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译本序(1)

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1861—1941）是印度著名的诗人、小说家、艺术家、社会活动家。于一八六一年五月七日出生在西孟加拉邦加尔各答市，那是当时英印帝国政治和经济的中心。他的祖父德瓦尔格纳特，以生活豪华而又乐善好施闻名，成了商业时代的“王子”；他的父亲戴温德拉纳特对吠陀和奥义书很有研究，生活简朴纯洁，在社会上被称为“大仙”。

“大仙”生了十四个子女，罗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是他最小的儿子。这小儿子八岁时写了他的第一首诗，以后经常在一个笔记本上写些诗句，总要朗诵给长辈们听，“像长出新角的牝鹿，到处用头去碰撞一样。”“大仙”喜欢在喜马拉雅山区旅行。罗宾十一岁时，“大仙”把孩子也带出去走了一趟：白天，高山丛林目不暇给，孩子“总担心，别把那儿的美景遗漏了”，晚上，儿子给父亲唱他所喜欢的颂神曲，父亲给儿子讲天文学。罗宾十四岁时，在大学杂志《知识幼苗》上发表了第一部叙事诗《野花》，长达一千六百行，便是以喜马拉雅山为背景的。

一八七八年，罗宾赴英国学法律，兴致索然，改入伦敦大学学英国文学，并研究西方音乐。一八八〇年，奉父命中途辍学回家。他对国内外的学校教育都不怎么喜欢，觉得收获不大。他的家庭植根于印度哲学思潮，浸润于印度文学、艺术的传统，又深受西方文化的影响；罗宾主要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的熏陶下自学成才的。一八九一年，奉父命下乡管理祖传田产，常泛舟漫游，同佃户有些接触，因而触发了改造农村、“更合理地分配财富”的幻想。为此，一九〇一年在圣谛尼克坦创办了一所学校（一九二一年发展成为“国际大学”）。二十世纪初，参加反英的人民运动，以诗歌抨击殖民主义者。他反对暴力，也反对妥协；逐渐与群众运动格格不入时，便退隐了。一九一三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一九一五年结识甘地。一九一九年发生阿姆利则惨案，泰戈尔愤而放弃英国政府封他的“爵士”称号，从此重新面对现实，关心印度的命运和世界大事。他几次出国，访问过中国、日本、英国、美国、拉美、西欧和苏联，他赞美社会主义的苏联，谴责法西斯主义的猖獗。一九四一年四月，他写下《文明的危机》，控诉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深信祖国必将获得民族独立。同年八月七日，泰戈尔在加尔各答去世。

泰戈尔多才多艺，一生创作了五十多部诗集，十二部中、长篇小说，一百多篇短篇小说，二十多个剧本，一千五百多幅画，以及大量的歌曲和文学、哲学、政治方面的论著。从总体看来，他首先是个诗人；授予他诺贝尔文学奖，主要是由于他的诗歌创作，特别是《吉檀迦利》。

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1]这段夫子自道给了我们一把钥匙：要懂得泰戈尔的诗，诗中的哲理，多多少少得知道一点儿泰戈尔的哲学思想和宇宙观。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研究著作中指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泰戈尔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泰戈尔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不过，泰戈尔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承认自然、社会、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转变化的。“又要和谐，又要流转不息，又要有一些矛盾（泰戈尔所了解的矛盾），那么结果只能产生一种情况，用泰戈尔的术语来说，就是‘韵律’，有时候他也把‘比例均衡’同韵律并列。只空洞地谈和谐，没有流转，没有高低之别、长短之别，也就无所谓‘韵律’。只有流转，没有和谐，也无所谓韵律。只有这些条件具备，才产生‘韵律’。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2]

我国学者大多认为大诗人泰戈尔的思想发展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至二十世纪初印度反英运动止，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前期。那时泰戈尔是个深情的爱国者，思想明朗，情绪饱满，以诗歌、小说鼓舞人民争取民族的独立，反对印度社会的种姓制度、宗教偏见、封建礼教以及其他愚昧落后的现象。后来，因意见分歧而退出群众斗争，转向自我思想的清理和净化，这就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中期。那时泰戈尔陷入孤独、痛苦、忧愁、矛盾之中，思想是复杂的，爱国主义、宗教观念、人道主义是诗人思想上的三根弦，三弦谱成了中期的乐章。从一九一九年起至一九四一年诗人逝世，是泰戈尔思想发展的后期，重新面向世界和斗争。那时，他走访世界各国，热情支持被压迫人民和民族的解放斗争，反帝、反殖的情绪更加明朗、强烈，而且还在一定程度上从俄国的革命中看到了人类的希望……

一般都认为泰戈尔的诗歌创作是和他的思想发展同步的，因此相应地把他的诗歌创作也分成前期、中期和后期。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前期是泰戈尔一生诗歌创作最丰富的时期，那时他风华正茂，思想敏捷活跃，感觉丰富多彩，写下了不少思想价值和审美价值都很高的、耐读的诗篇。后期，泰戈尔在思想上更上一层楼，作品的战斗性更强了，因而博得了不少称赞。中期的诗歌比较复杂，有的也比较费解，因此评论家们往往见仁见智，有的甚至颇有微辞。我是赞同周尔琨先生的观点的：“作为现实主义者，泰戈尔总结人生的经验，清理思想，准备继续战斗；作为‘爱’的宗教崇奉者，他爱人，爱神，追求‘梵’‘我’合一。在他表面平静的思想的海洋里，潜伏着通向现实生活的、压抑不住的激流。爱国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渗透在他的泛神论的宗教中，成为他中期思想的中心支柱。这也就构成了他后期思想飞跃的基础。”[3]正如转变过程中的泰戈尔思想及其发展需要分析研究，相应地对这个时期的诗歌创作也不宜简单化，同样需要仔细研究和品味。

泰戈尔从英国读书回来写了不少抒情诗，一八八二年集为《暮歌》出版，这部诗集展示了诗人的才华和独创性，但有点儿“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晨歌》（1883年）的情调迥异，表现了青春活力和欢快心情。《画与歌》（1884年）开始从个人情感的天地里解脱出来，色彩斑斓。诗人自己也承认，早期的诗篇“梦幻多于现实”。《刚与柔》（1886年）的题材多样化了，标志着诗人开始面向人生、面向现实生活，他已经走完了他的诗歌创作的序幕阶段。

《思绪集》（1890年）是泰戈尔第一部成熟的诗集。内容大致可分五类：爱情诗，自然风景诗，社会题材的诗歌，宗教和神秘主义的诗歌，借自然现象、历史故事或神话传说阐明哲理的诗歌。这五类也是泰戈尔后来诗歌创作的主要内容，只不过不同时期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罢了。尤其重要的是：这部诗集表现了质的飞跃，表明泰戈尔的诗歌创作已经形成了它自己的独特的艺术风格。思想的广度、优美的抒情和魅力，使最严厉的批评家折服，也认为“这是他成熟的鲜明标志”。泰戈尔的民主主义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就是在九十年代乡村生活的过程中形成的，反映在诗歌创作上，连年都有硕果丰收，计有：《金舟集》（1894年）、《缤纷集》（1895年）、《收获集》（1896年）、《碎玉集》（1899年）、《梦幻集》（1899年）、《刹那集》（1900年）、《故事诗集》（1900年）。从《思绪集》起的这八个诗集中，除《碎玉集》为格言诗、《故事诗集》为叙事诗外，其余六部都是优美的抒情诗。正如别林斯基所说的，青春是“抒情诗的最好时期”，那时泰戈尔风华正茂，他继承了印度古典文学和中世纪孟加拉民间诗人抒情歌曲的优秀传统，推陈出新，写出了既有民族特色、又有个人特色的抒情诗篇，往往譬喻新颖，意境深远，魅力奇幻，耐人寻味。据说泰戈尔前期的诗歌大多节奏鲜明，音韵和谐，格律严谨，可惜我不懂得孟加拉文，难以从英译本去品味原作的格律美和音乐美。感谢诗人在《吉檀迦利》的英译本问世后，又回过头去陆续把他前期的诗歌译成英文，一一编集出版，如《园丁集》、《新月集》、《采果集》、《飞鸟集》、《游思集》等。刘建先生在他的论文《泰戈尔前期诗歌创作浅论》中指出：“这些英文诗集与孟加拉文原作的关系，可以《园丁集》为例。《园丁集》中大部分诗歌译自《刹那集》、《梦幻集》、《金舟集》、《缤纷集》等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孟加拉文诗集。《飞鸟集》除了有些是诗人一九一六年访日时的即兴英文诗作外，相当一部分选译自《碎玉集》。《游思集》的情况也差不多。”[4]据此，这部《泰戈尔抒情诗选》所收前期诗歌，多从上述各英译本选译，以《园丁集》的人生和爱情的抒情诗为重点，兼顾《飞鸟集》这样的哲理小诗，并有意识地从《采果集》中选译了一些故事诗，也就是叙事诗，借一斑以窥泰戈尔前期诗歌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