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9章 能否扼住命运的咽喉(1)

——普罗米修斯主题的变奏

一、人类生成带来的冲突

埃斯库罗斯的这出《被缚的普罗米修斯》，包含了最基本和最原初的人生冲突，或者说，它所叙述和寓示的由人类生成的过程本身所带来的悲剧性冲突，构成了人生中所有其他各种悲剧性冲突的基本背景，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要把它放到所有的悲剧之前来予以演示。

尽管具体的路径必然不同，可在人类艰难地走向自己“之所以成为人”的荆棘之路上，却必然要经历一系列里程碑式的发明。所以我们也都知道，在华夏一族的相应传说中，在这个文明渐次开辟的起始处，也曾有过黄帝和他的列位臣子，如燧人氏、有巢氏、神农氏、仓颉、后稷等，以及据说是有巢氏的儿子伏羲，他们都向人类提供过最紧要的创造。但即使如此，他们在后人的印象中都仍然属于人类本身，而且正因为这样，他们也才作为开辟文明的列祖列宗，受到了子孙万代的崇敬与纪念。——这当然还是因为，中国文明发展到了轴心期以后，主要是成为了一个现世主义的文明。

无论如何，人类的文明状态的自我确立，总是要从原初的自然状态中，或从草莽、丛林或蒙昧的原始环境中，艰难地挣扎和脱离出来。而在这样的自立过程中，先祖所遭遇的环境给他们带来了怎样的不便或不适，他们就必然要尝试着去发明点什么，从而有针对性地创造出便利或安适来，或者换个表述，是从必然中去赢取哪怕仍属相当有限的自由。——比如，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饥饿，他们就学会了渔猎和耕种来更好地果腹；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寒冷，他们就发明了衣物和织染来包裹这些裸猿；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风雨与危险，他们就发明了用来制造遮蔽的房屋与城池；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病痛，他们就发明了医疗之学来营卫身体；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死亡，他们就发明了延年之术来延缓这种归期，或者至少在大去之期到来之际能有礼仪来安慰生者的心灵；以往的环境给先祖带来了纷乱、暴烈与不公，他们就发明出纲纪、道义与制度来，以维持基本的安定秩序和渐次拉平各个阶层的差距（用马一浮的话来讲，这在古代中国的制度中正是“礼主别异，乐主合同”）；更不要说，作为所有这些开化活动的必要基础，当有了更精确地自我表达和彼此交流的需要时，他们还创造出了足以纪录上述文明过程的语言和文字……总而言之，我们从古到今逐渐走向人类的历程，都伴随着跟原初的自然状态所进行的抗争。

然而吊诡却也随之发生了。在一方面，人类的每一项发明，都意味着重大的文化进展，都意味着更高地攀入了文明状态，从而也都意味着让我们的生活更加安适。可在另一方面，人类的每一项发明，却又都有可能为我们带来反作用力，而且，还不光是技术的发明是这样，也包括科学的发明、艺术的发明、道德的发明、制度的发明，等等，都有可能表现为诡异的、造成自我伤害的“飞去来器”。这后一种出乎意料的结果，可以被称作文明发展的意外代价。也正因为这样，即使在相对较为温和的中国，也是对这种文明的负面后果，有着相当早熟而明确的认知，比如从老子“绝圣弃智，民利百倍”[1]的说法，到苏轼“人生识字忧患始”[2]的说法。

我们也知道，这些情况在古希腊那边，不光是同样表现出来了，而且还表现得尤为激烈。正因为这样，古希腊人就把自己所遭遇的困境，无论是原生的还是次生的，全都归结为一种可怕的“命运”。或者说，他们在一种神话性的思维方式中，是在把自己所要反抗的原初对象，以及在这种反抗的过程中，又意外形成的前所未知的阻力，全都看成是受到了“命运”的捉弄。由此一来，在古希腊人的世界观中，这种“命运”（tuchē）与“人力”（gnōmē）的无所不在的冲突，也就可以代表人世间的一切冲突，或者说，成为了人世间一切冲突的根源。

当然，这也正是悲剧诞生的基本背景——尽管我们又不能把它的发明，仅仅归因于这样的背景——正如两位法国学者就此指出的：

悲剧意识产生的前提是：必须要将神的世界和人的世界相对立地区分开（也就是说，必须首先区分人的本质这一概念），并且它们必须始终共存，不可分割。责任的悲剧含义，是在人类行为成为思考和内心冲突的对象时产生的，但人类行为当时还未获得足够的自主地位，因此也无法实现完全的自我掌控。悲剧的领域就位于这一边缘区，在该范围内，人的行为与神力相伴而行，并揭示出被忽略的人的行为的真正意义，人主动发起了行为，并为其负责，又将其置于超越自身、无法掌控的秩序中。[3]

事实上，这种分裂的背景之所以如此浓重，或者说，这种对于人世间所有冲突的归纳，之所以显得如此带有根本性，从而之所以对我们显得如此可怕，是因为即使文明的开化发展到了今天——或许还正因为是发展到了今天——我们都无力从根本上去消解它。也正因为这样，一方面固然可以说，人类是由于各种文明的共同开辟，才在这个星球上齐步发动了“进步”的事业，另一方面却又可以说，他们偏偏又是走到了今天的光景，才更加首鼠两端地疑心起来，弄不清这种“进步”就其本性来说是否可能。

我们首先需要检省的就不是围绕“进步”问题的种种具体见解，而是所以形成这种众说纷纭局面的认识论基础。一旦着手处理此类历史哲学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就会和Kant一样，感到“进步”概念属于形而上学的范畴，即由于缺乏具体的直观对象而注定只能是空洞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神，如果我们并不具备一种“理性直观”来放眼望尽无限，如果我们不可能稳固地把握住标志着至善的人类历史终点（就像Karl Jaspers在《历史的起源和目标》里所企图做到的那样），那么，我们终究就不能判定人们是否在向一个可靠的目标“上升”，而“进步”也就和“物自体”一样在本质上被排除到了认识之外。[4]

这种夹带着至深冲突的文明进展，或者伴随着文明进展的至深冲突，也正是希腊悲剧文化的根本肇因。由此也便导致了，在一方面，由于希腊人的宇宙图式与中国的不同，或者更具体地说，由于在那个半岛上仍然通行着“天、地、人、神”的世界模式，这种人类文明的开端在希腊的神话里，就表现为由普罗米修斯进行僭越的“盗火”行为；于是在另一方面，跟中国那些曾经“赞天地之化育”，而“与天地参”的文明始祖不同，这位据说是帮助了甚至造就了人类的神祇，却只能及早地登上了悲剧舞台，去诉说和发泄郁结在心中的悲愤，或者也可以说，是同样也帮助人们造就了独特的悲剧文化。

在这座由祭台发展而成的舞台上，一般来说是代表着社会公议的歌队长，曾跟普罗米修斯发生了这样的对话：

歌队长：除此而外你没有犯什么其他过错？

普罗米修斯：我还让会死的凡人不再预见死亡。

歌队长：你为治疗这疾病找到什么良药？

普罗米修斯：我把盲目的希望放进他们的胸膛。

歌队长：你给予了凡人如此巨大的好处。

普罗米修斯：不仅如此，我还把火赠给了他们。

歌队长：那生命短暂的凡人也有了明亮的火焰？

普罗米修斯：凡人借助火焰将学会许多技能。

歌队长：宙斯以这些罪过把你——

普罗米修斯：他因此这样凌辱我，永远不让我脱离苦难。

歌队长：难道对你的这种惩罚没有定时限？

普罗米修斯：没有，除非到了他认为合适的时候。[5]

尽管在这里还没有明说，然而在古希腊的传说中，却还有更进一步的内容，那就是就连这个人类本身，也是普罗米修斯按照自己的样子创造的。当然，用不着费尔巴哈等人的提示，我们也可以把这种说法理解为：在一方面，在古希腊的神话传说中，是由普罗米修斯按照自己的形象，来创造了我们人类现在的这副样子；可在另一方面，或在实际的历史过程中，则是由人类按照自己的样子，再放大地造出了普罗米修斯的形象。——可以再换一个说法，在一方面，人类是把自己创造出来并引以为傲的人性，萃取其精华并当作了一种超越的神性，从而给自己制造出了一个想象的开端；而在另一方面，借助于这种作为外在镜像的神性，他们也就正当化了自己的来源，从而为自己的继续发展找到了支点。

那么，这种作为独特生命体的人类，到底是怎么形成的呢？或者，正如高更在一幅画的标题中所追问的，到底“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到哪里去”呢？尴尬的是，正因为我们恰乃这个人类本身，或者说，恰恰置身于这个物种的演化途程中，所以这问题对于我们来说，就必然带有永恒的神秘性。对于这样的问题，在我们远古的先民那里，也曾有过“女娲以黏土造人”的传说，而在稍晚出现的基督教那里，也有过“耶和华七日造人”的故事。而如果再环顾人类的其他文明，大抵也都有诸如此类的追问，以及基于当时智力水平的回答。在这个意义上，有关普罗米修斯的希腊传说，既是出现在达尔文的学说面世之前，也就同样属于对于人类之由来的一种解释。或许正是因此之故，即使在号称“高科技”发达的当代美国，前不久还有人偏就利用这种“高科技”，一而再地拍摄出了题为《普罗米修斯》的电影，——那几乎就是站在基督教的顽固立场上，来跟达尔文的生物学说大唱反调，宣扬人类的基因并非自然演化的，而仍是从外层空间中被输送过来的。

也正因为这样，尽管众神出于其高高在上的立场，也许会并不赞同普罗米修斯的行为，从而迫使他在悲剧舞台上悲愤地抱怨：

然而我为何嗟叹？我能够清楚地预知

一切未来的事情，决不会有什么灾难

意外地降临于我。我应该心境泰然地

承受注定的命运，既然我清楚地知道，

定数乃是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

然而无论是诉说我的遭遇，或者缄默，

都是何等难啊，只因为我把神界的宝物

赠给人类，才陷入如此不幸的苦难。

我曾窃取火焰的种源，把它藏在

茴香杆里，这火种对于人类乃是

一切技艺的导师和伟大的获取手段。

我现在就由于这些罪过遭受惩罚，

被钉在这里，囚禁在这开阔的天空下。[6]

但无论如何，如果是基于我们本身的主观立场，人类自己却没有理由不去讴歌他，既然正是他把文明的手段带给了人类，由此帮助自己开始从必然走向自由。通过柏拉图的《普罗泰戈拉篇》，可以知道在希腊的相应传说中，所谓普罗米修斯的意思是“先见之明”，而他还有位粗枝大叶的弟弟，名叫爱比米修斯，意即“后见之明”。这位弟弟曾负责向动物分配本领，而出于不让任何种类灭绝的原则，他就赋予这种动物以力量或勇猛，又赋予那种动物以速度或敏锐，可偏偏在轮到了人类的时候，他却性急地早把性能的宝库给分配光了。于是，当他的兄长普罗米修斯看到，所有其他动物都各有其所长，唯有人类却既无速度也无力量，只有一个赤裸裸的无所遮蔽的身体，所以为了挽救人类的悲惨命运，这位勇于替人类受过的神明，才从赫菲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为人类偷来了创造技术的能力和火。这种情况，使我们不禁想起现代人类学家德斯蒙德·莫利斯在达尔文之后对于人类的那种赤条条的描述——“裸猿”。[7]而我们也都知道，这种在对比中的自我发现，到了中国式的人文世界，又正是所谓“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君子生非异也，善假于物也。”[8]当然，希腊那边毕竟还属于神话的世界，还只能对这些进行神话式的表达。不过无论如何，我们透过这个神话还是可以想象出，希腊人之所以创造出了这样的故事，也正是出于对于自身文明成就的骄傲，或者怀着喜悦来回顾自己的侥幸成功。

事实上，我们正在论述的关于人类的赞歌，缘于把技术成就归属于人类自身。几乎很少提到神的相助或介入。在埃斯库罗斯《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中，是提坦巨神之子普罗米修斯把技术——以火的技术形式——从神祇那儿偷给了人类，而在索福克勒斯的“人颂”中，则宣称是人类凭借自己的力量取得了这一切成就的。尽管在这首颂歌中提到了哈迪斯（冥神）和盖娅（大地之母），但是主要是把他们作为反对人类努力的力量。在这场斗争中，“永恒不倦”的盖娅甚至似乎处境糟糕，因为她年复一年地被人类耕耘着，并由此被迫把她的宝藏给予了人类。在第一印象中，颂歌开端的数行也有助于对人类科技的积极评价，这里引用如下：“奇异的事物虽然多，却没有一件比人更奇异。”[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