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我和“大龙”(1)

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听父亲大声呵斥我的错误，以至于时至今日，一次失败已足以使我跟他一样暴跳如雷。我已经将父亲——他的焦躁、他的完美主义、他的愤怒——内化于心。我再也不需要父亲折磨我了。从那天以后，我开始了自我折磨的征程。

那一年我7岁，不停地自言自语着，不仅仅是因为我内心恐惧不安，还因为没有人愿意倾听我的心声。我急促地呼吸着，喃喃自语：安德烈，赶快退出吧，放弃吧。丢下你的球拍，离开这片球场，马上！回到房间里，吃些好吃的，和丽塔、菲利或塔米随便玩点儿什么，或坐在妈妈身旁，看她织毛衣或者做拼图游戏。那听起来多么动人！那种感觉肯定美妙至极，不是吗，安德烈？赶快退出吧，从今以后彻底告别网球，那样不是很好吗？

但是我不能。不仅仅是因为我的父亲会拿着球拍满屋子追我，更是因为我体内的某些东西，某些神秘的、看不见的“肌肉”不容许我那样做。我憎恨网球，全身心地恨着，但我仍在不停地打球，不停地击球，每个早上，每天下午，因为我别无选择。无论我多么想停下来，我都没法就此止步。我不停地乞求自己：停下来吧，停下来吧，但是我却还在继续挥臂击球。这种矛盾，这种存在于我所想的和我实际行为之间的矛盾似乎已成为我生活的核心。

此时此刻，我的仇恨集中在“大龙”身上。“大龙”是脾气暴躁的父亲改造的一台网球发球机，它黑黢黢的，有着大个的橡胶轮子，在底座处还印有用白色大写字母拼写的单词“王子”。初看上去，“大龙”与美国所有乡间俱乐部里的发球机没什么不同，但事实上，它是一个从我的漫画书中跑出来的活生生的家伙。“大龙”有头脑，有主见，有一颗黑色的心，并且有着令人毛骨悚然的嗓音。在又一次将球吞到肚子里后，“大龙”发出了一连串令人作呕的声音。随着它喉咙处的压力不断增大，它开始呻吟。当球马上就要从嗓子眼儿挤出时，它开始尖声叫喊。虽然一度“大龙”发出的声音听起来竟有那么点儿憨憨的感觉，但是当“大龙”死死地瞄准我、以110英里的时速朝我发球时，它发出的声音则是恐怖至极的怒号。每当听到这种声音，我都不禁战栗不已，连连后退。

父亲故意把“大龙”改造得如此可怕。他给它安了一根超级长的脖子（由铝管制成）和一个窄窄的头（也是铝制的）。每次发球时，这个铝头都像准备大“抽”一场的鞭子一样，暂时缩回。他还把“大龙”装在几英尺高的底座上，与网球网齐平，因此“大龙”要比我高许多。如果说7岁的我和同龄人比起来可以用“矮小”来形容的话（因为我总是缩着身子并且留着西瓜头——我父亲每两个月给我剪一次头发），那么站在“大龙”面前，我看起来就只能说是“渺小”了。我感觉自己是那么微不足道，孤立无助。

父亲使“大龙”高高在上，不只是因为这样我才能专注于它并且景仰它，更为重要的是，他想让“大龙”嘴里射出的球正好落在我脚下，就像从飞机上投掷下来一样。球沿着这种轨道飞行，就几乎不可能以常规方式弹回。我必须每次都在球的上升期就击中球，不然的话它就将反弹并飞过我的头顶。即使那样，父亲也并不满意，他喊道：早点儿击球！再早点儿！

父亲每次都要喊两遍，有时要喊三遍，有时甚至是十遍。“用力点儿，”他说，“再用力点儿！”但是用力又有什么用？无论我多么用力地击球，多么早地击球，球都会再飞回来。我击过网的每个球只是又一次消失在已经覆满球场的成千上万个网球中而已。它们波浪般地涌向我，一波又一波，永不停息。我无法转身，无处迈步，甚至无法原地转圈。只要我稍稍移动，我就会踩到球，而我绝对不能踩到球，因为父亲绝不容许。只要踩到父亲的一个网球，他就会怒吼不已，仿佛我踩到的是他的眼球。“大龙”每喷出三个球，就会有一个击中地上的球，使其疯狂地向一侧弹去。我要在最后一秒钟调整好姿势，及早地击中球，把球巧妙地打过网。我知道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非凡的反应能力，我也知道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一个孩子能够看到那个球，更不要说击中了，但是我一点儿也不为我的反应能力而自豪，而且我也不会受到赞扬——那只是我应该做到的。每一次击中球都是意料之中的，而每一次漏球则是一场危机。

父亲说，如果我每天击球2500次，每周就会击球17500次，这样一年结束时，我击球的次数就将接近100万。他相信数学，他说数字是不会骗人的。如果一个孩子每年击球100万次，那么他将是不可战胜的。

“早点儿击球，”父亲喊道，“该死的，安德烈，早点儿击球！追着球，追着球！”

现在他正催逼着我，直接冲我的耳朵大喊着。击中“大龙”朝我发射的每一个球还并不够，父亲想让我比“大龙”更有力、更迅速，他想让我打败“大龙”，这使我惊慌失措。我对自己说：你打不败“大龙”的，你怎么能打败一个从不停歇的对手呢？仔细想想，“大龙”与父亲非常相像，只是父亲比“大龙”还要可怕——至少“大龙”是矗立在我面前的，在我视线所及的地方，而父亲则一直待在我的背后，我几乎看不到他，只能听到他不停地在我耳边叫喊，无论白天还是黑夜。

“再来个上旋球！用力击球，再用力点儿！不要击球下网！该死的，安德烈，不要击球下网！”

没有什么比击球下网更让父亲狂怒不已的了。当我把球打出边线时，他颇为不悦；当我把球打出底线时，他会大喊大叫；而当我回球失误，球下网时，他则会大发雷霆，破口大骂。失误是一回事，击球下网则是另一回事。一遍又一遍，父亲不断地说着：球网是你最大的敌人！

这个敌人，在父亲的“帮助”下，比标准高度高出6英寸，因此要避免遭遇它简直难上加难。他认为，如果我能战胜这一高网，未来的某一天我也将毫无疑问地征服温布尔登的球网。至于我并不想在温布尔登打球这一点，从来都不会被考虑。我想什么无关紧要。有时我会与父亲一起在电视上看温布尔登网球赛，我们都支持比约恩·博格，因为他是最优秀的，他从不停下前进的脚步，他是最接近“大龙”的——但是我不想成为博格。我钦佩他的天赋、他的精力、他的风格，我钦佩他那种使自己完全沉浸于比赛的能力，但是如有一天我能够拥有他那种品性的话，较之将其耗费在温布尔登的赛场上，我更愿意去做一些别的事情——我自己选择做的事情。

“用力击球，”父亲喊道，“再用力！现在反手击球，反手击球！”

我的胳膊似乎已经不是我的了。我想问，爸爸，还要练多久？但是我没有问。他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我尽可能用力地击球，然后更加用力点儿。一次挥拍，我力量十足、干净利索地击中了球，力量之大、速度之快连我自己都感到惊奇。虽然我憎恨网球，但是我仍会为精妙绝伦的一击而欣喜不已，那是我唯一的平静时刻。只有当我完美地完成某事时，我才能享受到那片刻的清醒和平静。

但是，“大龙”也做出了完美的回应，更加迅速地喷射出了下一个球。

“减小拉拍幅度，”父亲说道，“小拉拍——对，就是那样。刷球！刷球！”

父亲有时也会在吃饭时示范。他说，把你的球拍放在球下面，刷，刷。他做这个动作时，就像一个画家轻轻地摆弄着画笔。在我的记忆中，这是父亲唯一“轻轻地”做过的事情。

“网前截击，”他喊道，“努力去截击！”作为一个出生在伊朗的亚美尼亚人，父亲会说五种语言，但是没有一种说得很好，而且他的英语口音很重，总是把v和w搞混，因此当他说“网前截击”（work your volleys）时，听起来就像“网前集结”（vork your wolleys）。在所有的指示语中，这是他最喜欢的。他总是大叫着“网前截击”，甚至我在梦里都能听到：网前集结……网前集结。

我一次又一次地进行网前截击，现在满眼都是黄色的网球，绿色的水泥场地早已淹没其中。我像老年人那样拖着脚走着，行动极其缓慢。终于，父亲也不得不承认球太多了。那会适得其反的。如果我无法移动，我们就不能完成每天2500次的击球定额。他加大鼓风机的速度，这个庞然大物本是用来在雨后吹干球场的，当然在我们居住的这里——内华达州的拉斯维加斯——从来都不会下雨，因此父亲用这台机器将网球圈在一起。就像那台发球机一样，父亲也对这台原本为标准规格的鼓风机进行了改造，使它成了又一个怪物。我还记得5岁时，我被父亲拖出幼儿园，和他一起进了一个焊接车间，看着他亲手打造了这台割草机式的疯狂机器——可以即刻移动数百个网球，这是我为数不多的童年记忆之一。

现在，我看着他推着这台鼓风机，看着一个又一个网球从他那里拼命奔逃，我不禁同情起这些网球来。如果“大龙”和鼓风机有生命的话，那么那些网球也有生命。也许它们正在做一件我若能做就一定会做的事情——逃离我的父亲。在把所有网球赶到一个角落后，父亲拿起一把雪铲，把球铲进一排垃圾桶和污水桶里，然后他就会用这些球喂饱“大龙”。

他转过身来，看见我正注视着他，就喊道：“该死的，你到底看什么呢？继续打你的球，继续打你的球！”

我的肩膀疼痛难忍，简直无法再击球了。

我又击中了三个球。

哪怕是一分钟，我都无法坚持下去了。

我又坚持了10分钟。

我有一个办法。偶尔我会故意把球打得很高，这样球就会飞出围栏。当然我会设法使球撞到球拍的木框，这样听到声音，父亲就会认为这只是一次击球失误。当我需要休息时，我就会这样做，而同时脑海中就会反复出现这样一种想法：我肯定已经相当棒了，因为我可以随心所欲地击球失误。

父亲听到球击中拍框的声音后抬头往上看，看到球飞出了球场。他大声叫骂，但是他听到了球和木头相撞的声音，知道这是次意外。此外，球毕竟没有触网。他大步地跑出院子，跑到沙漠里。现在我有4分半钟的时间稍微休息一下，看看在头顶悠闲盘旋的老鹰。

父亲喜欢用他的来复枪射杀老鹰。我们的房子周围堆满了他的战利品，屋顶上到处都是老鹰的尸体，壮观程度不亚于覆满网球的球场。父亲说他讨厌鹰，因为它们会凶狠地捕食田鼠和其他毫无防御能力的沙漠动物，他不能容忍强者掠食弱者（这也体现在他钓鱼时，无论钓到什么鱼，他都会亲吻它们满是鱼鳞的头部并将它们放回水中）。当然他不会为“捕食”我而感到内疚，看到我在他的吊钩上大口地喘气也丝毫不会良心不安。他没有发现这种矛盾，也丝毫不在意这种自相矛盾。他没有意识到在这个荒凉的沙漠中，我才是最无助的生物。我真的很想知道，如果他意识到了这一点，是否会以不同的方式对待我。

现在他又大步跑回了球场，只听砰的一声，那只球被无情地扔进了垃圾桶。此时，他发现我正凝视着老鹰，不禁对我怒目而视：“你他妈的在干什么？不许再想了，他妈的不许再想了！”

球网是最大的敌人，但是思考是最严重的罪过。父亲认为，思考是所有罪恶之源，因为思考是行动的对立面。当他发现我在球场上思考，或者说做白日梦时，他的反应会极其强烈，仿佛我正从他钱包里偷钱一样。我经常想我怎么能不去思考呢。我怀疑父亲之所以声嘶力竭地阻止我去思考，正是因为他知道我天生是一个思想者。或者，正是由于他不停地呵斥，才将我变成了一个思想者，是这样的吗？我不停地思考网球之外的事情，是在进行一种反抗吗？

我更愿意这样想。

我们的房子建造于20世纪70年代，已破旧不堪，墙面的灰泥多已剥落。窗户装有栅栏。在那些鹰的尸体下面，是铺有木瓦的屋顶，但木瓦多已松动，而且很多已经不知去向。大门上有一个牛颈铃，每次只要有人进出，它都会发出响声，如同拳击比赛的开赛铃一般。

父亲把房子高高的水泥外墙都粉刷成了明亮的森林绿。为什么？因为绿色是网球场地的颜色，当然也是因为父亲喜欢简便地给别人指明去我家的路：向左转，向南走半个街区，然后找翠绿色的墙。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曾经有过访客。

房子的四周除了沙漠还是沙漠。对我来说，沙漠就是死亡的另一种说法。这里只有些零星生长的多刺灌木、风滚草还有响尾蛇，除了作为人们抛弃厌倦之物——床垫、轮胎等——的地点外，我们家周围的沙漠似乎并不具有存在的理由。拉斯维加斯——赌场、酒店、长街——在远处依稀可见，如同五彩斑斓的幻梦。

父亲每天都会开车驶入那一幻梦。他是一个赌场的侍者领班，但他拒绝就近居住。我们搬出来，搬到了这片无名之地，这一虚无之地的中心，因为只有在这里，父亲才买得起一座房子，有足够大的后院，可以供他建造一个理想的网球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