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后锋继续往前开着车：“凌同学，我送你一句话，剑走偏锋是最容易出事的。你不要以为人人都会像你一样搞七搞八的，以偏门为生！”
凌文武说：“那你就等着穷一辈子去吧！这也难怪，我来市里两三天了，你都没有请我吃过一次饭。我一看，就知道你现在很穷。”见丁后锋瞪着他，他急忙辩解说：“哎，就当我什么也没说过，行了吧。”
丁后锋提高声调：“请交过路费！”说话间，破车已开到了进入机场高速路口的收费站了。
凌文武说：“我擦！你这还叫地主吗？找个破车来送我，还叫我出过路费？你这够同学吗？你莫不还想叫我出来回的油钱？”
丁后锋正色道：“不好意思，我正有此意。你那么会策划新闻，弄些不明不白的钱。这点钱你都不舍得出？”
凌文武吭吭哧哧了半天，就是不掏钱。
“让我来吧。”韦名莉把一张百元大钞塞到丁后锋的手上，说：“剩下的钱够来回油费了吧？”见丁后锋没有接过钱，她又说：“我这儿有几百散钱，你拿去吧。”
丁后锋瞟了一眼韦名莉：“你当我穷得只剩下短裤了？”
韦名莉脸上陡然飞起一朵红云，为丁后锋这句粗俗的话。她不快地说：“我还以为记者都是有素质的，说话很斯文呢。”
6.
送走凌文武的那天下午，丁后锋折回市区时天色已经暗了下来。准备回家跟妻子温存一下时，一个友仔突然给他打来电话，说几个朋友在一起喝酒，一定要他赶过来，“喝完酒后，大家去开房搓一搓麻将，现在三缺一，你不能不来”。
那一晚，丁后锋喝醉了，以致根本没有办法去打麻将。昏昏沉沉回到家后，他一头栽到床上就睡着了，一直睡到次日下午3时。醒来时，天灰蒙蒙的，像要下雨了。他头痛欲裂，心想，老毛病又开始发作了。妈的，该死的职业病，害得我对阴雨天十分敏感。
不知咋的，一遇上这种天气，他就全身不舒服，头昏脑涨，四肢麻木、冰凉。他想：“像我患有这种病的人，同事也有，很多同行也有。听他们说，他们的肩周炎、神经痛之类的炎症比我的更加厉害。常年待在电脑前敲敲打打一些文字，眼睛死盯着显示屏，一坐就是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身体就在日积月累的工作中弄成这样子了。”
丁后锋痛苦地想，他今年才三十岁啊，再搞几年这样的文字工作，不知道自己的身体会搞成怎么样？听同行说，没搞文字工作前，晚上跟老婆、女朋友欢悦时，金戈铁马，气吞山河。自从搞起新闻报道，老婆、女朋友怨意就特别浓。女同行也说，她们有些内分泌失调，脸色蜡黄蜡黄的，像营养不良似的。
女同行所言不虚。在他们单位里，有些女同事大学毕业招聘进来时，个个还可以值得一看，虽不说容貌如花似月，多少也有青春少女的气息，一两年后，她们的体力、容貌就残了，才二十几岁的人，看起来就像一个老妪。她们经常诉苦说，心态变老了，天天都在跑新闻，拼命写稿，常在晚上10时后才能下班，再三五年下去，人都嫁不出去了。
这时，丁后锋突然想起一个认识的女同行，她人是嫁出去了，由于长年如此工作，没日没夜，最终的结局是，被丈夫无情地抛弃了。
女同行学的是中文专业，毕业后，她分配到一家专业报刊。后来遇上全国专业报刊整顿，她所在的报刊社被取消刊号。她不像那些老屁股，天天在喊冤，喊失落。这也难怪，老屁股们待惯了原来的岗位，一旦没有想要的东西，如没有职务、津贴，而被安置至同一系统某个科室做个科员，与原来的总编、副总编、主任或副主任所享受的呼风唤雨的待遇相比较，心里确实有些失落。原先你一个科长还求我发个稿子，如今世风一变，我倒成了他的手下，这种反差，叫他们如何接受得了？何况解散后，系统单位还要清算资产、清算债务之类，有些人屁股抹不干净，忧忧戚戚，整天过着提心吊胆的生活。
女同行则不同。她不争那些名分，说走就走，屁股拍拍，走得干干净净。去时既不带去什么，走时也没有带走什么。她到原来的单位上班时，是带着一支笔去的，走时她也是带着这支笔离开的。可惜的是，这支笔有些破旧了。电脑时代了，那支笔只在采访时才使用。
离开原来的单位后，女同行到城市生活报应聘。笔试、面试，都顺利过关，之后被聘为时政跑线记者。
在采访过程中，她认识了一个采访对象。该对象是市里一家单位的科员，初时这家伙对她蛮有感情的。他喜爱弄些文字，写些散文诗歌之类的，还在网络上发些“水贴”，极尽风花雪月之能事，同时他还向新闻单位投稿，所说的“新鲜事”偶尔也能发出，单位领导认为他有才干，就重用了他，让他专职写材料。
女同行到该单位采访后，这家伙认为抓到了上稿率的窍门了，三天两头就给她电话，要求她介绍其他媒体记者给他认识。她挺老实的，一一答应了。他也挺会做人的，逢年过节什么的，都请媒体的朋友吃饭。单位领导说了，为了全面提升本单位的形象，要做到电台有声，报纸有文，电视有影，花再多的钱，也值得。于是，该单位专门划出宣传经费，让这家伙掌管。
这家伙花在媒体记者身上的饭钱，一年下来也只有几千元，可他每次饭后都要虚报一大堆账，说什么是买礼品送给记者们。单位领导哪里知情，并说只要能宣传单位的形象，不要出现任何负面报道，至于经费嘛不成问题，该花的还是要花。
有一次，该单位有一小事被市民投诉了。执法过程中，他们没有文明执法，态度粗暴，与群众发生肢体冲突。媒体接到报料后，迅速赶往现场。这家伙也在现场跟随执法，准备写篇执法的文章，交给同行润色。没想到当天执法时，执法人员将围观的群众打伤了。当时，就有很多群众作证，且有一路人将整个过程用AV摄录下来。
一大群记者赶到后，这家伙一见都是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记者，就说你们不要采访报道了。你们单位的领导我都认识，你们还是回去吧。就算你们写了稿子，也发不出来。
有记者对他这一套非常反感，软中带硬地说，你认识我们领导那又怎么样？采访是我们的职责，发不发稿那是领导的事。在现场，我们只是负责把新闻弄回去。
这家伙没辙，只好说，既然如此，我也不阻拦你们。不过，你们要尽量客观，不要片面。有些事情并非群众所说的那样，事情总有个前因后果的。可以肯定地说，先是群众阻拦我们执法，我们才动了手。有人立即反驳说，作为行政执法，作为政府部门机构，执法理应文明对不对？这家伙脸一红，躲到了一边。
后来，他见有记者问一当事人的事发详细过程时，就急忙上前来对当事人说，你说话可要负责啊。完了，他还将记者拉到一边说，兄弟，这事就算了吧，回头我找你出来喝茶行不？给个面子行不行？见记者没有予以理会，他又说，哥们你不是不知道，我们常年跟这些商贩接触，摩擦是难免的。下笔时，可要担着点。
忘了交代了，这个家伙的单位是桃源市城管管理中心。
记者们一离开现场，这家伙就向领导汇报。领导说，这事你来处理，以往你不是说你与新闻单位领导是哥们，而且还与很多记者成了知交朋友吗？你去摆平他们。钱都不成问题。只要明天没有我们的负面新闻就可以了。
这家伙确实费了心机去找人。他通过女同行去找各家媒体单位的领导。各家媒体的领导对他的说情电话异常反感，可出于礼貌，还是客气地答复他说，这事难办。因为你们有错在先，群愤极大，稿子不发，我们也不好向老百姓交差啊。
他还想请领导出来喝茶之类的，招致拒绝了。他知道事情难办，但为了私吞那些钱，他竟放胆地向领导作假：都已经打点了，他们答应不点我们单位的名字，算是给个面子。
点与不点执法单位名称有何区别？就这么大的城市，报道一出来，老百姓自然知道是哪个部门违法行政的。常年跟小摊小贩打交道、有摩擦且矛盾比较尖锐的除了城管部门，再也没有其他单位。他的领导虽不快，却也没有法儿。
也该这家伙撞了狗屎运，各家媒体在报道此起事件时，居然都没有具体点执法单位的名称，甚至相片也作了技术处理，看了报道的人根本不知道是哪个部门违法行政。他的领导看了报道后，大为不悦，认为给了钱还这样弄，太可恶了。冷静一想，领导又认为，媒体也有媒体的难处，他们这样处理也算是给个面子了。
媒体不点单位名称是基于这样的考虑的，因为跑线记者经常与城管联系，关系搞僵了，日后若有什么重大的政策从城管那儿出来，人家不报给记者，就有些得不偿失了。还是权衡一下跑线记者的利益吧，毕竟记者也是靠这条线开展工作的，也要从那儿写稿赚稿费养家糊口的。再说，这种难以界定的纠纷，在相关部门仍未介入的情况下，按报社内部惯例，稿子是要模糊处理的。
就这样，这笔钱被那家伙私吞了。至于多少钱，谁也不知道。直至女同行跟他闹翻了，她向丁后锋诉苦，大家才知道这钱很吓人。
那次事件，像丁后锋这样的名记，报社是要派他出马的，但当时由于他另有其他新闻要采访，所以他未能参加。事后，他看了同城各家媒体的报道，认为同行所写的文章，均存在同样一个通病：有破坏性却无建设性。大家往死里写，虽说没有偏激的言辞，也没有任何感情色彩，更没有失去公正性，但从标题及字里行间所表达出来的意思，似乎城管部门不应该走到街头管理这些小摊小贩，甚至有一家报纸还链接外省城管暴力执法的相关新闻，隐喻着本地的城管也是如此对待商贩的。一句话，媒体恨不得一棒子把执法部门打死。他想，同行们为何不扭转角度，以此起事件作为由头进行一番调查，一起与读者探讨行商贩与城管为何老是对立的根本原因。有了建设性，不仅百姓拥护，就是被批评者也会口服心服。
从此起报道中，丁后锋看到都市类媒体的浮躁心理。这种心理，也正是记者急功近利的具体表现。有些记者认为，不就是一篇突发性新闻么，有必要花了心机去调查吗？折腾来折腾去，最终也不过是多出一个A分，有时候是得不偿失的。类似的城管与商贩冲突的新闻早就滥了，前辈记者在N年前就写过了，无花样翻新了。
话说回来，这私吞公款的事，确实让那家伙有惊无险。他细想，日后再有类似的事情，真不知该如何处理。看来，还得找个美女记者作为老婆，以作“内线”。再通过“内线”，把报社的领导约出来吃饭，慢慢沟通，天长日久，再遇到什么事情，他就可以直接跟领导说说了。
就这样，他跟女同行搭上线了。这一搭，挺好，女同行也到了该嫁人的年龄了，没出几个月，两人倒成了夫妻。
初时，那家伙也挺理解记者的职业，非常支持妻子的工作。因为他在单位里也是搞材料的，通宵熬夜写材料那是常有的事，因此他对妻子不按时下班、不按时回家吃饭都没怎么抱怨。时间一长，他开始对妻子东跑西走的生活习惯有点不耐烦了。就算忙着为了做个优秀新闻工作者，那也不能这样没命地工作呀。你是个女人、是个妻子，怎么说那也得顾家呀。
生活的琐屑，让他们有了口角，之后闹得分床而居。最后，两人离婚了。
离婚后的女同行，继续着她的事业，继续在街头巷尾扑料，写一写民生新闻，可她的身体却愈来愈差，三天两头就得打针吃药。才二十七八的年纪，风湿病、关节炎、偏头疼等，就一齐往她身上挤。特别是偏头疼，遇上下雨天，就让她痛得几乎要哭了起来。
因为是同行，经常在街头扑料，她跟丁后锋成为好朋友。有一回，她问他有何良方能治愈这顽症。他给她介绍了一个民间医生，吃了许多偏方，病症仍然没有得到缓解。不知是吃药多了对大脑有了刺激还是什么的，她的情绪经常容易激动，跟同事的关系开始恶化。此时，她的写稿积极性也骤然下降，任务经常完不成。
残酷的现实发生了，她被报社亮出了黄牌，要求转岗到其他部门工作。一个优秀的记者不去街头扑料、写稿，而去做其他杂事，这就等于判处死刑。领导也没有什么坏心眼，无非是让她休息养病，但此时的她，偏偏思维出现短路现象，固执地认为领导要整她。于是，她愤然辞职，不知去向。
丁后锋理解女同行的处境，在都市类媒体里谋生，生存环境与工作压力确实很残酷。就像舞蹈演员一样，在捏得出水的年龄，可以风光地在舞台上展示她那曼妙的身姿，让肢体语言得到充分的体现，让闪烁不停地灯光疯狂地照耀着她的全身。可当她的年龄不再捏得出水，步履开始蹒跚，皮肤开始，容颜开始黯然，那就得让出一条路来给年轻的舞蹈演员一展风采。除非她是那个已有五十多岁的杨丽萍，身材越跳越苗条，容貌越跳越年轻，舞步越跳越有韵味。
一句话，舞蹈演员吃的是青春饭，都市类媒体记者何尝又不是如此。
据丁后锋所知，在外省一家都市类报纸，几乎每年都招聘记者，目的也很明确，报社要让新鲜血液补充进来。那些跑不动而完不成任务的记者，该淘汰的淘汰。跟这家媒体一样，现时的都市类报纸都引进了“淘汰制”、“末位制”，谁的写稿、编稿工分连续两三次排名最后，对不起，你该离开了，还有许多大学毕业生等着要进来当记者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