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极权主义的诸种起源(1)

欧洲背景

犹如一个人，一个国家也拥有为现在创造条件的过去。每一个人的状态，无论是善还是恶，都是过去的行为和遗传特性的总和。当我们仔细追寻塑造一个国家历史的重要事件的时候，我们就会去了解它过去的状态，并绘制它未来可能出现的情景。根据这一观点，对过去事件的了解是对未来事件把握的关键。在时空中发生的人类事件并非莫名其妙，并非无法预计，并非和过去的行为方式毫无关联。阿道夫·希特勒不是从空中落到德国的，战后的犬儒主义、极端主义，以及充满绝望情绪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氛围，为他的出现做好了准备。希特勒和他发起的纳粹运动，是一些我们可以追溯的历史力量交织作用的结果。但是，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必须小心地避免三种谬误：一是“后发生的某件事必然是先发生的某件事的后果”的分析所引发的谬误；二是无限的原因追溯所产生的危险；三是强加历史进程决定论的解释。

第一个谬误涉及用不恰当的原因去解释某些结果的发生。在希特勒之前发生的事，并非必然是希特勒崛起的原因，记住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第二个谬误是无限的原因追溯，它总是引导我们去相信——假如我们接受的话——希特勒是作为整体的德国历史的产物。人们会认识到这种谬误，因为特殊事件的原因总数总是有限的，否则历史上就什么事都不会发生。假如希特勒所发起的运动的原因是无限的，我们就会依然等待着它的发生。国家社会主义的原因必然是有限的，它被限制在可以被控制的、被圈定范围的历史空间当中。把发生在20世纪30年代希特勒发起的运动，作为整个德国历史的产物加以分析，是徒劳无益的。像其他欧洲国家的历史一样，德国的历史有着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它们有些是相互关联的，有些彼此是没有关系的。

第三个谬误涉及决定论信仰，即事件的发生是由某种预先设定的必然性所决定的。这种谬误是一种危险倾向的结果，它以目的论的观念看待世俗的事件，把它们作为内在的心理、政治或者经济环境不可更改的表现。目的论者可能把他们的解释置于超验的原则之上，谈论着必然性和最终目的，但是，历史学家涉及的却是多样的、多变的且经常是没有关联的事件，他们从不肯定地谈论过去和未来。他们对过去的记录是记忆的画面，富有想象性，但不是对过去历史的科学重建。某事发生的事实，不是它必然发生或再次发生的逻辑证据。确实，有些事件是以清晰可知的方式再次发生的，它们使我们可以以适度的可能性去回溯过去并预言未来。同时，偶然的事情是众多的，事实在数量上又是无限的，因此，无论我们怎样无所不知，任何事件都不可能得到完全确定的理解。希特勒碰巧出现在德国有许多充分理由，但是也有同样充分的理由说明，他为何不应该走上权力的顶峰。然而，作为历史学家，我们必须关注于什么是实际发生的，而不是什么是可能发生的。说明某种事件没有发生的理由，和对某种事件发生的解释可能是毫不相干的。

要理解纳粹德国的政治和文化的原因，追溯希特勒在1933年掌权时达到顶峰的真正因果关系是必要的。如果要这样做的话，特别重要的工作是要从较大的历史视角去审视所谓的纳粹革命。换句话说，必须提出以下的疑问：到底是什么使纳粹运动成为一个独特的欧洲现象？又是什么因素使它成为独一无二的德国事件？进一步而言，希特勒给先前存在的各种力量带来了什么，从而使纳粹运动在德国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回答这些问题时，我们企图提出更广泛的历史课题，它们涉及到历史的因果关系，以及在历史的进程中个人的作用。

本书的观点是：国家社会主义是现代极权主义右翼的变种，是左翼极权主义的对应物。极权主义可以被定义为，通过现代技术专家治理的国家对人类个人和公共行为的完全控制。极权主义必须被理解为一个观念上的类型，而不是一个历史的现实。事实上，德国远没有做到极权主义，但这并没有使对这个词的使用及我们的主要观点——国家社会主义的目标是对公民生活的完全控制——失去有效性。没有什么概念能够解释现代世界中社会生活的多样性，但是极权主义这一概念比其他许多概念更好地捕捉到了一些20世纪运动的本质。

国家社会主义的历史原因植根于1871至1933年，这是德国社会大动荡和大分裂的时期。它包括德意志帝国的建立、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及其后果（君主政体的崩溃、革命、《凡尔赛和约》、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还包括在魏玛共和国时期德国对民主的不幸体验、大萧条、阿道夫·希特勒的崛起。在这萌芽状态的六十年，德国社会承受了一系列暴乱性的分裂。在1933年，爆发点终于出现了。国家社会主义可以被视为德国对特殊历史环境造成的集团压力状况的回应。当然，其他国家在战后也受到混乱状况的困扰，但是，它们没有求助于极权主义，并把它作为一种方法去对付社会经济问题。是什么造成德国的与众不同？

德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转向极权主义的主要原因在于，它们没能将传统的体制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要求整合起来。例如，与英国或法国相比，德国或意大利的社会结构是脆弱的。在英国或法国，几十年的社会经济冲突，迫使传统的体制更为成功地与现代工业文明相适应。另外，德国和意大利在19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才成为统一的国家。在两个国家努力克服认同的心理问题的同时，强有力的工业变化腐蚀了古老的传统和制度，而这些传统和制度都需要用来作为未来稳定的基础。

现代所有的极权主义运动必须在巨大的人口和政治变化的背景中加以审视，这些变化都是18世纪双重革命——工业革命和法国革命——的结果。受过教育的欧洲人自问道：飞速增长和永不安宁的人口如何才能得到控制，并使它们处于欧洲文化的传统轨道之中。从1776至1848年发生的民主革命已经提供了一条线索：“人民权力至上论”是建立在民主的意见一致的基础上的。然而，民主的传统存在着两个变种——自由主义和集体主义，前者体现了洛克式清教徒意识的个人主义前提，后者体现了卢梭和雅各宾主义公共强制的观点。自由主义和它的各种变种后来发展成英美思想风格，着重强调代议制政府、自由、平等和人权；同时，集体主义产生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它们要求私有财产的废除、对物品的公共所有权和“真正的”平等。然而，两个运动都是18世纪启蒙运动的产物，它们都沾染了世俗的、反宗教的色彩，认为人可以通过经济的富裕和对幸福的追求实现自我。好的生活被视为拥有物品的生活，民主的两个分支只是在可能获得好的生活的具体方式上存在着区别。自由主义的传统偏爱个人主义和自由市场的途径，集体主义的传统则维护资源和所有权的公共组织，把它作为实施公共利益的唯一切实可行的方法。

然而，民主途径的实施没有抵制住专制君主传统，这些传统依然十分强盛，使民主的两种方式没有完全得以实现。例如在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俄国，以及一些南部欧洲的国家，正在兴起的民主模式经常受到保守的封建政权的制止。在这些较不发达的、依然是半封建的社会中，民主的集体主义分支被认为是不太可恶的，因为它强调了普遍意志，并且，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身份能够与传统君主观点相调和。也就是说，在民主的集体主义分支中，潜藏着20世纪极权主义的一些主要原因。在这些原因当中，有救世主的政治冲动，它来自替代性的宗教狂热，它认为政治是救赎性的；有政治的公共模式，它坚持个人必须服从公共的利益。

在19世纪后半叶，所有的政治运动都受到了三大强有力的潮流的影响，它们是民族主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在18世纪，民族主义很大程度上是带有文化色彩的，它是宽宏大量的浪漫主义观点，尊重每个民族独特的文化贡献，偏爱每个民族在政治独立和宪政背景中的发展。然而，到了19世纪70年代，民族主义从以民族骄傲的态度转变成近似宗教的、末世的运动。它激励了极为不同的激情，并以疯狂的兴奋和沸腾的冲动控制了所有的民众。在民族自决的旗帜下，政治家们激发了民族主义，但是它也被帝国主义者所利用，作为一种征服和屈从的烟幕。事实上，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上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秩序的表现，这种秩序为政治和经济的扩张成功地调动一个民族。在19世纪，经济秩序中的主导成分是商业中产阶级。因为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建立在无限扩张基础之上的，所以现代帝国主义与资本主义一直是共生共存的。资本主义以富有活力的经济为前提，但是，市场并非可以无限伸展，它们或迟或早地会在增长内在障碍的冲击下收缩起来，这些障碍包括竞争、生产过剩、原材料短缺及缺乏购买力。当国内市场在19世纪末期开始萎缩，资本家们瞄准了他们可以开拓的新市场，同时转向对财物和利润的海外扩张。早期的殖民主义依赖于“现金和运输”，欧洲的商人们以此为基础从殖民地的民众那里获取财物；与这样的情况相反，新帝国主义（1870—1914）则卷入了对海外殖民地的系统开发。按照比较实际的说法，这意味着在海外的冒险中投入大量的资本，并建立生产和交易的设施，如矿井、工厂、码头、仓库、提炼厂、铁路、汽渡和银行。甚至，因为用来有效运作这些任务的技术和管理技巧依然超出了当地民众的能力，所以输出专家是必要的。这些技术管理者深入遥远甚至荒凉的地区，为了使这种牺牲多少显得正当，他们希望在国外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他们坚持要建造富丽堂皇的住宅、度假俱乐部和豪华的办公室。

要获得白人殖民精英富裕的、有时近乎奢侈的生活方式，代价是不菲的，它需要无耻地剥削当地的民众。欧洲国家将阶级体制引入殖民地，而这些在它们自己的国家却作为不公正和压迫早就被废弃了。反之，这种“合法化的不平等”又被宣传白种人至上的种族主义观点所确认。在许多事例中，这些公然压迫当地民众的企图，导致了对殖民主义的殊死反抗，使殖民主义者自食其果。因此，经济控制必然导致国内政府的政治控制——国旗随着贸易走。这就是为何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总是密不可分的原因所在，领土扩张或海上扩张通常都牵涉到民族国家。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控制殖民地所得所必需的大范围资源调动是绝无可能的。

帝国主义赋予极权主义的特征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帝国主义加强了侵略的习性，并且鼓励了日常生活的军事化；刺激了国内和国外民族和种族的冲突；鼓励了在帝国主义精英当中存在的救世主思想，这种思想使傲慢的当权者的习性再次得到了活力；将来自迫害“贱民”的残酷而冷漠的心态注入到欧洲的社会结构当中；导致了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铺平道路的、危险的外交纠纷的关系网络。

在19世纪晚期，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不仅激励了海外的征服，而且引起了国内种族集团之间的部落仇恨。这些部落冲突通过激增的种族运动表现出来，其中包括泛斯拉夫主义、泛盎格鲁—撒克逊主义、泛德意志主义、泛西班牙主义。这些强烈恐惧外国人的集团的目标是提高种族优越的感情，在母国和生活于领土管辖权之外的分散的种族集团之间建立更为坚固的纽带。因为欧洲大陆是一个极为分散的种族集团混乱的大杂烩，所以不可能将所有的德国人合并到一个更大的德国当中，或者把所有的斯拉夫人合并到一个更大的斯拉夫国家当中。每一个国家都可能声称它的一些侨民居住在其他国家，同样，每一个国家也都有成群的外国人居住在它的国境内。最尖锐的种族冲突存在于德国人和斯拉夫人之间，特别是在自波罗的海到黑海这一漫长、宽阔的地带，几个世纪以来，相互的征服已经使这些地区四分五裂成多民族、多语言和多宗教的混乱地区。在这些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作为一个强大的力量瓦解了跨民族的帝国，并且在统治精英中复活了帝国主义的梦想。另一个潜在的影响是，种族冲突鼓励了种族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