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王铭铭

“如果说查尔斯·达尔文是生物学的原型人物，那么，勃洛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ław Malinowski）便是人类学的原型人物”。《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正是这位“人类学的原型人物”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 * *

1884年4月，马林诺夫斯基出生于波兰克拉科夫的一个书香门第，其父路吉安（Lucjan Malinowski）是著名的语言学家，任职于亚捷隆大学（Jagiellonian University），母亲约瑟华（Józef Malinowski）来自地主家庭，受过良好教育。马林诺夫斯基6岁丧父，由寡居家中的母亲教导长大。少年时代，由于身体虚弱和患上了严重的眼疾，马林诺夫斯基从学校休学。眼疾痊愈后，他同母亲开始到非洲、地中海沿岸、大西洋上的一些群岛旅行。这段经历给马林诺夫斯基的心灵留下了深刻印记。1902年，马林诺夫斯基进入波兰亚捷隆大学哲学系学习。在哲学之外，他还修读了波兰文学、数学、物理学、植物学、微生物学、心理学、教育学的课程，并逐渐对家庭、社会和民族学产生兴趣。他的三位主要老师均深受马赫（Ernst Mach）的认识论的影响，后者的理论具有浓厚的方法论个体主义和经验主义色彩，这点对马林诺夫斯基深有影响。在完成学位论文过程中，马林诺夫斯基再度因病随母亲前往热带岛国旅行。1908年，24岁的马林诺夫斯基告别了故乡和寡居的母亲，先到德国莱比锡留学两年，主攻物理和数学，并在期间旁听了一年民俗心理学家冯特（Wilhelm Wundt）开设的课程。1910年，马林诺夫斯基以硕士研究生的身份到伦敦政治经济学院（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就读一年，接受以研究婚姻史闻名的社会学家爱德华·魏斯特马克（Edward Westermarck）指导，并于来年回国后发表文章批评弗雷泽对婚姻的论述。1913年，他以讲师的身份回到政治经济学院，同年发表第一本英文著作《澳大利亚土著家庭》（The Family among the Australian Aborigines），取得博士学位。

1914年，“三十而立”的马林诺夫斯基取得讲师职位，在查尔斯·塞利格曼（C. G. Seligman）教授引荐下获得资助，准备赶赴澳洲研究图腾制度。然而在7月抵达澳洲，辗转于悉尼、墨尔本之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由于当时的澳洲仍属于英国，而身为波兰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属于奥匈帝国公民，为了避免遭遣返，他通过与澳洲政府斡旋，最终获得研究许可，独自进行田野调查（这在当时还算鲜见，当时的调查大多是团队合作），从1917年9月1日到1915年5月，在新几内亚（当时由澳洲政府管辖）南部的迈鲁（Mailu）岛上从事研究，此间学习了土著语言。1915年5月，在偶然机缘下，他决定到东北方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Trobriand Islands）进行下一步研究。

1918年，马林诺夫斯基完成田野调查，暂时回到墨尔本，随后与埃希·曼森（Elsie R. Masson）结婚，但不久却生了场大病，于是在回欧洲前又到加那利群岛（Islas Canarias）疗养一年，并着手撰写《西太平洋的航海者》（Argonauts of the Western Pacific）。

1921年，马氏携妻回到英国，随即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担任民族学暑期课程的兼任讲师。

如其中国学生费孝通先生记述的：

 

这样一个有家学渊源、天资卓绝、经过波、德、英三国高等学府名师培养，又得到了长期实地深入现场调查机会的学者，在1921年从澳大利亚回到伦敦，1922年在母校就讲师职时，他发现踏进的是一个形势已大变了的世界。大英帝国在这场大战里名义上是属于战胜国，但所受的打击是严重的，它的帝国基础殖民地已经动摇。19世纪称霸时代的那种咄咄逼人的气势开始下降，历史进入了帝国瓦解的一代。始终离不开时势的学术已不能在老路上继续下去了，正在呼唤新的一代的诞生。

 

马林诺夫斯基的主观条件正好适应了时势的需要，1922年，他正式出版第一本实地调查报告《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一举成名，成了社会人类学新兴一代的代表作，不久被任命为伦敦大学学院首位社会人类学课程教授，过了不惑之年的马林诺夫斯基1927年升任该系主任，直到1938年他离开英国为止。

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基于其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研究收获，马林诺夫斯基发表了一系列论著。除了享誉学界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之外，还有《原始心理中的神话》、《野性社会的犯罪与习俗》、《野性社会的性与压抑》、《野蛮人的性生活》、《珊瑚花园与其巫术》。

在一部长达690页的关于马林诺夫斯基早期生涯（1884—1920年）的传记中，杨（Michael Young）以“奥德赛”来形容马氏的人类学经历，他在开篇评论道：“马氏生逢重大的转折时期，其间，爆发两次世界大战，出现现代主义。”作为一位“原型性的人类学家”，他缔造了一个与时代相关联的学派。马林诺夫斯基偶然或必然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漂泊到特罗布里恩德群岛这个“荒服”从事实地研究，实现了一次漫长的地理与文明距离的跨越，又偶然或必然地在战后依据其所见所闻为西方世界绘制出了一幅人文世界的图像，将远在他方的特罗布里恩德群岛岛民描绘成近代欧洲人的“同代人”，从而实现了文明的移情。他拒绝以欧洲文明为准则来划分进步的阶段性，主张赋予一切文化以同等价值。他致力于改变自信的近代西方学者依据文明高低来臆想历史先后的习惯，为此，他身体力行，“神入”于他者中，与土著人密切接触，谙习其“实际生活的不可测度方面”，研究他们的制度、习俗和信条，分析他们的行为和心理，理解“他们赖以生存的情感和追求幸福的愿望”，创建了现代人类学田野工作法。他通过贯通他我，从“野蛮人努力去满足某些渴望，去实现他心中的价值，去追随他的社会抱负”等事实中，“生出一种对这些土著人的努力和抱负的亲和之情”。马林诺夫斯基相信，“通过认识遥远而陌生的人性，我们会看清我们自己”。

在评价马林诺夫斯基在人类学学术史上的地位时，费孝通先生曾作了以下发言：

 

如果说马老师是在20世纪初年手执功能学派的旗子，插上英国人类学的领域，成为这门学科老一代的接班人，传递这根接力棒的，我想说，正是当时高居在这角文坛上的大师詹姆斯·弗雷泽……

要理解英国人类学历史上这次交班的过程和内容，新旧两代究竟有什么区别和有什么联系，不妨并排着读一下弗雷泽的《金枝》和马老师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也许可以得到一点启迪。

[弗雷泽]的文笔不失古雅畅达，他的思路缜密汇通，令人折服。可是在我看来，他始终摆脱不了19世纪风行欧陆，特别是以英伦三岛为中心的那一股社会思潮。这个思潮的中心观念就是被当时学者们视作权威的社会进化论。

……“航海者”给读者勾划出和《金枝》完全不同的一幅画面。在他笔下，西太平洋小岛上的土人尽管肤色、面貌、语言、举动迥然不同于伦敦学府里的人士，但是他们在喜怒哀乐，爱恨信疑上却并无轾轩。如果你能像马老师那样进入当地土人社会的各种角色，你就会觉得这些“老黑”和我们当前的左邻右舍并无太大的区别。读了《金枝》我们会觉得自己高人一等，读了“航海者”就会由衷地觉得四海之内，人同此心，都在过着人间相似的生活，甚至会感叹，人世何处是桃源？

 

马林诺夫斯基声名鹊起，影响不局限于人类学界，他的《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漂洋过海，被法国社会学年鉴派莫斯（Marcel Mauss）长篇征引，成为其“总体呈献”之说的主要民族志来源，当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在思考社会与经济制度的关系时，又给予他关于“嵌入”之说方面以极深刻的启发。作为一位导师，马氏更吸引了大批青年才俊——后来成为英国人类学界顶梁柱的弗斯（Raymond Firth）、埃文斯-普理查德（E. E. Evans-Pritchard）、利奇（Edmund Leach），创建一个美国社会学学派的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及对第三世界社会科学有最杰出贡献的费孝通先生，都曾师从于马氏，接受知识的洗礼。

马氏于1938年离开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到美国先是度假，接着，他接受了美国耶鲁大学聘任，担任该校教授。在耶鲁，马氏以墨西哥中部的查波特克人（Zapotec）聚落为调查地点，于1940年与1941年的暑假期间展开短期的田野调查。

马林诺夫斯基于1942年5月1日心脏病发去世，享年58岁，此刻他早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但不幸未能进入“耳顺”和“从心所欲，不逾矩”的阶段。

* * *

据其遗孀（第二任妻子）瓦莱塔（Valetta Malinowska）所述，1938年，马林诺夫斯基出发去美国前，将一大部分手稿和田野资料留在了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耶鲁大学的聘任后，他谨慎处理了这批材料，拣其要者，寄到纽黑文（New Haven），在整个战争期间，剩下的大部分书籍和论文都存放在伦敦经济学院。在纽黑文时，他的部分材料存放在家里，其他材料则存放其在耶鲁研究生院的办公室内。马林诺夫斯基心脏病突发去世后，他的学生和挚友菲利克斯·格罗斯（Feliks Gross）博士担任马氏文档的整理工作。在整理马氏生前文章与书籍的过程中，他发现了一本厚厚的黑色小笔记本，几乎全部用波兰语写成，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手稿。此后，瓦莱塔便小心翼翼地保管它，在1946年移居墨西哥时，都随身携带着这本日记。战后，原来存放马林诺夫斯基文章和书籍的伦敦经济学院将他的手稿、笔记和书籍通通寄给了瓦莱塔。1949年前后，数量庞大的文字资料到达墨西哥，其中有两个装着笔记本的信封：一个信封上写着“早期波兰语日记”，另一个写着“日记”。这些小本日记都用波兰语写成，她把它们和在耶鲁大学发现的那本笔记本放在一起，计划在未来某天将之翻译成英文，甚至对外出版。1960年末，瓦莱塔在纽约跟马林诺夫斯基的出版商提起了这些日记，双方达成协议，最终决定将其出版。

《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以下简称《日记》）题目是后取的，其第一部分涉及他在迈鲁的早期调查，第二部分则涉及他在特罗布里恩德群岛最后一年的情况，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马氏在对经验调查进行理论研究后开始在新几内亚展开田野工作的过程。

《日记》之所以被形容为“严格意义上的”，是因为它具有高度的“非正式性”，没有伪装地记录下马氏在岛国的经历。如弗斯指出的，《日记》是马氏职业生涯最重要时期的参照，既包含着马林诺夫斯基对新几内亚妖娆风景的优美描述，也包含对他自身性格一览无遗的展示。在不少地方，马林诺夫斯基记录了实地研究的情况，这些内容构成了其研究进展的良好说明。《日记》没有掩饰与“慎独”二字相悖的任何事项、任何意念，在不少记录马氏与土著人的交往之处，时常透露出一位高高在上的白种人“拥有”的岛民殖民心态，丝毫不隐瞒这位白种人在“岛国小黑人”面前自鸣得意的感觉。如斯特金（George Stocking）指出的，马氏有好色之嫌，《日记》的不少地方有时流露出他对白种妇女的念想，有时不礼貌地记述作者对于土著女性的不雅评论。于是，如格尔兹（Clifford Geertz）所言，在不少地方，《日记》“既没有记录他的日常活动，也没有反映这些日常生活对他个人的影响，而更多是精神中的场景：他的母亲、一个分道扬镳的旧友、一个曾经热爱又抛弃的女人和另一个深爱并渴望迎娶的女人……成为了故事的主角，而这些人事都远隔千里，凝固在没有时间的思念中，在他心中一遍一遍地上演。在这本日记中，眼前的南海反而在舞台之下遥遥相望，不过成为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观察对象和不断激怒他的源泉”。《日记》难懂和潦草之处也颇多。马氏用英语和科瑞维纳语记田野笔录，写日记时却主要用波兰文，运用大量自己才能懂的简写和省略（如将“殖民政府办公室”简称为M. G.），记录事件时，时常草草记下一些关键词，记录对信息报道人的采访事件，只写下信息报道人的名字。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随意在波兰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当地语言（莫图语、迈鲁语、科瑞维纳语）之间转换，在日记第二部分，当地语言出现的频率更是逐渐增高（英译本只将波兰语译为英语，其他语言都原样保留）。《日记》中涉及欧洲的人名和地名众多，一些是为人熟知的人类学者，一些则是马氏个人的故交，而地名则是马氏曾经生活或旅行过的地方。对待自己欲望和情感，日记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也非常随意、坦白。

一本诚实的日记，若是出自一位常人之手，兴许会被认为合情合理，但它却偏偏出自一位非凡人物，透露出了与他生前公开发表的文字相悖的信息。

对于他要开创的现代人类学视野，在其《西太平洋的航海者》最后一页，马林诺夫斯基说了这么一段令人难以忘怀的话：

 

……我们可以进入野蛮人的意识里，并通过他的眼睛观察外面的世界，感受一下他的感受——但我们最后的目的是丰富和深化我们的世界观，了解我们的本性，并使它在智慧上和艺术上更为细致。若我们怀着敬意去真正了解其他人（即使是野蛮人）的基本观点，我们无疑会拓展自己的眼光。如果我们不能摆脱我们生来便接受的风俗、信仰和偏见的束缚，我们便不可能最终达到苏格拉底那样认识自己的智慧。

 

与作为伟大人类学家的马林诺夫斯基在《西太平洋的航海者》等书所呈现的“文化移情”相悖，作为“常人”的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所流露出的“无法移情”，令不少人对于马氏人文科学的方法与理论顿失信任。因此，美国人类学大师格尔兹戏说道，《日记》的出版，或可谓“曝光”，乃是人类学界的一大“丑闻”，而从人类学圈子内看，“曝光”前夫“丑闻”的马氏遗孀，是个“靠婚姻挤进我们圈子里的人”，“背叛了我们学术圈的秘律，亵渎了我们的神圣，使我们陷入了困局”。《日记》出版之初，格尔兹在《纽约日报》书评版发表题为《躺在蚊帐下》的书评指出，日记的确实实在在地暴露出了马氏在田野中“身心分离”的心理状态。《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表露了在长达三年的时间内马氏身在此处而心在远方家乡的“人格分裂症”，这种人类学者的形象“让人气恼”，“颠覆了人类学家自以为是的形象”。马林诺夫斯基自己确立的人类学方法准则，奠基于一种“天主教徒式的热忱和同情心”之上，富有“无限慷慨和无比慈悲”的特征。与此相反，《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所表露的，却是人类学家的“狭窄心胸”，他的“自以为是、目中无人”。

生怕这本诚实的日记招致非议，当马氏遗孀恳求弗斯为其作序时，他都再三犹豫，最后才勉强为之。在《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第一版，弗斯写了一篇“序”，意在避免《日记》之出版给马林诺夫斯基脸上抹黑。弗斯说，《日记》除了其史料价值之外，还按顺序记录了马林诺夫斯基的思想和感觉，其中有些部分说明，马氏将日记作为了一个手段和参照，将它作为引导乃至完善自己人格的手段。日记也生动地说明马林诺夫斯基是个勤勉的研究者：到达新几内亚的第二天，马林诺夫斯基就找到了一个报道人，第三天就开始着手搜集关于社会结构的田野材料，短短两周后，他就注意到自己调查方法上的致命缺陷（对于田野的投入程度和语言问题），并加以弥补。弗斯还说，《日记》是为作者一人而写，真实而生动地反映了作者的思考过程与方式，这对于我们理解大师如何在田野中提出理论问题，缘何选择了某个研究课题而非其他，都提供了实在的线索。同样重要的是，《日记》真切传达出人类学研究者身处异乡的感受。在异乡，人类学研究者同时是记录者和分析者，不能完全共享当地人的习俗和观念，也不能任意赞美或厌恶它们，因此时常感到憋闷，时不时生发“返乡”的冲动，或怀疑所做工作的正当性，时而企图逃进小说的虚幻世界或做白日梦，时而又将自己拽回到民族志研究承载的道德压力。马林诺夫斯基是一位易于情绪激动的人，也比其他学者更敢于表达自己的情绪，面对其所处的心理——道德困境，他以少见的勇气，表达了他对人类学家与他的“活人材料”之间关系的阳光与阴暗面，他不压抑自己的情感，不控制自己笔触，这一做法几乎是一种美德，源于马氏对待自我最真实的自省，展现出一位对社会科学之形成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十足又耐人寻味的魅力。

虽有弗斯“序”的说辞，《日记》出版后还是引起了各种反响，有人指责它充斥着沉闷的陈词滥调，有人说，这除了是一个丑闻之外再无其他意义，有人认为《日记》不应该仅仅被看作马氏人格中根本一面的体现，而应被看作田野工作的发泄方式。如弗斯期待的、从学理角度论述《日记》的人类学家极少。

幸而，从《日记》出版之初到1980年代，格尔兹“浓描”了实地研究中马林诺夫斯基的“耐人寻味”之处，使我们充分认识到了《日记》所富有的文献价值之外的学理价值。

也就是在《躺在蚊帐下》一文中，格尔兹承认，《日记》中令人难以接受的马林诺夫斯基拷问了整个人类学这项事业。一般认为，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过程必定意味着研究者和研究对象同时处于一个道德、情感和智识的共同体中。《日记》则以反讽的方式展示了，无论以何种方式获得了长达2500页的研究材料，他绝对不是通过“成为土著”完成的。格尔兹讽刺道，马氏在田野上的成功，与其说是源于博爱，毋宁说是源于一种让人难以置信的工作能力，一种“加尔文教徒式对于工作之净化能力的信仰”。《日记》中的马林诺夫斯基不停地提醒自己远离淫念、不要对女孩儿毛手毛脚、别碰垃圾小说以及立即动手工作等等，这一切与持续的自我谴责相结合，使《日记》充满了清教徒式的色彩。正是在“赎罪”驱使下，马氏的民族志调查细致、具体、少有偏见、全面甚至卷帙浩繁，他的民族志中资料之详尽即为明证。马林诺夫斯基相信，民族志研究的重要使命之一在于理解当地人的看法，理解这些看法与其生活之间存在的关系，理解他们对于世界的愿景。马林诺夫斯基确实完成了这一使命，但却并非是通过他宣扬“和当地人融为一体”完成的，而是通过与之保持一定距离，从远处观察及反思而完成的。倘若马林诺夫斯基仅写过《日记》，那么，他也就不可能以民族志为方式将其《日记》中那些鲜活的土著人转化成智慧、高贵和谨慎的化身了。

1974年，在另一篇文章中，格尔兹再次将围绕着《日记》的发表所引起的争论，从对“无关宏旨之处和误失之处”、“马林诺夫斯基的道德性格和是否缺乏道德云云”的辩论，引向对马氏著作中所提出的精辟深刻的见解的分析。在他看来，《日记》所揭露的，与其说是关于道德的问题，不如说是认识论的课题。马氏通过用“文化持有者内部的眼界”这个个案展示所提出的问题是，人类学家不必真正成为特定的“文化持有者本身”去理解他们。人类学家所面临的问题是，“应该怎样使用原材料来创设一种与其文化持有者文化状况相吻合的确切解释”。这种认识论要求人类学者一方面去理解一些“别人贴近感知经验的概念”，另一方面“将之有效地重铸进理论家们所谓已知的关于社会生活一般知解的遥距感知经验中去”，而不能“被向你提供信息的当地人把你导入其内在精神中”。

之后，在《作品与生活》一书中的一个篇章，格尔兹接续了这一论述，进一步诠释了民族志“进去”和“出来”的关系。他说，《日记》带给人们的混乱，与其说是搅乱了对马氏的印象，不如说是搅乱了人们对人类学家“在那里”（being there）的想象。人类学者宣称自己对田野的理解源于“全身心”的投入，然而《日记》所展示的是这种“在那里”的多重面向，它不仅记述了人类学者在田野中作为研究对象的当地生活，还包括当地的自然景观（《日记》中满篇都是关于自然景观的描写）、人类学者的孤独、在当地生活的欧洲人、对家乡和故人的思念，这些叙述夹杂着马氏对于自己的强烈使命感或野心、自己事业的方向和计划的表白。最为重要的，还有马氏自身变化莫测的激情，自己孱弱的身体，自己思想的变动不居和游移不定——那“阴暗”的自我。此刻，“在那里”的问题已经不在于面对当地世界，而是如何在多重世界中生活。于是，田野研究不仅仅是“去那里”（out there），还是“回这里”（back here），而且还是人类学研究者在两种状态之间摆动的过程。在民族志作品中，马氏呈现出两种多多少少对立的角色，一边是“一个老练的民族志工作者”和“现代人类学先驱”及“田野专家”，另一边是“成千上万土著的代言者和记录者”。一方面，他是一个绝对的世界公民，能感同身受地见他人所见、感他人所感、信他人所信，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彻底的研究者，绝对客观、冷静、全面、有准备和自律，他不停摇摆在作为朝圣者（pilgrim）的人类学者和作为制图者（cartographer）的人类学者的双重身份之间。

* * *

20世纪前半期，中国社会科学界已十分熟悉马林诺夫斯基和他的著述。1932年，吴文藻先生著《文化人类学》一文，作为孙寒冰主编的《社会科学大纲》第三章由黎明书局出版，该文梳理西方人类学诸学派，在“最近的趋势与分派”一段涉及“功用学派”时，提到这一学派“即马林诺斯基起而独树一帜”。早在1927年前后，李安宅先生即着手翻译马林诺夫斯基的著述，所译《巫术科学宗教与神话》及《两性社会学》（即《野性社会的性与压抑》）先后于1936年及193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马林诺夫斯基还亲自为汉译本《两性社会学》写序。1935年，吴文藻著《功能派社会学的由来与现状》，分段刊登于《北平晨报》的《社会学副刊》，全面概括了马林诺夫斯基与拉德克里夫-布朗（A. R. Radcliffe-Brown）的学术贡献。1936年，吴先生在英伦访学，离开前马林诺夫斯基将其未刊新著《文化论》稿件赠予他，回国后，吴先生嘱费孝通先生将之译出，该书中文版于1940年被列入《社会学丛刊》甲集之冠，并出版。1936年夏，费孝通赴伦敦经济学院留学，直接师从马林诺夫斯基，193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论文在马氏的亲自支持下得以出版（原名《中国农民生活》，中文名《江村经济》），广为流传。1938年，吴先生又写出《论文化表格》一文，载于《社会学界》，详解马氏文化研究法的内容与意义。

经过一段时间的沉寂，1979年之后，社会学、民族学、人类学得以重建，吴、费两位前辈相继又于80年代中期、90年代中期重读马氏著作，将之与西学后来发生的变化及自己的想法联系到了一起。

我自己于2000年前后策划了“现代人类学经典译丛”，将费先生旧译《文化论》及马氏民族志经典《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列入第一批书目由华夏出版社于2002年出版。之后不久，鉴于《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的参考价值，我提出了翻译出版该书的建议，得到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友人的积极回应，可惜译稿直到2013年初才提交。

两三年前，我的三位学生卞思梅、何源远、余昕（现分别就读于挪威奥斯陆大学人类学系、北京大学人类学专业、香港中文大学人类学系博士班）接受了我的建议，带着令我羡慕的勇气开始合译这本兴许“令人郁闷”的《日记》。翻译时，卞思梅担任了第一部分的翻译，第二部分和“当地术语索引”则由余昕和何源远分工完成，最后，全稿由余昕统稿和校对。三位译者所做的工作，是艰难的。当译者面对的是马林诺夫斯基对太平洋中美丽岛屿的魔幻式描述时，一定是兴奋的。然而，这种时刻毕竟没有贯穿始终，译者面对的更多是民族志研究的“流水账”，及因宣泄原作者郁闷之心而令译者也随之郁闷的“心路历程”。此外，《日记》本是写给作者自己一人的，充斥着大量作者才可能识别的缩写和省略、作者思索时跳跃期间的不同语言（波兰语、英语、法语、意大利语以及当地语言莫图语、迈鲁语、科瑞维纳语）及陌生的人名和地名。幸而，译者在游学期间结识了国外同学，其中，Edwin A. Schmitt、Philipp Demgenski等帮助解决了其中的若干语言问题。

在一段写给我的文字中，余昕如此说：

 

虽然面对的困难众多，但翻译这本日记无疑带给了我意想不到的收获，《日记》以一种立体的方式呈现了一位人类学者在田野中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以及周遭的社会和自然环境带给他的影响。跟随《日记》，读者能看马氏所看、感马氏所感。它展现了在田野中的人类学者不仅被自己的调查对象环绕，也被“天地”所围绕……比如，马林诺夫斯基在《日记》中记述道：“……他们已经在几处地方点燃了火堆。真是一幅非凡的景象。时而通红、时而发紫的火苗如绸带一般，向山腰的方向蔓延；在或深或浅的宝蓝色烟雾中，山体的颜色如同一颗拭亮的黑色猫眼石那样变幻莫测。从我们眼前的山腰开始，火势一直向下延伸进入山谷，吞噬着那些高大挺拔的野草。大火咆哮着，像夹杂着闪电和热浪光的飓风一般向我们直冲过来，所到之处留下的灰烬被紧随其后的狂风卷裹着搅进空气中。小鸟和蟋蟀在烟雾中惊慌逃窜。我走进了火焰的强光里。不可思议的壮景——像是某种彻头彻尾疯狂的灾难，狂飙着向我冲来。”

 

若说马林诺夫斯基的岛国之行是人生的“奥德赛”，那么，翻译他对于这一“奥德赛”的现场笔录，也必然让译者随之经历一场“奥德赛式的苦闷”。而这一“苦闷”的经历不是没有意义的。弗斯因支持《日记》的出版，而被指责为背叛马林诺夫斯基与人类学，而他勇气与风采依旧，于1989年《日记》再版之时再次提笔，写出“第二版序”，回应万夫所指，平静地指出，待到尘埃落定时，下一代人类学者或许能对马氏的复杂性格有更清晰的了解，那时，《日记》在将来的意义将远远超过今日。我们翻译和出版一位大师的“日记”，绝非是为了炒作影响过我们的“学术祖先”的“阴暗面”，也绝非是为了催发一种失望主义的知识论。如弗斯所言，对这一“阴暗面”的认识，是通向一个知识之道的途径。人类学的奠基人之一马林诺夫斯基在田野中面对着各种诱惑、软弱和绝望，其他的人类学研究者也必然一样——他们需要感到解脱，由此才可以放下道貌岸然的架子，以一种更为真实、谦和、朴实的心态面对被研究者和被教导者。

 

2013年9月6日于家中

 

[王铭铭，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新疆师范大学天山学者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