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主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是党的十九大报告对我们党所处历史方位的重大政治判断，这一判断正是在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所处的历史方位基础上作出的，具有充分的时代依据、理论依据和实践依据。

第一，历史方位：新时代奠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成就。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作出这个重大政治判断，是一项关系全局的战略考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其主要依据来源于时代的发展，事业的继承和使命的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了新起点和新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国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1982年9月，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十二大上创造性地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这条道路是一条成功的现代化与民族复兴之路。经过实践探索，邓小平同志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从那时以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推动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推动我国国际地位实现前所未有的提升，中华民族正以崭新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改革开放40年来，伴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持续发展，中国社会和中华民族也在持续发生着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中国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强起来的伟大飞跃。

我国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从站起来走进富起来，而现在则开启了“强起来”的模式，中华民族进入强起来的新时代。判断新时代的历史根据在于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党的面貌、国家的面貌、人民的面貌、军队的面貌、中华民族的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党的十八大以来的这五年，党中央科学把握当今世界和当代中国的发展大势，顺应实践要求和人民愿望，围绕改革发展稳定、内政外交国防、治党治国治军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出台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推进一系列重大工作，解决了许多长期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党的十九大报告从十个方面系统梳理了各个领域的成就，特别强调五年来的成就是全方位的、开创性的，五年来的变革是深层次的、根本性的。从发展的眼光来看，这种成就和变革，必然会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通过新质的产生与积累逐步发展升级从而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这“三个前所未有”表述了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历史剧变和重大成绩。

但是，新时代并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改革开放40年，我国总体上处于“欠发展”时期。经过这几十年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总体开始步入“发展起来”但还不发达时期。当前，全党面临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我国发展起来后不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认识和把握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论，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等的结合上进行思考，从我国社会发展的历史方位上来思考，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出发进行思考，得出正确结论。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奋斗。这说明新时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内部相对以往的一个发展程度更高的阶段与时期，其并没有超出初级阶段之外。

第二，时代特点：新时代开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新局面。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发展取得的重大成就基础上，党和国家事业发生历史性变革，我国发展站到了新的历史起点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用三个“意味着”进行了集中阐述，这三个“意味着”从中国历史性变迁、社会主义发展、人类现代化道路三个维度对新时代的重大意义作了全面阐述，表明我们党认清历史变革、立足历史方位，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前进的清醒和自觉。新时代意味着新的飞跃、新的特质、新的境界、新的格局、新的气象、新的高度、新的价值。

“第一个意味着”从中国历史变迁的维度出发，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近现代以来，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与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富裕是中华民族的两大历史任务。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完成了第一个任务，中华民族站起来了，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由邓小平开辟，江泽民、胡锦涛继承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推进了经济的现代化，逐步实现了国富民富；党的十八大以来的新成就则意味着中华民族在站起来的基础上，在富起来的康庄大道上越走越远、越来越强，越来越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是中华民族强起来的必要支撑。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实际上表明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命运的逐步改变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质的跃迁。站起来是民族独立和解放；富起来侧重经济，很大程度还要追求发展的数量与速度；强起来则更多地涉及全面，是现代化各要素之间结构的优化与整体功能的升级，更强调发展的质量，表明中国的现代化达到了更高的层次与程度。这种强起来的飞跃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到新阶段的重要标志与转折点。

“第二个意味着”从社会主义发展的维度出发，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时代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种强大的生机活力，一方面表明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验与规律的认识愈益深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在今天的中国实现了辩证统一和内在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厘清了党的领导、生产力发展与共同富裕的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的新论断是对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丰富与深化，生产力发展是手段，共同富裕是目的，党的领导是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根本保证。另一方面也证明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与必然性。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总结多年的改革经验，深刻分析世情国情党情，顺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自信昂扬的精神状态，自觉担负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集中力量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这是党努力的结果，更是社会主义在中国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必然要求，是社会主义在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并不断开辟发展新境界的体现。

“第三个意味着”从人类现代化道路的维度出发，强调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现代化浪潮中，发展中国家虽有差异，但很多采取的是西方现代化模式，结果往往陷入社会动荡不安、经济发展停滞甚至政权更迭等困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成功探索，不仅彻底改变了中国的前途命运，而且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生动可行的实践蓝本，具有十分重要的借鉴意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现现代化的发展模式，既有其特殊性，又有其一般性。就其一般性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也是当前发展中国家普遍面临的问题，尤其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只要在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要实现发展，尤其是要建设社会主义，就不能回避而必须直面这些问题。正是从这一意义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形成，所回答和解决的已经不仅仅是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在一定程度上也回答和解决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如何发展的问题，就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则是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这一重大课题。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仅对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健康发展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也必将越出一国的范围而对世界产生积极的影响。

第三，现实依据：新时代紧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一个重要标志。这个论断反映了我国发展的实际情况，揭示了制约我国发展的症结所在，指明了解决当代中国发展问题的根本着力点。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需要从新的历史方位、新的时代坐标来思考来谋划。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一直处于不断变化过程中。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之间的矛盾。但此后一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这种正确的提法并没有坚持下来，阶级斗争被认为是主要矛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经过拨乱反正，对社会主要矛盾的认识重新回到正确的党的八大上来。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指出，在现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强调这个主要矛盾贯穿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历史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党的十二大到党的十八大，我们党一直坚持这一论断，并始终致力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时隔36年后，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重大转化，客观依据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强调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这一认知，我们把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并制定了解决温饱与实现小康的战略规划。

当前，我国已经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总体上实现小康，不久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与之相应，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求日益增长。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改革开放近40年的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更加强烈，人民群众的需要呈现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特点，期盼有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可靠的社会保障、更高水平的医疗卫生服务、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更丰富的精神文化生活。”同时，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当前和今后面临的更加突出的问题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不平衡”主要是指各领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水平的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是指一些地区、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存在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这已经成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主要制约因素。在这种情况下，人民的需求侧和生产的供给侧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已开始成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关系全局的历史性变化，对党和国家工作提出了许多新要求。在供给侧一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在需求侧一端，要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我们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要按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正确处理发展中的重大关系，重点促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促进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在提高国家硬实力的同时注重提升国家软实力，不断增强发展的平衡性。要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努力提高发展的水平、质量和效益，不断增强发展的充分性，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