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热那亚，邻居们都知道他叫克里斯·皮金，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西班牙人称他为唐克里斯托瓦尔·科隆先生。后来想到委内瑞拉北面的黄金地带，又给他加了一个有名无实的头衔——贝拉瓜公爵。他们从他的发现中捞取了巨额财富，却在给他回报时欺骗他。世人皆称他为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他将以哥伦布的名字在我们的故事中出现。
他生于1446年到1450之间的某一年，详情我们不知道，但这无关紧要。他是在热那亚出生还是在科戈莱托出生，我们也不清楚，这也没什么关系。但是他那可怜的尸骨在四个世纪内反反复复被埋葬了七次。忙碌一生，却无安宁之日，到头来仅落一副手铐和一口六块木板拼成的棺材。
哥伦布的父亲是做毛纺生意的，生意相当红火，供得起儿子上个好学校。接下来的事情就会这样进行，哥伦布将子承父业，成为一名受人尊重的公民，并建立自己的家庭——一切都按部就班，一切都将一如既往。
然而，普通人的体面生活在哥伦布的一生中算不上什么，因为他属于这个世界而又不完全属于这个世界。他需要金钱——大笔金钱——来实现抱负，他要完成学业，他要著书立说，等等。他想让世界知道，他并非平庸之辈，他的勇气、耐力和卓越杰出的智慧使他——一个织布商的儿子——应该与世界上神通广大的王子们为伍。除了这个理由，很难确切地解释他为什么要放弃自己既定的生活方式。
对于赖以谋生的生意，他一窍不通。但是他能够在没有其他任何帮助的情况下，驾驶一艘渗漏的老爷船，仅靠自己改进的航海装置，渡过未知的海域；他能够将一伙桀骜不驯的囚犯和强盗哄骗得服服帖帖，直到他实现自己的计划；而且，他往往比其他任何人更能忍受饥渴、坏血病和睡眠不足。这些特质，对于雄心勃勃想要一举成名的人来说，已经足够了。
哥伦布没有将这些记录下来，这或许是个遗憾。然而，总的来说，我认为这样也不错。试想，如果有一篇关于“我是如何发现新世界”的连载文章，并配有瓜纳哈尼酋长成群妻妾和女儿的独家照片；或者另有一篇关于“压缩饼干使我成为探险家”的署名访谈录……不，还是现在这样更好。我们对此人的了解并不像我们有时希望了解的那么多。这样就避免了我们过多地了解细节，而使得经历中的重大事件黯然失色；他笃信，向西航行不会从地球上掉下去，也不会被热带的阳光烤焦，反而能够到达中国并可以取道东印度返回。然而，他的同代人的观点却跟他截然相反。
结果证明，问题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一个相当广袤的隆起的陆地，将欧洲和亚洲之间的海洋分割开来。这是一个谁都不可能预言的细节。但这丝毫也不能掩盖那位衣衫褴褛、饱经风霜的热那亚水手的荣誉光彩，他是第一个说“能够办到”并身体力行的人。
跟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相比较而言，中世纪有一个巨大的优势。当学徒并学有所成才是修身之道。是的，这是生活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没有捷径可言。一千年前，希腊人就说过，诸神愿以其全部秘诀来换取足够多的诚实汗水。十五世纪的人们视行会的老板至高无上，并以之取代了宙斯。他们严格遵守这样一个信条：只有辛勤劳动才能使一个人胜任其工作。年轻的克里斯托弗决定放弃子承父业去做毛纺生意，而是想去做一名水手。于是，他很快到一个船长那里去当学徒，从最基本的船上服务员和厨房助工开始做起。
此后四年时间里，我们在地中海东部的每一个港口都听说过他。稍后，我们在葡萄牙和英格兰也发现了他的足迹，而且我们知道他最远曾经到达新发现的几内亚海岸。接着他结婚成家。他靠婚姻得到了水手这一职业。他所选择的妻子并非出自富豪之家，但是她继承了父亲的航海日志及其所有笔记。她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巴塞洛缪·佩雷斯特雷洛，是为葡萄牙亨利王子效劳的船长，也是圣港的第一任总督。圣港是最近发现的马德拉群岛中的一个岛屿。
这样，哥伦布开始直接接触一位先驱者的工作，这位先驱从任何意义上都可以称得上是现代探险和发现的先驱——约翰，他为一个比他更伟大的人物铺垫了道路，但他自己没有机会看到最终的胜利。
葡萄牙亨利王子，通常被人称为航海家亨利，其父为葡萄牙人，母亲是英国人。他年轻时曾是一位了不起的斗士，但他为人严厉，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清教徒。当战斗宣告结束，葡萄牙太平无事，再无受到来自直布罗陀海峡对岸的异邦侵扰之虞时，他就从宫廷隐退，在其故乡——偏僻海角的荒凉山头上，为自己建造了一个与世隔绝的城堡。
这里成为第一个航海学校的校址，并成为中世纪最重要的一个天文观象台。
在那里，没有外界干扰。皇家地理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地图测绘者收集各种稀奇、包罗万象的信息资料，对其进行筛选和分类。譬如，迦太基人汉诺就讲过关于走路像人、名叫“人猩猩”的类人猿的神秘故事，这使得西方世界为此感到惊讶。从那以后，这种信息资料就是海员增学问长见识的一部分。
这位高贵王子的兴趣根本不是以商业为目的的，对此我们予以理解。作为冈特的约翰的孙子，作为基督的富裕阶层的大头领，他不必为金钱操心。况且，他是十分虔诚的基督教信徒，不会在乎世俗的得失。可怜的异教徒依然生活在黑暗中，这种黑暗超过了博哈多尔角的朦胧昏暗。假如他能赢得这些异教徒的心，商人们尽可以不受限制地同未开化的黑人进行物物交换，并大发其财。如果他的发现能使他同祭司王约翰（十二世纪的神秘人物，后来证明不是别人，正是头发卷曲的阿比西尼亚国王）联系上，那么他会欣然放弃对俄斐黄金的所有权。
中世纪探险的艰难，从著名的萨格里什学院的缓慢发迹中，可以探究一二。该学院在航海学上一言九鼎，且不必为费用发愁。飘扬着它旗帜的船只往往需要数年的时间才能走完现代货船两天就可完成的路程。每当成功地绕过新的海角，人们就会欢呼庆贺。刚刚从北极探险归来的现代探险家，也不如一个当时在非洲西海岸又多探测了数百海里的葡萄牙船长得到的赞誉多。
真正杰出的人同一般优秀的人之间的差别，就是前者做事从不惊慌失措。航海家亨利编绘地图就像克莱斯勒拉小提琴一样，从容不迫。他有的是时间，没有理由激动兴奋或草率从事。于是慢慢地，非洲西海岸开始渐露端倪，长期不见的亚速尔群岛重新被发现；不知何故被人遗忘了一个世纪的马德拉群岛，不再是英国一个美丽爱情故事的风景如画的背景，而成为了地图上一个确切无误或平淡无奇的地点；博哈多尔角不再是所有地理知识的最终极限；接下去是布朗库角，1445年又轮到了佛得角。在亨利去世前，他手下的一位船长实际上已经航行到了塞拉里昂角，而且准备工作已经完成，使后来迪亚斯绕过好望角成为可能，并使得达·伽马能够航行到印度。
亨利王子用他自己的方式（有些尽管不是直接的）推动了文明进程。科学会消除很多愚昧和偏见。通过萨格里什学院的影响，航海不再是魔鬼和浮岛的大杂烩，不再是可潜入水中的大陆和其他众多童话故事的大杂烩。早期爱尔兰传教士们曾经靠那些童话故事取悦那些容易轻信的堂区居民。罗盘仪和六分仪开始取代了旧的沿岸航行的办法，即那些所谓的“靠上帝和推测航行”。人们不再轻信那些曾被风吹得偏离了航线，在惊慌失措中看到庞然怪物的船员水手们，他们所带回来的各种稀奇古怪的传说，而是加以认真仔细地考查甄别，或被否定摒弃，或因似乎有些道理而被存留做进一步验证。
在那些奇闻怪谈中，有一件事，哥伦布和他的航海伙伴们一定很熟悉，那就是关于探寻一个全新世界的故事。据称那个全新的世界位于北极圈内的某个地方。哥伦布是何时听到那些航海故事的，我们不知道。他曾向他的一些朋友提到，他最远到过极北地区。他说的“极北地区”是指什么，我们也不知道。那可能是冰岛，也可能是法罗群岛。但是，请不要忘记，哥伦布生活的时代仍然有格陵兰主教。同那个岛屿的直接联系只是在一代人之前才被中断；冰岛人当时还在大量搜集有关其祖先的英雄事迹，同时还详细谈到某些神秘地方的古老传说。
历史学家在搜寻文献证据的过程中，有时会忽视一些诸如洋流和气流之类的不起眼的细节。面对一张大西洋地图，我们不再自问：“古挪威人到达美洲海岸了吗？”却会说：“他们为什么花了那么长时间才到达那里呢？”
法国或英国船长，在偏离航向后，不是葬身海底就是掉头返航。这是墨西哥湾洋流所造成的。
但是，北欧海盗从挪威前往北极区聚居地的途中，常常面临着被格陵兰洋流卷走的危险，除非他们很幸运，否则接下来会发现自己遇上了拉布拉多洋流，然后就在劫难逃了。他们必定会在北美大陆西海岸的某个地方靠岸。
请不要忘记，格陵兰和挪威之间，直接和不间断的往来曾持续四个多世纪（983—1410）。在这期间，数百男男女女一定到过这些西方岛屿，他们航行时没有海图和罗盘，完全听命于北极地区不同的洋流，这是我们这代人所不能理解的，尽管我们或许会忽略墨西哥湾洋流。最后请记住的是，他们是一个富有想象力和文学才能的民族，给我们留下了有关其探险的翔实记录。
我之所以谈到这些，不是为了重新掀起关于谁是我们大陆的真正发现者的这个古老而可笑的争论，他们到底是赫伊卡达勒农民埃里克的儿子还是热那亚织布工多梅尼科的儿子克里斯托弗。我提到这些，也就是提到历史上有关古挪威人的这一时期，只是为了说明在哥伦布时期人们普遍接受的一个事实：在海洋的另一边还有一些“什么东西”，如果愿意冒险，并向西航行三四个星期，就可能会发现。
不幸的是，相信这些岛屿（可能是印度和中国近海的一系列岛屿）乘船可以到达，还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有人提供船只，而购置船只，那时跟现在一样是要花钱的。这使我们看到哥伦布一生中的第二部分，他作为一个推动者的经历。
十五世纪后半期，唯一值得一提的现金供应，出现在意大利。但是，假设教皇或美第奇家族资助他冒险，假设他说服威尼斯或热那亚政府给他以支持，那么，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西班牙控制着出海口。当时的西班牙是一个强大的国家，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绝不是好妒忌的意大利小城市的弱小海军所能比拟的。因此，西班牙顺理成章地成为哥伦布寻觅达官贵人支持的国家。他有把握让他们成为其未来的资助者。他开始认真筹备其伟大的向西航行的计划时，他求助的就是西班牙。
当今时代，为了获得军事上的优势，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耗费数百美元的经费，我们认为这算不得什么，因此很难理解资本主义制度在引入大量金币供应和发明信贷前的笨拙行径，是的，就是那种孤立无援的困境状况。法国大革命（仅发生于距今一个多世纪前）的起因，正是这个十八世纪最繁荣的君主国及其所有的大臣、忠心耿耿的议员无法筹集到一笔款项；而筹措这样一笔款项现在只需财政部长和几位国际银行家通个电话就能办到。
西班牙差一点就失去成为新世界主宰的机会，因为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无法筹集到相当于两万美元的现金。经过一番口舌和努力，这笔钱终于到手了。但是，如果没有来自那个被人遗忘的小城帕洛斯的平松兄弟的私人赞助，哥伦布的余生可能就要耗费在巴黎、里斯本或者伦敦，竭力地试图向王室大臣们解释他的计划不是疯子做梦，如果现在冒险投几个钱，将来就会得到巨额财富。
最终，平松兄弟同斐迪南国王和伊莎贝拉女王合力而为，提供赞助。1492年8月3日，哥伦布率领三艘船只向亚速尔群岛进发，其中最大的一艘比相当规模的渡船还小，是为跟佛兰德进行沿海贸易而建造的。
他又两度看到陆地，即加那利群岛和特内里费岛。接着他大胆地向前推进到未知的极限区域。这次航行持续了两个多月。在1492年10月11日至12日之间的那个夜晚，他们看到了光亮。那是“印第安人”的营地篝火。次日上午，白人与紫铜色的印第安人开始了第一次会面。哥伦布的旗舰上有一位犹太水手，他通晓多种语言，名声在外，因而受雇。在这个值得纪念的场合，他的贡献非常简单。
海军上将：问问老蛮子，印度群岛在哪里。
路易斯·德托雷斯（举起一件闪光发亮的铜器并挥舞手臂）：啊？
“老蛮子”（一个很脏的手指指着西方）：啊！
于是，这些勇敢的探险家再次起航，再度向西航行，除了岛屿什么也没有发现。那些低矮的小岛上生长着棕榈树，有赤身裸体的野蛮人和大呼小叫的儿童，当“圣玛丽亚”的枪支嘣嘣作响时，他们尖叫着缩回了脑袋。但是，印度群岛、中国带角楼的城墙和日本生长香料的树木却不见踪影——不见踪影——不见踪影。
然而，哥伦布拒绝承认失败。
随后，他不辞劳苦地三次远渡重洋，认为肯定会有那么一天，他将在那些礁石和岬角之间，找到直接引导他抵达目的地的突破口。
但是，他始终没有找到。
艰辛劳累、饥渴交迫，再加上热带疾病缠身，他的身体垮掉了，他的身体背叛了他，就像他的很多船长以前背叛他一样。
哥伦布死于1506年5月20日。噩运一直跟随他进了坟墓。
十六世纪初期，在法国小镇圣迪耶，有一所很受欢迎的学院，其中一个专业是地理学研究。这所学校的校长是一位诚实的德国人，名叫马丁·瓦尔德塞米勒（或许拉科米卢斯，他喜欢这样称呼自己）。1507年，他决定出版宇宙结构学手册。但是对于日渐增多的陆地怎么办呢？那些陆地似乎漂浮在亚速尔群岛以西数千英里之外。
难道不该把它们归在一起，起一个名字吗？
是的，应该。但是，起一个什么名字呢？
有人建议：“谁对发现和探险那些陆地，做出的贡献最大，就以谁的名字命名。”
好主意！但他是谁呢？
就在这时，我们遇到了历史上最名不副实的事件之一。
北欧人可能听说过哥伦布，但是他的探险绝非广为人知。有一种粗制滥造的小册子到处传播，上面印有糟糕的关于印第安土著人以及一些野兽的木刻。据说，有一个名叫多弗或名字与此类似的人去过大鹏鸟之乡，这个故事是他回来后讲的。全部内容就是如此。
但是在十六世纪的头五年里，一些有意义的信息，开始零零星星地传过比利牛斯山脉。
哥伦布的第二次远征得到了塞维利亚的一个佛罗伦萨商人的资助。这位资助者意外死亡后，他的合同被一个名叫亚美利哥·韦斯普奇的人接管，这个人也是土生土长的佛罗伦萨人，是美第奇企业驻西班牙西部的财务代表。这个亚美利哥（如果我们相信他的故事的话）曾多次参加远征新世界的航行，也确实在南半球发现了大片新土地。他是一位聪明的宣传家和忠实的通讯员，经常给雇主美第奇写信，告诉这位老银行家他的所见所闻。这些信件一到佛罗伦萨就被翻译出版，广为流传。
当学识渊博的许拉科米卢斯，为横亘在欧洲和印度群岛之间这一群岛寻求一个合适名字的时候，他立刻想到了这位妇孺皆知的佛罗伦萨人，他的文字对每一位能够识文断字的欧洲人来说耳熟能详。于是他建议把这个新大陆称为“亚美利哥洲”或“亚美利加洲”，因为亚美利哥似乎比其他任何人对它的了解都要多许多。没有人说不。这有什么关系呢？叫这个名字跟叫别的名字差不了多少，既然问题已经解决，人们就不用再操心了。
我们不必对可怜的许拉科米卢斯过于苟求。他没有任何恶意。他只不过是一位朴实的校长，没有想到自己被一个聪明的宣传家蒙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