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

在汉民族的传统文化中，一直有或曾经有“谐音祝咒”“敬惜字纸”等习俗和信仰，这是将汉语汉字神圣化的突出现象。语言学家吕叔湘曾指出：“语言和文字是人类自己创造的，可是在语言文字的神奇作用面前，人们又把它当作神物崇拜起来。”（《语言和语言研究》，载《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

对于诸如此类的现象，我们一般称之为“迷信”。迷信是传统社会发展程度较低、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能力不足的结果。现代以来，随着科学的昌明，民智的开化，“破除迷信”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例如，“敬惜字纸”信仰早已无人信奉，也不可能信奉，而对“谐音祝咒”之类，大多数人往往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无伤大雅的有趣现象，受过教育的人们一般不会真信。

然而，当代以来，尤其是世纪之交以来，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学者中却出现了新的一轮将汉语汉字神圣化的迷信，具体表现为汉语的纯洁观、汉字的超能观以及汉语汉字的崇老观等一系列新“神话”。甚至有学者直截了当地提出“神圣的汉语”这样一个概念，还有学者在“弘扬传统文化”的背景下重新提倡“敬惜字纸”信仰。凡此种种，呈现出知识分子比普通老百姓还要迷信的怪象。

由此可见，汉语汉字的神圣化问题，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很值得从学理上加以全面深入的思考和探讨。

我们认为，以上这些将汉语汉字神圣化的现象，固然与一定时代的社会背景有关，也与人们对语言文字本质的认识有着直接的关系。它们是人们对语言文字的本质有一定认识，却又认识不足的结果。

语言和文字究为何物？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文字则是人类最重要的辅助交际工具。然而，语言文字无论如何重要，都改变不了它们的工具本质。只有当人们对语言文字的工具本质认识不足时，才会“把它当作神物崇拜起来”。什么是“工具”？按词典的解释，是“人们进行生产劳动时所使用的器具”，“比喻用以达到目的的事物”（《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商务印书馆，2013年）。那么，人们对于工具，应该是个什么态度呢？

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语·卫灵公》）一语道出工具的本质，即在人与工具的关系上，是工具从属于人，而不是人从属于工具。人们可以创造工具，可以选择工具，可以完善工具，也可以抛弃工具，这就是“利其器”。它是人们为了“善其事”而创造出来为己所用的东西，人们应该役使工具，而不是把工具奉若神明，反受工具的奴役。在“不语怪力乱神”的孔子看来，对于语言之“器”的使用，只要“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却并未要求将它神圣化。

而语言文字一旦被神圣化，它们就会被套上一道光环，成为一个幻象。就像某个凡人在“造神运动”中被神圣化时，有关这个人的一系列“神话”就会应运而生。这些“神话”的共同点在于：夸大这个人的功绩，把他描绘得无所不能，无所不美。

不仅如此，语言文字既然被赋予了神圣性，自然就需要具有“纯洁性”，因而就不可污染、不可亵渎、不可侵犯，当然也不可改变。

从汉语汉字的发展历史来看，每当它们被奉上神坛，其发展就受到阻碍；每当它们走下神坛，就能得到长足的发展。

因此，把汉语和汉字作为工具来对待，才是基于理性认知的正确态度。

对汉语汉字的神圣化问题，至今尚未有人展开系统的研究和思考。少量的研究则集中于“仓颉造字”说和“敬惜字纸”信仰等领域。对当代的汉语汉字崇拜问题，则少见有人展开思考与研究。

本书将从汉语言文字的工具本质出发，针对传统文化和当代文化中围绕着汉语和汉字的一系列“神话”，根据社会语言学的相关理论，以历史事实为依据，加以条分缕析，旨在把汉语和汉字从神坛上请下来，还它们的本来面貌，使它们能够在人们的理性认知之下，更好地适应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现实，充分发挥其人类交际工具的职能。

作者对汉语汉字神圣化的思考，始于20世纪末参与《中国象征文化》（居阅时、瞿明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一书的撰写，并对语言文字的“魔力”问题有所认识。10年以后，作者独著的《汉语象征功能概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1年）出版，其中也讨论了当今社会出现的语言文字象征问题，涉及汉语汉字的崇老观等。同时，在《中国象征文化（第2版）》（居阅时、瞿明安主编，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中，作者又根据新的认识将原第1版的撰写部分加以大幅度改写。另外，作者在同时进行的《汉字汉语与中国文化》（张玉梅、李柏令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一书的撰写中，又对汉语汉字的产生和发展过程作了新的思考。以上的著述实践，都为本书的诞生积累了丰富的材料，也促使作者从汉语汉字神圣化问题的新视角展开系统的思考。

2011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任雅君编审的鼓励下，本书申请当年度“上海交通大学学术出版基金”，年底获得立项。在申请过程中，承蒙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凌德祥教授和华东理工大学人文科学研究院居阅时教授的热情推荐，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