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章

【鼠疫】

用别样的监禁生活再现某种监禁生活，与用不存在的事表现真事同等合理。

——丹尼尔·笛福

一

构成此编年史主题的奇特事件于194年发生在阿赫兰。普遍的意见认为，事件不合常规，有点离谱。乍一看，阿赫兰的确是一座平常的城市，是阿尔及利亚滨海的法属省省会，如此而已。

应当承认，这座城市本身很丑陋。看上去平平静静，需要费些时间才能察觉，是什么东西使它有别于各种气候条件下的那么多商埠。怎能让人想像出一座，比如，既没有鸽子，也没有树木，也没有花园的城市？在那里你既看不见鸟儿扑打翅膀，也听不见树叶沙沙作响，总之，那是个毫无色彩的地方。季节的变化只能在天上显现出来。只有清新的空气或小商贩从郊区带回的一篮篮鲜花可以宣告春天来临；那是市场上出售的春天。整个夏天，太阳像火一般烧灼着干燥之极的房屋，给墙壁盖上一层灰色的尘土；于是，人们只能在关得严严实实的护窗板的保护下过日子。相反，秋天一到，这里是大雨滂沱，泥泞遍地。晴朗的日子只在冬季姗姗来临。

要了解一个城市，较简便的方式是探索那里的人们如何工作、如何恋爱、如何死亡。在我们这个小城里，也许是气候的作用，那一切都是同时进行的，神气都一样，既狂热，又心不在焉。也就是说，人们在城里感到厌倦，但又努力让自己养成习惯。我们的同胞工作十分辛苦，但永远是为了发财。他们对商贸的兴趣尤其浓厚，用他们的话说，最重要的营生是做买卖。当然，他们也享受凡人的生活乐趣，他们爱女人、爱看电影、爱洗海水浴。然而，他们非常理智地把享乐的时间留给礼拜六晚上和礼拜天，一星期里别的日子，他们要尽心尽力去赚钱。黄昏时分，他们离开办公室，定时去咖啡店聚会，去同一条林荫大道上散步，或去自己的阳台。年轻人的欲求强烈而短暂，年龄大些的人有坏习惯也无非是参加球迷协会的活动、联谊会的宴席，去俱乐部靠摸纸牌的手气狂赌一番。

有人一定会说，那一切都不是我们这个城市特有的，总之，当代人全都如此。在今天，看见人们从早到晚工作，然后决定去玩牌、喝咖啡、聊天，以打发生活中剩下的时间，恐怕再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事了。然而却有一些城市，一些地区，那里的人们会时不时臆想点别的事。一般说，这并不会改变他们的生活。但毕竟有过臆想，而有了这一点就永远比别的强。阿赫兰却相反，它似乎是个毫无臆想的城市，即是说，它是个纯粹的现代城市。因此，没有必要确切介绍我们这儿的人们如何相爱。男人和女人，要么在所谓的做爱中飞快地互相满足，要么双双安于长期的夫妻生活。在这两个极端之间，几乎没有折中。这也并不独特，在阿赫兰跟在其他地方一样，由于缺乏时间，也缺少思考，人们不得不相爱而又不知道在相爱。

在我们这个城市，更独特的是死亡时可能遇到的困难。不过，困难二字用得并不恰当，说不舒服也许更确切些。生病从来就是不愉快的事，但在一些城市、一些地区，你生病时会有人帮助你；在那些地方，人在生病时几乎可以听之任之。病人需要温馨，他喜欢有所依靠，这是非常自然的。然而在阿赫兰，极端恶劣的气候、大量的生意往来、毫无可取之处的环境、黄昏降临之迅速以及取乐的质量，一切都要求健康的体魄。在那里，连生病的人都倍感孤独，垂死的人就可想而知了，他像掉进陷阱一般困在几百堵热得噼啪作响的墙壁后边，而与此同时，全体居民都在电话上或咖啡店里谈票据、谈提单和贴现！大家即将明白，当死亡猝然来到一个乏味的地方，人在死亡时，甚至在现代生活条件下死亡时，可能会有怎样难受的感觉。

我指出的这几点也许可以使人对我们的城市有一个相当清楚的概念了。但任何事情毕竟都不应该夸张。需要强调的是，这个城市的市容和这里的生活面貌都很平庸。不过一旦养成了习惯，大家也不难打发日子。既然这个城市恰好对养成习惯有利，我们就可以说一切都还不错。从这个角度看，生活无疑算不上极有情趣，但我们这里至少见不到混乱。而且这里的居民坦率、讨人喜欢、勤快，总能赢得去那里旅行的人们适当的尊重。这个既不别致，又无树木，而且缺乏活力的城市，到头来竟仿佛能使人悠闲自在，总之，人们在那里可以沉沉地睡过去。然而，必须加上这点才是公正的：这个城市镶嵌在无与伦比的景色之中，它坐落在一个光秃秃的高地中央，高地四周是阳光灿烂的丘陵。城市前面是美不胜收的海湾。可惜此城是背对海湾建造的，因此，除非前去寻找，谁都不可能瞥见大海。

介绍到这里，谁听了都不难相信，我们的同胞无论如何也不可能预见这年春天会发生那些小事变，而那些小事变我们后来才明白正是笔者打算在此为之撰写历史的一系列严重事件的先兆。对某些人来说，这里发生的事情似乎十分正常，别的人却恰恰相反，认为那简直难以置信。但无论如何，一个写编年史的作者是不会考虑这些互相矛盾的看法的。他的任务仅仅是说：“此事发生了。”只要他知道此事的确发生了，知道这与整个民族生死攸关，知道因此会有成千上万的目击者内心里认为他所讲之事真实无误。

此外，倘若他不曾有机遇去搜集一定数量的陈述词，倘若当时的形势未曾将他卷入他意欲详述的那些事件里，笔者（人们会及时认识他的）就几乎没有资格从事这个工作。正是这一点使他有理由做史学家所做的事。当然，史学家，哪怕是业余的，手头总有些文献。所以讲述这个故事的人也有他自己的资料：首先是他本人的证词，其次是别人的证词，因为他扮演的角色使他有可能搜集这段历史中所有人物的心里话，最后是终于落到他手里的文字材料。他打算在他认为适当的时候查考那些资料，并在乐意的时候加以利用。他还打算……不过，也许到了把评论和谨慎措辞抛在一边而最终讲述故事本身的时候了。对头几天的叙述需要作些细节描写。

4月16日清晨，贝尔纳·里厄大夫从他的诊所走出来，在楼梯平台上被一只死老鼠绊了一下。他当时把老鼠踢开，并没有特别留神，便走下了楼梯。但来到大街上，他突然想到这只老鼠不对头，便往回走，想提醒门房。老米歇尔先生的反应，使他更清楚地意识到他的发现有非同寻常之处。他原以为存在这只死老鼠显得有些奇怪，如此而已，但门房却认为出现死老鼠简直是奇耻大辱。再说，门房的态度斩钉截铁：这幢房屋没有老鼠。大夫向他保证说，二楼平台上就有一只，而且可能已经死了，说了也白搭，米歇尔先生依然信心十足。这幢楼没有老鼠，因此，这只老鼠准是谁从外面带进来的。总而言之，那是恶作剧。

这天晚上，贝尔纳·里厄站在大楼的走廊上掏自己的钥匙准备上楼进家，他看见一只硕大的老鼠突然从黑暗的走廊尽头爬出来，步态不稳，皮毛湿漉漉的。那小动物停下来，仿佛在寻求平衡，然后往大夫这边跑，又一次停下，原地转了个圈，轻轻叫了一声，终于扑到地上，从半张开的双唇间吐出血来。大夫沉思着看了它一会儿，上楼回到家里。

他思索的并不是那只老鼠。是老鼠咯出的血又勾起了他的心事。他的妻子已病了一年，明天要启程去一家山中的疗养院。他见妻子按照他的要求正躺在床上。看来她是在为旅行的劳累作准备。

“我感觉挺好。”她微笑着说。

大夫注视着在床头灯光下朝他转过来的脸庞。在里厄眼里，尽管她已经三十岁了，而且留着病痛的痕迹，但她的脸仍然跟少女时一样，也许是因为这微笑消除了其余的一切吧。

“你要能睡就睡吧，”他说，“女看护十一点来，我送你们去乘中午的火车。”

他亲了亲她微微潮湿的额头。她微笑着目送他走到门边。

翌日，即4月17日，八点，门房拦住经过他身边的大夫，指责一些恶作剧的人又把三只死老鼠放在走廊的中间。那些人准是靠大捕鼠器抓住它们的，因为老鼠们浑身是血。门房已在门口站了一阵，手里提着死老鼠的爪子；他在等待那些罪人说挖苦话时自我暴露。但什么也没有发生。

“噢，那些家伙！”米歇尔说，“到头来我准能抓住他们。”

里厄感到蹊跷，便决定从环城街区开始他的巡回医疗，因为他那些最穷困的病人都在这一带居住。在这些街区收垃圾晚得多，他的汽车沿着街区一条条笔直的尘土飞扬的街道往前行驶，车身紧挨着留在人行道上的垃圾桶。在他经过的一条街上，他数了数，有十二只死老鼠扔在残羹剩菜和脏布碎片当中。

他要诊治的第一个病人正躺在床上。房间临街，既是卧室，同时又是饭厅。病人是位西班牙老人，满脸皱纹，神态严峻。他面前的被子上放着两个盛满鹰嘴豆的锅。大夫进屋时，半坐在床上的呼吸急促的哮喘病人往后一仰，想重新缓过气来。病人的妻子端来一个盆子。

“哎，大夫，”在打针时，病人说，“它们都出洞了，您看见了吗？”

“没错，”女人说，“邻居捡了三只。”

老头搓搓手。

“它们出来了，所有的垃圾箱里都能看见。是饿的！”

后来，里厄随便在哪里都能听到类似的话，街区里人人都在谈论老鼠。诊治病人结束后，他回到家里。

“上面有您一份电报。”米歇尔先生说。

大夫问他是否见到过很多老鼠。

“哦，没有！”门房说，“我在监视呢，您懂我的意思。那些畜生不敢来。”

电报通知里厄，说他母亲翌日到达这里。她准备在生病的儿媳妇出门期间来这里照顾儿子的家务。大夫进屋时，女看护早已来到。里厄瞧见他的妻子略施脂粉，正穿着套裙站在那里。他对她微微一笑。

“这很好，”他说，“好极了。”

片刻之后，在火车站，他把她安置在卧车里。她看看车厢。

“对我们来说这太贵了，对吧？”

“需要这样。”里厄说。

“闹老鼠是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有些奇怪，但会过去的。”

他随即快快地对她说，他请她原谅，本应该由他来照顾她，他对她太不关心了。她摇摇头，好像示意他不要说了，但他补充说：

“你回家时，一切都会好些。我们要从头开始。”

“是的，”她眼睛发着亮光说，“我们要从头开始。”

片刻过后，她背转身，透过窗玻璃看外面。月台上，人群熙熙攘攘，推来搡去。火车头的嘘嘘声传到他们这里。他叫她的名字，当她转过身来时，他看见她泪流满面。

“别这样。”他轻轻说。

泪水下重又绽出了微笑，但有点不自然。她深深吸了一口气：

“走吧，一切都会好起来。”

他把她紧紧抱在怀里。现在，他站在月台上，在窗玻璃的这面，他只能看见她的微笑。

“请你好好保重啊！”他说。

然而她听不见他说话。

在车站月台的出口附近，里厄碰上了预审法官奥东先生，他领着自己的小儿子。大夫问他是否出门旅行。这位高个子黑头发的法官一半像过去所谓的上流社会人士，一半像殡仪馆埋死人的人，他用和蔼的口气简短地回答说：

“我在等奥东太太，她专程看望我的家属去了。”

汽笛长鸣。

“老鼠……”法官说。

里厄朝火车的方向看了看，但又回过头来望望出口处。

“是老鼠，”他说，“这不算什么。”

此刻他记得最清楚的，是一个铁路搬运工人经过时腋下夹着一个装满死老鼠的盒子。

当天下午，里厄刚开始诊病便接待了一位年轻人，有人说他是记者，一早就来诊疗室了。他名叫雷蒙·朗贝尔。他身材矮小，双肩又厚又宽，面容显得刚毅，有一双明亮而聪慧的眼睛；他穿一身运动服式的衣裳，生活似乎很宽裕。他谈话直截了当。他为巴黎一家大报调查阿拉伯人的生活情况，想得到有关他们卫生状况的资料。里厄对他说，他们的卫生情况不妙。但他在进一步详谈之前想知道，这位记者是否能够说真话。

“那当然。”记者说道。

“我的意思是，您能不能对此情况进行全面谴责？”

“全面，不行，这一点应当说清楚。不过，我料想这样的谴责并没有什么根据。”

里厄不慌不忙地说，像这样的谴责的确可能没有根据，然而在提这个问题时，他只想知道，朗贝尔的证词能不能毫无保留。

“我只承认毫无保留的证词，所以我不能用我的有关资料支持您的证词。”

“这是圣茹斯特[1]的语言。”记者笑道。

里厄并不提高嗓门，说，是否是圣茹斯特的语言，他不知道，但那是一个对他生活的世界感到厌倦的人的语言，不过这个人和其他的人有同样的看法，而且决心在他这方面拒绝不公正，拒绝让步。朗贝尔耸耸肩，注视着大夫。

“我相信我理解您。”他最后说，同时站起身来。

大夫把他送到门边：

“我感谢您这样看待事物。”

朗贝尔似乎焦躁起来：

“好，”他说道，“我明白。原谅我打扰了您。”

大夫握住他的手说，眼下城里发现了大量的死老鼠，也许可以就这件事写一篇不寻常的报道。

“哦！”朗贝尔欢呼道，“我对这个感兴趣。”

十七点，大夫正为新一轮出诊走出家门时，在楼梯上碰见了一个还算年轻的男人，此人外貌敦厚，肥厚的面孔呈凹形，还有两道浓眉。大夫时不时在住这幢大楼顶层的西班牙舞蹈演员家里遇见他。这个名叫让·塔鲁的人在阶梯上专心地吸着烟，同时观察着他脚边的一只正在死去的抽搐着的老鼠。他抬起头，用灰色的眼睛冷静地、有点专注地看看大夫，向他问好并补充说，这些老鼠的出现是件怪事。

“是的，”里厄说，“但这事儿到头来会让人感到恼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