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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快读
●严重的财政危机而又无法解决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对此，路易十六却毫无认识，一直将其看作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作些小修小补。
●路易十六的朝代，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并无结果的朝代。长期改革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了财政危机。
●如果他对时势有清醒的认识，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给贵族的许多特权，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的会议……
●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实际取决于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
背景介绍
法国大革命，是1789年在法国爆发的革命，统治法国多个世纪的君主制在三年内土崩瓦解。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的民主思想所取代。
雷颐
一场巨大革命的爆发，一定有其深刻的社会和历史原因，是“不可避免”的。不过，这大都是事后的分析研究得出的结论，是后来的认识。在当时，甚至许多身处各种矛盾中心的人物也没有意识到这种“不可避免”的即将来临。以孙中山、列宁的洞察力之强，对辛亥革命和十月革命的爆发尚都有“突然”之感，遑论他人。法国大革命无疑是人类历史上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不过，当1789年5月5日三级会议开幕时，恐怕没有一个人意识到这将是一场伟大而残酷的革命的开端。第三等级没有意识到，国王路易十六更不会想到。
此时的法国，经过路易十四的高度专制、王权无限扩大和路易十五的荒淫挥霍之后，像一个长期用力过度的发条，已经松弛下来，疲惫不堪了。旧制度的法国社会分为三个等级，第一和第二等级的分别是教士和贵族，他们人数不足全国人口的1%，却占有全国30%以上的土地，而且享有种种免税特权。资产阶级、城市平民、工人和农民统称为第三等级，占全国总人口的99%，人均财产极少却负担着全国的纳税义务，政治权利最少。
1774年，路易十六即位时，国家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从这时起，他就为克服财政危机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些改革包括放弃前任国王们某些过分专制、挥霍的做法，更重要的是想扩大税源，对特权阶层也开始征税。但皇室的挥霍并未得到有效控制，而对特权阶层征税又严重触犯其利益，引起他们强烈的反对，最后，路易十六不得不将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杜尔果解职了事。继任财政总监内克尔吸取杜尔果改革的教训，将解决财政危机的重点从“开源”转向“节流”，想缩减皇室和内臣的巨大开支，结果遭到众多皇室成员和实权在握的内臣们强烈反对，其结局与杜尔果一样，也被路易十六解职。几年后，路易十六又不得不接受新财政总监卡隆的建议，召开“显贵会议”，还是想命令特权等级也负担土地税和印花税。结果，卡隆的下场与前任相同，在特权等级的反对下倒台。在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巨大压力之下，路易十六长达十余年的几次财政改革完全失败。
严重的财政危机无法解决必定是严重的社会危机的反映，需要进行较大的社会变革。路易十六对此却毫无认识，一直将其看作是“财政危机”，而不是“社会危机”，只想在财政体制上做些小修小补。实际上，仅有一些财经制度的修补的“改革”根本无济于事。法国革命史专家米涅在其经典之作《法国革命史》中写道：“对一架已经破败的机器来说，改行仁政和继行暴政同样都是困难的，因为进行改革，就要有力量使特权阶层服从改革；施行暴政，就要使人民忍受时弊，但路易十六既不是个革新家，也不是个专横暴戾的君王。”这就注定了路易十六的朝代，从他登基到革命爆发，一直是一个长期进行改革而并无结果的朝代。长期改革而鲜有成效，反过来又加重了财政危机。恰恰为了解决财政危机，扩大税收，路易十六决定召开三级会议，或许，他事后会为这一决定而悔恨终身。
在专制达到顶点的路易十四时代，国王路易十四被称为“太阳王”，他公开声称“朕即国家”，可以任意强征新税，国王有处置臣民财产的绝对权力，因此所有的捐税、关税全部进入国库，是否征税、如何征税、怎样使用这些钱财，完全由他决定，不受任何监督、制约。但到了路易十六时代，国王已完全没有当年“太阳王”的权威，而且第三等级已有了极大的发展，力量空前强大，且其“纳税人”意识经过启蒙已空前觉醒。此时的“纳税人”明确意识到，政府的财政全是来自纳税人的“奉献”，进一步说，“政府”其实是纳税人供养的。税收的本质是纳税人将原本自己拥有的一部分私人财产上缴政府，以换取政府的服务。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国家的收入是每个公民所付出的自己财产的一部分，以确保他所余的财产的安全或快乐地享用这些财产。”纳税人把自己的一部分财产让渡给政府，就有权限制政府的征税权，有权了解政府如何花自己的钱，有权监督政府，有权参政议政，有权要求政府保证自己公民权的落实和不受侵犯。现在，第三等级早就不满足于纳税最多、权利最少的地位，只要有合适的机遇，它就要将自己的意愿表达出来，要重新“改写”社会结构，重新分配权力。
此次国王要召开的三级会议，恰为已经觉醒的第三等级提供了一个难得的历史机会。所以，此次三级会议注定不会是一个仅与财政有关的会议，而必然是一个重新划分社会权利与权力的会议。第三等级的代表将不仅作为纳税人，而且作为立法者来参加这次会议。对此，国王和居于统治阶级地位的第一、第二等级竟没有丝毫察觉，在三级会议召开时，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没有任何防止纠纷的准备，更没有任何社会改革的方案和事先对第三等级可能提出的社会要求的应对谋划。
在会议中，第三等级代表不但不同意增税，并且宣布增税非法，更重要的是还提出了政治权利问题。路易十六要求按传统方法，三个等级分别开会，以等级为单位表决。这样，两个特权等级的票数将压倒第三等级。但经过启蒙的第三等级则一反传统，要求取消等级区分，三个等级一起开会，按代表人数表决。由于第三等级代表人数多，这种方法自然有利于第三等级。然而，第三等级的要求却被国王和特权等级拒绝，于是他们自行召开国民议会。在革命的导火索已在冒烟的关键时刻，路易十六仍未意识到局势的危险，悍然封闭国民议会会场。革命，最终爆发。
事后看来，这次会议对国王非常重要，为他提供了进行社会改革的一丝机会。米涅分析道：“他本可以因此而恢复他的权威，并因亲自行使职权而避免酿成一场革命。如果他对时势有清醒的认识，确定公民权利、三级会议的权限和王权的限度，放弃给贵族的许多特权，将此次会议变成一个真正的社会改革的会议……”但路易十六和第一、二等级对这些迫在眉睫的社会要求就是不知道，不了解，不变革，终于错过了稍纵即逝的一丝机会。要放弃眼前的权益，的确是难而又难，实际取决于统治者的眼光和审时度势的能力。路易十六的悲剧在于，他看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危害，多次想对既得利益集团做出某种限制，但在其强烈反对之下不仅被迫终止，反而“牺牲”了几位力主改革的财政总监以重获既得利益集团的支持。无论他是不愿还是无力，总归未对既得利益集团做任何限制。当既得利益集团拼命维持自己的既得利益不愿稍稍让步，国家又不愿或无力进行根本性制度变革的时候，推翻既得利益集团甚至国家的革命就“不可避免”了。
最终，特权等级被推翻，路易十六也被推上断头台。对革命的后果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歌颂还是批判，见仁见智。但就革命爆发的原因来说，与其说是“革命党”的“激进”造就了革命，不如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因此，革命往往也不是“革命党”主观可以“告别”的。所以，与其责备革命党“激进”，不如指摘统治者“顽愚”。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这就是历史，后人的一切“如果”全都枉然。
革命一旦爆发，便有它自己的逻辑，必将充满血腥地一浪高过一浪，在法国大革命中，这一点表现得尤为明显。在你死我活的生死搏斗中，破坏性最强的最激进者往往最易为人接受、最易取得胜利，而理性平和者更富建设性的纲领意见，总是被早已激愤万分、狂热暴躁的“革命群众”拒绝和抛弃。但正如米涅所言：“在革命中，一切都取决于第一个拒绝和第一场斗争！”革命的爆发与其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确是由统治者对改革的“第一个拒绝”及其引发的“第一场斗争”所决定的。
编后絮语
法兰西民族缺乏政治智慧吗？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意义和价值，百度百科的诠释是：“法国大革命是采用暴力手段将矛头直指国王的权力，法国在这段时期经历着一个史诗式的转变：过往的贵族和宗教特权不断受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及上街抗议的民众的冲击，旧的观念逐渐被全新的天赋人权、三权分立等新的民主思想所取代，从而成为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法国的君主专制统治，传播了自由民主的进步思想，对世界历史的发展有很大的影响，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君主专制制度并给以沉重打击。”
如果说革命是辉煌的，那只是它的一面。其另一面，就是无度的杀戮。狄更斯在《双城记》中给出了一个残忍的特写：坐在断头台前的妇女们一边打毛线一边数着掉颅：“22、23……”当断头台的速度跟不上时，革命者恢复了绞刑，当这还不足以填饱仇恨的血盆大口时，他们就用排枪射杀、用大炮轰击，甚至发明了底舱可以活动的船，将“罪犯”们集体溺毙！在业已查明身份的死者中，第一等级的教士占6.5%，第二等级的贵族占8.5%，而属于原第三等级的则占了85%——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面对全民的大屠杀！
200年后，法国总统密特朗说过这样一段话：“法国大革命就像生活本身一样，是一个混合物。它既鼓舞人心，又令人难以接受。在大革命中，希望与恐怖交织，暴力与博爱杂陈。”对大革命的态度，很是五味杂陈。有论者云，法国大革命以及由此形成的法国人酷爱暴力革命的烂传统，只证明了法兰西民族缺乏政治智慧。相较英国，从1688年光荣革命一锤定音，到今天400年没有革命。法国人热衷造反杀人搞政治革命时，英国潜心搞工业革命，发展科技，抢在全世界前面走向了工业化，而且还好端端地供养着一个王室。
1793年1月21日中午，年仅39岁的路易十六被送上了断头台。路易十六很该死吗？事实上，路易十六宽厚、善良，堪称开明君主。阿克顿在《法国大革命讲稿》中呈现过路易十六的改革蓝图，“包括宗教宽容，人身保护令状，平等纳税，取消酷刑，中央权力分散，地方自治，新闻出版自由，普选权，在官方不提出候选人和施加影响的情况下进行选举，定期召开三级会议，议会有通过投票决定拨款、提出立法动议、修改宪法的权力，大臣责任制，平民阶层在法国议会中拥有两倍代表人数等”。
“一切社会问题归根结底都是经济问题”，这句话或许有些偏颇，但当我们追寻各式各样社会问题的根源或者起因时，总会溯源到经济因素。法国波旁王朝的倾覆也不例外。从1774年路易十六派军参加北美独立战争，到18世纪80年代，政府的债务已经占国家税收的一半以上，陷入了严重的财政危机，每任财政大臣的首要任务就是想办法增加税收。然而，对民众的压榨已经到了极限，农民收入的五分之四已经通过各种名义被掠夺了过来。增加税收的唯一办法，就是向过去享有免税权利的教士和贵族们征税。
大革命前法国社会的基本利益格局是：占人口总数1%左右的贵族、教士占有法国55%的土地。他们享有法国的大部分财富却并不交付与他们的收入相应的税款，更糟的是，他们将纳税看作是身份低下的一种标志而加以抵制。农民人数在2000万以上，占总人口80%左右，而所拥有的土地却只占土地总数的35%左右；农民必须向教会缴纳什一税（欧洲基督教会向居民征收的一种宗教捐税，源于《旧约》时代），向贵族纳各种封建税，向国家缴纳军役税、所得税、人头税和其他杂税。在利穆赞这样的贫穷地区，一个家庭在各种税负之余，每年只剩下125～150里弗尔（法国古代货币）维持生活，难以糊口。
波旁王朝已经坐在民怨沸腾的火山口上了，而贵族们依然坚持认为，免税是他们古老的特权，他们一定要保护自己的这一特权。由于贵族的顽强抵制，连续几任试图以向贵族征税的方式解决财政危机的财政大臣，都先后被迫下台。后来的结局大家都知道，在大革命的烈火中，贵族的特权，连同整个波旁王朝玉石俱焚。这个结局并不是贵族们想要的，但是，历史不会给任何人吃后悔药的机会。宫玉振教授将法国贵族的这种愚蠢称为“一个阶层的短视”。
托克维尔在他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中也对繁苛赋税下挣扎的农民处境作了生动的描述：“他们守候在河流渡口，向他勒索通行税。在市场上，他又碰上他们，必须向他们交钱以后才能出卖自己的粮食。他不得不到这帮人的磨坊里磨面，用这帮人的烤炉烘面包。不管他干什么，处处都有这些讨厌的邻人挡道，他们搅乱他的幸福，妨碍他的劳动，吞食他的产品……而且夺走了他绝大部分的收入。请设想一下这位农民的处境、需求、特征、感情，并计算一下——若你能够的话——农民心中郁积了多少仇恨与嫉妒？”
法兰西民族缺乏政治智慧吗？一个命题。如果说，政治智慧就是朝野善于避免流血冲突，能够选择使用和平手段化解利益争端，以平滑渐进的态势和最小的动荡成本来达成社会进步的职能，那么，这其中最关键的构成，当少不了“识时务，顾大局，肯吃亏，愿妥协”等要素吧。而这些责任，只有国王和贵族们才可以承担，才有资格承担。可见，雷颐先生说“是统治者的顽愚引发了革命”，归因精准。“不见棺材不掉泪”明显属愚蠢之举，那么，预见到棺材就赶快掉泪并迅速吃药的人，才算得上聪明人——像英国人。
延伸阅读
●索布尔《法国大革命史》
●斯塔尔夫人《法国大革命》
●乔治·鲁德《法国大革命中的群众》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
●柏克《法国革命论》
作者简介
雷颐，历史学硕士学位，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其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等。著有《李鸿章与晚清四十年》《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雷颐自选集》《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历史的进退》《历史的裂缝》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