饿。国家对军属的补助数量很小不敷开支。这时，手里攥着面包票、面粉票、肉票的人，谁还会去买那画着满桌美食的静物画。只有泪眼汪汪的寡妇偶尔来要求给丈夫画个像。可是她能提供的只是当年结婚时的旧照片。这种活儿巴尔纳什也能接。他画出一张比照片年长十岁的的像，使寡妇很满意。

给父亲的生意致命打击的是集市上一个暴发户老头。他要订购一幅3米×2米的大画。因为他做了一个又热闹又活灵活现的梦。他梦见了圣三位一体，梦见了皇帝老爷和皇后阿尔日别塔，梦见了自己去世的妻子。他与这些人相会在恰斯拉夫市附近他老家的村子里。他要求把这一切都表现在画上，包括村里山坡上的一座教堂。他交了数目不多的订金，不过父亲不怎么愿意接这个活儿。

巴尔纳什本来是很随和的，哪怕让他给蒙娜·丽莎的头上加上光环，怀里抱着圣婴也可以。可是起初他拒绝了。他坚决表示这是件绝大的蠢事，他不画。遗憾的是他接受了劝说！较多的订金战胜了厌恶，他开始筹备必要的材料并投入工作。三个星期后，画送来了。其间，爸爸订做了涂金粉的沉重的画框，花了不少钱。还不得不给画家增加了订金。

画上，前方是梦和订单的主人，旁边是他去世妻子的画像。在他们上方是皇帝和穿着白花边衣服的皇后。最后，在皇上夫妇后面是通常画的那种圣三位一体。圣父手执权杖和苹果，旁边是圣子手里拿着沉重的十字架。他们之间飞翔着收拢爪子的白鸽子，即圣灵。

爸爸把画镶好画框然后通知老人来取画。他来后看了一眼却宣布，这画他不能要，因为画上他是背对着皇帝[83]老爷的。爸爸怎么说也不管用。他戴上帽子就气呼呼地走了。爸爸被击垮了。也许能上法院去控告那老头，但那是战争时期，画上还有皇帝的像，法庭审理要拖很长时间，花费又很高。爸爸同画家结清了账，把那幅画面冲着墙戳在那儿，决定关门不干了。后来，我发现那画上有个大洞。大概是爸爸踢的吧。他又去工厂做工了。可是工厂不久又关了门，爸爸年岁已经大了，到处都找不到工作。他曾想参加半军事性队伍去战场挖地雷。在最后时刻他在一个矫形外科车间找到了工作，为残废士兵制作假肢。在那里他一直工作到去世。这也是坎坷的一生，充满了苦涩和失望。妈妈默默地哭泣着。

巴尔纳什大师的画不仅塞满了我们的两个房间——其中一间还是满宽敞的呢——而且也塞满了我的头脑。我曾经立志要当一名画家。未干油画的味道和父亲为保持油画光亮如新在画上涂抹的清油的味道唤起了我童年的梦想。我躺在床上也画。晚上我在枕头底下藏着一小盒十二支装的水彩。在初次绘画尝试不成功之后，我就试着写诗，在美术和诗歌之间徘徊。写诗对我来说好像容易一些。人物根本就画不出。房间里的那些画之所以吸引我还不全是出于对艺术的兴趣。巴尔纳什送来的历史画中妇女虽然是少数，但一般却控制着整个画面。凶狠的莎尔卡其实是一个满漂亮的姑娘，按照当时的时尚略嫌丰满，不过她并没有穿紧身马甲。恰恰相反。我对她手中指向茨吉拉德胸口的长矛不感兴趣。对茨吉拉德的遭遇还有些儿向往。在莎尔卡的画像前我可以站好久好久。在贝鲁契小河边拧衣服的鲍仁娜也经常吸引着我。在公爵面前她无意于隐藏自己那令人赏心悦目的妩媚。骏马前蹄腾空而立，公爵紧紧拉住缰绳，直到鲍仁娜同他一起骑上马背。我真心地羡慕奥尔德瑞赫公爵。我们后来搬了家。在那座楼里我见到一位长得同鲍仁娜公爵夫人十分相像的年轻妇女。在露天走廊上，她穿的也是单薄的衣衫，也是在洗衣服。她边洗边唱着歌曲。我仔细地注视她在搓板上的双手的机械动作。见到她时我礼貌地向她问好，她总是报以愉快而天真的微笑。

我与之保持着这种柏拉图式恋情的还有一位美丽的女人，那就是牟利罗所画《圣母无原罪始胎》中的圣母马利亚。她洁白无瑕，被无数天使的云彩包围着。我长时间地凝视她那难以形容的温柔的面庞，这种时刻我总是感到非常惬意。

只有爸爸不在家时我才能享受这种美妙的时刻。妈妈什么也没有察觉。她深信我是个听话的老实天真的孩子。

许多年以后，当我踩着卢浮宫的地毯参观时，突然间一幅巨画把我钉在了地上。那是牟利罗的《圣母无原罪始胎》。我没有想到会在这里看到它。本来以为它收藏在普拉德博物馆。起初，我以为这是我童年所熟知的画。不是的。这位牟利罗可比我们霍斯基瓦什的大师画得好。我一时都喘不过气来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这是我一生中的伟大时刻。我不由得坐在画前的天鹅绒凳子上，聚精会神地看着马利亚，饱饱地享受她的美。

这才是她！

巴尔纳什这缺德的无赖！关于巴洛克式的天使，他竟一贯地欺骗了我们。原画上至少有二十五个小天使而巴尔纳什才画了不到七个。他只画了站在新月上的圣母脚下的那几个。其余的他就干脆甩掉了。

坐在那张小凳子上，我迅速做了简短而诚心诚意的祈祷。

圣母马利亚啊，你来自塞维利亚[84]而我来自远方的捷克。我们在这个令人惊异、让人最感兴趣的城市里，在这个据说人们可以比任何其他地方生活得更幸福的城市里，都感到有些不知所措。

这次在许多年之后再次看到你时，我同你在一瞬间，可能像光速那般快地又回到了家里。回到父亲睡过、墙上挂着十字架的摇摇晃晃的铁床旁，回到生了锈的四脚火炉旁。父亲在这陈旧的火炉里烧了不少旧画。其中也有你的。但是你在这里一直闪耀着永恒的西班牙的美的光芒。

你也许还记得，我那时是多么恭敬而又虔诚地爱着你。我长时间地注视着你仰望天空的双眼。显然在天堂，在天上的什么地方，要比在这个世界上愉快幸福得多。在盯着你看的长时间里，我的心一直在颤抖。那时我还不太清楚是为了什么。今天我再看到你的脸庞时，我已经明白了。

因此我求你，只要有一点点可能，求你替我说个情，让我在生活中能遇到长得像你一样的姑娘。让她能有你那样温柔甜蜜的眼睛，像你一样美丽和善。阿门。

巴·埃·牟利罗的无原罪圣母真的接受了我的祈求。

我刚离开卢浮宫，离开牟利罗的画的魔力，就又兴奋地投身到毕加索的世界中去了。

我和泰格像念诵众神之名那样说着布拉克[85]，格里斯[86]，康定斯基[87]，马蒂斯[88]，夏加尔[89]，弗拉曼克[90]等人的名字。巴黎让我们体验了一次又一次的惊奇。我们惊呼之后总要去喝杯清咖啡。一天中我们要有几次坐在林荫大道咖啡馆的帆布顶篷下愉快地一边品着咖啡，一边看那些漂亮的卖花姑娘，她们卖花时总是送上一个可爱的，甚至是难忘的微笑。

我们结婚后，帮我们打扫房间的是一位好心肠的热情妇女。当她最初看到我们两张空空的床铺靠着墙壁时，曾失望地问过我妻子：

“你们为什么不在床上装个白色的帐顶呢？”

是啊，天花板下金黄圆顶的两旁垂下打满花褶的雪白的帐子，当中的墙上挂上一幅马利亚像。我童年时如此爱恋过的许多马利亚像中的一个。

（杨学新 译）

凋零的花圈

我有一个过去的同学，少年时代的伙伴，他像我一样在走过了曲折的人生道路之后，晚年迁到了布热弗诺夫，住得离我家不远。一个冬天的早晨，他按响了我家楼下的门铃。

“明天一块儿去看看卢帕奇街我们家的老房子怎么炸毁吧。从前你常去那儿找我，咱们还在顶楼上制造过火药哩。”

起初我很犹豫。对于我这颗衰老的心脏来说，去听佩鲁恩神[91]的摇篮曲似乎不太合适。可是最后我还是点头同意了。日什科夫已经久违，我经常想念它。

次日晨，我们驱车前往。那是一个不算寒冷的冬日。

按规定有大片房屋将要拆除的街道已经封锁，我们只能站在远处观望。这些房屋眼睛已经抠掉，生命被强行夺走，犹如圣诞节的鲤鱼，脑壳里抠掉了鲜红的鱼鳃。光秃秃的墙壁赤裸着身体在等待着最后时刻的到来。一栋栋房子神色阴郁地沉默着。

我们将汽车停在市场附近，然后踏着石级从日什科夫山冈的南坡爬到乌黑的铁路隧道的上方。我俩到得不算早。捷足先登的电视台工作人员在此已准备就绪。我们举目四望，古老的日什科夫区整个儿就在我们的面前，一览无遗。这个区的大部分房屋现在都将拆除，让位给白色的新楼房和宽阔的现代化大马路。

圣普罗科普教堂的尖塔高峙在那些肮脏的煤烟熏黑的房顶之上。大时钟的字盘显然不久前刚镀了金，兀自在城市上空闪烁。几条陡峭的山路笔直地向下倾斜，同三角形的普罗科普小广场相衔接。当年这里是集市，我喜欢在货摊间跑来跑去。在广场的一角，早春时节出售半萎谢的凤仙花，无疑是从潮湿的霍馨小树林采摘来的，香味浓郁。晚些时候，长长的野豆荚就上市了。到了暮春，一般是在基督圣体节前夕，出售的是红艳艳的芍药和百合花枝。妈妈从市场买回百合花。她喜欢这种花，满屋飘逸着百合花的幽香会使她联想起教堂。冬天，圣诞节前，在那里可以买到润湿的、柔软如丝的苔藓，人们用它布置耶稣诞生的场面。市场上那些倾斜的、开了一只只圆洞眼的大柜台往往使我惊诧不已，圆洞眼上搁着半个鸡蛋壳，里面是滚圆的金色蛋黄。摊贩把蛋白收集在高大的白铁桶里。糖果点心商正等着这些蛋白去生产松脆的点心和奶白蛋糕。

离爆破还有一些时间，我们于是走去从背后看看从前住过的房子，那儿离此不远。在一大片外貌几乎完全相同的分租房屋中，我哪能认不出自己住过的那一栋呢！三座拦腰围着的长阳台仍然是我从小熟悉的模样，丝毫未改。几棵扭曲的洋槐树，黑秃秃的，枝柯已大为稀落。红绿灯柱依旧挺立在那里，依旧顺从地敬着礼。什么也没有变，唯有我变了，我若回到那里，恐怕谁也认不出我来了。

搬出日什科夫已将近半个世纪。尽管如此，每当来到这儿，走在街道上便有回家之感。我望着那些纵横交错的大街小巷，高高低低的房顶，无数难以排遣的前尘旧梦从四面八方一齐涌上心头，呈现在我的眼前。重温许多往事固然使我感到欣慰，可是它们一下子蜂拥而至，发出了新的声音，而时间来不及了。离开令人沮丧的时刻只有不多一会儿了。只剩一刻钟了，只剩十二分钟，十分钟，九分钟了。

今天，我的光阴飞逝得如此迅速，犹如风卷雪花一般。我甚至没有时间感到不幸。我心潮起伏地凝望过去，凝望那些阳光明媚的岁月，那时一年像一个世纪那般漫长，一天了无尽头。

我稍稍懂事便开始用惊奇的目光环视周围的小天地，用全部感官吸收领会。我初次发现了世界的美，内心狂喜不已，于是贪婪地大把大把摄取，慌慌张张，不假思索，恨不能一下子全部揽到怀里。每天我都有一些新而又新的经历使我无法入睡。现在我不禁想起了儿时的一件小事。

那一年我还是个小男孩，假期中到了边陲的斯姆尔若夫采，当时德国人管那地方叫莫尔亨斯登。在一家玻璃工厂压制车间的院墙外面，我发现了一处废料堆放场，主要堆放切割下来的彩色玻璃棒的碎头头。这些碎头头样子很像结晶体，用不同颜色的彩线和丝带子穿起来可以做成斑斓的小饰物。最漂亮的要数乳白色的玻璃头了，中心是红的，表面有点点金星。那一次我可活像爱尔本诗里描写的那个见了宝库的女人了[92]。我把玻璃头塞满身上所有的口袋，还装了一帽子，心里只担心耶稣受难日的歌声会不合时宜地戛然中止，拿棍子的看守会走来。这些玻璃头直到今天我还保存着几个，用以纪念当年我站在一堆废料前所体验的狂喜心情。

是的，第一次放我独自走上日什科夫街头去玩耍时，我的感受也与此相仿。在今天，重要的不是我当时在街上找到过什么，而是那种喜悦和惊奇的心情。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心情已越来越可贵了。

诗人罗宾逊·杰弗斯[93]说过：世上的一切尽皆美丽，就看诗人选用的是否具有生命力了。我想把这句话略加修改：世上的一切并不尽皆美丽，诗人选用了便有生命力。至少他的诗存在多久，他写的事就存在多久。

诗歌万岁！

在我国首都，凝聚在一起的历史核心被周围几个郊区团团环抱着。郊区的房屋大多是上一世纪的遗物，显得陈旧而破落。当初，这些房屋纯粹是为了租赁赢利而建造的，丝毫不曾为住户着想。日什科夫的情况便是如此，它的大部分建筑物都具有这个特点。现在建筑师和城市规划专家们把这一圈建筑物叫作凋零的花圈，正在着手拆除。

凋零的花圈！我曾长年在奥尔尚斯基墓园漫步，知道凋零的花圈是个什么样。比喻虽然听着刺耳，但是很精确。我也知道人死以后大概是个什么样。墓上几束凄凉的花。

郊区那种日渐衰亡的忧伤曲调，我从小就听惯了，也闻惯了贫穷的臭味。的确，贫穷和苦难有一股子臭烘烘的气味。然而，生活在其中的人却是怎样顽强地追求着星星点点的幸福啊！那些尘土飞扬、煤烟弥漫、街石缝里长满肮脏杂草的死胡同，它们毫无魅力可言，却也令我倾心。因为在那里我们度过了多少欢乐的时光，尽管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幸福。因为在那些岁月里我们无比热烈地生活着，却不知道什么叫做生活。

如今，我站在日什科夫的山坡上，举目四望，朝自己的过去和童年时代的旧事微笑，等待着浓烟升起之后的轰隆巨响，看一座座楼房将怎样相继倒塌。

不久以前，我从电视屏幕上听到一个年轻运动员的表白。在回答是否将结婚这个问题时，他说首先他要在体育上取得卓越的成绩，攀登可能登上的高度。然后完成他的高等教育，再以后才开始物色合适的对象。一步一步，如此有条不紊，他准将是个青云直上的男人吧！

很幸运，我一点不像他。一丝一毫也不像。

如果我说维纳斯神在分配人生最高尚、最甜蜜的感情时，失手将过多的份额倾倒在我的摇篮中的话，那是谎言。不过，她赐给我的毕竟不算少，我不得不像阿纳托尔·法郎士一样真诚地感谢她，对她顶礼膜拜。美丽的阿娜蒂奥梅内[94]啊，愿你万世长存，我将永远敬仰你！赋与我生机的爱的追求到暮年也不会离开我，它将伴我直至生命的终结。

此时此刻，站在我曾经度过青年时代的山坡上，种种往事一古脑儿涌上心头，我又怎会忘记一生中那些甜蜜的柔情呢！

从孩提时候起，女性的发香对我就有吸引力。我还没有开始接触拼音课本便已渴望抚摩小姑娘的头发。仅仅由于羞怯，唉，那该死的、我长期未能摆脱的羞怯，才使我于最后时刻却步不前。

上小学一年级，我狂热地、昏头昏脑地爱上了教师小姐。说起来这事也有点儿怨她。我坐在第一排，她把收练习本的任务委派给我以示青睐。有时，她坐在我那条长凳角上，我闻到了她掌心的肥皂香。我朗读拼音课本，从头到尾一次也没有结巴，她便摸摸我的脑袋。这时我的心就一阵阵颤栗，热血直往脸上涌。放学后，我悄悄尾随她，在她的住处周围徘徊，呆呆地望着窗户。望着所有的窗户！不知道哪一扇窗户是她的。晚上，我嘴巴埋在枕头里同她低声耳语，在臆想的对话中，我大胆地称她“你”[95]。我像梦游人似的神思恍惚，引起了父母的忧虑，以为我病了。不，我挺健康，完全健康，只是闷闷不乐，因为一切伟大的爱情都以悲剧告终。教师小姐的名字叫玛丽耶·盖鲍尔罗娃，我想是出自盖鲍尔教授那个颇有历史的文化名门吧。我们的中学语文课本中有这位教授的名字。盖鲍尔罗娃小姐离开我们学校时，我实心实意地哭了一场。

如果她还健在，衷心祝愿她健在，春天我将给她写封信去。至少托那只去年在我家房檐下筑巢的小燕子捎个讯儿去。

不消说，我不久便从这童稚之恋中摆脱了出来，康复了。在一栋住户庞杂、人口众多的分租房屋里，做到这一点并不困难。

在我们的下面一层，住着一个野姑娘，年龄只比我稍微大一点。她长着满头黑发，妈妈称之为茨冈人的头发。头上系了一个老大的红蝴蝶结。我几乎每天都遇到她，总见她对我粲然一笑。有一次，我打她家门前经过，却不料她一把将我拉进厨房，拥抱我并且发疯似的亲吻我。可是，还没等我从这飞来的幸福中醒过神来，她又一把将我推出门外，活像扔出一块揉成一团的抹布。原来她妈妈从地窖里拎了满满一桶煤正在走回来，她听见了妈妈的声音。

不久之后，一对新婚夫妇搬进了我们楼道的一套居室。这次，又是一位年轻妇人无意中拨动了我的心弦。她有时把我叫进厨房，请我吃甜点心或者热面包。我对她一见钟情，徒劳无益地想要接近她。狂欢节时，她宠爱地叫我的教名，请我吃了一个醋栗蜜饯馅儿的煎饼。我吃完之后，趁机捧起她的手热烈地吻了一下。她又给我一个煎饼，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训斥我说，为了区区一个馅儿饼何至于吻手呢。真遗憾，她没有明白，这不是感谢而是爱慕的表示，是以十分笨拙的方式表明我渴望接近她那迷人的身体。

不仅在市中心繁华的宽阔大马路上有漂亮、热情的妇女和姑娘们来来往往，就是在尘土飞扬、泥泞不堪的郊区小胡同也一样。处处有鲜花、飘带、笑靥，因而我也就不时为一双双美丽的眼睛所俘虏。

我和一个伙伴经常坐在科斯特尼采广场小花园的铁栏杆上。那里从春天起就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根丁香空枝和一只黑山鸟。男孩子们没等丁香开花就把枝子折掉了。可是白云在我们头上飘浮。能呼吸馨香的春风，我们也就心满意足了。

我一向喜欢夜丁香那种强烈的、稠得像奶油一样的浓香。从前日什科夫山坡上一畦一畦种满了这种花。我坐在那儿，做着疯狂的梦，在练习本上涂写诗句。花香有时甚至熏得我脑袋发胀。多年之后我徒然重游旧地，一切均已面目全非。我想抚摩一下长椅的靠背，那上面有小刀刻写和刮去的字迹，看看长椅下面是否又有丢失的发卡。可是，长椅已不见踪影。

爆破的时刻快到了。我望着附近的屋宇出神，它们虽然破旧，今天不知怎的却像故人一样令我感到亲切，仿佛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人们曾经用手轻轻地抚慰过它们。

几秒钟后只听得一声巨响，房屋倒塌了，卷起一阵乌黑的尘土浓烟。我瞥了一下朋友的脸，只见他眼睛里噙着泪水。

“你别笑话我。”坐进汽车时他转身对我说。一柱柱水流在将尘埃压向地面。

“我在烟雾中看见了妈妈，正给我在面包片上涂油渣酱呢。”

当人们在巴黎安装高耸入云的铁塔时，保尔·魏尔伦先生坐着马车从那儿经过，他把帽子遮在眼睛上，看也不愿看一眼这个怪物。然而曾几何时，现代法国诗人便已纷纷用手指尖向埃菲尔铁塔送去热情的飞吻，献上表达爱慕之情的诗篇。

在今天，无论是外国人还是巴黎人都难以想象巴黎能没有这座铁塔。

如果我能活到那一天，看到日什科夫我们住过的那条街道两侧排列的白色的高层建筑，我不会掩上双目。可是走在这条街上，我会像一个外国人走在陌生的、十分冷漠的城市里一样。

（杨乐云 译）

书的故事三则

马哈的《五月》

我坐在马利安斯凯疗养地的廊子上，不停地喝着鲁道夫矿泉水。一位年纪不大的男人走来同我聊天，向我作了自我介绍。他是疗养地某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在马利安斯凯住了很久，颇耳闻目睹了一些事情。他讲的许多故事中，有一桩是关于附近的泰泼列驻军如何清理修道院教士私人藏书的事儿。战士们把书本从窗户里扔出去，窗外架着一条滑道，书本落进一辆大卡车。装满了书的卡车天晓得开往哪儿去了。不过，卡车必须经过疗养地的边缘。遇到路面高低不平，车子一摇晃，书本就掉在泥泞的地面上，过路行人随意拣。他自己就拣到一本什米洛夫斯基[96]的《教父罗祖麦茨》，他的一位朋友一弯腰竟从地上救出了一本马哈的《五月》。是第一版！这个朋友马上意识到这本书有多么宝贵，知道该怎样处置。

“书各有其命运[97]。”诚如泰兰蒂乌斯·毛鲁斯曾经说过的，尽管那时还没有藏书家，不像今天这样。

我也曾经轻轻易易得到过这样一本书，可惜我不知道它的价值。那是日什科夫的一位朋友送给我的。他叫拉麦什，是一个为人和善，毫无音乐感的人。他也不知道在他家随便乱扔的这本书是多么珍贵的一本文学之宝。之后不久拉麦什就从我的眼前消失了。他出了什么事，不得而知。后来才听说他用大脚趾扳动军用枪自杀了。我有时去拜访米哈埃尔·卡赫，一位心地善良，上了年纪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出版商。有一次，我向他夸耀这本小书，他劝我去问问旧书商。我去了一家。书商草草翻了翻，给了个价，大约是十克朗。我对他说不想卖了。

过了一段时间，我在博物馆阅览室阅读《现代评论》，在某一期上偶尔看到一则小广告，一位不知名的收藏家征购旧版和绝版书，其中就有马哈的第一版《五月》。我把小书往口袋里一揣，径直便上《现代评论》编辑部去了。阿尔诺什特·普罗哈兹卡接待了我，态度有些生硬。他已经病了。我把书拿出来给他看过之后，他的口气才亲切了一些。也许他以为我是给他送诗稿来了。他翻开书看了看，坦率地对我说，这书拿到别处去也许可以多卖些钱，他则至多只能给二百克朗。他的真诚使我有些感动，便把书留下了。我已不愿意老把这书记挂在心上，卖给他算了。他是诗人，给他正合适。不过，他的诗集《心灵的创伤》我可并不喜欢。

没过多久阿尔诺什特·普罗哈兹卡就去世了。他没有遗产继承人，或者不如说，他的遗产继承人也许太多了，他的藏书便由可尊敬的津内克先生拍卖了。几天以后斯·科·诺伊曼告诉我说，在那次拍卖中第一版《五月》是以三千六百克朗成交的。由一位采购员替普雷斯商业银行的经理买去了。诺伊曼还询问我那本《五月》是否仍在。

我唯有暗自抽泣，心里非常非常悲哀。

可是春天已经来了，丁香花盛开，到处飘逸着花香。我去了佩特馨山。当我来到马哈纪念像前时，我向正在写书的诗人诉说了自己干下的蠢事，只怨我一时贪财，对金钱那样迫不及待。

“没有关系。”马哈听罢说，眼睛从纸上抬起来。他没有放下笔，接着说：

“为此我把整个果园送给你了。拿去吧！外加所有的长椅。你肯定会需要它们的。”

鲍日娜·聂姆佐娃[98]的《外祖母》

我一生交游很广，有不少朋友，但终生莫逆却只有三位。其中最后一位，也是三人中年龄最长的一位，是诗人约瑟夫·帕利维茨。除非去了日内瓦他的女儿尼塞特卡家，他每星期二都上我们家来。帕利维茨过去家道富裕。他再婚娶的是恰佩克兄弟的姐姐海伦娜，帕利维茨的哥哥瓦茨拉夫送给他一百万克朗作为结婚礼。当时那是个巨大的数字。

1948年二月[99]使他摆脱了财产上的一切操心事。他的所有几乎全被没收了。他唯一不容失去的是他的自尊，唯一保留的是他对书籍终身不渝的、非同一般的热爱。

他很快就适应了新的处境。还在战前，他就写了一本令人目眩神迷的美丽诗集，翻译过瓦莱里的诗，译笔几乎同原作一样优美。我说几乎，意思是若有不足之处，那是由于法语同捷克语之间的差异。捷克语毕竟完全是另外一种语言啊，不过在翻译上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新的处境中，使他感到痛苦的仅是他已无力购买昂贵的书籍并且出高价给手艺最精良的装订工去装订。

另外使他难受的是，他没有可能给朋友们赠送不寻常的礼物。这原是他莫大的乐趣之一。

哈拉斯在帕利维茨的婚礼上当了证婚人，帕利维茨便要送他一份厚礼：一只金怀表——当年时兴在背心口袋里揣一只怀表——表壳上刻有玫瑰花图案，镶嵌着钻石。可是哈拉斯请求说，不如送他一个厨房用的冰箱。

帕利维茨不仅写诗。他对诗歌的理解也很精辟，这有一定的优越性，因为即使是伟大的批评家也有不识一位诗人的时候，身为诗人就不会发生这样的情况。除此之外，帕利维茨学识渊博，在他行将进入老年的时候仍孜孜不倦，取得了法学博士学位，其学问之精深曾使主考人惊佩。他的答辩才华横溢。

住在女儿尼塞特卡家的时候，帕利维茨结识了前意大利王后，同她有书信来往。顺便说说，尼塞特卡是一位非常吸引人的漂亮女性，嫁给了伊戈尔·斯特拉文斯基[100]的三个儿子中的一个。帕利维茨和波朗都擅长写格式优美又有文学价值的书信，是在这方面有成就的最后两位作家。他给我朗读过一封，信中他用法文给意大利王后译了优美的民歌《在圣卡代林纳》，其中一节是：

一张小条子，

送来王后令。

要那小伙子

离家去当兵。

在此之前，王后已向帕利维茨透露，说她无比幸福，因为她不仅摆脱了宫廷的繁文缛节，而且也摆脱了婚姻的约束，两者都使她感到沉重。她曾写过一本饶有趣味的回忆录，描述自己的经历。帕利维茨的书信是濒于消亡的书信艺术的典范，读来引人入胜。

在第一共和国时期他曾担任我国驻巴黎公使馆的文化专员，结交了一些可贵的朋友，带回了大量珍本古籍。这些书充实了他的布拉格藏书。他失去财产之后当然不能再购买珍本书了，他感到不幸，眼睁睁地错过了一些购置他渴望得到的书籍的机会。

事情是这样的。有一个星期二，他照例上我家来了，但神情非常沮丧。原来，他看见一家旧书店的橱窗里放着一本保存完好的鲍日娜·聂姆佐娃的第一版《外祖母》。他的心不禁突突跳动起来。当然，一问价钱他的喜悦也就立刻化为乌有了。他辛酸地说，等他凑足钱跑去，人家肯定早已捷足先登。为这本书他宁可一星期不吃午饭，可那样也远远不够呀。这是一本他已想望很久很久的书。

我作了必要的准备，第二天一早就去为他买下了这本《外祖母》。一星期后他来到时，我把书放在桌上，请求他收下。起初他感到意外，他正想告诉我橱窗里的书不见了呢。接着他显得忸怩不安，不肯接受，我不得不再三劝说他。他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不过，当他把书拿到手里翻看时，我不怀疑他是愿意收下的。最后他接受了，非常快乐。

他抚摩书皮，一页一页地翻着：

“这本书没准到过聂姆佐娃手里呢，她把美丽、细长、瘦削的手指搁在封面上。也许她对着这本书垂过泪吧。有谁知道？”

他又一次翻着书页，不时停下来阅读，像捧着祈祷书念祷文似的。后来他把书按原样仔细包好，放进手提包，一面说：

“我得跟它亲热到晚上了。”

离去时，他下台阶很小心，一级一级地跨。他已八十出头了。送走他以后，我心里说：

“一个幸福的人！”

聂鲁达的《平凡的主题》

捷克藏书家协会——我国协会消亡中存活下来的少数协会之一——把我也算作了他们的会员。我十分高兴。藏书家们不时有人来找我。通常是为了在书上签名留念。协会的老会员雅罗斯拉夫·克尼特尔也来过几次。他的腿脚已不灵活，我住在山岗上，见他吃力地爬上来，感到心里不安。可是我们谈书籍谈得总是很投机。他常常诉苦，说他临死前不知该把他的那些藏书怎么办。我们两个你一句我一句，后来他有点儿胆怯地问我说，是否愿意买下他的一套《诗歌汇编》。他有整套的，只是缺了第五卷：聂鲁达的《平凡的主题》。不过，他答应帮我找一找。我很乐意地买下了《诗歌汇编》。他十分高兴。对书也像对狗一样，一个人舍不得撇下它时，见它落到善良人的手里就会感到幸福。

《平凡的主题》他没有为我找到。他去世了。我不是收藏家，一生从未收藏过什么东西。可是一套丛书残缺不全却令我沮丧。这类卷帙浩繁的诗集我已不会拿来重读。可是它们使我感到亲切。我心里说，这里面有聂鲁达的一部分世界，因此它本身就很美。况且，这套书已有一百年的历史了。

我寻找《平凡的主题》，也是一无结果。这本诗集中的许多诗篇都非常美，但我最喜欢的莫过于在聂鲁达来说是如此富有特色的、凄切的一句：那样缓慢——那样忧伤——那样的孤独啊，孤独。

不配全《诗歌汇编》，我心不甘。

某星期天的上午，时间还早，电话里传来一个可爱的少女的声音。她十八岁，写诗，想听听我的意见，也希望我指点她是应该写诗呢，还是压根儿别作此想。

这些话我已听过许多次了，一支熟悉的歌。然而，拒绝一个少女的小小愿望向来不是我的为人之道。那就让她来吧。她来了。

姑娘像一朵五月的鲜花，满脸羞涩。她手里握着卷成一个小卷儿的练习本，揉得皱皱巴巴。我答应看看她的诗，当我瞥了一下她的眼睛时，我又补了一句，说我确实很乐意看看她的诗，而且当天就看。这并非全是谎话。姑娘长得实在漂亮。我请她一星期以后再来。

过了一星期她马上赶来了。我费了不少劲向她说明，她写的那些东西不是诗，我搜索枯肠，寻找适当的词句劝说她最好放弃写诗。我原以为她会恼火，或者至少会闷闷不乐。谁知丝毫没有。她承认说，写这几首诗给她的苦恼多于乐趣，她确实不想再写了。不过，她要求我指点她应该做什么。

由于她的诗里有几首似为情诗，我对她说不妨去找个漂亮的小伙子好好谈恋爱。那会使她全神贯注，把写诗的事儿抛到九霄云外的。

她默默无言地走了。

对这个姑娘和她的名字我已快要忘记的时候，却收到一张结婚喜柬。她接受了我的劝告，照着做了。我给她写了一封信，由衷地祝贺她，还附了几行作为结婚志喜的诗句。写的时候，她那张可爱的脸庞浮现在我的脑际。

她婚后第二天上我家来了，喜气洋洋，容光焕发。她送给我一束玫瑰花，一盒喜庆点心，以及一个裹着塑料纸、用金色绳索系着的小包。

我把玫瑰花插在花瓶里，尝了一块点心。她有些急不可待似的要求我把小包也打开看一看，希望我不要嗔怪她。我打开小包，里面是三本旧书。她说祖母去世以后，她在柜橱里发现了一只糖盒，里面装了这几本书。一阵熟悉的、令人愉快的古书味扑鼻而来。它们是利托米什尔市倒霉的奥古斯特出版社[101]出版的《外祖母》、I.L.科贝尔出版社一八六二年出版的马哈的《五月》，以及《诗歌汇编》第五卷：聂鲁达的《平凡的主题》。

我真诚地向她保证说我非常高兴。我胆怯地请求说，为了感谢她的盛意，能不能让我友好地亲吻她一下。她爽快地把年轻的嘴唇送了过来。

她没有想到这是她的第一次不忠。

（杨乐云 译）

证词

那些年头——我意思是战争时期——在这个国家可是艰难岁月。我们觉得泉水似乎发苦，井水的味儿也不再那么沁人心脾。连小鸟的歌声在我们听来也仿佛有点儿惶惑。可能我们根本就没有听见鸟声，生活蜷缩在昏暗的窗户后面。情侣们怀着几分胆怯接吻，似乎嘴靠近嘴，这一人与人渴望接近的温柔象征，已不再属于生活，也不再属于爱情，有时候接吻已只意味着永别。生活令人感到畏缩，苦涩，越来越沉重。

1942年5月27日星期三发生在布洛夫卡下街的暗杀[102]，表面上把纳粹对我国的占领分成了两部分。后一部分更为可怕。

暗杀事件发生后没几日，有一天夜里，我在灯火管制的布拉格街道上走回家时，正遇上送葬的行列缓慢而有节奏地在行进，从维索强尼走向布拉格宫去。缠着黑布的鼓敲打着与缓慢步伐合拍的鼓点，火炬照出一张张异国人的凶恶的脸。那是露出一双复仇眼睛的黑色面具。那是令人毛骨悚然的恐怖在默默进军。

在布拉格宫的前院，迅速搭起了阴森森的灵台，哀乐喇叭的沉重乐声石块似的落在布拉格宫下面的街道上，不祥的预感使大街小巷沉寂了。据说，打烂的汽车坐垫碎麻头和棕毛团嵌入尸体，除都除不尽。

竟然没有个地狱！真遗憾！应该有一个！

暗杀事件后第四天，六月初，斯瓦塔·卡德莱茨夫妇路过我家，顺便进来看我们。那天晚上的事情我记得太清楚了。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被盖世太保逮捕和折磨已有几个星期。我们惴惴不安地坐在收音机旁，想听听纳粹采取新措施和已经宣布的进行屠杀的消息。在第一批处决名单里，就报出了万楚拉的名字，我们惊得都猛一下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僵立在那里气也透不过来了。

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

报出这个名字意味着我们整个一代人惨遭杀害，万楚拉的命运是我们全体的命运。报出这个名字意味着我们整个国家都在鲜血横流。

多么可悲，竟然也没有一个美好的天堂，应该有一个！至少为这样死去的人有一个。真遗憾，死后竟然什么也没有。

如果没有天堂，怎么在地下就不可能至少存在一个凄凉的所在，让彼岸的亡魂在苍白的百合花丛中彷徨，那百合花的芳香已不属于人间。

为什么今天我们还不能相信有一个凄凉的地府呢？古代诗人崇高的诗句不是至今仍在被吟诵，仍在激励着我们，他们美丽的情歌我们不是那么爱听，他们著名悲剧中的英雄人物不是今天仍活跃在我们的舞台上么？

要知道，我们每个人的心里，思想里，记忆里，都保留着一小块亡故者的天地。我们心爱的人，以及一生中曾与我们亲近的人，他们的影子有时会回来，不仅回到我们的梦中，而且在我们清醒的时候他们也回来。

多少次我都想上去拥抱我的父亲，多少次我同母亲说了话。是的，就是他们！他们像活着的时候一样同我说话，还倾听我说的话。可是，如果我伸出手去，摸到的却仅是彩色的影子。很多时候我不愿意醒来，因为醒来就得离开他们。跟他们在一起多么好。可惜他们又回到那个我无法追随的未知世界里去了。

同样，我有时也见到了万楚拉。尤其在往事显得特别清晰、活跃的时候。这种夜间相遇一点也不可怕。我还看到了他那熟悉的手势，可是我正想同他轻声打招呼时，他却更为轻声地悄然离去，回到他那黑暗中去了。我的心猛烈地怦怦跳动，于是从梦中惊醒。我已完全清醒，可是我还在夜的黑暗中看到他的脸，我喜悦地看着他。

我知道，可能并非所有的人都有罪，但没有人能强迫我忘记，即使政局改变也没有人能强迫我忘记！忘记和饶恕他们！这些人太残酷了，他们为数很多！

我说死者有时会回到我们中间来，这毕竟是无稽之谈。哪儿有的事啊。仅是幻象而已，是错觉，因为正是我们在向他们走去。我们一天比一天离他们更近。

有一天我们将和他们会合。我们将和他们一起等待，直等到我们自己或许也进入别人梦境的时候。

生活中，我们总是过早地离开了幸福的青年时代，把它甩在了后面，直至生命快到尽头我们才感到青春不仅短暂，而且飞快地逝去，快得令人晕眩，快得我们都来不及充分领略它的甜美，它的芬芳，它的繁花。这些事物的美味还将久久地留在我们的舌尖，但已只是作为自我谴责的回忆而已。生活总是把我们带向远方，我们总是在与离去的河岸告别。

那时候真是无比美好。二十年代，当万楚拉还住在布拉格时我们跟他常有接触。我们常去他在横街的住所。更为经常的是他到我们常去的咖啡馆来找我们。可是，他结婚后便与他那迷人的妻子，一位年轻的医生，搬到兹布拉斯拉夫去了。我们有时在星期天乘火车去看他。万楚拉当时是旋覆花社的主席，尽管他不时也露面，但他不住在布拉格我们总感到缺了点什么。那正是在一个一去不复返的美好时期，我们的第一批作品问世了。万楚拉的《亚马逊河》和《高个儿、胖子和千里眼》，这两本小书已明显地预示了这位未来诗人的才气、叙事方式和风格。两书都是在旋覆花社那种友好的、含笑的气氛中出版的，虽然在此之前他早已试笔作准备了。

万楚拉也擅长绘画。他曾几次想进美术学院。在阿莱什[103]的作品清单中，有一张圣瓦茨拉夫的大幅素描是万楚拉模仿阿莱什的画派随便画出来的。怎么会收到了阿莱什的作品里去的，万楚拉自己也不知道。就连阿莱什的女儿玛丽娜也没有发觉这是出自他人之手，尽管她对她父亲的作品十分了解。

那些年，朋友中间去找万楚拉的，时间最长的也许是我了。有一个时期几乎每星期天都去。我们喜欢往兹布拉斯拉夫跑。我和我未来的妻子一同去。

医生这个职业万楚拉不太喜欢。他要写作，行医占去他许多时间。他不隐瞒这一点，莉达太太，一位认真负责的好医生，对此也很了解。

有一个星期天，巴尼公路上发生了一件恶性事故。一个男人带着他的女朋友驾摩托车急驰时，摩托车撞在了树上。小伙子飞了个弧线落在草地上，什么事也没有。那姑娘却受了重伤，两腿粉碎性骨折，而她是个舞蹈演员。两位医生给她治疗时，要求我举着煤油灯靠近伤口给他们照亮。那时候兹布拉斯拉夫还没有电灯。一见鲜血在往外流，我的手不禁颤抖起来，灯也跟着颤动。莉达太太把我打发走，万楚拉接过了灯。不料，他竟也有些儿颤抖。他后来承认，使他震惊的不是伤口本身，而是受伤者未来的命运。最后莉达太太不得不另外采取措施。她镇静果断地给伤者作了初步处理，安排她到医院去。

万楚拉并不是一个不称职的医生。莉达太太常说，他做某方面的手术很高明，可是万楚拉自己坚决认为他根本不适合干这一行。

说得有理。他向往的完全是另一种工作。

兹布拉斯拉夫当时就像一个眩目的绿色花束，充满了阳光和恬适。从斯米霍夫就可看到它山岗上的小教堂，那是宁静的田园生活的标志。万楚拉很喜欢兹布拉斯拉夫，不如说，他爱上了这地方。它附近的一条河宛如一枚银光闪闪的扣环，把幸福紧紧地拢住了。对于万楚拉来说，这是乡土之福。有时，他会含笑提起普谢米斯尔王朝[104]的瓦茨拉夫，说此人曾经宣称兹布拉斯拉夫他谁也不给，除了圣母马利亚。即使是圣母，也得好好央求才行。

关于他的出生地西里西亚，万楚拉从来不提。显然是父母迁徙不定的生活使他的出生地未能在他心里扎下根。它附近的达夫列他倒是常常说起。少年时期他在那里度过几年美好的岁月。兹布拉斯拉夫则是他最心爱的地方！

谈到万楚拉的爱，当然我在这儿必须指出他爱他美丽的妻子高于一切。她心甘情愿地把大部分操心事都揽到自己身上，对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事情她讲究实际，满怀深情又不声不响地建立起一种生活秩序，是丈夫乐于接受而且是必要的。万楚拉对此当然看得很清楚，因而对她就更加崇拜了。

顺便说一下，万楚拉也喜欢河。喜欢河上的闪光和从小听惯了的潺潺水声。他喜欢狗。在他的美满生活中，这些也都不可或缺。

有一天，一个普通的日子，我一清早就带着《面包师杨·马胡尔》[105]的校样上兹布拉斯拉夫去了。莉达太太的候诊室坐满了病人，她打发我到路上去迎她的丈夫。万楚拉去巴尼出诊了。我走在公路上，果然看见他骑着自行车从巴尼回兹布拉斯拉夫来。雷克跟在他后面跑着。到了我跟前他跳下车，随便问了句我会不会骑车。骑自行车我可不会。他坚决说我得学会骑车。而且马上就学！反正他不忙着回诊所。病人找的首先是他的妻子，等也是等她。病人常常坦率地承认这一点。上帝保佑，他不生气吗！恰恰相反。他听了由衷地开怀大笑。

他命令我立即坐上自行车。我笨拙地好不容易才坐了上去。雷克疯了似的乱蹿乱叫。万楚拉扶着车座，我勉为其难地蹬着。他一松手，车把马上在我手下晃来晃去，我便连车带人倒在了公路上。我再次坐上车，雷克又疯狂地吠叫起来。万楚拉耐心地扶着我，可只要他一松手，我立刻又倒在路上。我试了许多次，约莫一个小时之后，我才总算能骑上几步，但接着就得跳下来。我们三个全都累坏了。雷克是叫累的。我们不再试，步行回兹布拉斯拉夫去喝莉达太太的黑咖啡。雷克安静地跟在我们后面，一路上只吓唬了几只鹅。

那一次，万楚拉没有教会我骑自行车。

诗人伊西·马汉和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是亲戚。是什么亲戚，我就不知道了。我想，是堂兄弟吧。他们同属恰斯拉夫家族。伊西·马汉在使用笔名之前叫万楚拉。秋季有一天，万楚拉家的门铃响了。

他们两个谈了会儿自己的祖先——这只是我的臆想——便到河边散步，沿着河岸朝伏拉内走去。在返回的途中，马汉走开了一会儿，万楚拉继续缓步向前走着。那已是颇有凉意的十月，伏尔塔瓦河谷寒风袭人。他还没走出二十步远，就忽然听得很响的扑通一声，有人跳入水中了。雷克开始吠叫起来。万楚拉转身找马汉，却见他正在河心游泳呢。他顺流游着，快乐地呼哧呼哧喷着气，活像踌躇满志的海神，水顺着他的黑胡子往下流淌。雷克不免有些惊讶，它叉开四腿站在那里呆望着游水的人，捉摸不出个究竟来。

万楚拉想起这件事觉得挺有趣。讲完以后，他转身问我会不会游泳。我当然不会。日什科夫没有河，去布拉格那时还嫌太远。我找了这么个理由。没想到万楚拉却一口答应要教我学游泳。当时我深信他准会忘记这一承诺的，因为夏天还远得很呢。

谁知他没有忘记。太阳光刚有点儿热，我们就上兹布拉斯拉夫游泳场了。中午刚过，那里人不多。

兹布拉斯拉夫的游泳场离大桥不远。没错，这儿正是后来万楚拉的小说《多变的夏天》里三个主角聊天的地方。少校、大教堂神父和游泳场的救护员杜拉常坐在这里，天气炎热的日子，他们喝着杜拉用啤酒箱拿来的啤酒。

万楚拉让真实生活中的游泳场救护员舒拉扮演了杜拉这个角色。

我们来到游泳场，只见救护员无精打采地坐在绿色椅子上喝着啤酒。游泳场上还空荡荡的。

我得马上进池子。万楚拉给我作速度示范：一、二、三、一、二、三。然后他叫我躺在水中，他托着我的腰，我便开始有点儿痉挛地、不规则地划动手和脚。少不得喝了几口水。那时候河水还干净。他一松手，我立刻沉入水底。

一、二、三！他再次托着我，我做着像是游泳的动作，可是他一放开我，我就体验了几秒钟溺水的惊恐。万楚拉很会游泳，他再次坚持要我作新的努力。他不知道我掌握不了速度，连几下都不行。一、二、三！白费劲。我又沉到池子底下去了。

舒拉在上面看着万楚拉好心但徒劳的努力，也看到了我的无奈。时间已经很长了，他感到不耐烦，便在上面喊我们别再练习，快上去喝啤酒吧。

万楚拉还独自跳进宽阔的河里，显然是为了解除一下刚才那番白费力气的疲劳。我鼓捣出耳朵里的水，耳中还一直可怕地回响着一、二、三。我迅速地穿上衣服，从此再也没有尝试过游泳。

那一次，万楚拉也没有教会我游泳。

万楚拉夫妇在兹布拉斯拉夫的三次寓所我们都熟悉。第一次的寓所不很舒适，也最为一般，是租来的。我们只去过一回。第二次的寓所在兹布拉斯拉夫的主要大街上，比前一处舒服多了。我们去的次数最多。最后第三处坐落在小教堂下面的斜坡上，是旋覆花社的一位朋友雅罗米尔·克雷查尔提供的一所别墅。那真是漂亮舒适之至，环境优美，无论从平台还是从工作室望出去，视野都很开阔。

我也熟悉万楚拉养过的所有的狗。我不敢说准是这样，不过我想他们家养的时间最长、万楚拉最喜欢的是那只胡子拉碴、毛发蓬松的雷克。

我们来到他家，他正同雷克在长沙发上搏斗。

很明显，他的生活中不能没有狗，有一次他请求妻子在他弥留时给他手中放只小狗。那时候莉达太太当然认为离死还遥远得很呢。

在这座别墅，去万楚拉的工作室要通过一段平缓宽敞的楼梯。工作室与平台相连接。那时候，万楚拉早已不行医了。那件他穿在身上感到十分沉重的白大褂，如今挂在衣钩上快活地退役了。万楚拉已完全献身于文学工作，作品一本接一本地迅速问世。

我之所以要提到通往他工作室的楼梯，是因为那里曾发生过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天夜里，夜深人静，忽然听得重重的一声响。楼梯的壁龛里放着几本书。早晨他们起身，发现楼梯上有一本翻开的《圣经》，书脊朝下。这本又厚又大的书出于无法解释的原因从壁龛里掉了下来。这件事情之后的星期日，我们和奈兹瓦尔一起来到兹布拉斯拉夫，奈兹瓦尔听了抱着脑袋说，怎么就没有人想到读一读翻开的那两页《圣经》上说的是什么呢。肯定那上面有预兆或者警告！可能是吉兆，可能是凶兆。

竟然是凶兆！

别墅上方的花园建在相当陡的坡上。花圃只得开成一层层的平台状。最上面的一层平台，万楚拉用来当作临时性的小靶场。有一次我去他家，正碰上他在用气枪打靶，枪枪直穿靶心。我们握过手以后，他马上把那支漂亮的轻便气枪放在我手里。我没有当过兵，从来不曾拿过枪，连这种无害的枪也没有拿过。他教我怎么上子弹，怎么瞄准。我试着做了，但那一枪远远地离开了靶心。我的手发抖，第二枪也没打好。他再一次教我怎样瞄准。枪口又略微高了点。过了一会儿，我感到扫兴，放下了枪，使万楚拉挺伤心。

真遗憾，那个美好的夏天的午后，星期天，万楚拉也没有教会我射击。

兹布拉斯拉夫的火车站在河对岸，大桥的后面。我们经常要等听到火车在沃拉尼鸣笛，才急急忙忙赶往车站。在沃拉尼，我有过一桩不愉快的事。

卡雷尔·泰格访问巴黎时，曾会见了日本现代画家藤田。画家后来送了他一幅尺寸相当大的素描。这是一幅日本式的白描，但已带有巴黎现代画派的风格。非常漂亮，那个日本女人也非常漂亮。观赏它，我禁不住目中含笑，怦然心动。泰格见我如此赞赏，他稍加思索之后便把它送给了我。他是个好人。我家里没有地方挂这幅画，只得把它卷起来收在柜子里。后来，我看到万楚拉布置寓所，有几面墙空着，便决定把这幅画送给他。我们乘火车来到兹布拉斯拉夫，却把画忘在车上了。画是放在行李架上的。莉达太太听说后马上坐进汽车赶到沃拉尼，那是终点站。火车还在那里，但画却不见了。

常有这样的情况，火车已开走，我们只得步行到斯米霍夫去乘电车，或者等半夜那趟挤满野营者的车。我并不反对野营者，可是他们的歌声震得车厢直颤。这，说实话，一点儿也不令人感到愉快。

有一次，火车就在我鼻子面前开走了。那天因为是万楚拉送我去车站的，他便邀请我同他一起去对面扎维斯特的一家餐厅，他与胡果·马雷克在那儿有约会。胡果·马雷克是兹布拉斯拉夫居民，我在布拉格就与他很熟悉。他是铁道管理局的高级职员，当过兵。他从军队生活和其他经历中积累的趣闻逸事多不胜数，取之不竭。万楚拉有时爱听他讲故事。马雷克也爱讲。

我们三人坐下后，恰巧游泳场救护员舒拉也到这家餐馆来了。他刚关闭了河对岸的游泳场。万楚拉郑重其事地欢迎他：

“坐这儿来，游泳健将，跟我们坐一起吧。不过，您先说说，每家乡村酒店里流浪艺术团体演出的舞台意味着一个世界，那么您那永远湿漉漉，还有点儿朽坏的舞台意味着什么呢？您再说说，为什么您不用高雅的乐器，比如诗琴或吉他来欢迎您的客人，而用满满一箱啤酒呢？”

那时候，万楚拉的小说《多变的夏天》还没有写出来，可是书中的两个主人公已和我们坐在一张桌子旁了。万楚拉笔下的舒拉是这样一个人物：对世事持略具哲理的、怀疑主义态度。小说中的少校则与胡果·马雷克完全一样，包括他脸上的那颗疣子。这两位主人公富有说服力地证明，在兹布拉斯拉夫的天空下，万楚拉的生活是恬适的。阿尔诺施特和他那可爱的安娜的故事，是作者的虚构。三个主人公中的第三个，大教堂神父，天晓得是从哪儿来的。我想不会是兹布拉斯拉夫当地吧。

我们在树底下坐了很久。透过树冠空隙投下的月光，把马雷克那些骑士式的传奇故事映衬得绿莹莹的。马雷克很乐意把这些故事从记忆的深泉中掏出来。即使是舒拉游泳场上的简单见闻听来也挺有意思。舒拉对人和鱼都有深刻的了解。万楚拉常说，从兹布拉斯拉夫到沃拉尼，河里有什么鱼舒拉了如指掌，早晨问他要一条狗鱼，晚上你的烤锅里准有狗鱼滋滋作响。

万楚拉也喜欢讲故事，只是不太经常。他在附近的达弗列度过了幸福的童年。那天晚上他讲的一个故事我记得很清楚。

那是收获季节，烈日如火。一辆四轮大车颠簸着咯吱咯吱缓慢地行进。车上高高地堆着割下的庄稼，高堆上面坐着一个长工和一个姑娘，他们带了个庆丰收的花环给主人送去。大车进了院子，他们开始卸车，把粮食收进粮仓。车子旁边围着一群庆丰收的人。当姑娘用叉子叉起一捆麦秸送出去时，麦捆勾住了她的裙边。天气炎热，她没有穿多少衣服。对于长工来说，这无异于突然的鼓励，他扔下叉子当着众人的面就拥抱起姑娘来。姑娘也不怎么抗拒。在人们的一片喧叫声中，他推倒姑娘纵情同她亲热了一阵之后才卸车，主人才拿到了花环。

对于情爱，万楚拉是从一个乡村医生的角度来理解的，同时又不乏诗人的深刻感。他本人道德高尚，为人正直。灵魂上没有半点污垢。像他的外衣一样。他的男子风度优雅自然，毫不做作。

甚至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一位小姐在他的诊室脱衣服，脱的方式不符合医生工作室的要求，他便果断而很有礼貌地把她请出了诊室。他常说他可以当一名穆斯林闺阁仆人而让男主人完全满意。

在扎维斯特度过的那个夜晚啊——可惜只是人生不常有的转瞬即逝的片刻。然而，正是这几小时的片刻却也使我们因此而热爱生活。在布热让小河的某处，在哈莱克纪念碑附近，一只夜莺筑了个窝。月光明亮得足以让你在草地上拣起一枚大头针来。河水静静地苏苏流淌，美得像一个女人，一个我们刚刚爱上的女人。

火车在沃拉尼鸣笛了。我还有短暂的片刻时间。

不久之后，万楚拉夫妇有了个女儿。起初，两夫妇为她够操心的。婴儿患过重病。但后来这孩子却长成为一个非常可爱的小姑娘，使周围的人快乐。万楚拉家的房间中心放着一张很大的拿破仑时代造型风格的桌子，桌面架在几根镀金女像柱上。女像柱这个词儿从小姑娘的嘴里说出来就带着唯独儿童才有的魅力。她的说话整个儿就像文艺复兴时期绘画上围在圣母裙边飞舞的小天使的呀呀学语。就为这个家庭的最小成员，也值得我们大老远地到斯米霍夫车站去乘火车上兹布拉斯拉夫。雷克则以自己的方式，狗的方式爱她，尽管有时候她的小手指要去捅它野性的眼睛。

简言之，那里的日子就正像肯尼斯·格雷厄姆[106]为儿童写的一本书里田鼠唱的副歌那样：

“他们欢欢喜喜地过了一天。”

完全摆脱了医务工作之后，万楚拉一心扑在写作上，非常勤奋。莉达太太承担了地区医疗和私人诊所的全部事务。我们可以作证，她不仅勇敢地挑起了这副重担，而且始终精神愉快。

万楚拉当然心里很不安。当他看到候诊室里坐满了病人时，他感到十分内疚。不过。我认为这内疚完全没有必要。莉达太太除了希望丈夫能够安心工作之外别无他求。

万楚拉一谈到自己的妻子就毫不掩饰对她的钦佩，说她待人处事多么令人折服。他还笑眯眯地讲了一件她的医疗奇迹。

一位老大爷走进了诊室，耳朵聋得跟树桩子似的。略一检查她就发现老人外耳道堵满了耳垢。莉达太太给他处理时，注意到他的眼镜突然闪出了光芒，只听得他欣喜地叫喊道：大夫，我听见小提琴声啦！此后他就满兹布拉斯拉夫给这位女大夫扬名，说她有着怎样一双金子般的妙手！

这时候，旋覆花社已开始逐渐解体。这个团体的成员来自各种不同的艺术部门，他们现在已不需要一个统一战线的社团来保护。本已松散的纪律，也开始成为他们的障碍。建筑师，电影和戏剧艺术家，音乐家，最后甚至创建它的艺术家都一个个不声不响地离开了。卡雷尔·泰格则把他的全部时间和大部分兴趣献给了建筑和艺术理论。

这一团体的解散当然完全合乎规律。旋覆花社已圆满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它那友好的、卓有成效的艺术气氛，曾熏陶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一代的大部分成员，他们以重要的作品丰富了文化界。即使老一代的艺术家如约瑟夫·霍拉的诗，也可以看到诗歌主义的痕迹，尽管为时很短。团体解散了，可是影响却很明显，甚至到后来，甚至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我们又常在布拉格见到万楚拉了。

新战争以快速的袭击在步步逼近。作家们需要越来越经常地聚在一起，以表明自己激昂的反法西斯决心和对民主的忠诚。纳粹入侵奥地利之后，民主制度已受到严重威胁。万楚拉参加了所有这类活动，他总是最积极的一分子。

兹布拉斯拉夫恬适的美好日子已将结束，不久那个潮湿、下雪的一天便来到了[107]，纳粹军队占领了布拉格和整个共和国。

对于万楚拉和许多人来说，这一天并不只意味着沉痛的屈辱，它也意味着希望的号召，主要是起而战斗的命令。战斗是艰难、残酷、漫长的，万楚拉没有能看到它的结束。

我们聚集在劳动合作出版社编辑部亲切的屋顶下。这个出版社当时是最大的出版机构之一。由于经营现代化，那些年它的出版量也是最大的。合作社当时有五万成员，出版社大部分书籍的印量也是这个数。然而，会议并不仅仅为了书。会上也解决财务方面的问题。编辑部成员中有几个人在民族大街经营“美丽斋”，生意兴隆。雅罗米尔·庸[108]常轻蔑地把他们叫作挂羊头卖狗肉的。他这么说倒也并不完全合理。但在那样的时刻谈论这类事情，不免令人感到厌烦。我常坐在万楚拉的旁边，有一次我看到他用铅笔尖把一个个揉皱的小纸团往桌面的缝隙里嵌。我一本正经地问他，这是干什么。他看了我一眼，同样一本正经地回答我说，他在补牙。

我很喜欢回忆这些会议。我们没有在那里虚度时间。会议也不枯燥乏味。不如说恰恰相反。那里不乏兴高采烈的时刻，那便是当社长采尔曼把劳动合作出版社的一本还散发着印刷厂香味的新书放到桌上的时候。

编辑部当时出版了两部重要作品：普利茨卡的《捷克年》，配有卡列尔·斯沃林斯基[109]的插图，以及万楚拉的《捷克民族历史画卷》，一部杰出的“对生活、战事和治学精神作忠实记叙”的巨著。

普利茨卡的《捷克年》有四册，它不仅受到合作社社员自发的欢迎，而且在其他读者中也很畅销。在编辑部谈到这部作品时，万楚拉认为这本书的编排不能令人满意。对民歌素材的处理缺乏科学性，而民歌素材，我们知道，几乎是取之不尽的。不过，这本书他还是接受了，因为它为斯沃林斯基提供了一个展示绘画才华的机会。书中充满了魅人的插图，它们那么富有捷克味，恰如马奈斯[110]和阿莱什的画一样，看了不由得不喜爱。

德国的占领，使劳动合作出版社像其他出版社一样面临许多无法解决的问题。在有一件事情的处理上，我们可以充分看到万楚拉的道德立场和品质。

布拉格的某出版社用不光彩和不合法的手段从我们手里抢走了一部值得注意的美国小说的出版权。这部小说不仅会带来经济效益，而且会大受读者的欢迎。这是当时还能在我国出版的最后几本美国书籍之一。我们几乎已经取得了出版该书的许可证。如果提出法律诉讼，劳动合作出版社准会获胜。但万楚拉反对这样做。他认为捷克出版商去同保护国[111]当局打交道有失尊严。尽管其他人在这个问题上还有一定的犹豫，他坚决贯彻了自己的主张。最后，这部小说两家出版社都出版了。

现在还有什么必要保密呢？那是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

劳动合作出版社素有面向读者的习惯，征求读者意见，了解他们的希望和爱好。合作社成员对此很感兴趣，主编的办公桌上堆满了来信。在纳粹占领时期，读者们希望看到爱国主义的读物以激励人们爱祖国爱民族，加强对纳粹暴行的反抗，驱散头上的乌云。有的读者要求再版帕拉茨基的《历史》[112]，另有读者呼吁出版伊拉塞克[113]以及读者本已不感兴趣的特谢比斯基[114]的作品。

为响应读者这种可以理解的愿望，万楚拉的《捷克民族历史画卷》过了不久便问世了。

这本书的产生起初并不容易。开了几次气氛活跃的会议之后，我们决定由劳动合作出版社出版一部小说型的真正的捷克民族史。这种小说内容当然必须严格限制在不失历史真实的科学范围之内。方案于是明确了。

我们就这件事刚刚达成一致意见，大家的目光便一齐落到了万楚拉的身上。尽管起初我们没有想到要出多卷本，想的是一卷本。万楚拉推辞了。他正要动手写一部酝酿已久的长篇小说，书桌上已放着准备好的纸张。他建议选几个作者分担。他本人可以写序言，并担任全书的编排。

谁写什么部分，我已记不清了。我只知道卡雷尔·诺维[115]选择了胡斯时期和瓦茨拉夫四世。而编者分派给我的，真糟糕，是卢森堡王朝。我相当大胆地接受了这个选题。我无法拒绝万楚拉，可是我打心底里相信，我会摆脱这个任务的，我不会去写我无法承担的又丰富又多姿多彩的查理王时期。我相信他们会找到比我合适的人。虽然我对查理四世非常感兴趣，也曾多次贸然凝目注视他那四个妻子，但这一王朝主题我肯定不能胜任。况且，我也不是散文家，过去和现在都不是。我深知自己能力不足，可是我不愿意马上提出来，不愿打一开始就让万楚拉为难。他的困难已经够多的了。他只是由于意识到迫切需要这样一部作品，才担负起这个艰难任务的。

幸而他素来爱好历史，是古代编年史的勤奋读者。彼得·希塔夫斯基写的一部古代编年史，还写到了他的兹布拉斯拉夫哩。万楚拉很可以为自己的历史知识自豪。有一回，我和霍拉到卡雷尔·恰佩克家去做客，卡雷尔告诉我们说在一次星期五的聚会上，万楚拉就捷克历史的意义问题同共和国总统马萨里克争论了将近两个小时。马萨里克对任何有实际意义的争论都热忱欢迎，万楚拉也未始不乐意这种方式的交谈。那可真像听一首地道的协奏曲呵，恰佩克还补了一句。

我所以提到这件事，是想说明万楚拉对捷克历史造诣很深，但是为了劳动合作出版社准备出版的这本书，他还是邀请了三位与劳动合作出版社较为接近的年轻历史学家同他合作，希望他们一方面检查工作，补充必要的材料，另一方面帮助他把大量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一下。万楚拉与这些历史学家合作，显然是关系到贯彻他一向公开表明的现代世界观的问题。没有这样的世界观而要撰写现代历史著作，在他看来几乎难以想象。

事实证明万楚拉创作这部作品时选用历史画卷这一表现形式非常成功。

没过多久，也许还不到两星期吧，万楚拉打电话给我，说是想把序言的头几页读给我听听。

我连忙赶去见他，地点在斯巴莱纳大街的耶齐什卡餐馆。那是我们在劳动合作出版社开完会之后常去的地方。他想在手稿交给历史学家之前，先让我听听。我们坐在过去聂鲁达常坐的角落，万楚拉开始读了。

那些离我们而去的人，我们最先忘记的往往是他们的声音。可是万楚拉那粗鲁中带着柔和、稍微有点儿沙哑的悦耳嗓音，我却至今总能在回忆时听到。那天，我无疑是领略这篇序言中优美崇高词句的第二人——因为万楚拉总是首先把手稿读给妻子听的：

“在悠远的古代，这片著名疆土的北部边界森林郁郁葱葱，森林朝着广阔的世界纵横伸展，伸展……”

尽管我对万楚拉的文采深有所知，却仍不免为之倾倒。我越听就越是深刻地感觉到，这本书必须由万楚拉独自来写。他读的时候流露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浓厚兴趣和真挚的热情，我毫不怀疑他会同意接受全书的撰写工作的。我于是有点儿狡黠地建议他在劳动合作出版社的会议上，把这几页手稿重读一遍。我们把卡雷尔·诺维也请来。万楚拉表示同意。在最近的一次会议上，他又一次读了他的序言。

我们听了他的朗读，结果一如我的预料。卡雷尔·诺维，万楚拉忠实的老朋友，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惊叹文章写得这样美。他说，有了这样一篇序言，别人不可能接着写下去，万楚拉唯有自己在这绚丽的华章之后接着写，把全书完成。我也壮着胆子附和诺唯，由于我已确知万楚拉对这项工作入了迷，我便表示赞同让万楚拉为该书的唯一作者。事情也果然这样定下来了。万楚拉虽然对这项意义重大但又非常艰苦工作不免有所畏惧，可是他没怎么再推诿。他已被深深吸引。最后他同意了，很快就接着写下去了。

我也很快告别了亲爱的查理四世和他的四个妻子，当我第二天走过查理士大桥时，我仿佛看到皇帝陛下在桥头塔楼的面墙上挥动着权杖朝我微笑呢。

该书的出版日期说明作者写得多么快，工作多么努力。第一卷于1939年出版，第二年出了第二卷。第三卷刚动笔就被考比利斯刑场的排枪结束了。捷克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美好声音一下子沉默了。

这本书的产生，从开始谈论设想到现在，已经过去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在我国和整个欧洲都装满了大事件，满得都要溢出来了。

然而，万楚拉的这部残缺不全的巨著却高耸捷克云霄，我们满怀崇敬和爱来到它面前。我们不知道万楚拉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们只能在这部著作面前脱帽敬礼。

劳动合作出版社已经不存在。成员们散的散，死的死。可是我在这里还想说几句以志纪念。当年，它是一家出色的现代化企业。而且是进步企业。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它对待作者的态度亲切友好，在它存在的漫长岁月中，我不记得它与作者发生过什么纠纷。其实，这在它的出版方案中已是规定了的。

万楚拉本人从不把稿酬问题放在心上。就我所知，他从不曾对此感到特殊兴趣。可是，对于三位历史学家的稿酬，他在会议上却极力强调要尽可能从丰。这一点我清楚，是我亲耳听到的。结果也的确这么办了。我听万楚拉说，三位历史学家感到满意。

《画卷》不久前出了第十版，不料过了四十年那几个历史学家却出来说话了。不是三个全出来。其中有一个，我想是主要的那个，已经去世。据称，他们与万楚拉的合作没有得到充分的评价。说当时的合作非常深入。说实际上已不是合作而是合写。因此他们起诉今天的出版社，要求补偿过去的损失。

1976年6月，我被传到布拉格一区地方法院出庭作证。

好吧，要我说说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是怎么同当时尚年轻，现在已年老的历史学家合作的么？

据我所知，我对法官说，情况大概是这个样：

当阿洛依斯·伊拉塞克决定写一部著名的历史小说时，他多半是从写字桌旁站起来走向他的书架。他很容易就会找到帕拉茨基的《历史》。也许闭着眼睛就能找到。他从书架上抽出有关的那一卷，找到他需要的那几页，抄下他需要的数据以及与他考虑成熟的主题相关的有用资料。然后，他提笔蘸上墨水开始写起来。

万楚拉动手写《画卷》时，情况显然也是这样。除了帕拉茨基的《历史》之外，他也参考历史学家为他准备的材料。然后，他打开打字机，开始工作。

对此我还想补充一点：正如伊拉塞克绝对不会整段整段抄袭帕拉茨基，万楚拉当然也绝对不会。也就是说，如果万楚拉感觉到他的作品不是从头到尾，甚至连标点符号在内，全都出自他本人，他无论如何不会容忍在书名上只署他自己的名字。也许我这论断从理论上讲算不得证据，在法律面前没有法律价值。可能是吧！但是，我断言，这一诉讼怎么说都是对已故诗人的侮辱。捍卫万楚拉理所当然的著作权，这在我看来简直荒谬绝伦。

万楚拉高尚、伟大的人格至少对于我们，他的朋友，以及其他读者来说，比可能被人利用或滥用的个别法律条文更为重要。这毕竟不是马贩之间打官司！

弗拉迪斯拉夫·万楚拉是一位文体巨匠，他还发明了——如果在文学上也可以这么说的话——一种新的、他人绝对无法效仿的独特风格。他是唯一的，独一无二的。

因此，有什么理由要在自己的段落中装进别人提供的文字呢？有这个必要吗？他也许写得不很轻松。他的文笔也许较为艰深。可是，他写得好极了！他那时正处于创作和生命的高峰期。每一个稍有水平的读者，都能轻而易举地识别出他的文本中的外人笔墨。如果我是那几个历史学家之一，能与这样一位作者合作我将引以为荣。他是我国最伟大的作家，不仅是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而且是整个捷克文学中最伟大的。至少是为数很小的最伟大的作家之一。

只要读一读书中内容丰富的写编年史家科斯马斯[116]的那一章就足够了。关于这个人物，几位历史学家除了提供历史已经确定的一些干巴巴的资料之外，还能告诉作者什么呢？从这些资料万楚拉却写出了那样机智诙谐，犹如一首协奏曲似的华章来！

我这里就结束我的证词，我的辩护了。凭我的良知，我认为这一辩护纯属多余。面对万楚拉的遗著，我为此甚至感到有些羞愧。我为一件毫无疑问、本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在辩护。

我的证词可以归结为一句话。历史学家也许为万楚拉提供了金属，但把金属做成首饰的则唯有万楚拉自己。

生活往往就是这样。匆匆忙忙，匆忙中失去了许多，为的只是不停地向前，不停地自我延续。为了不断求新，许多事情在被遗忘。然而，许多事情却会重新闪光，使事物的一致性和连贯性以及人类思维的轨迹历历可见。瞬息的雨水冲走路面上的白色标记，但天上的标记华光四射，蜡烛的小火苗在熄灭，但烈火将升起，将重新熊熊燃烧。

万楚拉是我有可能和有幸与他交往的伟大的捷克人之一。我从尊敬他进而热爱他，缺乏的仅是未能自始至终忠于他。

他是一个对人间的光荣和爱，对艺术的恢弘和力量，都持有卓越见解的人。他高尚、勇敢。他勇敢，因为他高尚而且善良。他是一个怀着民主之心的贵族。

盖世太保盘踞的佩切克宫尽管围墙很厚，消息还是传了出来。他受尽了折磨，他以沉默作回答。他的沉默与消极毫无共同之处。即使备受酷刑他也表现得英勇不屈。

今天无疑难以想象无数一步步走向死亡的人当时心里在想些什么。在生命的最后几秒钟他们在想些什么，要说些什么。我自己都不知道如果我处在这种情况，我会怎么做，怎么想。然而，我似乎甚至敢于断言万楚拉是怎么做的。他的整个一生已经对此作了提示。在这最后时刻，他的表现就正像我们了解他的那样。沉默，蔑视。即使他看到枪口怎样在举起来对着他的心脏，他也依然正直，勇敢。

可惜，这种伟大的为人之道，例如在任何情况下都始终表现勇敢，即使在面临死亡的时刻亦然，这种伟大的为人之道，万楚拉也没有教会我。

（杨乐云 译）

波希米亚最后一篇圣诞故事

我提笔写下这几页的时候，春天潮润的、充满了各种芳香的空气，正流水般从敞开的窗户里淌进来，淌到我的桌面上。丁香花开得正盛。可是，令人心旷神怡的春天却并不妨碍我写一个冬天的主题。也许有人想，我的窗外准是银光闪闪的积雪波浪起伏、街上行人的脚下嘎吱作响、气温在零度以下吧。哪儿的话！就在刚才，女儿还给我送来了几枝硕大无朋的中国牡丹，插在我的案头呢。在这方面我跟弗拉迪米尔·霍朗很相像，他在一封信里写道，刚过元旦他就盼望着圣诞节了。我喜欢这个节日，哪怕在炎炎盛夏的河滩上，我也会喜悦地遐想圣诞节田园诗一般的美丽画面。因此，盛开的丁香又有何妨呢？

小时候，我如饥似渴地阅读所有能读到的圣诞故事：《民族政治》报的星期日副刊，维利麦克风趣的日历，还有圣诞节前邮递员殷勤送来的邮局出版的小册子。每一首庆祝圣诞的小诗，每一句亲切的贺词，甚至每一支圣诞蜡烛的可怜的小烛光都会使我感动。

邮局小册子上刊登的圣诞故事中，有一篇我至今记忆犹新。那是七十年前读到的了。上帝啊！七十年前！

这篇故事简单到令人唏嘘，不过，我还是讲一讲吧：有位大叔，至少在伊钦斯卡人们都这样叫大叔，喜欢坐在饭馆里喝啤酒，经常喝到很晚。有一次甚至把圣诞节也给忘记了，年轻的妻子徒然在家等待他。深夜，他回家了，天正下着大雪，白皑皑地覆盖了一切。醉汉步履蹒跚地走在白茫茫的公路上，到后来竟昏头昏脑挨着一根电线杆坐了下来。他双手搂着电线杆，脸贴在涂了保护剂的杆子上，睡着了。可是过了不多一会儿他忽然听到电线杆里传来了说话声。是他妻子的声音！正同年轻的看林人说话哩。她对看林人说只管放心来吧，丈夫不在家，肯定还要过很久才会回来，他们两个可以单独在一起！醉汉马上惊醒了。他站起身，尽两条腿能搬动的速度急急忙忙赶回家。故事以斯特罗夫绘的一幅插图结束：醉汉跪在妻子面前，头埋在她的怀里，妻子满意地微笑着。

于是：祝节日幸福、愉快！

故事既愚蠢又简单，对吧？是的，确实是这样！然而，言归于好的故事结尾和它的圣诞节气氛当年曾使我很喜欢。这本小册子我后来经常想起，有时是在相当巧合的情况下。也许正是这个缘故我才没有把它忘记吧！

人们早已不写圣诞故事了，不知怎的不时兴了。时代已经不同。当然也由于圣诞节已不再是我年轻时的那个样子。雪下得不那么大、那么漂亮了，人们不再去教堂做基督降临节的早礼拜，圣诞节也不再是人们得以安静地、虔诚地沉思默想的日子。诚然，圣诞树依旧装点着烛光，这不错，但人们已不再站在它的旁边唱圣诞歌。电唱机一开，一对对的年轻人跳起了现代舞。晚饭后，人们不再喝香喷喷的高甜度的潘趣酒，而是喝厉害得多的饮料。今天还有谁会去阅读圣诞故事呢！

可是我却下决心要大胆一试。这也许将是波希米亚最后一篇圣诞故事了。就如同舒马维山上的最后一只狗熊。不过，我这样说岂不过于自负？那就别再浮想联翩，还是开始讲这个故事吧。

过去，在布热弗诺夫高地，在我们住的那条街上，有一座别墅。直到不久以前，那里曾经是个规模不大的小小爬虫养殖所。别墅就在我家对门，因此作为邻居我们同养殖所里的人熟悉起来并不困难。别墅的结构由两部分组成，另外那部分是一座受保护的巴洛克式朝圣小礼拜堂。别墅有很大的花园。在养殖所工作的已是两代人：弗朗基谢克·科尔纳利克博士和他的儿子弗朗基谢克。科尔纳利柯娃太太也给他们帮忙。他们饲养蝮蛇，从蝮蛇牙齿中取蛇毒供应制药工业，自己也用它做抗癌药物实验。在明亮、宽敞的地下室摆放着约莫二十个蝮蛇饲养笼。我前去参观时，起初不免感到失望。蝮蛇一动不动，睡着了。有时我观看科尔纳利克一家怎样取蛇毒，瞧着他们那样灵巧地摆弄毒蛇，委实令人不胜惊佩。他们把蛇拿在手里，迫使它将毒涎滴在一个承接的小碟子里。那是二三滴黄水，在小碟中凝成结晶体。科尔纳利克博士的手指上有时缠着纱布，可是他含笑向我保证说，他们一家人都打过防疫针，只是蛇毒浪费在手指上可惜了。他喜欢蝮蛇。

我们这家邻居可算是忠贞不渝的动物之友。他们酷爱一切活东西，爱得出奇，对动物有一种发自内心的需求感。他家门前经常有两条猛犬卧在那里晒太阳，活像守卫王国大门的一对狮子。乌黑的嘴巴，吐出玫瑰红的舌头，模样儿确实漂亮。科尔纳利克的住所里也到处是活东西。几只鱼缸，养着珍奇的金鱼和惹人爱的、琥珀色的小乌龟。前厅的一角搭了个狗窝，那里的一块墙皮被几条狗蹭得乌光油亮。

布热弗诺夫的男孩子们到附近的田野捕捉小老鼠送来喂蝮蛇，以此换取一睹蝮蛇的机会。科尔纳利克家收到的不仅有老鼠，还有普通蛇。一次，他们出外了，邮递员过来按我家的门铃，要我代他们收下几只匣子，匣上赫然写着：注意，蝮蛇！邮递员对我们说，能摆脱这几个邮包他很高兴。科尔纳利克家取走邮包时，我们也很高兴。

科尔纳利克博士有一次遇到的事情虽然有趣，但肯定不怎么愉快。他用空糖盒从血清疫苗研究所装了满满几盒小白鼠拿回家去喂蝮蛇。上了电车，他将盒子放在膝盖上，泰然自若地坐在那儿。不料小白鼠悄悄咬穿盒子，不一会儿便统统跑了出来，满车厢快乐地奔跑。乘客们可乱作了一团，尤其是妇女，就差从行驶着的电车上跳下去了。另有一些乘客则七手八脚地捕捉小白鼠。这些小动物为了做实验，身上涂了不同的颜色作为标记。这样一来看着虽然别致异常，可是更增添了乘客们的恐惧。他们以为这是某种可怕病毒的标志。最后一切总算顺利收场。小白鼠一一捉拿归案，乘客们安静了下来。

观察蝮蛇笼里老鼠如何行动是很有趣的。小白鼠在蝮蛇头边若无其事地跑来跑去，它们从未见过蝮蛇。可是田鼠却惊恐地瑟缩在一角，它们身上自古以来就有了惧怕蝮蛇的遗传因子。可怜啊，笼子里电灯亮了，灯泡发出的灼热气流一下子把嗜睡的蝮蛇弄醒。于是一切便发生在转瞬之间。蝮蛇以闪电般的、几乎难以觉察的动作，咬伤了老鼠，然后静待老鼠抽搐、痉挛，过了一会儿才开始把它吞下肚去。我想说这景象十分悲惨。可是，我们人类有什么权利说它悲惨可怕呢？有什么权利呢？

有一次，不知哪位热心的馈赠者给科尔纳利克家送来一条蛇。科尔纳利克博士告诉我说，这是金色黄颔蛇。我查阅了布雷赫姆大百科，得知它叫埃斯枯拉皮俄斯[117]黄颔蛇，俗称金蛇或黄蛇。这条蛇对于科尔纳利克来说没有什么用处，因此他拿到花园里放生了。不料第二天街上一片惊恐，说是科尔纳利克家的蝮蛇逃出来了。人们挥棍一阵乱打，活活把一条可怜的、没有防卫能力的蛇打死了。科尔纳利克博士为此不胜惋惜。那是一条漂亮的蛇，在我国相当名贵，白白给糟蹋了。

如果说科尔纳利克这家人对蛇毒有免疫力的话，他们对音乐可绝对没有。他们经常上布拉格听音乐。在他们的友好屋顶下，除摩多洛的医生们常来聚会之外，一些著名音乐家也是这里的常客。钢琴家杨·帕南卡和大提琴手约瑟夫·胡赫罗是他们的朋友。来此做客的还有和蔼可亲的安切尔和令人难忘的、同我也很熟悉的小提琴家拉迪斯拉夫·切尔内。切尔内不仅是卓越的音乐家，而且是一位好厨师。他不仅精于运用琴弓，也同样精于运用搅拌棒。他做的晚餐享有盛名，深受大家的欢迎。常去科尔纳利克家的尚有多比阿什、斯麦达切克和其他几位。

然而，杨·兹尔扎维却是从另一条道路来到他家的。兹尔扎维怀疑自己患了癌症，今天不妨说说，他的怀疑并非毫无根据。他上科尔纳利克家打听蛇毒治病的事儿。三天后当他向我叙述去布热弗诺夫的情况时，目光中仍有惊恐之色，神情很激动。

他坐在桌旁正同主人友好地说着话儿，却忽然大吃一惊，霍地从椅子上跳了起来。原来离桌子才几步远的地面上，一条活鳄鱼正卧着晒太阳呢。阳光从窗户里射进来，照在它的身上。

我刚才谈了科尔纳利克家饲养的动物，却忘了提一下鳄鱼。原来他们就在自己的住所里养了一条鳄鱼。厨房的工作台下面放着一口包了洋铁皮的大木箱，里面盛着水，养了一条小鳄鱼。尽管它个子不大，但也足使亲爱的兹尔扎维大惊失色了。是阳光把它从木箱里引了出来，桌下显然缺乏阳光。

这件事兹尔扎维讲了很久。他认真相信科尔纳利克家可能要出事。他们一再向他解释，说这是一条小鳄鱼，没有危险性，可是他不信。说心里话，鳄鱼那一口漂亮的牙齿我也不怎么放心呢。

至此我终于言归正传，要讲我的圣诞故事了。故事并不长。

大约是战后第二或第三个圣诞节吧，情况有些特殊。节前两天，我还在小花园里种下了郁金香和水仙花的球茎，是一位朋友送来的，送得迟了一些。圣诞节那天早晨，我剪掉了花圃里几朵枯萎的月季花。郁金香和水仙到春天开得很漂亮。月季则在节日期间怯生生地开着花。那一年的圣诞节就是这样。一点也不冷，压根儿见不到雪。那是润湿的、秋天般的十二月。十一月里，圣马丁节那天飘过一点雪，但只有那么一点儿，然后就再也没有了。此外战后供应差，商店一半是空的。丝毫谈不上欢乐气氛。

每到圣诞节，我总喜欢在白雪覆盖的布热弗诺夫街道上散步。当布拉格的积雪早已融化，我们布热弗诺夫却还是一片雪白。我喜欢一路走，一路观看人家的窗户。窗内，圣诞树黄昏时分就点亮了。这样的傍晚十分动人，使我满心欢喜。然后坐在火炉旁，喝着茶回想很久以前家里过圣诞节的情景，那又是多么惬意！

那一年鱼也很少。节日的传统菜鲤鱼一向是摆在人行道上出售的，现在要排长队。

科尔纳利柯娃太太站了长时间的队，好不容易买回一条三公斤重的大鲤鱼。她像往常一样，把鱼养在洗澡间的浴盆里。我们住在日什科夫时，大部分家庭都没有洗澡间，买了鱼我们就放在洗衣板上，搁在厨房里。因为放在阳台上鱼会冻成冰的。这是说那年头天气还很冷。杀鲤鱼照例是男人干的活儿，由爸爸担任。我也干过，可是非常不喜欢。

圣诞节快到了。科尔纳利克博士杀了鲤鱼，拿进厨房。在那里，科尔纳利柯娃太太磨好了刀，正准备掏净鱼内脏，把鱼切成段。然而，就在这当口桌子底下却响起了低沉的撞击声。原来是鳄鱼用尾巴敲打着木箱，并且开始吠叫。吠叫声起初不大，可是过了一会儿它就发疯似的连声狂吠起来。科尔纳利克夫妇给这位尼罗河来的伙计扔了些吃的，就是平时喂养它的饲料，但吠声并未停止。鳄鱼同诗人热拉尔·德·奈瓦尔[118]牵着散步的螃蟹不一样。诗人说他的螃蟹不像狗那样汪汪叫，却了解海的秘密，科尔纳利克家的鳄鱼了解尼罗河的秘密，却叫得跟两条狗那样凶。

他们于是把鲤鱼拿开，拿到鳄鱼的灵敏嗅觉闻不到的地方，可是无济于事。厨房里显然充满了富有刺激性的鱼香。鳄鱼依旧狂吠不已。

情况持续了好一会儿之后，科尔纳利柯娃太太抬起探询的目光望望丈夫。科尔纳利克博士默默地点了点头。她于是把鲤鱼端来，倒进桌下的木箱。吠叫立即停止了，但听得一阵喀吧喀吧鳄鱼咀嚼鲤鱼骨头的响声。片刻之后鳄鱼吃罢了晚餐。科尔纳利克家也一样！

于是，在宁静的时刻，普天下喜报平安，祝贺圣诞节幸福、愉快。

（杨乐云 译）

人带进坟墓的是什么

布拉格只飘了几片雪花，可是从布拉格开往拉多廷的火车却一路奔驰在纷纷扬扬的鹅毛大雪中。车窗外面已什么也分辨不清，连车站的建筑物也看不见了。对面的山坡以及路轨下面的河水也一概消失。我在结冰的车窗上呵了几口气，擦出一小块玻璃面，希望在车抵后特热巴恩之前看一眼山谷里的卡尔什登[119]，哪怕几秒钟也好。可是白费力气。山谷完全被雾濛濛的飞雪遮蔽了。

车抵贝鲁恩，大雪仿佛接到命令似的一下子停了，整座城市一片洁白。我很熟悉的雪天的寂静从这个时刻起开始了，唯有我脚下响着令人愉快的嘎吱嘎吱的踩雪声。

出了车站，越过被白雪映衬得分外醒目的乌黑的利达夫卡河，我走了一段很长的路程。长时间的寂静使我不由得想起了深埋在这座城市和它附近一带积雪下面的种种前尘旧事。

首先是那次愉快的夏游，充满了河水和菖蒲的馨香。在亲爱的雅罗斯拉夫·贝尔盖老师的带领下，我们一群十来岁的男学生孩子气地叫嚷着，欢笑着，一口气登上了卡尔什登的防护墙。学年结束时的这次远足留在我记忆里的唯有皇家小教堂微弱的金光和美好童年的无限幸福。

比这清晰得多的记忆是克里沃克拉特城堡[120]，我们在它的阴冷的大厅和令人不愉快的走廊上茫然地转悠。那时我已大得多，参观城堡时我心里记挂的只有一件事：如何找个机会离开人群停下来，至少呆那么一小会儿。这个愿望直到参观冰冷的牢房时，在一扇小窗户下面我才得以实现。当年捷克兄弟会的主教奥古斯达和他的一名录事曾在这里度过了苦难的时刻。直至来到这个游人不多的地方，我才如愿以偿，亲吻了我心爱的姑娘。

那时候，关于美丽的瓦鲁瓦的公主勃朗卡[121]的悲哀我尚所知无多。在寒冷异国的陌生城堡里她是那样地思念故乡。年轻的丈夫甚至派人到附近一带捕捉夜莺来给她在窗下歌唱。据说这些小小的歌唱家唱得那般卖力，竟使郁悒的公主暂时展开了笑颜。可惜这个美丽的传说被所有的鸟类专家漫不经心地否定了。它是那样的动人、古老！

今天对这位俊秀的夫人我已深有了解，我常久久地凝望着她那张可爱的面庞。

贝龙城依傍着湍急的河水就坐落在那两座赫赫有名的城堡之间。城市显得有点儿清冷、破旧，主要是蒙了一层宫廷水泥厂飞落的白灰。不过，那天它是洁白的，塔楼、屋顶、雪野，白皑皑的，犹如刚熨平的教堂侍童的白僧袍。

留在这座城市里的往事如此之多，要一一回忆就得把它们从高高的雪堆下面挖出来。

首先是在单身汉卡雷尔·克希谢克家里度过的无数个愉快的白天和夜晚。这些聚会的主角是弗朗基谢克·汉普尔。他出生在拉贝河的上游，却爱上了贝龙河上游的这个城市，并在好几本诗集里歌唱了它。不过，我们之中年龄最长的是卡雷尔·克希谢克，荣誉属于他！克希谢克在铁路上当过列车员，后来在贝龙城主持一家工人报纸，最后则立志当我们这几个人的忠实的好朋友。我们几个经常在他的小屋里聚首。光阴在友好亲切的恬静气氛中流逝，随着年龄的增长，我们之间的友谊也越益深厚。

占领和随之而来的战争爆发以后，在绝望、忧伤和半饥饿的日子里，克希谢克不知疲倦地忙碌着。在这一带和这座城市里，他的熟人很多，有磨房主，也有庄稼汉。许多人，特别是亲人被纳粹拉走的家庭，认识了他的那颗善良、热情、勇敢的心。在这个时期，弗朗基谢克·汉普尔也被捕了。

所有那些东西他是怎么弄到的，我不清楚。他没有什么钱，是个穷汉，但是有相当多的人前来敲他的窗户——窗上总是遮了厚厚一层尘土。他本人无依无靠，然而他有求必应，人人给一点儿，恰似我们冬天喂饥饿的飞鸟。

最值得一提的是，这些事情都是在贝龙城盖世太保的窗户下面进行的。只有一次他落入了他们的魔爪，但非常幸运被他逃脱了。

尽管这样，他居然还喂大了两只母猪，猪肉大部分送了人。他沉着冷静，只是心里难免有点儿害怕，猪的尖叫声很响。后来熏制猪肉时，浓烈的香味弄得他别无他法，只得打开粪坑把粪水泼在没怎么修整的小花园里。

往事一件点亮另一件的灯捻儿。整个战争时期我们都常在贝龙聚会。汉普尔被捕之后聚会的气氛变得悲戚，但忧伤也加深了友情。

在去贝龙的途中，我有过三次冒险。对于一个像我这样从未接近过战场的人来说，这三次经历也算是惊心动魄、难以忘怀的了。

首先我知道了什么叫做空袭俯冲。我生平第一次听到了子弹的呼啸，名副其实就在我耳边飞过。那是在今天叫做鲁德内的杜什尼基。飞机临近时火车停驰了，旅客统统下了车奔向田野。空袭过后我们回到火车跟前，只见机车已被子弹打穿，蒸汽和热水从弹孔里咝咝地往外冒。我给贝龙朋友带的一本儿童读物也被打了窟窿。我想把它收藏起来，却被一个德国兵瞅见了，他一把夺了过去。后来我们徒步走到了贝龙。

第二次是多布希霍维采[122]的游击队炸毁了我们的机车，火车出轨。翻倒的机车躺在离路轨不远的地面上。它的底盘使人联想到肚皮朝上徒然想翻过身来的甲虫。

第三次是车抵贝龙时正赶上飞机轰炸火车站。我们坐在火车里，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我们目睹了一枚枚炸弹落下来，车站随即窜出熊熊烈火。但那时五月已近在眉睫，我们对胜利已经把握十足而不再只是怀抱希望了。但等几场春雨冲刷掉河岸上的尘土，洗净无人清扫的街道，我们就可以迎接五月的庆典了！

在贝龙的墓园里，有瓦茨拉夫·塔利赫的坟墓。

每逢塔利赫上他的消夏别墅来，这往往都是令人难忘的时刻。这座别墅后来他已长期住下，直至去世。当初他来此的途中，常在克希谢克家停留一下。有过一两次我在那里碰巧遇上了他。塔利赫很喜欢克希谢克。当克希谢克满屋子去找一块干净的桌布时，塔利赫已脸上带着诡谲的微笑从手提包里取出一个长颈瓶，把它浸泡在一小桶冷水里。克希谢克将桌布铺在花园里的一张榫头已松动的桌子上。桌子靠近蜂房。过了一会儿，在蜜蜂低低的嗡嗡声中我们品尝着香醇的莱茵河葡萄酒。一瓶尚未喝尽，塔利赫已泡了第二、第三瓶。他亲切地微笑着。微笑不妨微笑，但酒也许他是不该喝的。我不知道。克希谢克不让他开第二和第三瓶，说这葡萄酒太贵，是珍品，塔利赫应留着星期天自己享用，他可以进城去买别的酒来。但塔利赫坚决不同意！

“得了吧，”塔利赫对他说道，“你知道得最清楚，一个人带进坟墓的唯有他一生中给予别人的。”没有办法，三瓶酒全喝光了。

塔利赫为人极其慷慨，总是热情地关怀着朋友们的生活。他也喜欢把自己丰富多彩的经历诙谐地说给大家听。只有在指挥席的乐谱架面前他才是严厉的。有一次，第一小提琴手不愿遵照他的要求拉某段乐曲，说那样做简直不可能。塔利赫严厉地说：我从来就要求艺术家做简直不可能的事情！

他喜欢谈他的朋友们。这些人几乎都已谢世。可是当他娓娓动人地讲到他们时，他们仿佛一个个坐到桌旁来了，脸上挂着很久以前的微笑。在他亲切的回忆中，他们都很可爱。遗憾的是，塔利赫的贝龙时期已是他从充满音乐的世界走向充满寂静的世界的开始。这一过程既漫长又悲惨。他晚年蒙受了相当大的冤屈。之后便身患重症，饱尝了新的痛苦和折磨。

那时候已只能是我们上他的别墅去看望他了。别墅在今天的塔利赫山谷。最后，我们只能站在他的窗外看望他了。他虚弱无力地躺在屋里，等待着死亡。

卡雷尔·克希谢克要求掘墓人在塔利赫的坟墓旁边给他留一个墓穴。他未能如愿，但两墓之间相距不远。

那天，墓地已被大雪淹没，唯见墓碑和十字架高耸在雪地上。面对这一片洁白我不禁想起了那句古老的、透着人民智慧的话语：人生在世归根结蒂只有一件事是绝对肯定的，一切痛苦和一切磨难都要告终，这个时刻将会到来，一定会到来。

于是，将有深沉的宁静，白雪将覆盖一切。洁白、柔软的雪，正是当年那样的雪。

（杨乐云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