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在开始“伟大的旅行”之前的20年间，几乎所有时间我都在南美大陆穿行。只要一听说哪个丛林里还住着与世隔绝的人，花上一周也好、10天也罢，都要去看看；或者是哪个丛林里还留有印加遗迹，哪怕需要数年时间都要去探访。得知安第斯山中还有某个保留印加传统的村落，就会欣喜若狂地前去造访；在圭亚那高原上，有座没去过的山我就想去爬，有个没去过的洞我就想去钻。
我痴迷的是那些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那些与毫无修饰的大自然浑然相融的人。每当我走进村子，他们总会邀我“住下来吧”“来吃点儿东西”，或是对我说“我乐于为你做一切我能做到的事情”。我和他们在同一屋檐下同吃同住，并尽量长时间地留宿在那里，持续着我常驻式的旅行。
每当我探访南美洲那些人迹罕至的村庄时，都会有一种这样的感觉：住在这里的人和日本人长得极像——这个人像我的某个亲戚，那个人和我的某个朋友简直就是双胞胎。每每如此，我都会觉得，自己不过是住在我熟悉的地方的某个村庄里。这样的日子一久了，我的脑子里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这些人到底是在什么时候、从哪儿来到这里的？”
当然，在我开始探访南美大陆前我就知道，这片新大陆的原住民和日本人一样，祖先都有亚洲的血脉。直到真正接触到他们并和他们共同生活后我才切实地感到，我们就是远房亲戚。有时候，我在亚马孙河流域的某个村子待上一段时间后，拿着当地村民送我的鼓或弓回到村里时，地里干活的人就会叫住我问：“你是某某族的吧？”看着自己晒成褐色的皮肤，还有到处留有蚋叮咬过的痕迹的手和胳膊，我会得意地笑着，用当地话回答说：“哎，我是阿夏宁卡族的。”
那些我在南美与之长时间交往的人们，他们的祖先到底是在何时、从何地来到这儿的？人类在非洲大陆诞生，这件事应该是不会错的了。最早出现在东非大陆上的人类被称为“猿人”，脑容量只有500克。大概在180万～200万年前，直立人出现了，他们是最早走出非洲的人类。不过，他们好像并不是我们直接的祖先，我们的祖先—智人，大概在20万年前取代了原人。从那以后，留在非洲的人类发展成了尼格罗人种，走到欧洲以及西亚和南亚的人类成了高加索人种，而进入亚洲和新大陆的人类则成了蒙古人种。
刚刚走出非洲的新人一开始也没能大范围地扩展自己的居住圈。人类本是属于热带亚热带的动物。那个时期的人类靠采集狩猎为生，观察现在仍然过着采集狩猎生活的民族就会发现，在热带亚热带，他们主要的能量来源还是植物性的采集物。灵长类动物要想从这一地区向高纬度地区侵进是非常困难的，因为要进入高纬度地区就得靠猎杀猛犸象一类的大型动物为食物，而多年来适应了植物性食物的身体的新陈代谢能力就要随之改变。在700万年的发展史中，人类逐渐学会了捕获大型动物，并掌握了保存食物的技术。当然，为了御寒，人类也必须懂得建房屋、做衣服。据说，人类成功地克服了一切困难进入最北端的地区，不过是三万年前的事儿。其中进入西伯利亚的人就是亚洲人。他们中的一部分到达了西伯利亚的东端—楚科奇半岛。据说这是在追逐大型动物的过程中实现的自然转移。
人类在偶然的情况下进入西伯利亚的时候，西伯利亚和阿拉斯加之间还被陆地连着，当时叫白令陆桥。现在人们基本上认为，最初进入美洲大陆的人类就是从这里进行穿越的。1992年，纪念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500年之际，各路人物还热闹了一番。但实际上，早在一万多年前，来自亚洲的人类就已经到达了美洲大陆，并以此为新的生活基地。
英国考古学家布莱恩·费根将人类这一次从700万年前诞生起，不断前进，穿过西伯利亚、阿拉斯加，最终到达巴塔哥尼亚的迁移之旅，命名为“伟大的旅行”。这次旅行的重要性远远超过了哥伦布的航海之旅，在人类迄今为止所有的冒险活动中堪称极致。法国著名的考古学家波尔多也说：“能称得上是人类下一次‘伟大的旅行’的，也就是人类进入其他行星系的时候吧。”
在与南美原住民不断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渐冒出想要仅凭自己的脚力（徒步、滑雪、自行车），自己的臂力（皮筏、皮艇）以及操控借助动物的力量（狗爬犁、马、驯鹿雪橇、骆驼等），重走一次这个大远征的念头。我想感受远古时代人们在旅途中所感受的那种酷暑、严寒、风暴、沙尘、气味和雨雪，用自己的身体去体会，慢慢地前进。
用自己的脚走，自己的眼睛看，自己的耳朵听，自己的头脑思考。然后，思考那些对人类来讲具有普遍性的“问题”。与我的想法最为契合的是保罗·高更的名画《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如今，这幅画被收藏在波士顿美术馆里。“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这三个问题，每一个都是在任何时代、生活在任何地方的人，在一生中一定会思考的普遍性的问题。
远古时代那些向世界各地拓进的人类，在森林里围坐在火堆旁，听着鸟儿鸣唱、虫儿低吟，听着风声轻鸣、树叶摇摆时，可能曾考虑过同样的问题；在高原或极地的沙漠中一边取暖一边遥望星空时，也可能曾思考过这个问题。
我与那些生活在亚马孙河流域或奥里诺科平原还保持着石器时代生活方式的人们交往过很多年，他们也常常思考自己从何处来这个问题。很多民族用神话、民谣、传说的方式给出答案：亚诺玛米人认为是神射出的箭穿透了月亮，从那儿滴落的鲜血成为了自己的祖先；北美的纳瓦霍人则传说，最早的纳瓦霍人来自被深深挖开的科罗拉多河的裂缝中；在印加传说中，最早的皇帝是神从的的喀喀湖里送出来的。当然，日本也有这样的起源传说。
以这个人类永恒的疑问为主题，高更画了他的那幅名作。我不仅被他的画所感动，同时也被作为旅人的高更的生活方式而深深吸引。然而，我对他生平的了解仅限于知道他是生于法国的后印象派画家，后来移居塔希提岛，一直与当地原住民生活在一起，最后埋葬在那里而已。在做“伟大的旅行”行程计划的过程中，我又深入了解了他的生平，才知道他的人生比我想象的更充满喜怒哀乐，也更起伏跌宕。
我想象中的高更是一个“舍弃了国家”“舍弃了家庭”“对近代文明极度失望且不在乎俗世名利”的孤高画家，但实际上，他却是一个比普通人饱受更多磨难的人。虽然渴望受到世间的称赞，但他竟跟凡·高一样，在世时不被认可，一生不得志。
高更被家人抛弃。结婚后生了5个孩子，为了养家糊口而做起股票经纪人的工作。虽然曾一度衣食无忧、生活安定，但在金融危机时丢了饭碗。在那之前，高更的业余爱好一直都是画画，于是就下定决心，以自己的梦想为职业，做一名职业画家。不过，他的妻子不能脱俗，没能看出高更的才华。对她来说，与梦想、浪漫比起来，安定的生活才是更重要的。于是一家人搬到了哥本哈根，但是高更跟妻子以及她的家人相处不好。高更最后把妻子留在了哥本哈根，自己回到了巴黎。在那之后，他的画并没有得到世人的欣赏，画卖不出去，他只能靠借钱度日，更别提给妻子寄生活费和孩子的养育费了。随后也是事事不顺。虽然曾经一度与凡·高生活在一起，但是两人的个性都过强，他们时常打架，最后以凡·高的“割耳事件”终告结束。
决定奔赴塔希提的高更在出发之前去哥本哈根拜访妻子，与她告别。他希望有朝一日能够成功，再次与家人团聚，但却只得到妻子的敌意与冷眼，只有13岁的长女阿莉妮的温柔态度给了高更一丝支撑。“画画开心吗？”“在巴黎的生活是怎样的呢？”女儿笑着提出的问题让高更感到，至少还有一个人与他的心灵相通。
随后，他得到一个在欧洲举办个展的机会，高更把这当作千载难逢的机会。他坚信自己能够在这次个展上取得成功，确立在法国画坛的地位，与赞赏、荣誉伴随而来的还有能够挽回妻子的金钱。
已经在欧洲的成功之梦中看到功成名就以及和家人团圆的高更，雄心勃勃地与塔希提岛少女特芙拉挥泪告别，转身奔赴巴黎。然而事与愿违，人们对他的巴黎个展评价非常冷淡。印象派巨匠雷诺阿、莫奈、毕沙罗更是给他“烂画”的评价，整个画坛都没有出现赞赏之声。在那个崇尚用优美的笔触描画真实景物的印象派盛行的时期，高更的这种通过在绘画中融入思想或信条以表现某一主体的手法还不能获得认可。这一刻，高更多么期待能够收到妻子表达关怀的来信，但是他等来的却是妻子满怀对生活的抱怨和对他不满的文字。
失意的高更想再次回到温柔的特芙拉身边，重拾幸福的日子。然而，当他赶到塔希提岛时，却发现特芙拉已嫁为人妇。不幸的日子远未结束。随后，高更在不断地借钱、病痛、受伤、视力减退与失眠中苦苦挣扎，体力消耗到了连画笔都快握不住的地步。雪上加霜的是，这时又从妻子那儿传来噩耗—在所有家人中高更最心爱的长女阿莉妮出了意外，不幸亡故。在这样重重的打击之下，高更终于再也无力支撑，决意自杀。在自杀前，用尽最后一丝力气，画下这幅现在被保存在波士顿美术馆的名作—《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高更自己也说：“不要说比这幅更好，就算是和这幅一样的画，我都再也画不出来了。”仅用一个月的时间完成这幅画后，高更服砒霜自杀，幸而出现呕吐，自杀未遂。
高更不仅没有在绘画方面得到社会的认可，在家庭生活方面也很不幸。在《我们从哪里来？我们是谁？我们往哪里去？》一画中，高更把爱女阿莉妮画了进去。之所以要在一个月的时间里赶出来，是因为高更希望能够在女儿生日之前完成画作，让这个唯一能够与他进行心灵沟通的女儿获得重生。
我也时不时地被问及家人的事情。在临近开始“伟大的旅行”的时候，我曾去过东京的一所很大规模的高考复习学校，给复习生们做演讲。我的讲话对于高考其实并无任何帮助，当时已是10月末，各大学的入学考试迫在眉睫。来听我演讲的学生都是在没有任何强制和压力的前提下，完全是出于自愿而来的。我本想，在这个节骨眼儿上可能不会有什么学生来吧？结果却坐了满满一个大教室的人。
我用幻灯片向同学们介绍了我在南美20年里走过哪些地方、遇到过哪些事情、产生过怎样的思考，以及我对即将开始的“伟大的旅行”是如何打算的。大家听得很认真，一直都很安静。在我讲了近两个小时之后，开始和备考生们进行交流，回答他们的提问。大家问的问题都很诚恳、严肃。
一个女孩子问道：“您离开家人，用整整8年进行探险，难道对留在家里的妻子和孩子没有责任吗？”
我一时无语。
坐在教室后面的、把我介绍给这所学校的“伟大的旅行”后援团的团长惠谷治先生则在此时帮我回答了她的问题：“我想反过来问你个问题。如果你是关野的妻子或孩子，你会怎么想呢？”
“我当然会觉得他是个没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我要是他的妻子就会和他离婚，是他的孩子就会恨他。”
会场上一时有些乱了。针对那个女同学的意见，人们大概分成了正反两派。接下来就开始进入与此完全无关的话题讨论了。在提问交流后，同学们填写了调查问卷，写下他们对我演讲的感想，然后离开了会场。也有一些热心的同学后来又到休息室里找我，跟我说了他们的感受和一些问题。出乎我的意料，其中很多人的反应与那个女孩儿截然相反。几天后我收到调查问卷的复印件。其中有些女同学在调查问卷中写下为我辩护的内容。
“我不觉得关野先生是个没有责任感的丈夫和父亲。相反，如果我是关野先生的妻子或孩子，我会以他为荣。”
我当然不希望有人恨我，但以我为荣反而会让我很困惑。反倒是家人这种虽然说着“这个人真叫人头疼啊”，但却对我放任自流的态度，会让我感觉更好些。和高更相比，我在家人的支持方面是幸运的。
“本来我只觉得你这个人有点儿傻，但没想到傻到这种地步。”
这就是妻子对我此次旅行的第一反应。那时，我俩正在玻利维亚旅行，那是开始“伟大的旅行”的整整4年前。从那时起的数年里，我要开始一年中大部分的时间都在旅行的生活。妻子对此会有怎样的反应？我等待着。然而，妻子躺在那里什么也没说。大概有15分钟的时间，一直是沉默。最后，她终于开口了。然而，她并不看着我的脸，像是一个人在那儿呢喃，仿佛沉浸在那种无奈到了极点的感情之中。就算说我痴傻，我要开始下一次旅行的热情也燃烧起来了，而且已经无药可救了。这时候的我完全失去了自控能力，不顾世俗的眼光，忘记安稳的生活。对于别人的意见充耳不闻，人变得偏执、粗鲁、无所畏惧，胆子大得要命。心里除了那份旅行计划外，再也容不下任何东西。
迄今为止，对我的旅行毫无怨言的妻子在这一次也试图阻止我，但到了最后，她还是像以往那样，以“世上就有这么一个男人也行吧”为最终的结论。
就这样，我将妻子为我求来的平安符小心地放进包里，撇下她跟刚两岁的女儿，上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