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登山者(4)

我将不同的登山绳展开，放在肩膀上，放出一条最短的绳子。接着，我们三个将绳子全都绑在腰间，彼此之间的距离也就20英尺。顺序自然无需讨论。让-克洛德第一个，他在冰雪中的经验最为丰富，而且面对即将攀爬的陡峭岩壁时，他也非常厉害；我第二个，因为我是三个人中最没有经验的，但我有一双强壮的手臂；理查殿后，他是咱们的“备用大锚”。要是我和让-克洛德掉下去，排在第三位的理查就是我们的安全栓……可是，要想在如此凶险的岩石上拖住下落的队友，恐怕这个世界上谁也没这个本事。再说了，如果真出事，我们的那根细麻绳肯定早就崩断了。

但这条具有兄弟情谊的绳子让我们感到无比安全，尽管绳子很细，可以说只是象征性地发挥一下作用。被我们当作定海神针的理查也是如此。我们走过瑞士山峰的边缘，开始下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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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腿还没有小心翼翼地落在又湿又陡的狭窄岩壁上时，我发现居然还有别人以前固定在那儿的绳索，还有一根金属缆绳，被挂在或用登山钉[14]固定在山坡边缘的远端。有几根绳子是今年夏天一些热心的向导系在那儿的。其余的绳子都有些年头了，因为年代久远，天气寒冷，以及在高纬度太阳光的作用下，绳子慢慢地发生了化学和物理变化，都快被风化成粉了。是那些“当事人”，也就是那些登顶高峰的游客，攀爬岩石、冰块，以及面对变幻莫测天气的门外汉会借助的绳子。有些人会利用它们从几乎垂直的峭壁悬崖上快速滑下，但也许这根绳子承受了你的快速下降的体重，下一根可能就会突然断裂，你就会从4000英尺高的地方掉到大石头上，或者掉到冰川下面的冰隙里。

仅凭观察是没有办法判断哪根麻绳是新的、安全的，哪根绳子又是旧的、已经腐烂的，在上面攀爬将是致命的。这个时候，向导的作用就体现出来了。

我们三个下降的时候，根本没有理会那些绳索。让-克洛德领着我们往边缘靠去，那里时常会有岩石跌落，即使是在六月份，小雪崩也时常发生。在我们沿着峭壁往下降落的几分钟时间里，他尽可能让我们避开掉落的岩石和雪崩，在靠近山脊的地方寻找更加坚固的落脚点。

可是我们为什么要走这条路线呢？为什么在临近结束时，我们还要重走道格拉斯爵士和温伯尔登山队其他成员于1865年7月14日遇难时的路线呢？

许多对登山稍微感兴趣的人都知道，下山会比上山更危险，但他们可能不知道，登山者跟山的关系可能随时发生变化，特别是在登山或者下山途中攀爬岩石的时候。往上攀爬时，登山者会展开身体紧靠岩壁，身体和面颊都会亲密地贴在岩石上，要伸出手指摸索壁架，或者寻找岩石上的支点，登山者的整个身体都会寻找哪怕最小的壁架、缝隙、楔形物、悬壁、石块，就如同跟山亲热一样。而在下降的过程中，登山者惯常的做法是脸朝外，这样，登山者更容易看到下面和旁边几码或者几米远的狭小壁架和落脚点。登山者会背靠着岩石，他的脸会转向（注意力亦会如此）身体下面，他们所看到的景色是空旷的天或地，而不是让人安心的坚固岩石或者厚厚的积雪。

对于菜鸟来说，下山更让人害怕，即使对于老手来说，也绝不能掉以轻心。在下山时丧命的人要比上山时多得多。但即使我小心翼翼地手脚并用，跟在J.C.后面，即使我不解为什么理查要建议我们走这条让温伯尔登山队多半成员葬生的死亡路线，我最纠结的问题依然是：理查为什么不问我是否愿意去登珠峰？

当然，这个问题有些愚蠢，没什么实际意义：我没钱加入登山俱乐部喜马拉雅山探险队。（事实上，这是一个有钱人参与的体育俱乐部，我在二十一岁时获得的那点儿遗产现在被我花得差不多了，也正是因为这笔遗产，我才能前往欧洲登山）而且，这是一家英国登山俱乐部，一般不会邀请美国人。英国登山者和他们的老男孩校友会理所当然地认为，由一名英国测量员以一名英国地图制作者的名字命名的珠穆朗玛峰是英国人的骄傲。不管美国人的登山技术有多高超，他们也绝不会邀请。

再说了，我跟那些试图登顶珠峰的英雄相比，经验还差得远呢。在哈佛上学那阵，我倒有过许多攀爬经验，老实说，我爬的山比我上的课还多。暑假的时候，我曾三次前往阿拉斯加进行小规模的探险，但这些经历再加上我跟让-克洛德以及理查这几个月的登山经历还不够，或者说如果要攀登世界上最高，可能也是最凶险的山峰，我的技术还不到家。我的意思是说，乔治·马洛里可刚刚死在珠峰上，而且很有可能就是被他那个身体条件出众，但是年轻、相对缺乏登山经验的安德鲁·欧文（昵称桑迪）掉下去的时候拖累而丧生的。

最后，就在我们又下降几米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连接我们三个人的绳子基本上都是比较松弛的，倘若真有那么一天，登山俱乐部突然邀请我这个道行尚浅又穷困潦倒的美国人陪他们参加接下来的珠峰探险，我不相信自己还会有勇气去攀爬珠峰。（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去的。一旦英国人一心想完成某个壮举，他们一般不会轻言放弃，尽管他们的英雄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乔治·马洛里在登山的时候牺牲了，但英国佬向来顽固。）

就在这时，我和让-克洛德已经到达了温伯尔登山队第一次成功登顶后，四名成员下落时惨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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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暂停现在的叙述，是想告诉读者，我知道现在突然讲述1865年7月的那次事故会有些奇怪，那起事故毕竟离1925年的这次探险差不多有六十年了。但是，你到时候就会知道，温伯尔登山队在攀登马特洪峰时发生悲剧事件看似与此毫不相干，但正是这起事故促使迪肯、克洛德和佩里组成了喜马拉雅山探险队，尽管这次探险任务极不正式，也几乎无人报道。

温伯尔探险队一行七人在爬山的时候是用绳子拴在一起的，但不知何故，他们在下山的时候分成了两组。爱德华·温伯尔和他那个经验丰富的向导迈克尔·克罗泽不是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就是累迷糊了。他们的第一根绳子拴了五个人，而登山经验最丰富的克罗泽紧跟在向导后面，后面则跟着完全没有经验的哈多，接下来是经验相对丰富的哈德森，最后面的是十八岁的登山好手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

几名同伴下山的时候，剩下的三个人仍然站在瑞士山脊的顶端。接着，他们也用绳子拴在了一起，第一个是“老彼得”，接下来是“小彼得”，最后就是爱德华·温伯尔。两个平庸的向导加上一个经验丰富的登山者，成功登顶后的下山者当中包括五名英国人，一个算是经验非常丰富的，一个是颇具有天赋的业余登山者，另外三个则完全是新手。两名来自瓦莱州的人（陶格瓦尔德父子）只能说差强人意，而最具天赋的当属来自萨瓦的迈克尔·克罗泽。按照正常的逻辑，应该由经验极其丰富的克罗泽领导这支探险队，做决定和领头的都应该由他说了算，但是，尽管他带头领着登山队通过了峭壁上面的“危险地段”，指挥这支登山队的仍然是温伯尔。而克罗泽也从来都没闲着，尽管哈德森能帮上很大的忙，偶尔会帮忙扶着道格拉斯爵士，甚至手把手地将他的脚放在合适的壁架和支撑点上，而克罗泽在下落的时候每一步都要帮助战战兢兢、身体条件一般的哈多。不仅如此，他还得寻找位置最佳、最安全的下山路线，然后下到更容易的山脊上。

于是，他们七个下到了山峰和弯曲的崖壁之间的“危险地段”，也就是刚才我和让-克洛德和迪肯刚下来的地方。

但是，就在“危险地段”的上方，他们当中最年轻的道格拉斯爵士大胆地提出一个十分可行的建议，所有人应当用绳子拴在一起下山，就跟他们之前成功登顶时所做的一样。我不知道温伯尔或者克罗泽为何不早做决定。

事实上，这种做法并不能为他们提供额外的安全保障。马特洪峰下面的这个“危险地段”就在山峰下面，底下还有个波浪形的悬壁，即使1924年，已经有了固定绳索，下山的路线也已确定，大部分松动的岩石都被登山者踢到山崖下了，在这里下山也极为不易。当年温伯尔下山的时候，这个“危险地段”比现在还要凶险，尤其是那种“客观存在的危险”，比如岩崩，但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这个地段最大的危险就是这里的壁架、指攀支点、落脚点都特别小，且很难找到，根本没有用作安全点的突出大圆石和扁平石块。

所以，当七个登山者，特别是那几个业余爱好者见温伯尔跟陶格瓦尔德父子拴在一起后，他们顿时信心大增，其实老彼得和道格拉斯爵士之间的绳子根本不够结实，后来发现，这种安排真的不能额外增加多少安全系数。

接下来的事情发生得很突然，尽管事故发生后的第二天，当事人就在策马特接受了讯问，尽管后来温伯尔等人撰写文章、在报上讲述此事，甚至还出过一些书，尽管报纸上有关这起事故的报道不计其数，但没人确定他们掉落的先后顺序。

看起来最大的可能是最没有经验、年仅十九岁的道格拉斯·哈多不小心踩空了，跌落下去，尽管当时克罗泽还在手把手地帮他，但哈多还是重重地撞在了克罗泽的身体上，将这名向导从他站立的地方撞了下去。更有经验的查尔斯·哈德森牧师和登山技巧出众的弗朗西斯·道格拉斯爵士站在狭小的岩壁上，还没来得及反应，就被两人带了下去。一切发生得太突然了。七人登山队中的四人就这样滚落下去，当场殒命。

绳子上剩下的三人，老彼得仍然跟道格拉斯以及另外几个正往下掉落的人拴在一起，上面还有“小彼得”和爱德华·温伯尔，经验丰富的温伯尔本能地做出了反应。

因为老彼得的绳子拴在一个牢固的安全点上，他是唯一有机会阻止他们往下跌落的人。而且他站在一个相对较宽的落脚点上。不仅如此，尽管整个登山队身处“危险地段”，但也只有他站在那个为数不多的几块凸出岩石下，于是，他毫不犹豫地将绳索套在那块岩石上。他上面的小彼得和温伯尔一只手抓住岩石，另一只手拼命抓住绳子，防止摔落。

绳子迅速绷紧了。四个人下落，以及另外三人加速下滑带来的身体冲击太大，其中老彼得面临的冲击力为甚。绳索从他的手中滑过，在上面留了一道很深的伤痕，数周才消退。（后来，老彼得逢人便会愧疚、沮丧地给他们看他那只受伤的手。）

但是，尽管老彼得将绳索缠在了那块露头上，或者，正是因为绳索缠在了石头上，它才啪的一声在空中断了。事隔很久以后，爱德华·温伯尔告诉一名记者，他清楚地记得1925年绳子恐怖的断裂声，到死都不会忘记。

温伯尔在书中写道：

在短短的几秒钟内，我们亲眼目睹了不幸的同伴背朝下，摊开手，往下滑落的情形，他们也在拼命自救。他们尽管当时并没有受伤，但很快一个接一个从我们眼前消失，从马特洪峰冰河下的一座座峭壁跌落下去，当时的高度差不多为4000英尺。

整个高度差不多有1英里，人掉下去需要一段时间，幸运的是（如果这个词用在这里恰当的话），他们还没掉到底下就已经死了，或者早就粉身碎骨了。我不止一次地从一些登山者口中获悉，美国和欧洲有人曾这样描述过这种恐怖的事情：登山者漫长的跌落时间可能长达几小时。只能用惨不忍睹来形容。这些描述无一例外地提到下落过程并不连续，人会撞在岩石上、雪上和冰块上，一路会流下很多血，冰镐也会砸得粉碎，衣服和靴子都会被鲜血染红，整个身体会裂成碎片。

根据温伯尔（他还责怪当时已经吓得胡言乱语的陶格瓦尔德父子耽误了行程）的叙述，他的朋友掉下去一个半小时后，温伯尔和陶格瓦尔德父子才来到组成山脊的天然石板梯上。从那个角度，他们没办法看到朋友恐怖跌落后形成的血路，他们的尸体肯定不停撞击大石头，在峭壁上弹来弹去，最后从马特洪峰陡峭的北坡跌落，掉到坚硬的冰川上。

最后，温伯尔花了两天时间才软磨硬泡地说服策马特的向导去“寻找同伴的尸体”。当地向导全部来自一家关系密切的向导工会，他们显然比这名虽有天赋，但仍是业余登山爱好者的英国人更加清楚，人从这里跌落后，“尸体”还会剩下什么。而且，向导显然也更加清楚温伯尔所谓的“只要爬到山脚下就行”意味着什么。去马特洪峰北坡的山脚下非常危险，从某种程度而言，这比登山还要危险，山脚下有隐藏的冰隙，随时都会坍塌的冰塔，还有由陈冰组成的极不稳定的尖顶和倾塔，以及冰石组成的迷宫，人在里面迷路几个小时，甚至达数天之久都是常事。

但温伯尔最终还是找到了志愿者，他们给“志愿者”钱，大部分向导都勉强同意星期一（星期日他们必须留在策马特做弥撒）前往那里。后来，他们终于找到了尸体。

温伯尔后来承认，他满心期待，柔软的积雪和近一公里的垂直掉落地带能给他的同伴带来奇迹，也许还会有一两个生还。

别说生还了，几乎可以用尸骨无存来形容。

找到的三具尸体散落在北坡下面的冰块和岩石上，“救援者”周围一直有岩石落下。不过，向导四散找地方躲避时，温伯尔和另外几名英国人站在原地没动。其实，英国人站在冰川上的行为只能用愚蠢和固执来形容，岩石和圆石像冰冷的流星一样纷纷在他们周围掉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