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名门望族(2)

父亲原是司法官

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是个心地善良的司法官，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诗人。

李文安时的李家，还是“家风寒素”、半耕半读的境况。李文安曾做塾师，一边谋生，一边准备参加科举考试，谋求仕途。道光十四年，他在江南乡试中举，为第96名，接着又在四年后进京参加会试，中了第112名进士。报子到家中来报喜，她的夫人一点儿也不相信，仍旧耕着田地。文安高中进士，使他的家庭由“力田习武”转变为当地“望族”。李文安当上户部主事，已俨然一个朝廷大员，成为许氏改为李姓之后做官的第一人。

李文安在刑部为官多年，尽忠职守，非常认真。据说每逢断案，他都会夜以继日地工作，不查出案情的真相绝不罢休。为此，常要与人“庭诤面折”，被人称为“包公再世”，但他也因为刚毅的脾气，常常得罪上司。后来，他管理牢狱时，同样严守规章，禁止狱卒虐待囚犯，为在押的囚徒准备衣被、药饵，冬天给粥，夏间给席，还不时亲自检查督促。

要不是后来太平天国兴起，他们父子必须放下公文簿去打仗，这个职位他恐怕可以一直坐下去的。这个职位得来实属不易，完全是他二十年辛苦寒窗，拼命读书的结果。

李文安的父亲李殿华（即李鸿章的祖父）是个“五十年不进城”的乡下读书人，家有几十亩地。他总不进城，但总想从黄土地上走出去，于是对科场功夫甚为在心。但是他考试总不顺利，科场屡次失意，后来就在家设馆教学生和孩子读书，把希望寄托在儿子们身上。

李殿华的家庭条件并不算好，他家是一处三进的小瓦院，至多相当个中农，年成不好的时候，日子过得就很紧张。他的孙子李鸿章曾揭过家里的“老底子”，在信中和他弟弟鹤章怀旧：“前吾祖父穷且困，至年终时，索债者如过江之鲫。祖父无法以偿，唯有支吾以对。支吾总非长久之计，即向亲友商借，借无还期，亦渐为亲友所厌。其时幸有姻太伯父周菊初者，稍有积蓄，时为周济，并劝祖父以勤俭，并亟命儿孙就学，吾祖父从其言，得有今日……”可见早年李家日子并不好过。但是李殿华心气很高，立志让四个儿子都能读书做官，飞黄腾达，光宗耀祖，为此，不惜工本地请来科场高手当家庭教师，助儿子们攻读、备考。

四个儿子中总算小儿子李文安实现了老父的理想，于江南乡试中举，四年后又考中了进士，从而跻身于京城衮衮诸公之列，使李家这个淝水边的中农之家，一夜之间“以科甲奋起，遂为庐郡望族”。李文安即是这个家族走出安徽、走向官场、走向京城、走向沿海的第一人，是李家有家谱记载的前七代人中，唯一的一个进士。

别人家聪明的孩子4岁就开始启蒙了，而李文安到8岁才读书。他早年读书读得很苦。他在兄弟中排行最小，从小身体很弱。到了13岁，别人都有考上秀才的了，而他才读完“四书”和“毛诗”。李文安的这些表现在父亲李殿华看来就是贪玩不用功，根本就没看出这是个大器晚成型的人才，后来，李殿华就叫大儿子李文煜来督阵，专门管着他读书。

李文煜科场也不顺心，考中秀才后就再无长进，也学父亲的样子，在家开馆收徒教书。这个大哥对付小弟也真厉害，每年正月初三就开学，一直要念到大年夜为止，毫不放松。毕竟严师出高徒，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结果李文安中了举而大哥未中，几年后李文安又中了进士，而他几个哥哥都名落孙山。

不过李文安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他苦读到35岁那年（1834年）才江南乡试中举。在这之前，他已经历了十数年的寒灯煎熬，期间也当教书先生，或收徒，或馆于人家，但自己的功课绝不放松。中举后又过了四年，终于考中了进士。这时，他已快40了，度过了他人生的大半截。

但最要紧的，还是他的“命”好。他这个进士中的不早也不晚，正好与数年后大红大紫的曾国藩同一年考中，这种关系过去称为“同年”。在那个时代，这是一种极其微妙又极其重要的人际关系。从“实惠”的意义上说，远远超过了同乡、同学、同族，甚至超过同胞的关系，因为同时考中进士就意味着要同时做官，有着共同的联系和参照。初做京官的他们无形中就是一个整体，除了他们的考官，他们之间往往比官场上的其他人更亲近，更能够理所当然地相互帮忙，相互利用。

李文安虽然性格比较内向，“资性中下”，但他万事心中有数，眼力不差，同年中与他关系最紧密的便是曾国藩。当时的曾国藩还没有发达，只是个普通的京官，初任翰林院侍讲学士、内阁学士，不过是个编编史书的闲官，后来才当上礼部、兵部、吏部侍郎（相当于现在的副部长）。虽然李文安直到中年才考中进士，进入仕途，但是他对儿子的安排是有超前意识的，也许这也是李鸿章日后能做出一番事业的原因之一。李文安在和曾国藩的关系得到确认之后，便早早地安排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去拜曾为师，跟其学“经世之学”，一旦到了他们要奋发进身的时候，就派上大用场了。这大概是李文安贡献给他家族的最高智慧。

李文安作为司法官清廉正直、方刚厚重，坚持依法断案，每到秋审最后断案的时候，披览案卷总到深夜，力求准确地量刑，不冤枉一个好人，“庭诤面折，人有包老再世之目”。但他“以倔强不苟合，不获于上官”。其实，历来官场上都是如此，做事既要认真，又不能太认真，要看是什么事。你什么事都太认真了做官就不讨巧了。问题是李文安凡事都太认真了，就必然不讨上司的喜欢，所以他始终没能当上“部级干部”。他们同年中别人都升得挺快，他弄来弄去还在看监狱。

尽管如此，一些正直的同僚们看得清楚，用诗的形式记下了他做的好事，尤其是善待狱囚的举动，这在那个黑暗的时代是极其难得的。那年头连无辜的老百姓都没人关心，谁还去关心那些狱囚呢？

有《咏李玉泉先生为提牢诗》数首为证。其一曰：

一汤一饭浅深量，是否堪餐每自尝。

甘苦可推军十万，狱中留得姓名香。

晚饭散过号腹来，双眸炯炯不胜哀。

狱中幸有推恩米，例自先生到此开。

棘墙深闭见天遥，溽暑熏蒸未易消。

赖有仁风吹隔座，蒲葵五万共招摇。

托钵沿门醵俸钱，秋深检点补黄棉。

先生更给病囚被，寒到圜扉不耸肩。

是说他管提牢厅时，下属两个监狱，他每天都要巡视一遍。到底是刑部的大狱，竟然关押了五万囚犯！每个监狱从南到北往返一圈五里地，两个监狱每天走一遍就是十来里路，他总是坚持每天亲自到场巡视，仅仅这一点就很不容易。

他严禁狱吏虐待囚犯，规定囚饭每人要保证给足一满勺饭，为了防止狱吏克扣斤两，遇到开饭他就要亲自检查，并且亲自尝尝生熟。狱中开支有限，晚饭后伙房关门，而遇到那些晚饭后才押解到狱的囚犯，他不忍其饥肠辘辘，就自掏腰包，捐米煮粥，聊以慰藉。春夏季节狱中易发传染疾病，他早早派人熬好了药做好准备。甚至夏天买来扇子和席子，冬天捐献棉衣，还在每个“所”备置12条棉被，供生病的犯人发汗养病之用……可见他除了心地善良，还是个非常仔细的人。所以在他管事期间，狱中没发生过意外死亡之事。他对自己的工作也是挺满意的，在其诗中一再流露出得意之情：

每思工部千间厦，更爱香山万里裘。

我且按囚给大被，铺秥草刈野塘秋。

南北奔驰十里程，衣冠整肃踏沙行。

给筹鱼贯分餐际，堪念嗷嗷待哺情。

衣冠整肃待衙参，每日平安竹报谙。

常愿两监无病帖，论功不厌纪窗南。

他的《愚荃敝帚二种》付梓于同治年间（1866年），已在他去世十年之后。那时，他的两个儿子李瀚章和李鸿章早已是清政府的命官，一个是两江总督，一个是湖南巡抚，为之写序和跋的人本可以大加恭维，大吹大捧，写序人本可以是当朝大吏，或皇亲国戚，然而不然，为之写序的不是亲戚就是同事，人们一再称颂他的仍是他的善良和清廉。

良善之人结姻缘

善良的人总是有好报的。李文安的善良为他促成了一桩不错的婚姻。

当初在磨店老家时，有一年，李殿华抱回一个正在出天花的女孩。那女孩在路边啼哭不止，浑身发烫，显然是个被遗弃的病孩。李殿华虽身在乡下，毕竟是个小知识分子，略懂些医道，尤擅长儿科，见了心怜之，于是抱回家收治，几番调治后居然治愈了。女孩病虽好了，但脸上却留下了稀稀落落的白麻点，这对女孩来说是个不小的缺陷。女孩没有地方去，就成了李家的一员，长大后就在李家帮着干活，她要以辛勤的劳动来报答李老太爷的养育之恩。她既然要整天跑进跑出地干活，也就没有必要像深闺里的小姐一样裹小脚了，同时也没有亲生母亲在旁监督她裹脚，那双自由自在的大脚就成了她生活中的好帮手，什么重活儿都不含糊，但久而久之成了村民们的笑料。

在封建社会，女人们是以小脚为美的，大脚板子根本就不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另外，脸上又长了麻点，又整天在地里干活儿，这样的姑娘长大之后是无法找到一门好婆家的，何况还是个被丢弃的孩子，亲爹娘还不知在哪里。但她不知道，有一双善良的眼睛早就在注意她了，这就是李家的四少爷李文安。李文安是个心慈面善的人，见不得人家受苦。有一天他晚上从外面回来，看见姑娘劳累得倒在灶门口就睡着了，就顺手脱下外衣盖在姑娘身上。其父闻知后，知道儿子对姑娘有情，遂命之结为夫妇。

难以预料的是，新娘子非凡才能在婚后不断地表现出来，她有很强的帮夫运。特殊的身世使她不仅吃苦耐劳，泼辣能干，遇事有“豁出去”的气概，而且有很高的智慧。她善于治家，前半生非常辛苦，后半生极其享福，应验了中国人的那句“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老话。

她是李家的大功臣。丈夫在家时要读书备考，在外时要秉公做官，家中一切，就只能由她负责打理。她还为李家生了六男二女。“六男”即李瀚章、李鸿章、李鹤章、李蕴章、李凤章、李昭庆兄弟；两个女儿，大女儿嫁记名提督、同县张绍棠，二女儿嫁江苏候补知府、同县费日启，都嫁得十分风光。她的大智慧还在于，每当丈夫和儿辈遇有升迁，别人总是喜笑颜开时，她却不然，非但不露喜色，反而沉静地时时以盈满为戒，显示了“福人”的真功夫。

上苍也回报了这位苦心的女人，让她在后半生大富大贵，活到83岁，比丈夫李文安多活了28年。她晚年跟着两个当总督的儿子过，在总督衙门里当她的太夫人，享尽天下荣华富贵，根本不在乎乡下的那几进小院了，所以他们在熊砖井的老土地上，并没留下她的大宅院。她的儿子们帮助清政府打败太平天国后，有一年总督“换防”，李鸿章从湖广总督的位子上北调京畿，去任直隶总督，留下的湖广总督的职位恰好由他的哥哥李瀚章接任。当时她正跟儿子住在总督署内。总督要掉换了，而老母亲是同一个，老太太是不需要“挪窝”的，走了一个总督是她的儿子，再来一个总督还是她的儿子。乡间邻里不无羡慕地传出话来：“人家李家是总督换防而老太太不用换防。”其福分真是人人仰之，无以复加。此后两个总督又有过几次这样的“换防”，老太太仍是“他们换他们的防，不关我事”。

她的后半生，不仅享受了一般官僚家庭的荣华富贵，还屡受皇恩。她75岁生日时，适逢慈禧太后40寿辰，清帝为笼络汉臣，推恩及亲属，特下《褒赏谕旨》：“内阁奉上谕，大学士直隶总督一等肃毅伯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年近八旬，特沛恩施，着赏给御书‘松筠益寿’匾额一面，紫檀三，镶玉如意一柄，大卷江绸袍褂料二匹，大卷八丝锻袍褂料二匹。”1882年，老人家年纪大了，身体久病不愈，皇上又下谕旨，赏李鸿章一个月假期去湖北（李瀚章的督署）探望，并赏其母人参8两，以资调理。可是那8两人参并没有养好老太太的病，老太太于圣旨下达的当日就去世了。于是清帝再下一道谕旨：“内阁奉上谕：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湖广总督李瀚章之母，秉性淑慎，教子有方，今以疾终，深堪轸恻，朝廷优礼大臣，推恩贤母，灵柩回籍时，着沿途地方官，妥为照料，到籍后，赐祭一坛，以昭恩眷。钦此！”

在封建社会，这是没有几个女性能够得到的至高恩宠。

次年三月，载着李母灵柩的大船从汉口沿长江而下，一路上各地官员迎接送往不敢怠慢，中经巢湖、店埠河、全羊河水路运至磨店乡，合葬夫墓。在磨店来说，无疑又是一次盛大的典礼。

这还没完，在她去世二十多年以后，清政府还追封她为一品夫人，晋封为一品伯夫人，晋赠一品侯夫人。那时她的儿子们都已去世了，清政府仍念记着她，可知她的身价在晚清历代皇帝眼里，都是不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