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徐爱录(1)

明正德十三年（1517年）八月，王阳明的门人薛侃刊刻《初刻传习录》于江西赣州。刊本内容包括正德七年至十三年的阳明先生语录，分『徐爱录』『陆澄录』和『薛侃录』。此初刻本正是今本之上卷。

徐爱（1488—1518年），字曰仁，号横山。浙江余杭人，王阳明的妹夫，也是阳明先生的第一位学生。曾任南京工部郎中。王阳明痛惜其英年早逝，曾叹曰：“曰仁殁，吾道益孤，至望原静者（陆澄）不浅。”参看《明儒学案》卷十一。

原文

先生于《大学》“格物”诸说，悉以旧本为正，盖先儒所谓误本者也。爱始闻而骇，既而疑，已而殚精竭思，参互错综，以质于先生。然后知先生之说，若水之寒，若火之热，断断乎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者也。先生明睿天授，然和乐坦易，不事边幅。人见其少时豪迈不羁，又尝泛滥于词章，出入二氏之学。骤闻是说，皆目以为立异好奇，漫不省究。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

爱朝夕炙门下，但见先生之道，即之若易，而仰之愈高；见之若粗，而探之愈精；就之若近，而造之愈益无穷。十余年来，竟未能窥其藩篱。世之君子，或与先生仅交一面，或犹未闻其謦咳，或先怀忽易愤激之心，而遽欲于立谈之间，传闻之说，臆断悬度，如之何其可得也？从游之士，闻先生之教，往往得一而遗二，见其牝牡骊黄而弃其所谓千里者。故爱备录平日之所闻，私以示夫同志，相与考而正之，庶无负先生之教云。

门人徐爱书

译文

先生对于《大学》中各种有关“格物”的说法，都以旧说为正确的参照标准，这些在前代的大儒看来都是谬误的说法。我起初听后被吓到了，继而产生怀疑，最后我殚精竭虑地互相对照分析各种说法，并以此求证于先生。现在我才体会到先生的主张犹如水性冰冷、火性炎热一样不可置疑，即使是百世之后的圣人也不会对此产生疑问。先生睿智天成，但为人坦荡，平易近人，不做表面文章。人们有鉴于先生年轻时性格豪迈洒脱，不受拘束，也曾沉溺于词章之学，浸淫佛道两家的学问。所以刚开始听到先生的主张时，大家都认为这些不过是标新立异、荒诞不经的言论，也不愿予以深究。但是他们不知道先生在贬居贵州龙场的三年中处困养静，专精纯一的功夫已经超凡入圣，达到了纯全、中正、至极的境地。

我日夜在先生门下受教，觉得先生的学说刚接触时似乎很容易，但随着深入学习就会有高山仰止的感觉；初看好像很粗疏，但仔细钻研就觉得愈发精妙；刚接近仿佛很浅显，但深入其中就越来越感到没有穷尽。十几年来，我竟连它的轮廓都没有看清。但是，今天的学者有的与先生只有一面之缘，有的从未听说过先生的学说，有的事先就怀着蔑视、激愤的心情，这些人想在照面的功夫里就根据传闻来妄加臆断，像这样又怎能理解先生的学说呢？跟随先生学习的人，对于先生不倦的教诲常常得到的少而遗漏的多，这就如同相马时只注意马的性别和颜色等表面文章，而忽略了千里马驰骋千里的特性。因此，我把平日里听到的教诲详尽地记录下来，给诸位同志传阅，以便考核校正，这样大概才不至于辜负先生教育之恩。

门生徐爱序

评析

此段为全文之开篇，作者将王阳明的精神风貌和学问联系起来做了一个简短的介绍。王阳明乃古代大儒的代表性人物，创良知之说，开心学之河，打破了宋以来程朱理学一统儒学之局面。

文中不难见作者对于老师的敬爱之情，也对先生的学问的准确、高深、受用无穷做出了充分的肯定。为了让日后学习的人能够真正窥见学问的大端，他首先指出了当初自己遇到的几种轻视“阳明心学”的人群，他们自恃聪明，妄自高大，根据道听途说的内容来对自己从未深入了解、学习过的东西妄加评论。同时也就有心听教的人遗漏重点，只抓细枝末节的问题说明了自己的写作目的。

原文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译文

徐爱问：“《大学》的‘在亲民’，朱熹认为应作‘新民’理解，第二章的‘作新民’的文句好像也可作为这种说法的凭证。先生认为应按旧本作‘亲民’理解，这是否也有什么根据？”

先生说：“‘作新民’的‘新’，是自新的意思，和‘在新民’的‘新’意思不同，前者怎可作为按‘在新民’理解的凭证呢？‘作’与‘亲’相对，但不是‘新’的意思。后面说的‘治国平天下’，都没有对‘新’字做出阐发。比如：‘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些都有‘亲’的意思。‘亲民’就像《孟子》中的‘亲亲仁民’，‘亲之’就是‘仁之’。百姓不会彼此亲近，虞舜就任命契作司徒，尽心竭力地推行伦理教化，藉此加深他们的感情。《尧典》中的‘克明峻德’就是‘明明德’，‘以亲九族’到‘平章’‘协和’就是‘亲民’，也就是‘明明德于天下’。再如孔子所说的‘修己以安百姓’，‘修己’即是‘明明德’，‘安百姓’就是‘亲民’。作‘亲民’理解，就兼具了教化、养育等意思，只作‘新民’理解，就失之偏颇、狭隘了。”

评析

本节对《大学章句》里的“亲民”里的“亲”作何理解的问题进行了探讨，朱熹认为应该作“新”理解，王阳明认为该作“亲”理解。王阳明用后文对于“亲”字的阐发作为例证，对“亲”字的意义做了深入的解释，把“亲民”“亲其亲”“如保赤子”“安百姓”结合起来相互阐发，认为君子在对民教化、养育的问题上好比“民之父母”。如果仅作“新民”字理解，与后文的联系就不是很紧密，而且意义会显得狭隘许多。

原文

爱问：“‘知止而后有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未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者得之。”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於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译文

徐爱问道：“《大学》之中‘知止而后有定’，朱熹认为是指万事万物都有定理，这好像与您的看法有抵触。”

先生答说：“要到具体事物中寻求至善，这就把‘义’看成是心外之物了。至善是心的本体，只要‘明明德’达到惟精惟一的程度就是至善。当然，对至善的体悟也不会脱离具体的事物。《大学章句》中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之私’，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

徐爱又问：“至善如果只从心中寻求，恐怕对天下所有的事理不能穷尽吧。”

先生说道：“心即理。天下难道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吗？”

评析

在很长一段时期里，阳明先生始终困惑在朱熹“格物致知”的思辨中，即从具体的事物中去求得事理。为此，王阳明曾对着竹子“格”了七天七夜，最终一无所获，也因此病倒了。

及至他龙场悟道，才终于了悟：“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心是“理”的主宰，舍此心外，没有“理”之存在，“格物”的重点都应摆在心上，而不是舍心求理。

原文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个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译文

徐爱说：“就像侍父的孝心、事君的忠心、交友的信心、治理百姓的仁心，这里面有许多道理，恐怕也不能不去探究。”

先生感叹地说：“这种观点蒙蔽世人已经很久了，怎么可能一两句话就能使人们醒悟呢？姑且就你说的那些问题来谈一谈。比如侍奉父亲，不是从你父亲那里去求‘孝’的道理；侍奉君主，不是从君主那里去求‘忠’的道理；交友，治理百姓，也不是从朋友和百姓那里去求‘信’和‘仁’的道理。孝、忠、信、仁都在人们的心中，心就是理。这颗心没有被私欲障蔽，就是天理，不必到心外寻求并添加多余的道理。凭借这颗合乎天理的心去侍奉父亲就是‘孝’，去侍奉君上就是‘忠’，去交友和治理百姓上就是‘信’和‘仁’。只在自己心中下功夫，格除私欲，存住天理就行了。”

评析

这里作者对阳明先生提出了质疑，认为事理就应该从具体的事物上去探求。但王阳明就忠、孝、信、仁等事理为例，说明事理的探求是不能离开心的，只有心才能理解什么是“孝”“忠”等感情，没有心体悟这些感情，忠孝就成了单纯的模仿行为，好像鹦鹉学舌，人们也就不会理解这些行为背后的道理。

原文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求去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诚孝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有是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译文

徐爱说：“听了先生这番话，我已经觉得有所醒悟了。但旧的观念依然缠累心中，我还不能完全无疑。例如侍奉父亲这件事，让父亲感到冬暖夏凉，早上向父母请安，晚上让父母睡得安稳等等行为，是不是就不需要讲究了呢？”

先生说：“怎能不讲求？只是做这些事要有个宗旨，这些事要在除去心中私欲、存留天理的前提下去讲求。像寒冬保暖，也只是要尽己之孝心，不要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炎夏避暑，也只是要尽己之孝心，不要有丝毫私欲夹杂其间。为的就是求得这份心。如果这颗心没有私欲，天理至纯，是颗虔诚孝敬的心，那到了冬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防寒，也就会主动去掌握保暖的道理；夏天自然会想到为父母消暑，并会主动去掌握消暑的道理。这些事情都是孝心的生发出的，人必须有一颗诚孝的心，然后才会行出这些事来。拿一棵树来说，树根就是那颗诚恳孝敬的心，枝叶就是尽孝的许多细节。树必须先有根，然后才有枝叶。不是先找了枝叶，然后去种树根。《礼记》上说：‘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只有有了这颗深爱之心作为根本，才会有自然的和气和愉色。”

评析

本节作者就具体的行为对“心即是理”提出质疑，提问是不是有这份心就不需要一些具体的行为了呢？王阳明就“心”与“行”的问题作出了探讨，要求对方要认清主次。从具体的行为去追求的孝心，是无根之树，难以常保，时间长了便会枝枯叶败，毫无生气。真正的孝心发自心性的本源，根深则叶茂，叶茂则色荣，有了这份心，才会有与之相应的言行表现出来。

原文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如‘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情奉养的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译文

郑朝朔问道：“至善也需要从事物上探求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