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版前言

现在我在努力回想，是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让我顿悟的？是在2005年我首次沿着上海外滩漫步时吗？是在烟雾缭绕、尘土飞扬的重庆吗？那时我在听一位政府官员的介绍：他指着巨大的碎石堆，将它描述为中国西南未来的金融中心——那是2008年。从某种程度上说，这给我留下了至深的印象，这比北京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上那五光十色、让人眼花缭乱的所有同步表演给我的震动更大。抑或是在2009年卡内基音乐厅上——才华横溢、光彩夺目的中国年轻作曲家林安淇正以东方风格演绎古典音乐，令我如痴如醉？我想，或许正是从21世纪最初10年即告终结之时，我才真正理解了这个世纪最初10年所蕴涵的意义：西方主宰世界的500年已接近尾声。

在我看来，本书所探讨的主要问题已日益成为现代史学家可能提出的最有趣的问题之一。从大约1500年开始，欧亚大陆西部少数几个国家逐渐支配了全球其他地区，其中包括欧亚大陆东方那些人口规模更大、在很多方面都更完善的社会。这究竟是为什么？我的次要问题是：如果我们能就西方昔日具有的支配地位给出合理的解释，那么我们能否预测它的将来？现在真是西方世界的末日、东方新时代降临之时吗？换一种方式说：继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后，文明（在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推动下，文明跨越大西洋，抵达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并最终在革命、工业和帝国时代传播到地球的最远方）在西欧崛起，全球绝大多数的人口或多或少都臣服于这种文明之后，现在，我们正见证着这个文明时代的衰落吗？

我希望提出这些问题，这个事实本身可以反映有关21世纪最初10年的某些情形。我在苏格兰出生、长大，在格拉斯哥学院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在20～30多岁时，我估计自己会进入学术职业生涯，要么在牛津，要么在剑桥。我首次想移居美国，是因为纽约大学思恩特商学院一位知名的捐助人、华尔街资深人士亨利·考夫曼曾这样问我：对货币和权力史感兴趣的人为什么不到货币和权力的重地来住？除了曼哈顿市中心，还能是哪个地方呢？在新千年逐渐来临之际，不用说，纽约证券交易所是全球巨大的经济网络中心所在，这个网络是美国人所设计的，从很大程度上说其所有权也属于美国人。互联网泡沫逐渐减少，不可否认的是，让人心烦的小规模经济衰退却导致了这样的后果：正在民主党人还清国债的承诺听起来几乎比较靠谱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白宫。但是，仅在乔治·W·布什成为总统的8个月内，它便遭遇了一次大事件，一场突出强调曼哈顿在西方主导的世界中的中心地位的大事。基地恐怖主义分子摧毁了世界贸易中心，这不啻是以一种骇人听闻的方式向纽约“致敬”。对于有意挑战西方支配权的任何人而言，这个城市可是头等目标。

随后发生的事件让美国人飘然自得。阿富汗的塔利班政府被推翻了。被冠以“邪恶轴心”的国家进行“政权更迭”的时机已经成熟。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被赶下了台。“有毒的得克萨斯人”的选票行情高涨，有望连任。得益于减税政策，美国经济又开始反弹。“古老的欧洲”发怒了，自由主义美国也不例外，但都无济于事。我为这些事件而着迷，不知不觉发现自己阅读、撰写的有关帝国的东西越积越多，尤其是英国给美国所带来的启示，结果成就了一本书的问世：《帝国》（Empire: How Britain Made the Modern World,2003年）。在对美帝国的崛起、称霸世界及可能出现的衰落展开思考的过程中，我十分清楚地看到，美国霸权核心存在三个致命不足：人力资源不足（阿富汗和伊拉克战场的兵力不够），关注度不足（公众对长期占领战败国的热情不够），最为重要的是财力不足（相对于投资而言，储蓄不足；相对于公共开支而言，税收不够）。

在《巨像：美帝国的兴衰》（Colossus: 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s Empire,2004年）中，我曾提出警告，美国没有意识到自己正逐渐依赖东亚资本以稳定其失衡的经常账户和财政账户。因此，美国不言自明的帝国地位的式微和衰落，其原因或许并不是已潜入城内的恐怖主义分子，或许也不在于为之撑腰的流氓政府，而正好在于帝国自身中心所埋伏的金融危机。2006年年末，我与莫里茨·舒拉里克共同创造了“中美国”一词——一语双关，暗指这是狮头羊身蛇尾的结合体，用以描述勤俭节约的中国与恣意挥霍的美国之间不可持续的危险关系，这也是我们所认为的那场即将来袭的全球金融危机的关键原因之一。如果没有充裕的中国劳动力和廉价的中国资本为美国消费者提供商品，那么2002～2007年经济泡沫的膨胀也不会来得如此严重。

在乔治·W·布什总统任期内，美国“超级霸权”的幻象破灭了不是一次，而是两次。首先是在萨德尔城的后街和赫尔曼德战场遭受损失，这不仅暴露出美国军事力量不足，更为重要的是，它也暴露出在大中东推行新保守主义民主运动的幼稚。随着2007年次贷危机的升级，逐渐演变为2008年的信贷紧缩，最后引发2009年的“大萧条”，美国再一次遭受惩罚。雷曼兄弟公司破产后，“华盛顿共识”和“大稳健”——在中央银行家眼中相当于“历史终结”——的虚假事实彻底被人遗忘了。一度有人认为，又一次大萧条似乎极有可能发生。哪里出错了？从2006年中期开始，我便开始撰写大量文章并发表演讲，并于2008年12月出版集大成之作《货币崛起》，这时也是金融危机最严重之际。我在文章、演说及著书中认为，银行资产负债表上过度的短期债务，定价不当、事实上是估价过高的抵押支持债券和其他结构性的金融产品，美联储所执行的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从政治角度设计的房产泡沫，还有最后一点，为无可知晓的不确定未来——而非可量化的风险——提供假冒保护而毫无限制地销售假保险单（被称为衍生产品），上述所有因素灾难性地削弱了国际金融系统的所有构成要件。发源于西方的金融体制的全球化，据称是为了引领旨在减少金融震荡的新时代。要预测传统的流动性危机可能会如何将靠传统的金融举债维持的整个大厦倾覆，是需要历史知识的。

2009年夏天过后，发生第二次经济萧条的险情才开始化解，虽然那时的衰退迹象还没有完全消失。但不论怎么说，世界为之改变了。由于为进出口贸易提供融资的信贷资金突然干涸，金融危机给全球贸易所带来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崩盘，本来是可能摧毁亚洲地区大经济体的，因为该经济体据称全仗对西方的出口。然而，得益于以大规模信贷资金扩张为基础的高效政府刺激计划，中国经济只是放缓了增长的步伐。这种令人惊叹的业绩几乎没有什么专家预测到。采用新加坡模式发展人口规模达13亿的大陆经济，其难度显而易见，而截至写作本书（2010年12月）时，其前景仍然被看好：中国将继续在工业革命进程中稳步前进，而且，在10年内，其国内生产总值将赶超美国，正如过去（1963年）日本赶超英国那样。

毫无疑问，在此前500年中，西方一直真实而持续地保持着对其他世界的优势地位。从17世纪以来，西方人和中国人的收入差距就开始逐级拉大，至少直到最近的20世纪70年代，差距仍在持续扩大。但此后，收入差距开始以惊人的速度缩小。本次金融危机进一步明确了我想要提出的下一个历史问题：西方具有的那些优势现在消失了吗？只有弄清西方优势到底包括哪些内容后，我们才有可能给出答案。

接下来的内容涉及历史方法论；没有耐心的读者可以直接跳过我为本书写作的前言，因为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当前活着的人，对死去的人的关注度是不够的。在见证我的三个孩子成长的过程中，我有这样一种不安的感觉：他们所学的历史比同龄时期的我学的少，这并非因为他们的老师差劲，而是因为他们的历史教科书差劲，历史考试就更不用说了。在见证金融危机逐渐升级之际，我意识到，绝不只有他们如此，因为在西方世界银行和财政部中，似乎只有极少数人对上次的大萧条略微具备那么一点最肤浅的知识。大致30年来，西方中学和大学中的年轻学生所接受的都是通才教育，缺乏实质性的历史知识。他们接受的是彼此孤立的“模块”，不是叙事史，更谈不上编年史。接受的训练是按固定的模式对文献选节进行分析，而不是培养广泛、快速阅读的关键技能。学校教育鼓励他们同情想象中的罗马百夫长和大屠杀中的牺牲品，而不是培养他们就其困境的由来和过程撰写论文。在《历史男孩》（The History Boys）中，剧作家艾伦·班尼特提出了“三难选择”：历史应该作为反面立论来教，还是在与昔日的真理和美的交流中学习，或仅仅是“罗列一件又一件的事件”？以上种种方法中，没有一种是针对当今六年级的学生的，显然，他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六年级的学生充其量只是被灌输了少量“几个事件”，而且毫无特定顺序。

我担任教职的大学的上任校长曾坦承，他在麻省理工学院念本科时，他的母亲曾恳求他至少修一门历史课。这位天资聪颖的年轻经济学家傲慢地回答说，较之于过去，他更对未来感兴趣。现在，他知道那时的偏爱是虚幻的。事实上，世界上本没有所谓单数形式的“未来”，有的只是复数形式的“未来”。历史可以有多种阐释方式，当然，没有哪一种解释是绝对确定的，但是，我们的过去只有一种。虽然历史已离我们远去，但它对于认识我们当今的经历和我们明天及之后将面临的情形是不可或缺的，其原因有二。首先，世界当前的人口在曾来到这个世界的所有人口中的占比，大约为7%。死去的人比活着的人多；换句话说，死人和活人的比例为14∶1；无视如此规模的人口所积累的经验会让我们陷入危险境地。其次，要认识一闪而过的今天及预知我们未来面临的多种可能性（但只有一种可能会变为现实），过去确实是我们唯一的知识来源。历史不仅在于我们如何研究过去，更在于我们如何研究时间本身。

让我们首先承认这个主题的局限性。史学家不是科学家。他们无法（也不应该尝试）以可靠的预测能力建立普遍适用的社会或政治“物理学”。为什么呢？对于那构成过去的长达数千年的实验，我们是绝对无法重复的。人类历史的样本只有一个。此外，这样一个规模宏大的实验中的“粒子”是有意识的，其意识活动因为各类认知偏差而互不相同。这意味着，他们的行为比没有意识、没有思想、不旋转的粒子更难以预测。在人类的很多特殊倾向中，有一种是人类在演进过程中，几乎本能地学会了从其过往的经历中汲取经验教训。所以，他们的行为具有适应性，其行为倾向逐渐在变化。我们并不是随意地漫游，而是在道路上行走，而且，当前方的道路分叉（常常会发生这样的情况）时，我们以前的经验就决定了我们会选择的方向。

那么，史学家能干点什么呢？首先，以量化数据为基础模仿社会科学家，史学家可以设计“涵括法则”，根据卡尔·亨佩尔逻辑，对历史的归纳陈述可概括大多数事例，举个例子，当独裁者而不是民主领袖掌权时，该国打仗的可能性就增大。史学家可以发挥想象力，按照伟大的牛津哲学家科林伍德在其1939年出版的自传中所描述的方法，与已亡故的事物展开交流。模仿和概括这两种历史探究方法让我们有机会将过去残存的遗迹还原成历史原貌，使之成为一整套知识和阐释，让我们在事后揭开其困境迷局，并找出应对方法。有关我们未来可能经历的情形，任何严肃的预测陈述都是直接或间接地以一种或两种历史探究法为基础的。如果不是，那么这就与新闻报刊中的占星栏属于同一个范畴了。

对“一战”后兴起的自然科学和心理学大失所望后，科林伍德的远大志向在于，抛弃他所不屑的“剪贴式历史”——历史作者仅在以不同的序列和不同的编修风格重复他们前辈的说法——将历史带入现代。他的思维过程自身就值得梳理：

1.“史学家研究的过去并不是已死的过去，而是在某种意义上仍然”以残存至今的痕迹（文献和人工制品）形式“活在现在的过去”。

2.“所有历史都是推理史”——这是说如果一件历史证物有意表达的目的无法被推测出来，那它将毫无意义。

3. 这种推理过程要求史学家发挥能跨越时间的飞跃性想象力：“历史知识是史学家所研究的推理史在其头脑中的再次演绎。”

4. 历史的真正含义来源于过去和现在的并置、比较：“历史知识是从当今思维的角度去演绎过去，同时从过去的角度对思维进行调整。”

5. 因此，史学家与历史外行人士相比，正如训练有素的伐木工与无知的旅行者。“除了树和草，这里什么都没有。”那位旅行者这么想着，随后继续前进。“看，”伐木工说，“那草丛中有一只老虎。”换言之，科林伍德认为，历史给我们带来的是“与（科学）法则完全不同” 的东西，也即洞察力。

6. 洞察历史的真正作用在于，它不仅告知人们过去，也告知人们现在，它显见的课题就是将历史套用于现在，对其进行剖析，使其本质显现于世人面前。

7. 至于我们选择用于历史探究的主题，科林伍德则十分明确地指出，与他同在剑桥的同龄人赫伯特·巴特菲尔德斥为“现时意识”（present-mindedness）的内容没什么不对：“真正的历史问题从实际问题中产生。我们研究历史，是为了将局势看得更清楚，进而响应召唤应对挑战。所以，从根本上说，最终产生的问题都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而他们在寻求解决方法时所参考的就是历史。”

科林伍德博学多才，精通哲学和考古，是坚定的绥靖政策反对者，也是早期讨厌《每日邮报》的人。多年来，他一直是我的导师，在我写作这本书时，他更是不可或缺。探讨文明衰落的原因如此重要，因此不能将它留给那些剪贴式历史的传播者。这的确是我们当代的一个实际问题，因而本书意在发挥伐木工式的引路作用，因为这片草丛中隐藏着一只以上的老虎。

在尽职尽责地重构过去的推理过程中，我总是努力记住关于过去的一个简单的事实：容易疏忽过去的人并不长寿。过去的大多数人即使没有英年早逝，寿命也不长，而那些没有英年早逝的人则一直承受着丧失他们所爱的人英年早逝的痛苦。以我最喜欢的诗人詹姆士一世时代的大师约翰·多恩为例。他活到59岁，也即比撰写本书时的我大13岁。他是律师、议员，并在放弃罗马天主教信仰后成为盎格鲁神甫，后为了真爱而结婚，结果为此丢掉了给他的新娘的叔叔——掌玺大臣托马斯·埃格顿爵士——担任秘书的工作。在长达16年一贫如洗的岁月中，安娜·多恩为她的丈夫生育了12个孩子。其中有3个孩子——弗朗西斯、尼古拉斯和玛丽夭折时还不到10岁。安娜·多恩的第12个孩子出生时便已死了。约翰·多恩最疼爱的女儿露西死后，他自己也几乎随她进了坟墓，此后他写下了《丧钟为谁而鸣》（原名《紧急时刻的祷告》,1624），在诗中写下了劝勉人们应对死者抱以同情的最伟大的诗句：“每个人的死亡都是我的哀伤，因为我与人类息息相关。所以，不要问丧钟为谁而鸣，它为你，也为我。”3年后，他的挚友之死又给了他灵感，于是他写下了《圣露西节之夜，最短的白日》（A Nocturnal upon St Lucy's Day, Being the Shortest Day）：

将我细细端详吧，爱人们

来年春天，我们就将生死永隔

我已寂灭，意欲归去

爱神却来将我点化

他果然法术神通

于我的清贫惨淡中，于我的茫然虚妄中

于空空渺渺之中，他炼出精魄

使我脱胎换骨，涅重生

先前的颓然黑暗，不复存在

对于希望更好地理解人类预期寿命只有如今一半长的时期的人类状况的任何人，他们都应该读读这些诗词。

使人们英年早逝的死亡，其无与伦比的威力不仅使生活险恶不安，而且使之充满悲伤。这也意味着，打造昔日文明的大多数人，在为社会作贡献时都还很年轻。伟大的荷兰、犹太混血哲学家斯宾诺莎曾提出，只存在一个实体的、具有确定因果关系的物质世界，“主”便是这个世界的自然秩序，因为我们只是模糊地感知它的存在，此外一无所知。他死于1677年，当时54岁，很有可能是白天作为镜片打磨工匠时吸入了玻璃的微粒所致。布莱士·帕斯卡是概率论和液体动力学的先驱和《思想录》（Pensées）的作者，基督教的最伟大辩护人，只活了39岁；如果之前唤醒其信仰的交通事故是致命的，那么他死得就更早了。如果能活到伟大的人文主义者伊拉兹马斯（69岁）和蒙田（59岁）的年龄，谁知道这些天才还能创造出其他什么伟大的作品呢？创作了最完美歌剧《唐璜》的莫扎特，死时年仅35岁。谱写了庄严的C大调弦乐五重奏的弗朗兹·舒伯特极有可能是死于梅毒，年仅31岁。尽管可谓多产的作曲家，但假如他们能有幸活到慢性子的约翰内斯·勃拉姆斯活到的63岁，或者魁硕的安东·布鲁克纳活到的72岁，又会怎样呢？苏格兰诗人罗伯特·彭斯写下表达平均主义的诗篇《无论何时都要保持尊严》，他死于1796年，年仅37岁。而这样一位藐视官爵世袭制度的诗人（曾写下“官位不过是金币上的图案/人才是真金/不管那一切”）竟比极力推崇这种思想的诗人短寿得多，这是多么不公平。丁尼生在他83岁高龄享受种种荣誉后才去世。帕尔格雷夫编著的《英诗金库》，如果能多收录些彭斯的作品而减少丁尼生的作品，将会更出色。假如维梅尔和毕加索两人命运互换——辛勤创作的维梅尔活到91岁，而多产的毕加索在39岁时便英年早逝，当今世界的艺廊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与哲学、歌剧、诗歌或绘画同属于我们文明内容的政治，也是艺术。但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政治艺术家亚伯拉罕·林肯，在白宫只担任了一个任期的总统，便在第二任总统就职演说仅6个星期后，成为了心怀怨恨的行刺者的受害者，那时他56岁。这位出生于小木屋，起草了辉煌的葛底斯堡演说——将美国重新描述为“以自由理念为基础，旨在实现民有、民治、民享政府和致力于实现人人生而平等主张的国家”，自我成才的伟人，如果与患有脊髓灰质炎、又玩马球的伟大的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活的年岁一样高（借助医学科技的帮助，罗斯福活得够长，死于63岁之前几乎整整担任了4个任期的总统），美国重建时代又会有什么不同呢？

因为我们的生活与过去大多数人的生活是如此不同（其中相当重要的原因，不仅在于他们的预期寿命更短，更在于我们享有更好的物质舒适度），所以我们必须充分发挥想象力，才能了解过去时代的男男女女。在早于科林伍德的自传一个半世纪的《道德情操论》（Theory of Moral Sentiments）中，伟大的经济学家和社会理论家亚当·斯密详细阐释了为什么一个文明的社会并不是一场一切对抗一切的战争的原因，因为文明社会是建立在怜悯心之上的：

由于我们无法直接体验其他人的感受，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受到影响的，唯有设身处地地想象我们自己可能会有的感受。虽然我们的兄弟背负巨大压力，但如果我们自己内心安逸，我们的感官将无法给我们传达他所遭遇的痛苦。他们从没有，也永远无法使我们受到超过我们亲历的情感的感染，而只有通过想象，我们才能形成关于他的实际感受的认知。即使通过这种认知方式，也只有我们设身处地去想象他们可能会有的感受时，才能帮助我们具有怜悯心。这种怜悯心仅仅是我们感官的印象，不是我们的想象力复制的他的印象。通过想象力，我们设身处地，就像感同身受。

毫无疑问，这恰好便是科林伍德所说的史学家应该干的，而这也是我希望读者在这些页中遭遇逝者复活的思维时所要做的。本书的关键宗旨在于，了解是什么因素推动他们的文明在财富、影响力和实力方面的扩张如此辉煌。但是，如果没有通过想象力使我们设身处地去感同身受，我们将无法弄清其原因。当我们逐渐再现其他文明——西方征服或至少使之从属西方文明——的居民的思维时，发挥想象力的难度就更大了。因为他们是戏剧阵容中同样重要的演员。本书不是一部西方史，而是世界史，其中西方的统治地位是我们要阐释的现象。

在法国史学家布罗代尔于1959年撰写的百科全书条目中，他是如此定义文明的：

它首先是个空间概念，一个“文化领地”……一个地域。有了这块地域……你必须想象出种类极其繁多的“产品”和文化特征，从住房形式、建房材料、屋顶材料，到诸如制造羽毛箭支的技能，方言或一组方言，烹调品味，特定的科技，信仰体系，示爱方式，甚至罗盘、纸张和印刷机。当这个领地形成某些特质，比如该地域的文化特征已经遍布整个地域，并且它的文化特征在可预见的未来将一直延续下去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它称为文明。

然而，较之对变化的阐释，布罗代尔更擅长于描述结构。如今，我们常听到的是，史学家应该讲故事，因此，本书为读者呈现大历史——对一个文明摆脱曾限制此前所有文明发展的羁绊而兴起背后的原因展开大篇幅的叙述时，也一并将为数众多的小故事或其中的微观历史予以呈现。然而，栩栩如生的描述还不够。“西方为什么会逐渐统治全球其他地域？”针对这个问题，仅仅用故事来回答是不够的。此外还需要分析，需要旁证，要通过反事实的方法予以证明：如果我在此发现至关重要的革新并不存在，那么西方是因为某种我漏掉或强调不足的其他原因统治了其他地域吗？或者这个世界后来会有截然不同的发展结局——中国或某种其他文明占支配地位？我们不能欺骗自己，认为我们的历史故事，如通常所设计、编排的那样，仅仅是历史故事的花样翻新而已。我们应该看到，对当代人而言，西方主导世界的事实似乎并不是他们自己当初所设想的最有可能出现的未来情形；在历史演员的头脑中，毁灭性惨败的危机感比现代读者所期待的美好结局来得强烈。在作为实际经验的历史事实中，在很大程度上说，历史更像一局国际象棋，而不是小说；更像足球比赛，而不是一出戏剧。

历史并不只是呈现积极的一面。没有任何严肃的作家会声称，西方文明的统治没有污点记录。但有人却坚持认为，历史没有任何积极的一面。这种立场是荒唐可笑的。与所有伟大的文明一样，西方文明也具有两面性：有其崇高的一面，也有其卑鄙的一面。或许，更好的方式是将文明喻为詹姆斯·霍格笔下《一个清白罪人的私人回忆录与自白书》（Private Memoirs and Confessions of a Justified Sinner,1824年），或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创作的《杜里世家》（Master of Ballantrae,1889年）中长期不和的两兄弟。竞争和垄断，科学和迷信，自由和奴隶制，关爱和杀戮，辛勤劳作和懒惰，在所提的种种情形中，西方是善之源，也是恶之始。如霍格或斯蒂文森小说中所描述的，两位兄弟中的强者最后终于出人头地了。我们也必须抵制诱惑，避免对历史失败者的故事予以美化。而那些遭受西方列强蹂躏的，或者西方国家以较为和平的方式通过借贷或强制手段对其进行改造的国家，也并非十全十美，最能清楚地说明这一点的是，他们无法持续改善其居民的物质生活质量。一大难点在于，我们无法总是重构这些非西方民族过去的思维，因为不是所有民族的文明都留有思想的记载。归根结底，历史首先研究的对象是文明，因为没有书面记录，史学家就只能依赖矛头和瓷罐瓷片展开研究，而他们通过这些能推测的东西就少多了。

法国史学家、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说过，文明史“覆盖面最广……涵盖了所有其他内容”。学术派总喜欢在经济、社会、文化、知识、政治、军事和国际史间作专业化区分，由此建立多学科种类的界限，而文明史必须超越这种专业化区分的界限。文明史必须覆盖恢弘的时空，因为文明史不是三言两语就能说清楚的，也不是转瞬即逝的现象。但是，诸如本书这样探讨文明史的著作也不可能写成百科全书。对于那些因被省略的内容而抱怨的读者而言，我唯有抬出那位特立独行的爵士演奏家蒙克塞隆尼斯·孟克，引用他的话：“不要什么都演奏（或者每次都演）；有些东西，不用去管……你没演奏的内容可能比你演奏的内容更重要。”我认同。因此，以下章节中，很多音符和和弦被省略了。但是，省略它们可不是没有原因的。文明史素材的选择是否反映了中年苏格兰人——西方主导世界的最大受益人——的偏见呢？很有可能。我真心地希望，我选择的素材不会遭到维护当今西方价值观的大多数热情、雄辩的捍卫者的谴责，因为我所选择的文明，其人种起源与我们的起源是截然不同的。

旨在论述600年世界史的著作，必定是通力合作才能完成的，本书能够问世，我要感谢很多人。我要感谢在以下档案室、图书馆和机构工作的员工：AGI档案室、阿尔伯特·卡恩博物馆，布里奇曼艺术图书馆、大英图书馆、查尔斯顿图书馆学会、北京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考比斯网站（Corbis）、达喀尔巴斯德研究所、柏林的德国历史博物馆、柏林-达勒姆普鲁士国家机密档案馆、格蒂图片社、格林尼治天文台、维也纳军事史博物馆、爱尔兰国家图书馆、国会图书馆、密苏里历史博物馆、仕女路博物馆，利马的德奥罗博物馆，伦敦国家档案馆、国家海事博物馆、伊斯坦布尔的奥斯曼档案馆、PA相片社、哈佛的皮博迪考古和民族学博物馆、达喀尔的塞内加尔国家档案馆、南卡罗来纳历史学会、东方和非洲研究院、苏雷曼尼亚手稿博物馆，当然还有哈佛无与伦比的怀德纳图书馆。如果不额外对谷歌表示感谢，那也是不公平的，因为谷歌对于加速历史研究提供了无与伦比的资源，还要感谢在线图书馆和维基百科，这两种资源也使史学家的研究比以前更方便了。

在研究过程中，除了从丹尼尔·兰斯伯格-罗德里格斯、曼尼·吕康-克鲁兹、贾森·罗基特和杰克·孙那里获得了价值极大的协助外，萨拉·沃林顿的支持也同样不可或缺。

与往常一样，本书是集合大西洋两岸企鹅出版社的编辑——伦敦的西蒙·温德和纽约的安·高道夫，他们拥有娴熟的编辑技能和饱满的激情——的优势顺利出版的。彼得·詹姆斯出类拔萃，所做的不仅仅限于编辑工作。同样也要感谢理查德·杜吉德、罗茜·格莱舍、斯特凡·麦格拉思、约翰·梅金森、潘·福尔格及其他太多难以一一提及的人。

与我以前写的5本书一样，《文明》在最初不仅是一本书，还是一个电视系列片。在第四频道的拉尔夫·李和西门·伯松的协助下，使难以理解或无法理解的本系列变得浅显、明白。如果没有“中美国”媒体所组织的卓越团队，无论电视系列片还是书籍都不可能完成。这个团队包括：电影拍摄圈的明星人物德瓦尔德·阿克马，影片第二部和第五部的制作助理詹姆斯·埃文斯，我们的文献研究员艾莉森·麦克艾伦，制作苏珊娜·普莱斯，执导影片第二部和第四部的詹姆斯·朗西，我们的制作经理薇薇安·斯迪尔，影片第三部和第四部的制作助理夏洛特·威尔金斯。在节目的早期制作中，乔安娜·波茨发挥了关键作用。克里斯·奥彭肖、麦克斯·哈格·威廉姆斯、格兰特·罗森和哈力克·莫里，圆满完成了节目在英国和法国的拍摄。我的“中美国”媒体的伙伴梅兰妮·福尔、阿德里安·佩南对我怀着极大的耐心和宽容，我们的三位一体很好地推动了宣传。还要提及的是，我的朋友克里斯·威尔森确保我没有误过一次飞机。

在协助我们拍摄影片的众多人中，还有大量的维修工作人员参与到了本书所涉及的研究工作中。感谢你们：曼弗雷德·安德森、卡迪迪亚图·巴、莉莲·陈、特雷萨·霍尔斯卡、佩耶·扬达、沃尔夫冈·克内普夫勒、德博拉·麦克劳克兰、马蒂亚斯·萨莫雷拉、黛西·牛顿-邓恩、何塞库托·诺格拉、勒·乌兹泰金和恩斯特·福格尔。

在我们周游世界时，我采访过很多人，所以我也想向他们表达感激之情，尤其要感谢的是：贡萨洛·阿利亚加、尼哈尔·本吉苏·卡瑞克、牧师约翰·林戴尔、米克·罗森、瑞安·斯奎布、伊万·托斯卡、斯特凡·沃利、张韩平，最后，绝对不能忘了感谢达格南的罗伯特·克拉克学校的小学生们。

我非常有幸能得到安德鲁·卫理这样一位经纪人，他是世界上最棒的文学界经纪人，同样要感激的是我的英国电视经纪人苏·艾顿。另外也要向卫理经纪公司在伦敦和纽约办公室的斯科特·莫耶、詹姆斯·普伦以及其他所有员工送上我的谢意。

除了我以前和现在的学生及众多的朋友外，大量知名史学家也慷慨地抽时间读了本书全部或部分手稿，他们包括：拉维·阿卜杜勒、阿里·阿扬、布莱恩·阿费尔布赫、皮耶尔保罗·巴比、杰里米·卡托、J·C·D·克拉克、詹姆斯·埃斯代尔、坎贝尔·弗格森、马丁·雅克、哈罗德·詹姆士、玛雅·叶索诺夫、乔安娜·刘易斯、查尔斯·梅尔、哈桑·马利克、诺埃尔·毛雷尔、伊恩·莫里斯、查尔斯·默里、阿尔·穆萨基奥、格伦-奥哈拉、斯蒂芬·品克、肯·罗格夫、艾玛·罗斯柴尔德、亚历克斯·沃森、阿恩·维斯塔、约翰·王和杰里米·耶伦。也要感谢菲利普·霍夫曼、安德鲁·罗伯茨和罗伯特·威尔金森。本书仍有错误，本人负全部责任。

我想感谢牛津大学耶稣学院的校长和同事，及他们在奥丽尔学院和牛津大学图书馆的同事。感谢胡佛研究所和斯坦福的院长约翰·赖希安及其员工。本书完成于伦敦经济学院的线上经济学文件服务中心（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IDEAS centre），在那里，作为2010～2011学年的菲利普·罗曼教授，我受到了很好的关照。然而，我最要感谢的，是我在哈佛的同事。要分别感谢哈佛历史系的每位同事会花很长时间，因此，请容许我来个集体感谢：没有你们这些同事的支持、鼓励和智力上的激发，我是不可能写成本书的。同样，请容许我对哈佛商学院来个集体致谢，尤其是欧洲研究中心的全体教师和员工以及国际经济单位商业与政府部门的同事，也要感谢国际事务韦瑟中心，科学和国际事务贝尔弗中心，在经济史研讨会和洛厄尔楼的朋友们。还有查尔斯河两岸我所有的学生，尤其是选修我的通才教育课“世界十九大社会”（Societies of the World 19）的那些学生。本书的写作在你们的课堂上启动，从你们的论文和反馈中得到了极大的帮助。

最后，我向我的家人表达由衷的感激之情，尤其感激我的父母和经常被我忽略的孩子们（费利克斯、芙蕾雅和拉克兰），从很多方面看，我是为你们写作了本书，我的孩子们。也不能忘了感谢孩子的妈妈苏珊及我们众多的亲戚。

最后，我要将本书献给一个人——对于西方文明的真正意义及其仍然给世界的启发，他比我认识的任何其他人都理解得更透彻。

2010年12月

伦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