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生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一句话就是：“请给我一打健康而没有缺陷的婴儿，让我在我的特殊世界中教养，那么我可以担保，在这十几个婴儿之中，我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训练他成为任何一种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趋向、才能、职业及种族是怎样的，我都能够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律师，或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商界首领，或者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窃贼。”今天，这句话已经成为环境决定论的“专业用语”。
斯金纳的恶作剧
学心理学史的人会知道，心理学史家在给历来的心理学家排序时，将科学心理学的创始人冯特排在第一位，然而1971年的调查发现，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者斯金纳是最受美国心理学教员和研究生尊敬的社会科学家。最新一项“20世纪的心理学家知名度”排名中，斯金纳依然排在第一位，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斯金纳的著作是被引用最为频繁的作者之一。
斯金纳是一位反叛者，也是一位激进的行为主义者，他跟随构造主义者波林学习心理学，最终“背叛师门”，选择了行为主义的道路。终其一生，斯金纳矢志不渝地坚持行为主义的想法，并且用一系列惊世骇俗的举动为行为主义心理学鸣锣开道。
斯金纳的反叛和激进从他人生早期的故事中可以看出端倪。他的父亲白手起家，是实现了美国梦的小镇律师，一辈子想要通过政治进入上流社会，可惜最终也没有成功。父亲在家里摆了许多书架，那上面的书是为了装点门面，他自己从来不看。不过，这些书架为斯金纳提供了一个颇有文化氛围的环境，他的第一个人生理想是成为一名作家。
斯金纳的母亲文化修养很好，学过钢琴和萨克斯，还参加过爵士乐团，婚后，她成了一位家庭主妇，将时间和精力都放在了丈夫和孩子身上，钢琴的技艺也只能偶尔在演奏会上露上一手。
父亲和母亲对斯金纳的教育都非常严格，当他们看到2年级老师给斯金纳的评语是“常打扰别人”时，全家人陷入了惊慌。父亲为了防止他犯错误，常带他到监狱参观，母亲则不许他讲脏话，否则就用涂满肥皂的湿布洗刷他的嘴。
如果斯金纳没有成为心理学家，他必定是一个手艺人。从小，他就擅长手工制作，搞各种发明创造，他还喜欢玩小动物，抓青蛙，玩蛇，玩蜥蜴。斯金纳在他的自传中回忆说：“我总是在做东西。我做了旱冰鞋，可驾驶的运货马车，雪橇和在浅池子里用篙撑来撑去的木筏子；我做了跷跷板、旋转木马和滑梯；我做了弹弓、弓和箭、气枪，用竹筒做的喷水枪；用废锅炉做成了蒸汽炮，这个蒸汽炮可以把土豆和胡萝卜射到邻居的房顶上；我做了陀螺、空竹，使用橡皮筋推动的模型飞机，盒式风筝，用轴和弦转动送上天的竹蜻蜓。我一再试着做一架能把我载上天的滑翔机……”他还用了好几年的时间设计一台永动机，可惜最后没有成功。放弃手工艺的梦想，改行研究心理学后，斯金纳把小时候的爱好与心理学研究结合起来，进行行为主义实践，斯金纳箱和育婴箱都是他的发明。
中学毕业后，父亲希望斯金纳学法律，他自己喜欢文学，希望成为文学家，在一位世交的劝告下，斯金纳进入汉弥尔顿学院主修英国文学。在那里，他没能好好享受大学生活，而是害怕体育运动，且无法忍受每周日的礼拜。到了4年级，他将自己视为学校的“公开反抗者”。
他经常和老师辩论，即使没有充分的理由，也会大胆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也会做一些反叛行为和恶作剧，原因很简单，他不喜欢某位老师或者同学。那时，有一位教英语作文的教授非常讨人厌，斯金纳认为他是一个声名狼藉的人。有一天，斯金纳和朋友出了一张海报，上面写道：“著名的电影喜剧演员卓别林，将于10月9日星期五，在汉弥尔顿学院附属教堂发表题为‘作为一门专业的电影’的演讲”，而这场演讲的主办者就是那位英语教授。
他们将海报贴满全镇，他的朋友还将这条消息告诉了当地的报纸，后来，这场恶作剧完全失控了。警察不得不设置路障，控制人群。第二天，那位被捉弄的英语教授撰文斥责了整个事件，尤其是始作俑者斯金纳。斯金纳却认为，那是那位老师写得最好的文章。
对于斯金纳的顽劣行为，这次虚构的卓别林演讲只是一个开始。后来，他往学生出版物投稿，攻击学校的全体教员以及当地各种神圣不可侵犯的人。他还发表了一篇滑稽模仿的作品，内容是关于公共演讲课的教授在演讲结束时，以结巴的方式评价学生的表现。毕业典礼那天，他在学校的墙上贴满了关于学校全体教员的讽刺画，而且把毕业典礼搞得乱七八糟，在休息时间，校长不得不出面警告，如果他们不安定下来，将得不到学位。
乍看斯金纳的行为，有人会觉得他将来定是一个不学无术的人，一辈子一事无成。看看他研究心理学的劲头，则会发现斯金纳是一个具有非常高的创造性，真实而不虚伪的人。斯金纳在哈佛大学研究期间，每天按照严格的时间表工作。他每天早上6点起床，早读，去实验室、图书馆、教室学习，一直到晚上9点。
一天之内，他的休息时间非常有限。他不看电影、不听音乐会，几乎没有任何约会。他的生活就是工作，工作就是生活，而且，除了专攻心理学和生理学之外，其他专业的书都不看。在现在看来，这种人实在太极端了，简直就是奇葩，实际上，斯金纳在他那个年代也算得上奇葩了。别的不说，单指拿自己女儿做实验这一项，他就担得起这个名号。
在《20世纪最伟大的心理学实验》一书的后记中，作者劳伦·斯莱特声称，写作这本书始于寻找斯金纳的女儿德博拉。“德博拉的一生就像个扑朔迷离的谜团，我找不到她本人，只是确定她还活着，我也找不到有关她精神状态的资料。身为父亲的实验对象多年，她现在过得好吗？生活快乐吗？生活各方面是否都安然无恙？我不知道。”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根本听不懂斯莱特的叙述，斯金纳是谁，德博拉又是哪位？德博拉发生了什么事，让作者如此担心？故事还要从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开始说起。前文提过，斯金纳是一个激进的行为主义者，他认为环境能够决定人的行为，只要人能够控制环境，就能够控制人的行为，这便是操作性行为主义的思想。这一思想来自他的发明之一——斯金纳箱。
这是他用来做实验用的独特的箱子。用斯金纳箱，斯金纳对小白鼠的行为做了一系列研究。结果发现，饥饿的小白鼠在偶然触碰一次杠杆之后，便获得了食物，而这个食物会增加小白鼠按压杠杆的行为。连续地按压杠杆、获得食物，小白鼠由此形成一种条件反射，这便是操作性条件反射。当下企业管理中使用的奖励制度，原型便是斯金纳的实验。
接下来，故事的发展开始变得诡异。据说，斯金纳和他的妻子制作了一个育婴箱，将大女儿德博拉放在其中抚养。斯金纳还发表了文章，讲述德博拉在其中的行为表现。斯金纳的育婴箱遭到了公众的谴责，人们认为，把自己的孩子当作小白鼠是不可原谅的。在育婴箱中长大的孩子，身心必定受到了摧残。
斯莱特大概也是听到了这个故事，以讹传讹，相信斯金纳真的将自己的女儿放入了实验箱，关了整整两年，训练她的各种技能，就像马戏团里训练海豹、狮子一样，并且怀疑德博拉的人生因此受到了影响，因为另有传言说，德博拉成为一名精神病患者，30岁出头便自杀了。
实际上，这个故事从一开始就被误传了。斯金纳和他的妻子的确发明了一个育婴箱，斯金纳也写过一篇关于育婴箱的文章，名字叫《箱子中的孩子》，文章发表在1945年10月期的《妇女之家》（Ladies' Home Journal）中，附文配了一张德博拉在育婴箱里的照片。
斯金纳在文章中向广大父母分享自己的育儿经验，认为育婴箱可以帮助家庭主妇照顾孩子。育婴箱的构造和普通婴儿床差不多，但是有恒温装置和保护板。斯金纳和妻子制造这个育婴箱是为了让婴儿独处时能够更舒适，从而减轻家庭主妇的劳动强度。但是，他也担心这种装置对孩子的身心发展有影响。
由于斯金纳实在太出名了，一提到箱子，人们马上就联系到斯金纳箱和小白鼠。斯金纳发明的育婴箱也是一个箱子，不过，里面的温度、湿度和噪音都能够控制，还有一块可以升降的玻璃。人们由此联想到斯金纳箱也是可以理解的。更重要的是，斯金纳在文章中使用了“装置”一词，这样难免让读者误解，育婴箱是继斯金纳箱之后的另一个实验装置，而实验品则是他的女儿。
实际上，斯金纳从来没有用自己的女儿做实验，德博拉也没有在冰冷的箱子里长大。真实的情况是，德博拉后来成为一名艺术家，并嫁给了一位经济学家，后来两人移居伦敦，膝下没有儿女。斯金纳的另一个女儿朱莉亚后来成为一名教育心理学家，她和丈夫成立了斯金纳基金会，致力于发展父亲的事业，还建立了一个行为主义者组织，名叫国际行为科学协会。朱莉亚还用斯金纳发明的育婴箱养育了自己的孩子，只是这种育婴箱并没有得到广泛推广。
按照茱莉亚的回忆，斯金纳只不过是一个动手能力极强，什么都会做，什么都能发明的父亲。“我爸爸会做风筝给我们玩，我们住在蒙西根时，他会带我们去放箱型风筝，每年都去看马戏团表演。我们养了一只小猎犬，爸爸教它玩捉迷藏，他什么都能教。我们有会玩捉迷藏的狗，会弹钢琴的猫咪，那时真有意思……”
由此证明，斯莱特书中所写并非真实，而是以讹传讹，再添油加醋写出来的惊悚历史。事后，斯特莱辩解道，她刻意抛弃了专业学者习惯使用的“行话”写作，而采用一种随笔的方式介绍心理学实验，是为了避免写出学术界那种佶屈聱牙的文章。作为一位作家，写作方式的选择是个人自由，不过，散文家面对到处寻找客观实在的科学家时，被检举出疏漏和错误也是难免的。
华生的绯闻
约翰·华生在心理学史上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他是行为主义心理学的创始人，将心理学从内省拉到了实验、观察领域，抛弃人的意识，只关注外在行为。华生是一个头脑聪明，极具个性的人，成长在父母婚姻破败的家庭，读书时曾是一个标准的差生。从照片可以看出，即使以今天的审美标准，华生也算是一个大帅哥，这似乎决定了他毁誉参半的人生——不仅仅因为他惊世骇俗的研究、史无前例的观点，还包括他个人生活中的桃色事件。
华生的父母一共生养了6个孩子，他是家里的老四。母亲是一个虔诚的教徒，对孩子的教育非常严厉，她按照牧师的标准培养华生，不许抽烟，不许喝酒，不许参加舞会。华生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不靠谱的人，抛妻弃子，和两个印第安女人同居。华生一辈子都没有原谅他的父亲，却没能阻止父亲多情的遗传基因影响他的生活。
学生时代，华生的行为符合差生的全部要求：懒惰、反叛、暴力、学业不佳……华生到处找人打架，为此进了两次警察局。若不是母亲动用关系走后门，恐怕华生连大学的门都进不了。不过，此差生和彼差生还是不一样的。如果天生愚钝，再加上懒惰、反叛、暴力、学业不佳，他估计也没啥出息了。奈何华生是一个聪明绝顶的人，过了青春反叛期，静下心来好好学习，成绩突飞猛进，连最难的希腊文考试他都通过了。
本科毕业之后，进入研究生阶段。华生的导师是戈登·摩尔，一个脾气很大，死守原则的教授，他对学生一点情面不讲，谁晚交论文，谁就不及格。结果华生就晚交了，被他断定不及格。无奈之下，华生只好再念一年——历史证明，惹恼导师的下场就是，导师很生气，后果很严重！
话说回来，戈登·摩尔还算是一个赏罚分明的人，华生拿到硕士学位后，戈登·摩尔把他介绍到芝加哥大学，跟随安吉尔——另一位心理学大咖学习。安吉尔曾经跟随冯特、詹姆斯学习，算起来，华生算是这些前辈的徒孙，只不过，华生最后没有走构造主义的道路，也没有继续发展机能主义心理学，而是另辟蹊径，自己树了一杆大旗。
华生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一句话就是：“请给我一打健康而没有缺陷的婴儿，让我在我的特殊世界中教养，那么我可以担保，在这十几个婴儿之中，我随便拿出一个来，都可以训练他成为任何一种专家——无论他的能力、嗜好、趋向、才能、职业及种族是怎样的，我都能够训练他成为一个医生，或一个律师，或一个艺术家，或一个商界首领，或者甚至也可以训练他成为一个乞丐或窃贼。”今天，这句话已经成为环境决定论的“专业用语”。
说起华生的婚姻，在今天看来，也不过是很平常的师生恋加婚外情的故事。他的第一任妻子玛丽·伊克斯就是他的学生。上课时，玛丽被这位年轻帅气又有才华的导师迷住了，一次考试，她没有答题，而是给华生写了一封情书，后来他们就结婚了。
在研究小艾尔伯特期间，19岁的罗莎莉·雷纳成为华生的助手。罗莎莉不仅年轻貌美，还出身世家。父亲经商，拥有大笔财富。两人整天一起搞研究，日久生情，很快发生了性关系。华生的原配妻子也是一个狠角色，出身政治家族，她的妹妹是罗斯福总统的秘书。得知华生爱上了自己的学生后，玛丽利用到罗莎莉家里赴宴的机会溜进了罗莎莉的卧室，偷到了华生写给罗莎莉的情书。后来，这些情书被送到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校长富兰克·古德劳的手中，当时的校规禁止师生之间发生这样的丑闻，华生在离开罗莎莉和离开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之间选择了后者。
这件桃色新闻在当时也是街谈巷议，闹得满城风雨。报纸都在刊登大学教授道德败坏，勾引女学生之类的报道。华生原本在心理学领域的研究就没有被认可，私生活又闹出这样的丑闻，一下子陷入了穷困潦倒的境地。华生和罗莎莉顺利结了婚，代价是罗莎莉和父母断绝关系，他们的经济生活变得拮据，原来的同事、朋友也不再和他来往。
后来，在一位同病相怜者的介绍下，华生进入汤普森广告公司。他在广告公司混得风生水起，两年时间就升任副总裁，年薪从1万美元涨到了7万美元。和大学教员相比，广告公司的职位让华生的生活跨上了一个台阶。
即使这样，华生依然热爱心理学，他还在郊区买了个农场，专门搞小动物研究。但是没有大学愿意接受他，专业期刊也不刊载他的文章，后来，他只好在一些通俗杂志上发表文章，为行为主义的普及做些工作。
华生和罗莎莉生了两个儿子，一个名叫威廉，一个名叫詹姆斯，家族美满幸福。可惜好景不长，罗莎莉36岁染病去世，威廉后来成为一位精神病学家，死于自杀，詹姆斯活了下来，但他认为自己能够生存下来得益于精神分析治疗，而不是行为主义。
华生后半生彻底远离了心理学界。他65岁从广告界退休，晚年和一位女士同住在郊区的农场里，在医生劝告下，华生戒了酒瘾，身体很健康。几十年过去了，行为主义心理学逐渐被人们认可，华生当初提出的说法也显得不那么异类了。80岁时，美国心理学会决定表彰华生对心理学的重大贡献，授予他一枚金质奖章。华生兴冲冲地去领奖，但又担心自己无法控制情绪，泪洒当场，于是由他人代为领奖。第二年，华生去世。
可以设想，如果当初华生没有那么早地离开心理学界，继续发展他的行为主义理论，今天的心理学可能是另外一番样子。
深情的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也是开创性学领域的哲学和医学大师，对他的理论不太理解的人，总是将“力比多”（即性力）、“性本能”、“性倒错”这样的标签贴在他身上，好像弗洛伊德一辈子除了研究性心理之外什么都没做。由此，与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隔了近百年才有读者读他的书，研究他的理论，略懂皮毛的人必然产生误读。对于弗洛伊德的性心理研究，想必许多读者都有过不怀好意的猜想，一个将任何事物都和生殖器联系起来的人，其本人、其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呢？
弗洛伊德向来称自己是一个非常正派的人，对爱情、婚姻的态度非常传统，多年来，他给人的印象也的确如此。从《弗洛伊德情书》这本书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是一个深情的人，同时是一个写情书的高手。1882年6月17日，弗洛伊德和妹妹的朋友玛莎相识，玛莎出生在一个地位很高的犹太家庭，她的祖父曾是驻汉堡的犹太正教领袖，是诗人海涅的朋友。当时弗洛伊德26岁，玛莎21岁，两个月后，弗洛伊德和玛莎订婚，这件事只有他们知道，半年之后，双方家人才知晓。
后来，玛莎离开维也纳，刚刚感受到幸福的弗洛伊德开始了相思之苦。两个人总是聚少离多，弗洛伊德对未婚妻的情意便倾泻到纸上，写出了900多封信。从订婚到结婚的4年间，几乎每隔三五天，弗洛伊德就会给玛莎写一封长信，频繁时则一天一封。
弗洛伊德的情书没有少于4页的，有时会长达十几、二十页，他在心中分享他的各种想法，他的梦境，他的哲学思辨。弗洛伊德在信中提到他的梦境，“我有很多不能解释的梦，我从来不会梦到那些白天心里所想的事情，在我梦中的都是那些在白天一闪而过的事物”。
很难想象，一位心理学大师能够如此富有艺术的文采，在他给玛莎的情书中，不断喷涌出才学和热烈的思辨——“你离开后，我才体味到我心中充盈着的快乐和慢慢开始郁积的失落。如果不是装有你玉照的精美小盒依然摆放在我的面前，我会难以相信这一切，以为这只不过是一场梦而害怕从梦中醒转。然而朋友们却告诉我那是真的，那逝去的点点滴滴也常浮现在我的脑海。它似是如此迷人，如此神秘地令我沉醉，胜过世上任何美梦。玛莎属于我了，这一定是真的。她是如此可爱，人人钦慕，令我第一眼就无法抗拒；她是如此高尚，当我羞于表白时勇敢地走向我，用圣洁的人格荡涤我的心灵；她是如此善解人意，在我最需要帮助的时候使我坚信自己的价值，以新的希望和力量投入工作。而现在，她属于我了！”
有一次，玛莎到卢北克度假，在写给弗洛伊德的信中，玛莎讲了一个笑话，她幻想自己游泳时淹死了。弗洛伊德在回信中写道：“有人一定会认为，同人类数千年的历史相比，一个人失去自己的爱人，不过是沧海一粟罢了。但是，我要承认，我的看法同他们的想法正好相反。在我看来，失去爱人无异于世界末日的到来。在那种情况下，即使是一切仍在进行，我也什么都看不见了！”
除了绵绵情话，弗洛伊德和玛莎之间的通信谈得最多的是钱的问题。当时，弗洛伊德在维也纳总医院精神病科工作，并拿到一笔奖学金到巴黎留学，但在经济上，他仍然是一位清贫的医生。父母的家境困难，弗洛伊德也没有稳定的收入，以至于他拖了4年的时间才将玛莎娶回家。1886年，弗洛伊德终于开业行医，9月，他们结婚了。为了筹备婚礼，他们花光了所有的钱——大部分来自玛莎的嫁妆，最后差点连家具都买不起。
私人诊所的开业让弗洛伊德拥有了稳定的收入，足以负担逐渐增多的家庭负担，后来，他们还从拥挤的房子搬到了约瑟夫皇帝街较宽敞的屋子里。弗洛伊德在给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时，对病人的风流韵事特别感兴趣，病人也只有在和他分享了所有的私密生活之后，才能进行全面的精神分析治疗。相反，弗洛伊德对他个人的生活始终讳莫如深。
不知是刻意低调，还是有所顾忌，他的保守和坚贞为他迎来了很高的荣誉。前维也纳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档案馆馆长库尔特·埃斯勒在1993年写道：“弗洛伊德在某个方面肯定优于荣格：他的风流韵事历史简直是一张白纸。”讽刺的是，历史证明，弗洛伊德的白纸上留下了一些痕迹。
弗洛伊德的妻子玛莎是一位传统的女性，生养了6个孩子，每天忙于家务，身体不太好。从1896年之后，玛莎的妹妹米娜搬到弗洛伊德家里和他们一起住，同时帮忙照料孩子和家务。米娜喜欢读书，也懂一点精神分析，弗洛伊德每年都会外出旅行，玛莎不喜欢外出，弗洛伊德则会选择不同的旅伴一起出行，有时候是他的弟弟，有时候是小女儿安娜，有时候则是妻妹米娜。
弗洛伊德和米娜有婚外情的传言一直在坊间流传，甚至有传言说，米娜在1900年曾怀上了弗洛伊德的孩子，但是后来堕了胎。弗洛伊德的学生荣格曾经说，米娜在1907年曾告诉他，她和弗洛伊德有染，并且为这种不道德的关系背负罪恶感。结果，荣格的话被看作是对弗洛伊德的诋毁——那时候他们已经决裂，成为势不两立的敌人——招来了弗洛伊德支持者的大肆攻击。人们似信非信地让传言流传下来，但是没有人找到证据能够直接证明弗洛伊德在婚姻上不忠。100年后的研究证明，这位喜欢将权威、伦理道德挂在嘴边的心理学大师，的确有过一段风花雪月的故事——他卷入了妻子、妻妹的三角恋之中。
2006年，一位海登堡大学的社会学家兼精神分析医师弗朗茨·马歇尤斯基宣称，他在马贝茨旅馆包着皮边的登记簿中泛黄的纸页上，找到了弗洛伊德和米娜于1898年8月13日入住时的登记。他们以夫妻的名义入住了旅馆的11号房间，弗洛伊德在签字时写的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医生和妻子”。那一年，弗洛伊德42岁，米娜33岁。当天，弗洛伊德还给玛莎寄过明信片，描述当地的冰河、山峦和湖泊，还提到他们住的旅馆是镇上数一数二的，但是非常简陋。也就是说，玛莎知道弗洛伊德的行踪，只是不知道丈夫和妹妹共处一室。
实际上，从弗洛伊德和玛莎谈恋爱起，他就已经注意到米娜——玛莎的“聪明和有些刻薄”的妹妹，不过当时米娜已经有未婚夫了。弗洛伊德和玛莎结婚后，米娜的未婚夫因肺结核去世，她则从事一份看护的工作。两年之后，米娜跟随弗洛伊德去瑞士旅行，并且一起度过了3天时间。在看过《弗洛伊德情书》之后，这一份旅馆登记记录让人们看到了弗洛伊德的另外一面。
詹姆斯的鸟笼
许多人都会在自己心里挂一个空鸟笼，然后不断地往里面塞东西。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女孩子新买了一条裙子，穿起来端庄大方，特有淑女范，低头看一下，鞋子配不上裙子，包包的颜色也不太合适，于是为了添置一身合适的行头，这个月的开支就噌噌地往上长了。
房屋装修也有类似的道理。卫生间搞定，品质高雅，宽敞舒适，看看其他地方，整体风格要统一，颜色要相配，不能因为选错了一套壁橱降低了整间房子的格调。于是，原本选好的物美价廉的材料全部推倒重来，几个月忙活下来，貌似可以换一套更华丽的壁纸，这时才发现，花销已经严重超出装修预算。回头想想，一切事情都是那个高档的抽水马桶惹出来的。
生活中这类事情比比皆是，用一个心理学术语来描绘，就是鸟笼效应，它是由美国心理学家詹姆斯发现的。詹姆斯一生在哈佛大学工作，1907年退休时，他的好友物理学家卡尔森也退休了。一天，詹姆斯和卡尔森打赌，“不久之后，我会让你养上一只鸟”。卡尔森不以为然，“不可能，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养一只鸟”。
对于詹姆斯的话，卡尔森也没有在意。在他生日那天，詹姆斯果然送给他一个精致的鸟笼，卡尔森说：“这个也不会影响我的想法的，我只当它是一个精美的工艺品而已。”卡尔森没有想到，之后发生的事情完全不受他的控制。只要有客人来访，看见卡尔森书桌旁空荡荡的鸟笼，就会问他：“教授，你养的鸟什么时候死了？”卡尔森解释说：“我从来没有养过鸟，那只是一个礼物。”然而，每次客人来都会问他同样的问题，他就要将来龙去脉跟人家解释一遍，同时接受客人好奇而困惑的眼神。无奈之下，卡尔森只好买了只鸟放在鸟笼里，这正是“鸟笼效应”的结果。
卡尔森为什么会屈从“鸟笼效应”，改变自己的行为呢？那是因为买一只鸟比解释为什么鸟笼里面没有鸟要容易得多。实际上，“鸟笼效应”就是一个逻辑问题。如果挂一个精致的鸟笼在房间里，主人面对的结果只有两个，扔掉鸟笼，或者在鸟笼里养一只鸟。
“鸟笼效应”起作用的原因，一是思维定式，二是群体思维。人总是有思维定式，即根据以往积累的经验和已有的规律形成的思维方式。在做判断的时候，人们习惯按照以往的经验行事，极度相信经验，害怕改变，担心稍微一点的改变都会带来难以掌控的变化，因此，每个人都会被思维定式所左右，这种思维定式并非总是能够做出最佳选择。
客人在见到卡尔森的鸟笼后，按照思维定式进行主观判断。鸟笼是用来养鸟的，有了鸟笼没有鸟，就变成奇怪的事，人们无法理解卡尔森说的“鸟笼只是一件工艺品”这种奇怪的思维方式，一次次的疑惑和不理解之后，卡尔森也只好遵从思维定式，以此打消客人的好奇和疑惑。
另外，个体总是会受到群体一致性的压力，也就是从众的压力。虽然说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中，但少数人对抗多数人时面对的压力却很少被人提及。群体成员总是会产生依赖性，同时对群体认同产生希望，即使像卡尔森那样的物理学家，为了给自己减少点麻烦，也只好表面上做出符合他人期待的行为——他自己心里可能依旧这样嘀咕：“那明明就是一件工艺品”。
和“鸟笼效应”相似的是“空花瓶效应”。男朋友送来一束鲜花，女孩非常高兴，特意买来一只水晶花瓶，将鲜花插在里面。过了几天，鲜花谢了，男朋友只好再买一束花送来，以后，为了不让水晶花瓶空着，男朋友只好每隔几天就送花，由此形成了一种甜蜜的负担。
“鸟笼效应”促进了情侣之间的爱情，不过，一旦“鸟笼效应”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就会形成控制行为的方法。毕竟，思维定式和从众是人类大脑面对的最大难题之一，“鸟笼效应”会限制人的想象，束缚住任何突破常规的想象力，让人们在不知不觉中改变自己的行为。
拿手机上网来说，当每月流量套餐只有50M时，手机用户可能会为了节省流量，上网只是聊聊天，看看新闻，下载APP或者音乐。随后，通信公司推出每个月100M流量免费使用的体验活动，手机用户的行为开始发生变化了。没有上网习惯的人首先会将流量弃之不用，这时身边人就会说：“不是有100M吗，反正是赠送的，不用白不用。”于是，手机用户每天上网，QQ24小时在线，微博、贴吧刷不停，月底发现流量还剩下不少，貌似还没有将“免费的午餐”发挥到极致。下个月不用朋友提醒，就会自动寻找消耗流量的方法，到月底，如果还剩许多，就会批量下载各种应用软件，直到接到提示说“您本月流量套餐还剩0.00M”才甘心。
这样的变化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3个月体验期过去了，免费的午餐没有了，可是用手机上网已经形成习惯，不可避免了，连续做一件事，21天就可以形成习惯，更不用说3个月了。早上起床第一件事看新闻，看好友动态，工作间隙阅读电子书，和朋友聊天，看网络视频，手机上网成为生活的一部分，于是，马上到营业厅办理上网业务，或者从50M换成了100M甚至更多。
仔细想想，“鸟笼效应”无处不在，时时刻刻左右着人们的生活。为了赴一次重要的约会，你花了多少时间，换了多少套衣服；为了一张健身卡，你改变了平时的作息时间，甚至连生活习惯都改变了；由于买了张高级书桌，就想给它配一把旋转皮椅，买了10双新筷子就会想再买10只碗。而事实是，没有旋转皮椅，实木靠椅也能用；没有10只新碗，吃饭也不会引起太大问题。
如果所有事情都按照“鸟笼效应”的逻辑发展下去，不仅会引起最大的资源浪费，还会将自己困在一个思维框架中，在“匹配”心理的驱动下不断改变自己的行为，直到有一天发现，当下的结果离初衷已经非常远了。
寻找爱的真谛
20世纪60年代，现代心理学出现了一次新的革新运动——人本主义心理学。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出现之前，欧洲的一些心理学家持存在主义哲学家的观点，以尼采、萨特等人的理论为基础，发展他们的心理学理论，其中包括罗洛·梅，因此说，罗洛·梅是一位介于存在主义和人本主义之间的心理学家。
1909年，罗洛·梅生于美国俄亥俄州的艾达，父亲在基督教青年会任职。他的童年经历颇为坎坷。父母多年来感情不和，经常吵闹、分居，最终离异，他的姐姐为此精神崩溃，患上了精神病。罗洛·梅进入密歇根学院主修英语，后来因为参与出版激进的学生杂志被迫退学，转入俄亥俄州奥伯林学院，1930年获奥伯林学院文学士学位。
毕业后，他到希腊教书3年，期间，他在欧洲广泛游历，参加了阿德勒在维也纳山区举办的暑假培训班。可以说，罗洛·梅最初对心理学的兴趣就是来自这次培训经历。1934年，他回到美国，在密歇根州立学院担任学生心理咨询员，后来进入纽约联合神学院，1938年，梅从纽约联合神学院毕业。
1943年，罗洛·梅拜精神分析学家弗洛姆为师，开始系统地学习精神分析的理论和方法。1946年，梅开设了心理诊所，用精神分析方法开业行医。同时在哥伦比亚大学进修，学习临床心理学。然而，罗洛·梅并没有在精神分析这条路上走下去，而是发展出以存在主义为基础的存在心理疗法。这与当时的社会风俗、心理学发展和他本人的选择都有关系。
在哥伦比亚大学期间，罗洛·梅患上了肺结核，不得不住院疗养。患病的经历成为他人生的转折点。疗养期间，他大量阅读精神分析和存在主义哲学的著作，尤其是弗洛伊德和克尔凯郭尔的著作。病愈后，罗洛·梅以《焦虑的意义》撰写博士论文，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第一个获得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的人。
临近50年代，精神分析学遭遇了历史的瓶颈。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社会风俗的开放会缓解本我和超我的冲突，减轻心理治疗的负担。事实恰好相反，更多人走进心理诊所，接受心理治疗，这些人的病症是自我空虚、焦虑、无价值感。精神分析学对此无法做出合理的解释，一些精神分析学家急切地想要在弗洛伊德的理论框架内寻求解决办法，另外一些精神分析学家则开始怀疑自己相信的那一套理论，其中包括罗洛·梅。
在社会风俗开放的年代，变态心理已经无法用性压抑来解释，如果继续停留在弗洛伊德的框架内，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另一方面，席卷欧洲的存在主义哲学也为困惑中的心理学家找到了出路。
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是海德格尔，大力倡导存在主义哲学的则是法国的哲学家萨特。存在主义研究的对象是个人，中心问题是个体生存以及个人存在的意义。存在主义哲学家将个人放在社会里，研究个人在社会中面对的焦虑、孤独、空虚等困境。存在主义哲学的另一个观点是个人的自由选择。人拥有自由选择的能力，如果个人放弃了自由选择的权力，将选择权交给社会或他人，就会进入一种非真实的存在状态，丧失自我个性，潜能无法发挥，从而逐渐产生空虚、自我疏远、生活毫无意义等痛苦的体验情绪。显然，存在主义的观点比弗洛伊德的理论更有意义。
1950年，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罗洛·梅出版了他的第一本心理学专著，书名沿用《焦虑的意义》。他在这本书中提出了一般性焦虑的概念。罗洛·梅认为，现代人之所以空虚焦虑，是因为爱和意志的力量遭到了挫伤。他将人的焦虑分为两种，一是健康的焦虑，一是神经质焦虑。健康的焦虑是指在现实生活中面对选择时，如升学、就业、婚姻、投资等，这是生活在世界上的人普遍会面对的焦虑，如果以乐观的态度面对，心甘情愿地承担责任，即使后果不尽如人意，至少也能克服焦虑，将危机化为转机。
神经质焦虑则是指个人在面对选择情境时，因为过分恐惧选择带来的后果而犹豫不决，陷入痛苦状态，如果因为放弃选择丧失成功机会，则会感到更加痛苦。如此一来，焦虑没有免除，反而越积越多，最终因为无法承担过重的心理压力导致精神疾病。
1958年，罗洛·梅出版了《存在：精神病学与心理学的新面向》一书，将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思想介绍到美国。此后，他一方面建立自己的心理治疗体系，一方面为人本主义的发展奠定基础。罗洛·梅的人性观点和后来的人本主义心理学家不一样，比如，罗洛·梅认为人性中善恶同时存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罗杰斯则认为，在良好的教育下，能把人性中恶的一面去除。
他认为，每个人生来就具有长成为一个人的潜能，每个人都会努力将天赋发挥出来，最终达到自我实现。其他生物是靠自然条件成长的，人却是靠自己的选择成长的，人生活的世界尽管环境相似，个人的成长却存在巨大差异。因此，罗洛·梅强调自由意志，反对先天决定论。
面对选择时，有的人选择妥当，有的人却未必妥当，选择之后也未必如意。面对选择情境时，人体就可能陷入既想求成，又想逃避的困境，心理治疗的目的就是协助当事人了解自己，重新选择。
1961年，罗洛·梅出版了《存在主义心理学》一书，他在书中探讨了人在面对死亡时的态度。个人对死亡是无可选择的，但是如何面对死亡，仍然可以选择。如果人能够长生不老，就不会珍惜生命，不会努力追求美好。正因为人生苦短，在短暂的生命中选择自己的生活，才显得特别有意义。学习不害怕死亡，接受死亡必然来临的结果，是每个人应该面对的人生课题。
1969年，《爱与意志》出版，这是罗洛·梅的成名作，书籍一出版，就被书评杂志誉为“本年度最重要的书”。罗洛·梅在《爱与意志》一书中解释了爱与意志在生活中的意义。在西方传统中，爱有四种形式，第一是性，即肉欲或力比多；第二是爱欲，这种爱驱使人繁殖和创造；第三是朋友挚爱；第四是同胞爱，即为世上的他人设想。
然而，20世纪的爱已经发生了变化。问题已经不是弗洛伊德时代的性压抑，而是性的泛滥。人们试图通过性来摆脱人生的困境，实际上却适得其反。爱已经被简化为性，意志则被误解为过度理性、严峻的意志力。在他看来，爱与意志其实是每个人当下的生命动力，展现在当下，延续着过去并且投向未来。因此，爱是和对方在一起时的喜悦以及对自己和对方价值的肯定。
我把人脑比电脑
认知心理学的诞生和乌尔里克·奈塞尔有着莫大的关系。他的著作《认知心理学》催生了认知心理学，为此，他也被称为“认知心理学之父”。
1928年，奈塞尔出生在德国基尔市一个犹太人家庭。父亲是经济学家，在基尔市的世界经济研究所工作，母亲是一位女权主义者，在德国女权运动中非常活跃。二战时期，奈塞尔全家移居美国，他在纽约上中学。由于成绩优异，奈塞尔很快成为美国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的成员。进入哈佛大学后，奈塞尔主修的是物理学，他最初的想法是成为一名科学家，但他对物理、化学的兴趣似乎没有他想象的那么大。巧的是，他选修了一门心理学课程，在波林的影响下，他开始对心理学感兴趣。
从接触心理学开始，奈塞尔就学习了许多完全对立的理论，比如行为主义和格式塔心理学。由于行为主义将人性看得过于机械，奈塞尔很快放弃了，转向格式塔心理学。攻读硕士期间，他得到了格式塔心理学家苛勒等人的指导，后来，他觉得格式塔心理学已经成为过去，行为主义大潮也即将消退，他应该为心理学寻找新的出路，而当时最新、最热的观点就是信息论，他第一时间想到了米勒。于是，他到麻省理工学院学习，发出反叛行为主义的声音，可惜没有人响应。
短暂离开后，奈塞尔重新回到哈佛，以听觉阈限的神经量子研究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奈塞尔被哈佛大学聘为讲师，从此开始了他的心理学研究生涯。实际上，20世纪50年代的心理学界，行为主义研究仍然是主流，在信息科学和计算机科学的推动下，认知研究逐渐开始发展，1956年在麻省理工学院召开的“信息理论学术研讨会”，被人们看作是信息加工认知心理学兴起的标志。
从这一年开始，奈塞尔着手写作他的第一本心理学专著《认知心理学》，此时的他还在为心理学和计算机科学之间的关系而苦恼，他觉得，计算机操作和编程是分析心理过程的好方法，同时，他因为受格式塔心理学的影响，无法将人的心理和大脑看作计算机。最终，他在二者之间找到了平衡：在人性的前提下，运用信息加工的观点来说明认知过程，即知觉是输入，回忆是输出，二者之间便是心理加工的过程。
两年半之后，《认知心理学》出版，这本书是世界上第一部认知心理学专著。奈塞尔将之前零散的认知研究整合成一个学科框架，为心理学家们利用计算机科学研究注意、知觉、意识的实验室活动赋予一个正式的名称——认知心理学。这本书很快引发了全美的认知运动，各大学纷纷建立认知心理学实验室、召开认知研讨会、出版认知研究的著作、创办认知心理学刊物，一时间，认知心理学就像当初的行为主义一样，渗透到心理学的各个学科中，如发展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人格心理学，等等。
《认知心理学》的出版让奈塞尔一夜之间成为心理学界的名人，然而，认知心理学在现实中的遭遇却让他感到失望。这时，他开始思考认知心理学的未来发展。1973年，他原本打算修订《认知心理学》，中途由于无法忍受令人讨厌的认知心理学文献，他放弃了已完成的书稿，又用了两年的时间，写作了《认知与现实：认知心理学的原理与含义》，一本与《认知心理学》完全不同的书。
这本书将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方向转向了生态学。奈塞尔希望建立起信息加工和生态学研究相结合的研究模式，为此，他在书中探讨了四个问题：第一，认知心理学要关注人性，不能只局限在实验情境之下，忽略了实验室外面的环境，否则，认知心理学的研究无法深入人性；第二，认知心理学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应该如何看待这些变化；第三，信息加工的观点需要重新被审视；第四，注意、容量和意识问题。奈塞尔在书中谦虚地说，他并不能很好地把握主流，事实证明，大多数情况下主流都在追随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