晁错没有朋党，亲族一并论罪。他的成功就是景帝的成功，他的失败是他一个人的失败。举国诛一人，而一人之死，却因“为国远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摘要
多年以来，汉景帝刘启已经习惯了和老师晁错堂上堂下亲密无间的二人世界，帝国的诸多法令政策不经过最高决策层集体讨论，就由师生二人以说悄悄话的方式敲定，这一状况即使是在气死了三朝遗老申屠嘉之后仍未改变。但现在，刘启必须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要么诛杀忠心耿耿的老师晁错，要么任由势如洪水猛兽的七国盟军宰割。对他来说，似乎已找不出第三条路。
【变祖宗之法】
公元前200年，晁错降生在颍川古城的一个庶民家庭。这年，汉高祖刘邦亲率大军北征匈奴被围白登，从此匈奴的威胁成为帝国无法根治的顽症；五年后，刘邦再次率军击破反叛的异姓王黥布主力，但这一次老皇帝带箭伤返回长安，自此有“白马之盟”，同姓王遍地开花。老皇帝定下了休养生息、无为而治的治理基调，坐等民生凋敝的帝国恢复元气。
“白马之盟”后不久，一代枭雄刘邦撒手人寰，把他的江山连着平生未能解决的三大难题——匈奴威胁、民生凋敝和诸侯尾大不掉——一并交给后人。他并不知道，此时远在颍川饱览群书的晁错将与他留下的政治遗产发生多重交集，并成为他封土建国最强有力的反对者和破坏者。
少年晁错不惜风餐露宿，徒步独行数百里拜访当时著名的法家张恢生学习申商刑名之学，为后来上位帝国第一改革家奠定根基。他因善写文章被推举从政，上任初期公派济南向秦朝遗老伏生学习《尚书》，从此儒法兼修，王霸杂糅，形成以管仲为代表的齐法家为宗，重视军事而又反战，强调农本却给商人空间，主张法治而又顺人情的新法家。
经过这次出色的培训，颍川庶民晁错青云直上。不仅升任博士，还负责培养熏陶帝国的储君。此时入世尚浅的皇太子刘启对这位胸襟韬略、妙手鸿文的老师“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尊为“智囊”。老师不断地写文章，就国家最紧迫的问题发表远见卓识。他反对高祖以来对匈奴屡屡退让的和亲政策，主张反击匈奴，并提出一套系统的强兵策略；他力主务农桑、薄赋敛、广蓄积；强调加强皇权，任用贤者，“绝秦之迹，除去乱法”。他的一切主张几乎都要跟“祖宗之法”过不去。
随着《言兵事书》《守边劝农书》《复言募民徙塞下书》以及更加赫赫有名的《论贵粟疏》等一批政论作品相继问世，晁错成为继贾谊之后帝国最引人瞩目的政论家。尤其是在文帝十五年的那次全国高端人才选拔中，一百多位“贤良文学”（汉代选拔官吏科目，代指已通过该科目的儒生才俊）君前奏对，晁错凭借其独到的见地和雄奇的辩才拔得头筹。他呈上的《贤良对策》审时度势而又胆大妄为。他指出，帝国虽有明君治世，依然“民不益富、盗贼不衰、边境未安”，因此皇帝还要“为天下兴利除害，变法易故”。
晁错的勃勃雄心触及帝国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多个方面，史家载其损益法令三十余条，而其中最为激烈的便是“削藩”。但独此条，明君不纳。公元前157年，文帝去世，景帝即位。晁错迎来了政治生涯的黄金时期。然而大有可为的晁错，最终却走上一条断魂之路。
【历史遗留问题】
“削藩”是一个让才调无伦的贾谊痛哭流涕的老大难问题。晁错继承贾生“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精髓，但不满贾谊的怀柔，主张厉行改革，并要问罪诸侯。晁错以其纵横家的气势和言辞、改革家的魄力和意志剥去了“推恩”表面上的堂皇，让诸侯气炸肺，也让同堂之臣惶恐难安。此时，除了景帝刘启，煌煌朝野，晁错已成独夫。
纵观时局，诸侯势力到文帝末年已于中央分庭抗礼，反叛事件此起彼伏，而政令往往不出王幾。这一点高祖刘邦恐怕未能料到。历来历史遗留问题最棘手，但总归得有一代人挺身而起，做个了断。历史选择了晁错，晁错也选择了历史。晁错揭穿问题本质，他的言辞斩钉截铁：“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之，其反迟，祸大”。此言在景帝耳边不断响起，但景帝轻忽了父亲当年的态度。
当年晁错上书说文帝，“狂夫之言，而明主择焉。”文帝批复，“言者不狂，而择者不明，国之大患，故在于此”。文帝揣着明白装糊涂，实际上是表达了一个亘古不变的大道理，那就是政论家可以畅所欲言，而抉择者必须慎而又慎。文帝似乎对时局有着独特的把握，他把这个艰巨的任务传给继承人，同时褒奖和提拔晁错以为王佐，希望他们从长计议。但刘启和晁错已急不可耐。
景帝二年的那次御前会议有着风暴来临前的异常平静。朝臣与皇帝之间产生了严重的脱节。皇帝和晁错的悄悄话在这时已貌合神离。皇帝想听到更多的声音。但大臣们显然在消极怠工。就在不久前，晁错为了上班方便，凿穿宗庙围墙的任性行为激起老丞相申屠嘉的愤怒，但很快，申屠嘉毕其功于一役的弹劾折子被晁错和刘启的二人组合轻松打败。申屠嘉气得吐血而死。而今商议削藩策，满朝文武“独窦婴争之”。但这位德高望重的魏其侯被能言善辩的御史大夫晁错当堂驳得哑口无言，颜面扫地。晁错发现自己已没有对手。他理直气壮地罗列诸侯罪状，先削小国，再削大国。
此时的晁错体内充盈着一种大无畏的牺牲精神。老父亲从遥远的颍川赶来，严厉地劝他，“疏不间亲，你主持政务，不息事宁人，却侵削诸侯，到处招怨，到底想干什么？”晁错恭敬地回答：“这是人臣的本分。不如此，则天子不尊，社稷不安。”老父亲一声长叹：“安了刘氏，却危了晁氏。”回家便服毒自尽。
晁错尊天子、安社稷的万世远谋不久就受到来自整个帝国的围攻。站在晁错背后是景帝刘启，站在景帝背后的则是历史大势，然而当景帝沦陷，便只剩下晁错一人独挡七国雄兵。他反复咀嚼着“诛晁错、清君侧”这六个浩然大字以及故乡传来的丧父噩耗，感到前所未有的颓丧。
【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晁错的目的强烈而明晰，他要一口气削掉吴王统辖三郡中的两个，会稽和豫章。会稽产盐、豫章产铜，削去此二郡对晁错来说意味着釜底抽薪、一劳永逸，而对于吴王来说，则意味着失去一切。
晁错给吴国列出的罪名，一是四十年来“煮海为盐，即山铸钱，国用富饶，百姓无赋，乐为之用”，实质是收买人心，二是聚集天下亡命之徒，意图不轨。这两条罪状直指要害，但晁错拿不出确凿的谋反证据，就显得有些“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六十二岁的吴王刘濞只好再次披挂上阵。他是刘氏皇族中少有的能征善战之人。他的刀锋直指晁错，更指向晁错背后的新帝刘启。而后者就是他的杀子仇人。那还是文帝时期，吴王太子刘贤入朝，陪皇太子刘启下棋，两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起了争执，冲动的刘启就用棋盘砸死了自己的堂兄刘贤。丧子的旧恨加上削藩的新仇，而今一并清算。
面对汹涌而来的“诛晁错”的声浪，刘启为自己的一再冲动感到后悔。眼看吴王号令七国盟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而匈奴铁骑又有南下打劫之意，刘启表现出恐惧和优柔。这给了朝中对立派以间隙。晁错偏偏又在这个时候打起了中央派驻吴国官员袁盎的主意，急着把袁昂变成这次叛乱的责任人。袁盎反戈一击，通过窦婴的关系觐见景帝。
这是晁错第一次体味别人和皇帝说“悄悄话”而自己只能一边凉快的滋味。皇帝问袁昂，方今何以退敌？袁昂神秘地说：“方今唯有斩晁错，复七国故地，则兵可毋血刃而俱罢。”皇帝沉默良久：“果真如此，吾不会爱惜一人而得罪全天下。”
景帝三年正月的一天，御史大夫晁错被通知去开最高政治局会议。奉命来接他的马车没有像往常一样驰向皇宫，而是奔向了长安东市。晁错被腰斩的时候，还穿着华丽的朝衣。为了使这次诛杀变得有理有据，定罪之前，大臣们纷纷上书弹劾了晁错。
晁错没有朋党，亲族一并论罪。他的成功就是景帝的成功，他的失败是他一个人的失败。举国诛一人，而一人之死，却因“为国远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讽刺。景帝后来也为诛杀晁错而感到羞愧和悔恨，正应了那句话，“聚九州之铁不能铸此一错。”
【谋国与谋身】
在古代专制政治的语境下，士人谋国需先谋身，而谋身是为了更好的谋国。不善谋国而谋身，则其人无功；不善谋身而谋国，则其身见害。明人李贽论晁错：“但可谓之不善谋身，不可谓之不善谋国也。”
身为谋国者，晁错在军事、经济和制度法令等方面的建树，推动汉初社会经济的发展，也为汉武帝反击匈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在为人处事上的种种问题，不仅使他的努力大打折扣，也使他成为那场轰轰烈烈的削藩运动的牺牲品。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没有处理好和上司的关系。晁错与上司景帝固然私交甚好，但既是谋国，除极少数需绝对保密的情况外，就该光明正大地发表意见和建议。可晁错采取的办法常常是让景帝屏退朝臣，私密交流，这种做法严重破坏了公开议政的原则和团结同僚的精神，让自己和皇帝都陷入孤立。
二是没有处理好和同僚的关系。善于过秦的晁错，始终没有发现自己身上保留着先秦申商刑名之人皆有的强势和苛刻。《汉书》对晁错有四个字的精准刻画：“峭直刻深”，“峭”是严厉，“直”是刚直，“刻”是苛刻；“深”可以解为心狠。申屠嘉之死、窦婴遭驳斥、袁盎被诽谤，都表明法家晁错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峭直刻深”，这直接导致了他“出师未捷身先死”的悲剧命运。
三是生活中未能严以律己。对别人苛刻，对自己却放纵。为了自己方便，就随意在宗庙的墙上开道门；身为法家，且居要职，竟如此肆意妄为。这样的人，即使再有韬略雄才，也无法凝聚人心和共识，当他面对空前的变法阻力，结局可想而知。
四是谋事不实，且未能勇于担责。晁错固能审时度势，在景帝犹豫不决的时候促成削藩大计施行，表现出一个谋国者的魄力和洞见，但正如苏轼《晁错论》所指出的那样，在削藩的具体战术上他激进冒失，临危又不能提出稳妥有效的应对策略，没有表现出应有的风骨担当，致使他唯一的支持者景帝也失去对他的期望。
以上四点皆表明，要想成为一个“能放能收”，“犯大难而成大功”的谋国者，必须在“谋身”上多下功夫。但这并不是说要掌握明哲保身、和光同尘、可进可退的官场“不败法则”，也不是修炼“打着责任、忠心的旗号，左右逢源、上下周旋，免忧自保，消极无为”的为官之道，而是涵养熏陶品性，历事锤炼心智，能做事、敢担责，讲原则不乏灵活性，勇于战斗又不失周全。
（原文发表在《秘书工作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