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种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德意志地区的社会精英们更加认识到建设“大空间经济”的必要。慕尼黑大学的地缘政治学家卡尔·豪斯霍菲尔认为，英美国家的海军控制着海上贸易通道，像一条巨蟒一样威胁、缠绕、窒息着各国的经济发展。像德国这样的大陆国家，要想获得经济上的安全，必须建立大陆“大空间经济”。为此，他还做过精确的计算：只有建立从法国波尔多到中国青岛的大陆联盟体系，才能在战略资源上与英帝国抗衡。如果英美联手，他们将无敌于世界。也就说，从一战后的情况看，西欧、东欧、俄罗斯，再加上中国都联合起来，也无法撼动英美的世界霸权体系。除此之外，奥地利人库登霍夫·卡莱基认为，一战以后世界上形成了五大政治经济区域，有“欧洲”、美洲、英帝国、俄罗斯，还有包括了中国和日本的东亚区域。他主张德国应该向西联合法国，实现“泛欧”联合，用关税同盟统一欧洲大市场，最终建立以法德为轴心的“欧洲联邦”。只有这样，欧洲的小国才能与其他的区域联合体抗衡。
法德在两战间未能走向和解。1933年1月，希特勒上台。纳粹着重强调了“大空间经济”的军事战略意义。在他们看来，建立这样一个“大空间”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德国经济的自给自足能力，只有拥有了欧洲大陆范围的“大空间经济”，德国才能抗击西方的长期海上封锁。更进一步讲，只有掌握了乌拉山以西的欧洲大陆的全部资源，德国才有可能抗衡美国，争雄世界。正是出于这样的目的和考虑，希特勒发动了侵略苏联的战争，争夺东方的“生存空间”。但在二战中，纳粹德国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说明，武力统一“欧洲经济大空间”的道路是行不通的。“欧洲”的前提是各国的独立和平等，只有通过平等的联合，才能逐步实现欧洲统一的梦想。
二战以后，通过民主和自由经济的力量，德国终于赢得了自己的“经济大空间”。今天的德国已经成为欧盟的领导者。借助欧洲大市场，德国不仅繁荣了本国经济、赢得了经济安全，它还通过这个平台，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纵观德国100多年来的历史，我们看到它经历了从积极投身世界经济，到建设欧洲大陆“大空间经济”的历史转变过程。建设欧洲大陆市场，绝不是要脱离、逃避世界经济，而是要摆脱为人所制、为人所困的局面，在一个更广阔、更有力的平台上，去影响、塑造乃至主宰世界经济。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应该借鉴德国的历史发展经验，联合周边的国家，发展以我为主的大陆区域经济，只有这样，才能逐步改变现有的世界经济秩序，最终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
作者为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
德国经济的基石：重视职业技能培训
连玉如
德国模式的重点，一是对发展制造业和职业培训的专注；二是中小企业共存共荣的团队精神。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重“面子”（学历）、不重“里子”（实际能力）。社会上流行看法是：孩子考不上大学，才去接受职业教育或去踢足球。假如这种观念和社会氛围不加以改变，职业教育就不好在中国推展，足球水平也恐难提高。
对于德国发展模式的成功要素和秘诀等，我向德国学者和企业家以及中国在德留学生等做了一点调查，归纳出德方人士的三点看法，以及中国留学生的两个补充细节。关于德国模式成功原因的三点看法是：一、德国浸透着国家、经济界与社会协作意识（共识意识）的社团市场经济体制，即所谓“莱茵资本主义”；二、德国的科技研发与职业技能培训；三、德国中小企业特有的一种共存共荣的团队精神。
德国中小企业一般是指员工500人以下和年营业额5000万欧元以下的企业；德国大多数技术领先的企业均为这种规模，在机器制造领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决定这些中小企业的企业精神是什么？不是生产资料的所有制（私人所有制），不是追求美国式的利润最大化，而是如何经久不息、世代传承地保持企业的经济成就。如何保持？简单来说就是要不断向市场提供技术质量最好的产品，当然质优产品通常也能获得比竞争者更高的价格。这些盈利和收益没有被私人厂主占有和保留，而是又被投向研发、投向产品升级、投向员工培训以及提高福利待遇等。结果是企业员工更加关心并致力于进一步提升产品质量，准时交货，做好售后服务，以使企业立于不败之地。企业成为一个同舟共济、共存共荣的团队。德国整个中产阶级都浸润在这种精神之中，这是德国经济成就的重要保证。
德方人士反复强调说，所有制问题不是最重要的，资本主义最重要的运行机理不是私有制，而是要在市场上立足。如何立足，德国企业的回答是通过技术不断地更新与进步，生产出最优质量的产品，以此来获得较高收益。所谓所有制问题只是第二位的。
中国留学生结合自己的留德经历、观察与了解，强调了德国模式的第二个特点，即德国对发展制造业和职业培训的专注。德国人对于手工和制造业的推崇与喜爱，已成为一种文化底蕴和在西方世界的独特风尚，无论年轻人还是中老年人，对设计、制作、组装、修理物件和手工感兴趣者比比皆是，这在其他国家绝不常见。中国年轻人有几个会把做手工、干力气活儿当作业余爱好的，但凡挤出一点休息时间，也都花在手机和电脑上了。所以说，德国的职业教育模式和其制造业的精良，离不开文化背景和整个社会的向心力。这种崇尚创造、鼓励动手实践、以民族工业品牌为荣的大氛围绝不仅仅是出台一个“中国制造2025”战略就能造就的，还要从基础教育抓起。
科技研发与职业技能培训，植根于德国深厚的历史土壤中。18世纪中期，在重商主义盛行和实行资本主义后，整个欧洲到处建立起职业技术教育机构；德国首先建立起采矿业技术培训学校，并很快发展成矿业学院。正是这些矿业学院，百多年来大大推动德国技术专科和大学教育事业发展。最初的自然科学实验在那里展开，并最早将教研与专业技术培训同企业生产结合起来，促进了企业的崛起和发展。19世纪末，第一批技术大学（TU）在德国成立，培养工程师，学术活动直接面向实践，还同德国的企业技术研发紧密结合。这种建设性合作关系不仅延续下来，而且绩效显著，德国企业可以源源不断地得到优秀工程技术人才的供应。
中国的文化传统则是重“面子”（学历）、不重“里子”（实际能力）。社会上流行看法是：孩子考不上大学，才去接受职业教育或去踢足球。假如这种观念意识和社会氛围不加以改变，职业教育就不好在中国推展，足球水平也恐难提高。
作者为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工匠精神”：日本制造业发展的动力
冯昭奎
日本非常重视制造业，防止制造业的“空心化”，更重视培养技术劳动者，弘扬“工匠精神”。与日本的制造企业能够数十年如一日地磨炼自己的一技之长相比，我们的制造业工人往往不能安分守己地固守自己的一技之长，比如制造打火机的企业看见搞房地产能发大财，就很快转行，一看市场前景不妙就“跑路”。总的来说我们还没有形成一支素质良好的“中国制造业技术大军”。技能劳动者和科技人员的素质是科技发展的源泉。抓住新一轮科技革命机遇是实现“中国梦”的必由之路。
中国正在重新崛起。1820年时中国GDP规模相当于日本的11倍，在日本明治初期的1870年中国GDP规模仍相当于日本的7至8倍。20世纪60年代以后，日本实现了高速增长。到1980年，日本的名义GDP相当于中国的3.5倍。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名义GDP一度达到中国的8.7倍，然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实现了长达30余年的高速增长。2014年中国GDP是1978年的近300倍！而日本经济则因泡沫破灭陷入了长期停滞，中日经济规模的差距急剧缩小。2009年中日名义GDP规模终于发生逆转，中国GDP超过了日本，2014年中国名义GDP进一步增加到约为日本的2.25倍。日本内阁府2010年预测，到2030年中国在世界GDP中的比重按市场汇率计算将相当于日本的4倍。据亚洲开发银行2011年预测，2050年中国GDP规模将达日本的近7倍。这意味着中日经济实力变化两次发生逆转，从1870年相当于中国七分之一到八分之一反转为1980年相当于中国的8倍多，又反转为2050年再次仅相当于中国的七分之一。
对于中国人来说，在对祖国取得的成绩感到自豪的同时，还应该保持冷静态度，特别要正视依然存在与日本的差距，这种态度是我们不断前进以真正实现现代化和和平发展所必不可少的。据IMF统计，2014中国的人均GDP接近7600美元，仅为日本的大约五分之一。又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2014年日本的技术出口为368.32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同年中国的技术出口只有6.76亿美元，居世界第21位，日本的技术出口相当于中国的54.4倍，这个差距不可小觑。作为理工科出身的国际问题研究者，我一直把研究日本科技发展作为日本问题研究的主攻方向，下面主要围绕科技领域，谈谈日本发展模式中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东西。
第一，要高度重视制造业，防止制造业的“空心化”。
日本这个民族比较普遍地具有一种热心于、甚至献身于“做东西”（ものつくり）的传统。在工业化时代，日本曾是成功的追赶者。“自从明治维新以来，日本最初是学习德国，接着学习美国，到了20世纪80年代日本实现了人类社会史上罕见的、比欧美更完善的现代工业体系和大量生产的社会，达到了德、美等任何国家都未能达到的高度的工业化水平。”[1]对于当时情景，日本媒体是这样描述的：“在80年代世界经济中一枝独秀的不是美国，而是日本。在纺织、钢铁、造船、家电、汽车和半导体等制造领域，美国完全输给了日本。”作为工业化的成功者，日本制造业的技术水平达到了领先世界的水平，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
但是，在第一次、第二次产业革命中，日本在科技方面曾是“后进国”。从整个20世纪来看，许多科技发明出自欧美，然而使欧美的新发明或试制品最终推向批量生产的工作，大多是由日本人完成的。即便是在战后，日本不仅没有“大发明”，即便是“中发明”，日本与欧美相比也贫乏得多，比如在日本擅长的电子技术领域，除去日文处理机以外，几乎所有市场性高的技术都是由欧美企业开发出来的。其他如光纤（美国）、录像机（美国）、无缝钢管（德国）、工程塑料（美国）、精细陶瓷（美国）等战后科技革命中的“中发明”，其最初发明者都不是日本，然而在这些中发明的产业化和商品化方面做得最出色的却往往是日本企业，日本能够做出这样的成绩，靠的正是其出色的制造业，例如正是日本的钢铁公司制造出可用计算机控制、能适应地下几千米深处采油需要的材质和精度的无缝钢管，成为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
然而，在90年代中期，日本的家电企业将彩电生产的90%、录像机生产的80%转移到了国外，导致日本国内出现了制造业“空心化”的担心。其实，当时日本的制造业“空心化”恰恰是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的过程，因为日本的企业在向海外转移生产的同时，对一些重要的、附加价值高的关键技术则更加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里。例如，日本的家电厂家通过转产高附加价值的新产品（例如各种信息产品、信息家电），仍保持着很高的开工率；美国克来斯勒汽车公司生产的名牌汽车仍要采用日本生产的关键零部件；半导体企业的“世界冠军”——美国英特尔公司使用的半导体材料的3/4要从日本的住友、信越两大半导体材料公司购入；随着多媒体的发展而身价倍增的液晶显示技术在当时几乎成为日本的独占品（占世界市场的90%以上，注意这是“当时”的数据）；美国三大汽车制造企业使用的轧制模具点名要用“日本制造”，因为美国造的模具轧制3万次，就磨耗得不能再用了，而日本造的模具可以轧制6万～10万次。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在各个产业领域中，制造业是技术革新最密集的产业领域，对于当今我国来说，制造业也是国民经济与科技创新的主体。然而，在我国经济转型过程中，一些人认为在面临产能过剩、劳动力成本上涨等问题困扰的情况下，我国当今应该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大力发展互联网等信息产业，把制造业转移到劳动成本比我国更低的发展中国家去，即使出现一些“制造业空心化”问题也没关系。但是，与日本相比，我们在出现所谓“制造业空心化”问题的时候，并未能加快发展高技术材料、高技术零部件、高技术装备、高技术“人机界面”与系统化技术，我们的许多高技术中间产品和机器装备仍需依赖进口。换句话说，与日本当时的“制造业空心化”是制造业发展模式转型相比，我国的“制造业空心化”很可能是真正的“空心化”，这应该说是很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