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人把情与酒视作同一语，情浓则酒酣，推杯换盏是免不了的。我因血糖偏高，好说歹说大家才放我一马。开席前，总要有开场白，于是有弟兄歌唱似的用手掌击着桌面，说：“祝代兄永远健康，万寿无疆！干杯！”颇有些像“文革”题材的电影、电视中的一些画面，逗得我忍俊不禁。
恰逢星期日，大家都比较清闲，放下碗筷，就想起搓两圈，酒店现成的自动麻将机。我夹起公文包欲“挥一挥手，不带走一丝云彩”，却被弟兄们用目光盯在原地，挪不开步，想想中午酒桌上因为我的没端杯，已让大家多少有些扫兴，如果不顾场面执意要离开，就枉聚了这一场，毕竟我以前是熟悉这项娱乐的，玩就玩呗，好大事！
坐定。自动麻将机发出嗡嗡的响声。眼前这三位被酒精烧红双眼的小老弟，亢奋地甩着头，嘴里不停地讲着俏皮话，我知道，下午的麻将不再是娱乐，必将演化为不是赌博的赌博。生活经验告诉我，酗酒过多的人干任何事情都有些恣意妄为，尤其在牌桌上。
果然，有人提议，下午四将牌，为了付钱方便，以十元人民币为一基本结算单位。除了我没有表态，大家都说：“好！”少数服从多数，这是组织原则，也是游戏规则，我只得默许。
规定的四将牌结束，只有我一个人输，大家不忍，于是又续牌，续牌还输，就这样无休无止，直到晚上十时。
我回到老人那儿，已是夜间十一点多钟。妻子、孩子早已进入梦乡，惟独父亲、母亲半倚半靠地坐在床上，有一眼无一眼地望着电视屏幕，等待我的归来。父亲说，下午到晚上他们多次打我手机，打不通，又怕我喝醉酒不安全，所以只有等。我这才想起，整个打麻将期间，手机一直关着。瞧我这点出息！
夜里，我挤在硬板床上，久久难以入眠。
父母只有我一个男孩。自打我入住六安小城，二老就跟随小妹在农村居住，由姐姐和两个妹妹轮流照顾着，不是本人不尽孝道，只因他们确实不愿住那钢筋、水泥围成的三室一厅，无奈，就两地住着，端阳、中秋、春节老老少少才能聚在一起，平常我出差经过那个乡镇，也顺便下去看望一下老人，来去匆匆，说不上几句话就要分手，可每次我离开他们的时候，他们总是迈着踉跄的双腿，把我送到村口的大路上，目送着我，直到我的背影从他们视野中消失。老人大半辈子节俭惯了，一日三餐粗茶淡饭，也很少添置衣物，我们给的为数不多的生活费，大部分都没有花去，每到孙子、孙女开学时，又转给了孩子，这让我和妻子颇为难受。老人家一分一分地抠，一分一分地攒，哪里知道，出入高楼大厦的我们，为了面子，为了人情，为了其他说不清的应酬，一顿餐饮，一场牌局，一次往来，就有可能花去他们几个月的伙食！有时候，我把这些情况说与老人听，他们不信，他们总以为儿子也像自己一样，节约每一分钱。
次日，用过早餐，一家三口便告别了两位老人。同往常一样，不让我们空手，父亲把几斤芝麻和半蓝鸡蛋装进塑料袋中，递给我，我不接，他就拎着，一直跟在我们后面，走出村口，走向大路。我不忍看他踉跄的步伐，更不忍拂了他的那份情，便接下袋子，四目相遇，我分明看到他慈祥的目光中流露出的一丝满足和惬意，于是，我赶紧背过脸去，任泪水不听话地悄悄溢出眼眶……
路上，我一句话也没有说。
依维柯汽车音响放出一阵熟悉的旋律，沙哑而苍凉的男中音环绕着我，曲调很美，吐字也清晰：“谁的眼泪在飞，哪一颗是我流过的泪……”我能想象出歌手捶胸顿足的神韵，更清楚自己此刻的心情，只是，歌手咏叹的是缺失的爱情，我咏叹的却是不灭的亲情。
不能忘却的情结
每年正月，我总爱到乡下亲戚家走走。
小时候，我家的生活过得较为艰难，姊妹四个，全靠父亲母亲每天十六分工（约合人民币0.9元）养家糊口，由于母亲身体状况欠佳，姐姐又早嫁，70年代中期，家庭生活愈加困顿。每年进入腊月之后，父亲那多皱的面孔上，仿佛又纹路陡增，成夜地唉声叹气，我知道，生产队里又要分红了，我家可能要拿出不低于一头肥猪售价的的钱来，好让乡亲们分点钱，过一个热热闹闹的春节。生产队有四口大塘，每年祭灶前后总要抽水逮鱼，每家分个三十、二十斤，于是父亲便把最大的几条鱼挎到集市上，卖个十元、八元的，顺便在食品站买个五、六斤猪肉，再买几斤豆腐、千张，加上咸制的小鱼、晒干的扁豆皮、茭瓜草，便成了除夕、年初一端放在桌上的全部菜肴。餐桌上，不懂事的我和两个妹妹，张开大口毫无顾忌地吃着猪肉、咸鱼，父母亲则端坐在一旁满脸怜爱地看着我们，偶尔只夹些扁豆干、茭瓜草放在碗内。两顿年饭之后，端下餐桌的几碗菜再也没有露过面，放在土菜橱内，等待客人到来。而真正来了客人，只有父亲能够陪餐，家中其他成员，只能在厨房嚼着腊菜、萝卜干或老白菜，可惜菜里看不出什么油星。
到了年初三，我和两个妹妹便开始拜年。大伯、三叔家跟我们住在一队，年初一时自然就拜过年了，得到几捧葵花籽或玉米花，已让我们乐不可支，根本无法奢望能在他们家吃顿饭，要去吃饭也是父亲的份儿。所以，对于几门住址较远的五叔家、姨娘、姑娘家，虽说相距几十里地，地走需要几个小时，但我们姊妹仨还是乐意去的。她们家的经济状况要比我家强得多，到了那里，不仅可以大口吃肉，还可以呷些小酒，吃到一些在我家从未吃过的鹅肉、鹅肫、糖果，更重要的是，可以在那里一玩几天，打着扑克，砸着“老鳖”，听听矿石收音机内传出的优美乐曲。我家虽穷，但亲戚们从不小瞧我们，给我们夹菜、倒茶，甚至晚上帮我们洗脚，临别时，还给我们装一些花生、花馍馍，寄寓着新年更好。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中专学校毕业后，分配在一所偏远的中学任教，每年的拜年活动一如既往。九十年代，我转入乡镇人民政府工作以后，其间有一、两年，没能到远方的亲戚家拜年。一次，几位弟兄来到我家，席间谈及双方父母身体状况时，一位老哥毫不留情地说道：“你不能地位比我们高了，就把我们忘掉了。现在的路修通了，一车能开到门前，不像你小时候要地走几个小时……再忙，你不会半天时间都抽不出吧？”一席话说得我面红耳赤，但我并不介意，反倒愧意重重。是啊，随着现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路宽敞了，车辆增多了，通讯工具普及了，而亲戚朋友却十年八年见不上一次面，通不了一次电话，这除了工作节奏快、事务繁多等客观因素外，我们难道主观上没有一点欠缺？从这以后，每年正月，我便不间断地往乡下亲戚那儿跑，不管工作多忙，不管天气多么恶劣。不为别的，只为了一个不能忘却的情结——那永远割不断打不碎的乡情，那浓浓如醇的亲情，是我成长的摇蓝。
岳父是盏灯
上个月，68岁的岳父大人作了一次腺体切除手术。望着他那苍老的脸，佝偻的身姿，我的心不由得一阵阵紧缩。
岳父原本不是农民。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期，就读于肥西师范学校。在校期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部队到地方招收飞行员，一米七六的他，经过体检被首批选中，只可惜他的旁系血亲中有地主、富农阶级成分的，政审没有过，蓝天之梦就此破灭。毕业后，先是分配在合肥郊区一所小学任教，六十年代初期，因家中生活负担重，申请调回了寿县保义小学。“人没有前后眼”，岳父常常这样说，不久，寿县对公职人员进行大规模裁减，他放下教鞭，回到了生他养他的黑土地上。
八十年代初，国家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和他一起下放的老教师，有些人通过查档案，写证明，重新拿起了课本，走上课堂，而他仍在十多亩承包地里没日没夜地劳作，他压根儿就没有获悉任何关于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信息。
岳父在操劳与困顿中度过了大半辈子，养育了七个儿女，两方老人又跟在身后，生活的负荷实在太重。大生产队时，他和岳母白天忙碌了一天，晚上，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又一起纺纱线、织棉布，一年下来，赚个两百、三百元，贴补家用，上对老，下对小，岳父算是兢兢业业，殚思竭虑，尽到了一个男子汉应尽的责任！
岳父寡言少语，很少开玩笑，不了解他的人，认为他难以接近，不谙事理，其实，在他严肃的外表下，隐藏着平常人难以达到的善良。1968年冬季的一个夜晚，本村庄的一个孕妇，在保义医院分娩时，因失血过多而死亡，她的丈夫W不知所措，尸体放在冰冷的产床上，婴儿的啼哭声撕人心肺。岳父得知消息后赶过去，二话没说，协助他将尸体抬回家，十多里路啊，到家时浑身汗了个遍！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电影多是露天的。一些小青年三三两两，在人群中窜来窜去，踩了脚，碰了肩，就可能引起一场“擂台赛”。一天晚上，岳父所在的大队部放电影，W与邻村的“拳师”常某不知什么原因，发生了纠纷，双方打得难分难解，常某顺手抓起一条凳子，正要往W头上砸，被岳父拦腰抱住，W趁机逃跑。谁知，这可闯了大祸，第二天，常某带着四五个徒弟找到岳父家，要进行报复，岳父说：你们年轻人应该比我们更懂得道理，当时我要不管这个闲事，你俩有人进公安局的，还有人进医院的，对不？常某只觉理亏，讲了一些大话、气话，拱拱手告辞。
岳父待W情深意重，可在此之前，他这个生产队会计，险些被W折磨死。“四清”运动开始后，不甘寂寞的W以“摘帽子”为诱饵，发动几名阶级成分高的农户，捏造一些算不上证据的证据，把岳父批斗得死去活来！生性刚强的岳父，宁愿被拳打脚踢，也不肯低头跪下。每天晚上，当他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家时，几位老人尾随其后，生怕他想不开，作出极端的事情来，知子莫如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