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 研究动态综述

2.2.1 关于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什么关系历来受经济学家关注，自“重商主义”时代开始便有经济学家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引发了广泛的争论，不同学者提出来不同的观点，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贸易促进论观点、贸易阻碍论观点和贸易折中论观点。下面将对这三种观点分别加以阐述。

1. 贸易促进论观点

20世纪30年代，罗伯特逊（D.H. Robertson）提出了著名的“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命题，这是典型的贸易促进论观点，他认为落后国家可以通过与国外开展国际贸易来带动国内的经济增长。纳克斯（Ragnar Nurkse，1953）对罗伯特逊的观点进行了一定的补充和发展。他在分析了19世纪的英国与新殖民地区国家的发展原因后，认为以发达工业国家为代表的中心国家的经济迅速发展，促使这些国家对初级产品的需求不断扩大，继而促进了国际贸易的大发展，这些中心国家的经济进步通过国际贸易传递到外围的（主要是以发展中国家为代表）新兴国家去，这些外围新兴国家成为了国际分工格局的获益者，从而带动了新兴国家的经济发展。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选择了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模式，将出口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方式，对于这种出口导向的经济增长模式，经济学家认为出口扩张对经济增长起了很大推动作用，这是一种宏观动态的观点。对于经济增长的驱动方式，存在两种观点。一种是“需求驱动型”的观点，主要以纳克斯（Ragnar Nurkse，1953）和刘易斯（W. Arthur Lewis）为代表。纳克斯认为发展中国国家开展对外贸易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恶性循环”。刘易斯从需求方面展开研究，提出了与罗伯特逊观点类似的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的论点。另一种是“供给驱动型”的观点，主要代表是科登（W. Max Corden，1974），他将贸易与宏观经济变量相结合，分析了国际贸易对经济产生的五个方面的影响，包括收入效应、资本积累效应、替代效应、收入分配效应和要素加权效应。他提出了国际贸易对经济增长率影响的相关理论，对后人的分析提供了方向，具有 一定的借鉴意义。

乘数概念最早由卡恩（R. F. Kahn，1931）提出，后来经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1936）扩展为“投资乘数”，并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里进行了详细论述，他认为国内投资的增加可以起到加倍扩大国民收入的作用（一般认为乘数大于1），投资乘数理论是凯恩斯宏观经济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哈罗德（Roy Forbes Harrod，1933）将凯恩斯的乘数理论应用到了国际贸易的研究当中，提出了“贸易乘数”的概念。马克卢普（F Machlup，1943）也提出了与哈罗德类似的“贸易乘数”理论。哈罗德和马克卢普认为，出口所起的作用与国内投资类似，进口所起的作用与国内储蓄相似，贸易顺差的变化可以引起国民收入的成倍变化，即贸易乘数大于1。贸易乘数理论在一定程度上支持了罗伯特逊和刘易斯提出的贸易发动机观点。20世纪50年代，A.C. Harburger和L.A. Metgerler进一步将贸易乘数理论推广运用到对开放经济的研究当中，用来分析贸易收支与国民收入的关系，称为乘数分析法。乘数分析法是分析国际收支与国际贸易关系的一种重要分析方法。A.P. Thirlwall（1995）将对外贸易乘数进一步进行了扩展，提出了对外贸易乘数扩展模型。

保罗·克鲁格曼的“新贸易”理论从动态变化的角度研究了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得出了支持贸易促进论的观点。罗默（Paul M. Romer，1986，1990）提出了内生经济增长思想，以往经济理论大都认为经济增长是由外部因素决定的，罗默的内生经济增长思想认为经济增长是由模型的内生变量所决定的，并摈弃了传统的规模收益递减的假设。他将技术内生化作为出发点，强调创新和知识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有利于新知识、新技术的扩散和传播，进而提高总产出水平，加速经济发展。

保罗·克鲁格曼（Paul P.Krugman，1987）和卢卡斯（Lucas，1988）对技术溢出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他们认为生产率提高的核心因素之一是技术变动，并构造了技术变动的内生化模型，用来研究国际贸易与技术进步以及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认为技术变动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干中学”（Learning by Doing），是被动的方面；另一个是技术革新（Innovation），是主动的方面。国际贸易的开展会通过技术外溢和外部刺激来促进技术发生变动，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而促进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2.贸易阻碍论观点

与前述的贸易促进论观点不同，也有为数不少的经济学家对贸易促进论观点表示质疑，认为国际贸易不能对经济增长产生促进作用，相反还会对经济发展造成障碍。他们主要是根据对一些国家（主要是发展中国家）进行分析所得出的结论，认为自由贸易对某些国家（尤其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是不利的，提出了一些贸易阻碍论的观点和看法，主要包括“中心- 外围”说、“贫困化增长”等。

劳尔·普利维什（Raul Prebisch，1950）提出了“中心-外围”说，可以用来解释对外贸易的开展使得发展中国家逐渐呈现贫困化的机制。他认为国家可以分为两种类型：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中心国家主要由发达工业国家组成，外围国家主要由发展中国家构成。在国际分工中，发达工业国家主要生产和出口工业制成品，而发展中国家则主要生产初级产品。在这个分工体系当中，中心国家相对处于主导、独立的地位，在国际贸易中起支配作用。而外围国家则相对处于从属、依赖的地位，并没有获得与发达工业国家相当的贸易收益，而是贸易条件不断恶化，这种不平等关系阻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

“贫困化增长”的最初思想是由埃奇沃斯（F. Y. Edgeworth，1894）提出的，劳尔·普利维什（Raul Prebisch，1950）和辛格（Hans Wolfgang Singer，1950）系统地提出了“贫困化增长”的思想，他们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长期内将会出现恶化的趋势。巴格瓦蒂（Bhagwati，1958）将贸易条件与经济增长联系起来进行考虑，认为发展中国家的贸易结构为主要出口初级产品、进口工业制成品，但由于初级产品的需求弹性比较小，初级产品的大量出口有可能造成本国贸易条件趋于恶化，从而减少国家的福利，即出口的增长实际上使得收入下降。他将其称为“恶性增长”或“悲惨的增长”。彼得·林德特（1991）对贫困化增长的三个前提进行了归纳和总结。

3.贸易折中论观点

除了贸易促进论观点和贸易阻碍论观点，还有部分学者认为贸易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并不明显。Kravis（1970）通过对19—20世纪发展中国家的分析和研究，提出了贸易折中论的观点，认为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观点对于20世纪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并不适用。经济增长主要是由内部因素引起的，像国际贸易这样的外部需求仅能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并且这种辅助作用随时间和地域不断发生变化。他们认为国际贸易对于经济增长来说既非充分条件又非必要条件，贸易仅仅是经济增长的侍女，而并非像罗伯特逊所指出的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国际贸易所起的作用更为重要的是体现在保持价格和成本结构的外界联系上。

N. F. R. Crafts（1973）从另外一种视角对贸易是经济增长侍女的观点进行了论述，他是在对Kravis文章批判研究基础上得出上述结论的。James Riedel（1984）从分析197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W. Arthur Lewis（1980）的观点入手，分析了贸易促进论观点和贸易阻碍论观点的不足之处及其政策实施所带来的问题，认为Kravis的贸易折中论是比较合理的。

4.实证研究现状

国际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历来受经济学家关注，但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在理论上存在很大的分歧，缺乏统一的观点和看法。因此，有一部分经济学者从实证研究的角度来对此问题进行验证和分析，得出的结论也是五花八门。下面将对相关的实证研究文献进行一定的归纳和梳理。

（1）对跨国数据进行的研究

在这方面非常具有影响力是Jeffrey D. Sachs和Andrew M. Warner（1990）的一篇文献，他们利用回归分析的研究方法对197个国家的1990年的数据进行了实证检验，测度、分析了矿产和其他资源的出口对GDP增长的影响作用，发现一国的对外开放程度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Jeffrey D. Sachs和Andrew M. Warner的这篇文献后来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广泛引用，用于支持其对发展中国家提出的开放经济的建议。

Balassa（1978，1984）、 William Tyler（1981）、 Rostam Kavoussi（1984）等学者的研究是早期研究的经典文献，都得出了支持“贸易发动机”观点的结论。Woo S. Jung和Peyton J. Marshall（1985）研究了37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对出口与经济增长进行了因果关系检验，发现在37个发展中国家当中只有4个国家的检验结果支持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结论，他对“贸易发动机”观点表示了质疑。

Dalia Marin（1992）对4个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协整关系和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他发现发达市场经济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一样，出口与经济增长具有因果关系。Musleh Din（2004）采用多元时间序列分析方法对南亚地区的5个国家的数据进行了分析，检验了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与前期研究的结论相反，认为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并不适用于南亚地区所有的国家。

（2）对单个国家数据的研究：

Surendra J. Patel（1959）和Abhijit Sharma与Theodore Panagiotidis（2003）对印度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印度出口与印度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Ferda Halicioglu（2007）对土耳其1980—2005年的季度数据进行了分析，检验了“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假设，通过对土耳其的工业生产和出口数据的协整检验，发现出口不是土耳其工业生产增加的直接原因。

Fredrik Sjoholm（1999）对印度尼西亚数据进行了研究，分析了出口、进口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出口和进口都对印度尼西亚的经济增长产生了积极的影响。Francisco F. Ribeiro Ramos（2000）利用协整模型和格兰杰因果检验分析了波兰进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有关中国数据的研究：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情况受世界各国学者关注，许多学者投入了对中国经济的研究。不同学者对中国的研究采用的数据有所不同，利用的研究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得出结论存在较大的差异。

Andy C. C. Kwan和Benjamin Kwok（1995）、 Jordan Shan和Fiona Sun（1998）对中国的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对外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XiaoHui Liu、 Peter Burridgez和P.J.N. Sinclair（2002）从总体水平上对我国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和分析，考察了贸易、经济增长以及FDI（季度数据）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稳定的协整关系，并且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我国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对这三者都有一定的推动作用。Sun Haishun和Parikh Ashok（2001）研究了我国的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对存在稳定相关关系的原因进行了深入探讨，发现经济结构、开放度和政策环境等因素在其中起了关键性作用。

我国的许多学者也对我国数据进行了研究，比如，沈程翔（1999）、刘晓鹏（2001）、王坤和张书云（2004）等研究都支持了对外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结论，认为国际贸易是经济增长的Granger原因。也有学者的研究得出相反的结论，孙焱林（2000）、许启发和蒋翠侠（2002）的研究发现对外贸易不是经济增长的原因。

2.2.2 关于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研究

同贸易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一样，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也是一个历来受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问题，最早可以追溯到重商主义时代。经济学家托马斯·孟（Thomas Mun，1664）提出，只有实现贸易顺差才能增加国民财富，而资本流入并不会使得国民财富真正增长，他认为对外直接投资对资本输出国来说是有利的，而对资本输入国来说是不利的。

1. 从“双缺口模型”到“四缺口模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尤其是发展经济学兴起之后，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实际影响逐渐引起了广大经济学家的重视。MacDougall（1960）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与资源配置以及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为后来的研究者提供了方向。Hollis B. Chenery和Alan M. Strout（1966）提出了著名的“双缺口模型”，该模型在国际投资领域非常具有影响力。他们认为，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是两大缺口，这两大缺口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来说都是比较强的约束，通过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填补这两个缺口，从而促进经济发展。当一个国家的储蓄不足时，就需要进出口同等规模的赤字，也可以通过引进外资来达到目的。双缺口模型是许多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理论基础，也是可供选择的经济发展途径之一。

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出现了“双缺口模型”无法解释的现象。近年来，中国的储蓄非常丰富但同时也大量吸引外商投资，这是“双缺口模型”所无法解释的，并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双向投资量也呈逐年增长的趋势，使得“双缺口模型”不断受到挑战。Hirschman和Todaro将双缺口模型进行了演化扩展，将其发展成为“三缺口模型”，Edmar L. Bacha（1990）和Taylor（1991，1993）在Hirschman、 Todaro的基础上对“三缺口模型”进行了详细阐述，他们认为除了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之外，还存在第三个缺口——技术缺口。Paul Streeten（1974）对其进一步发展，在三缺口模型的基础上将税收缺口作为第四个缺口，提出了“四缺口模型”。

2.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研究

许多学者从实证角度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影响，由于不同学者采用的数据和研究方法不同，得出的结论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比如有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有积极的影响，也有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作用是消极的。下面将对有关学者的研究进行阐述。

（1）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积极作用

一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会对东道国产生技术溢出效应，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技术进步，这是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起积极作用的主要原因。V. N. Balasubramanyam、 M. Salisu和David Sapsford（1996）从新经济增长角度出发进行了研究。他们分析了40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检验外商直接投资是否对经济增长起促进作用，检验结果表明，对外贸易政策的开放程度对外商直接投资起很大的制约作用。对外贸易政策的开放程度越高，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促进作用就会越强。E. Borensztein、 J. De Gregorio和J-W. Lee（1998）对两个时期的跨国数据进行了研究，在这跨国数据中外商直接投资从工业国流向69个发展中国家，分析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发现技术传播的一个重要渠道便是通过外商直接投资，他们认为相比于国内投资，外商直接投资所起的推动作用更大，但外商直接投资发挥作用大小受制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Luiz R. de Mello Jr.（1999）研究了OECD国家和非OECD国家的1970—1990年数据，测度和分析了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积累、产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发现外商直接投资主要是通过技术进步和知识溢出来对资本积累、产出以及全要素生产率产生积极作用。

Abdur Chowdhury和George Mavrotas（2005）利用新经济增长理论进行研究，分析了三个发展中国家——智利、马来西亚以及泰国的数据，基于Toda Yamamoto检验对外商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进行了检验，发现智利的两个变量之间并不存在因果关系，而马来西亚与泰国的两个变量之间存在双向的因果关系。Glauco de Vita和Khine S. Kyaw（2009）利用动态面板数据模型进行了研究，分析了126个发展中国家的1985—2002年数据，研究外商直接投资对低收入国家的影响，为使外商直接投资对低收入国家发挥最大的积极效应，发展中国家应该具备最低的发展水平以及较强的吸收能力。

（2）外商直接投资对经济的消极作用

与前述学者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发展的观点相反，有一些学者认为由于存在着较大的生产技术差距会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变得极为有限，并且外商直接投资还会对国内投资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因此，他们认为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的经济发展会产生消极影响，阻碍东道国的经济发展。William Easterly（1993）构造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来进行研究，分析了国内资本和外商资本这两种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许多发展中国家为了吸引外商投资的进入，大都会给予外商投资许多的优惠条件，如税收优惠或者关税优惠等，这种“超国民待遇”会对国内投资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如果国内外企业存在很大的技术差距，还会对经济增长产生非常不利的影响。

Brian J. Aitken和Ann E. Harrison（1999）对委内瑞拉1976—1989年的企业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都被合资企业本身进行了内部化，对外部企业的技术外溢几乎为零，因此外商直接投资对委内瑞拉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被大大削弱。Maria Carkovic和Ross Levine（2002）利用GMM估计对世界银行数据库和IMF数据库的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并不能对经济增长起积极的促进作用。

（3）关于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中国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外商直接投资，许多学者投入到我国外商直接投资的研究当中，得出了一些有意义的结论。Peter J. Buckley和Jeremy Clegg等（2002）对中国1989—1999年的分省数据进行了研究，发现我国的投资环境尤其是经济环境和技术环境对外商直接投资作用的发挥产生很大的影响，外商直接投资在不同地区发挥的作用存在很大差异，在经济发达地区所起的作用要强于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所起的作用。N. Madariaga和S. Poncet（2005, 2006a, 2006b）对中国1990一2002年近200个城市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发现外商直接投资存在明显的技术溢出效应，各个城市的金融开放程度和邻近城市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动情况都对技术外溢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国内学者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进行了大量研究，包括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为了对中国利用外资现象进行合理解释，汤文仙和韩福荣（2000）经过研究后认为在储蓄缺口和外汇缺口之外，还存在第三个缺口——技术缺口（tech-sep）。由于我国缺乏必需的生产技术和先进的管理，因此影响到我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刘志强（Zhiqiang Liu, 2002）对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溢出效应进行了研究，他通过对深圳特区的29个工业行业的1993—1998年度数据的分析，发现深圳特区的外商直接投资具有很强的技术溢出效应，并且使其他部门也因此获益。

王志鹏和李子奈（2004）构建了准内生经济增长模型，用来考察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研究结果表明国内外投资的比例将在长期内对经济增长产生深远的影响，并且人力资本特征鲜明。康赞亮和张必松（2006）利用协整模型进行了研究，分析我国的外商直接投资、国际贸易以及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这三者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

2.2.3 关于外商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

外商投资不但对经济发展和进步产生直接影响，而且外商投资的进入会对国际贸易方式和贸易产品结构产生影响，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或者互补效应，并通过国际贸易来间接影响经济的发展。经济学家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几种不同的观点，下面将对几种主要的观点加以介绍。

1. 替代作用观点

经济学家经过研究发现，资本流动会对贸易产生一定的替代作用，其中外商直接投资形式的资本流动对资本密集型产品贸易产生的替代作用更为明显。蒙代尔（Robert A. Mundell, 1957）是这个领域的先行者，最早提出了国际投资对国际贸易产生替代作用的观点。他在赫克歇尔- 俄林模型的基础上，假定只有两个国家、仅有两种要素、只生产两种产品，并且两国的生产技术基本相同以及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流动，构建了一个模型研究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得出的结论支持国际投资会对国际贸易产生替代作用的观点。

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 1966）把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纳入了一体化分析框架，从产品生命周期角度进行了分析，研究出口与国际投资的关系。他认为在产品的生命周期当中，企业为了保持对产品的生产技术垄断会选择对外投资，通过占领国际市场来实现国际产业转移，在这个过程当中创新与技术扩散是贯穿始终的，一旦选择了对外投资就会对出口产生一定的替代效应。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 1948, 1953）的H-O-S模型从另外一个角度阐述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的替代效应，又称为“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即在国际贸易发展过程当中，生产要素的价格会逐渐趋于均等，进而使得国际投资发生的可能性变小。此外Horst、Adleer以及Stevens也对国际投资与国际贸易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了类似的替代作用观点。

2.互补作用观点

蒙代尔提出的国际投资会对贸易产生替代作用的观点建立在技术相同的假设基础之上，一旦这个假设条件不存在，便会产生另外一种结果。Markuson（1983）改变了蒙代尔的技术相同假设，认为在技术不同时，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还存在一定的互补作用。他假设两国的生产要素禀赋相同，但在技术方面存在差异，都生产两种产品（钢铁和棉布），两国都会生产本国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用于出口。但如果生产要素可以在两国之间自由流动，资本便会向具有 技术优势的国家流动，而劳动力的流动方向与资本的流动方向相反，这会进一步增强各自的比较优势，从而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Kemp、 Jones、 Svensson和Purvis等学者也有类似的观点，即认为在技术差异存在的条件下，国际投资可以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即国际投资会对国际贸易产生互补效应。

日本学者小岛清（Kiyoshi Kojima, 1978）提出了边际产业扩张理论。该理论以赫克歇尔- 俄林的模型为基础，研究了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的关系。他通过对日本海外投资的研究和分析，认为国际贸易与国际投资之间存在着互补关系。提出开展对外投资活动应该从边际产业（处于比较劣势的产业）开始依次进行，即从资源密集型产业要逐步转到劳动密集型产业，再从劳动密集型产业逐步转到资本密集型产业。

3.不确定性观点

替代作用观点和互补作用观点的得出都是建立在一定的假设条件之下，并且针对不同国家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因此有学者经过研究发现国际贸易和国际投资之间存在的是一种不确定性关系，持这种观点的经济学家为J.Peter Neary（1995），他通过对3×2模型（2个国家、 3种要素）的研究和分析，发现国际贸易和资本流动之间是一种不确定关系。

2.2.4 实证研究现状

关于国际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之间的关系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许多学者从实证角度对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比较著名的学者有Simeon Hein、 R. Lucas、 K.W.Jun、 H. Singh等，得出了与理论研究类似的几种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