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章 姊妹们(1)

这次他毫无希望了:这次已是第三次发作。夜复一夜,我经过这座房子(时值假期),琢磨亮着的方窗:夜复一夜,我发现它那么亮着,灯光微弱而均匀。若是他死了,我想,我会看到昏暗窗帘上的烛影,因为我知道,尸体的头部一定会放着两支蜡烛。他常常对我说,“我在这世上活不了多久”,而我觉得这话只不过是随便说说而已。现在我明白了这话是真的。每天夜里,我仰望那窗户时,总是轻声对自己说“瘫痪”一词。这词我听着总觉得奇怪,像是欧几里得几何学里的“磬折形”一词,又像是《教义问答手册》里“买卖圣职”一词。可是现在这词我听着却像是个邪恶的罪人的名字。这使我充满恐惧,然而又极想接近它,极想看看它致命的作用。

我下楼吃饭时,老柯特正坐在炉边抽烟。就在我姑妈给我舀麦片粥时,他仿佛接着自己前面的谈话似的说道:

“不,我不想说他完全是……但有些奇怪……他是有些不可思议。我来告诉你我的想法……”

他开始抽起烟斗,吐着烟雾,无疑是在心里整理他的想法。令人讨厌的老傻瓜!我们刚认识他时,他倒是相当有趣,常常说到劣质酒精和蛇管;可是很快我就讨厌他了,讨厌他那些没完没了的酒厂的故事。

“对这事我有自己的看法,”他说。“我想这是那些……怪病中的一种。……不过,很难说……”

他又开始喷烟吐雾,但并未告诉我们他的看法。我姑父见我瞪着眼,便对我说道:

“喂,你的老朋友终于走了,你听了一定会悲伤。”

“谁?”我问。

“神父弗林。”

“他死了?”

“柯特先生刚刚才告诉了我们。他正好路过那座房子。”

我知道他们在看着我,于是我继续吃饭,好像对这消息漠不关心。我姑父便向老柯特解释。

“这孩子和他是极好的朋友。你知道,那老头儿教了他许多东西;别人说他对这孩子抱有很大的期望。”

“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吧,”我姑妈虔诚地说。

老柯特看了我一会儿。我觉得他那双又小又亮的黑眼睛在审视我,但我不想让他看出什么,便仍低着头吃饭,不抬眼睛。他又开始抽他的烟斗,最后粗鲁地往壁炉里吐了一口痰。

“我可不喜欢自己的孩子跟那样的人谈得太多,”他说。

“你这是怎么说的,柯特先生?”我姑妈问。

“我的意思是,”老柯特说,“那样对孩子不好。我的看法是:让年轻的孩子到处跑跑,与同年龄的年轻孩子们去玩,不要……我说得对不对,杰克?”

“那也是我的原则,”我的姑父说。“要让他学得健壮活泼。我经常对那个罗西克鲁茨[1]的教徒说这话:要进行锻炼。想当年,我还是个毛孩子的时候,不分冬夏,天天都洗冷水浴。至今我还坚持。教育实在是极其细致而广泛……给柯特先生吃点羊腿肉吧,”他转而对姑妈说。

“不,不,我不吃,”老柯特说。

我姑妈从食橱里拿出那盘羊腿,放在桌上。

“可是,为什么你觉得那样对孩子们不好,柯特先生?”她问。

“那样对孩子们有害,”老柯特说,“因为他们的心灵很容易受到影响。孩子们看见那种事情时,你知道,它就会产生某种效果……”

我用麦片粥把嘴填满,生怕自己气得叫喊起来。这个令人讨厌的红鼻子蠢老头子!

我很晚才睡着。虽然我对老柯特把我当作小孩子非常生气,但我还是绞尽脑汁琢磨他那没说完的话是什么意思。在我昏暗的房间里,我想象着又看见了那瘫痪者阴沉灰白的面孔。我用毯子蒙住脑袋,尽力去想圣诞节的情景。但那张灰白的脸仍然跟着我。它低声嘟哝着;我知道它是想表白什么事情。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飘荡到一个令人愉快而邪恶的世界;在那里,我发现那张面孔又在等我。它开始轻声细语地向我忏悔,但我奇怪为什么它不停地微笑,为什么嘴唇上那么多唾沫。可那时我又记起它已经因瘫痪病死了,于是我觉得自己也在无力地微笑,仿佛要宽恕他买卖圣职的罪孽。

次日上午吃罢早饭,我到大不列颠街去看那座小小的房子。这是一家极普通的小店,名字有些模糊,称作“布匹服装店”。店里主要经营儿童毛线鞋和雨伞;平时橱窗里总是挂着一块告示牌,上面写着:“修补雨伞”。现在告示看不见了,因为百叶窗已经拉上。一束绉纱花用丝带系在门环上。两个穷女人和一个送电报的男孩正在读别在绉纱花上的纸片。我也走到门口,读道:

1895年7月1日

詹姆斯·弗林神父(以前奉职米斯街的圣·凯瑟琳教堂)享年六十五岁。

愿他永远安息。

读了纸片上的字,我确信他已经死了。我停在门口,茫茫然若有所失。要是他没有死,我就会去到店后面那间昏暗的小屋,看见他坐在炉火边的扶手椅里,几乎全身都捂在大衣下面。也许姑妈会让我带一包“高土斯特”牌鼻烟给他,这礼物一定会使他从昏昏欲睡中醒来。一般总是我把烟倒进他那黑色的鼻烟盒里,因为他的手颤抖得太厉害,要让他倒总是把一半烟丝撒在地上。甚至他抬起颤抖的大手把烟送往鼻子时,一缕缕云雾般的细烟末也会从指缝间落下,掉在大衣的前襟上面。可能正是这些不时散落的鼻烟,才使他那古旧的神父装显出褪了色的绿色,因为他用来擦掉烟屑的红手帕,总是一个星期就被鼻烟染得污黑不堪,擦也无济于事。

我真想进去看看他,但没有勇气敲门。我沿着街道朝阳的一边慢慢走开,边走边读商店橱窗里的各种戏剧广告。令我奇怪的是,不论我自己还是天气,似乎都没有哀伤的意思,我甚至还不安地发现自己有一种获得自由的感觉,仿佛他的死使我摆脱了某种束缚。对此我困惑不解,因为,正如我姑父昨晚所说,他教给了我许多东西。他曾在罗马的爱尔兰学院学习,因此他教给了我拉丁文的正确发音。他给我讲地下墓道和拿破仑·波拿巴的故事,向我解释不同弥撒仪式和教士穿不同服装的意义。有时他为了寻乐故意给我提些困难的问题,例如问我在某些情况下一个人该做什么,或者某某罪孽是十恶不赦的重罪还是可以宽恕的轻罪,抑或仅仅是一些缺陷。他的问题使我明白了教会的某些规章制度是多么复杂和难解,而以前我总觉得它们是最简单的条例。教士对圣餐的职责,对忏悔保密的职责,我觉得是那么重大,不知道为什么竟还有人有勇气去承担它们;而当他告诉我教会的神父写过像《邮政指南》那么厚的书,并且这些书像报纸上的法律公告那样印得密密麻麻,全都是解答这些复杂的问题时,我倒并不感到惊讶。每当我想到这点时,常常无法回答,或者只是作出一种非常愚蠢的、犹豫含糊的回答,对此他总是微笑,或者点两下头。他曾教会我背诵做弥撒的对答,有时还常常考我;每当我流利地背诵时,他总是沉思着微笑,点点头,不时捏一大撮鼻烟,轮番塞进每一个鼻孔。他微笑时,总是露出他那大而发黄的牙齿,舌头舔着下唇——在我们刚刚认识、我还不太熟悉他的时候,这习惯曾使我感到很不自然。

我顺着阳光走的时候,想起了老柯特说的话来,接着便极力回忆后来梦中发生的事情。我记得曾看见长长的天鹅绒窗帘和一个古式的吊灯。我觉得自己到了遥远的地方,在风俗奇异的他乡——大概是在波斯,我想……但我记不起梦的结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