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与野心注 本篇刊于《南方人物周刊》2011年9月,访谈者,李宗陶。

你的第一幅静物油画是十五岁画的三只番茄,第一幅油画风景写生是襄阳公园外的东正教教堂,十六岁。看你第一张油画自画像,十五岁那年你有一双柔情似水的眼睛,双眼皮双得很厉害,而十年后,1978年投考美院前的自画像,它们变得凛冽,嘴唇表情很倔强……现在回看起步阶段的作品,什么感觉?

 

十五岁的男孩,还没长好。画完了,我就骑脚踏车去父亲单位:1968年是“文革”顶混乱的一年,他被留置审查,父子俩躲到办公楼的墙根背阴,我就书包里掏出小画给父亲看,他说,耳朵画得很像。十年后画自画像,已是资深流民,自以为是个男子汉——现在看,还是小瘪三——那年全国恢复高校招生,我已决定投考中央美院,一时志满而意不得:心想总能考上吧,可要是考不上呢?所以脸上那副德性。那是夜里在家画的,头顶上一只电灯泡亮着,家人说笑走动。现在不能想象那么粗陋的环境,居然专心画画。这就是年轻的好啊。

 

八岁那年写给母亲的短信(主要讲买米的事情)还在,四十二年前临摹的扑克牌也被你重新找到了,可见你是一个珍惜记忆的人。假如有一天因为不可抗力,你将永远不能再执画笔,你舍得吗?

 

雷诺阿晚年在轮椅上画画,手捏不牢笔,唤家人用布条绑住手指和笔杆。毕加索九十二岁最后一幅自画像,用的彩色铅笔,仍然牛眼圆睁,像是提前瞪着自己的尸体。画家是野蛮人——我指的是嗜画如命的画家——弗洛伊德今年死了。他八十几岁的照片就是赤膊在画画。你去看几岁大的男孩双手抓牢一件什么东西,凶狠顽强地弄来弄去玩,喊他不应,止他不住,只是使劲抓牢着,那股子蛮劲,就是老弗洛伊德脸上的表情。

 

2000年,你有“1968-1999素描油画展”,去年续上“归国十年油画速写2000-2010”,这是对自己职业画家的生涯有所交待吗?

 

2000年展事是清华美院办的。去年中国油画院老同学让我长期使用天窗画室,临了希望挂一挂,大家看看。可是向谁交待?为什么非要交待?市面上展览太多了,我几乎不看的。

 

在画画这件事情上,你有没有技艺上的、心理上的,或者二者相交织的几个阶段?现在你对画画,是什么样的心情?

 

不管在不在画画,我每时每刻惦念技艺,抽筋似的:下一笔怎么接?横向还是倾斜?笔锋是用力摁下去还是轻轻扫?等等等等,一连串密集的来自潜意识的动作反应,那是艺术家的恒常心理。传统艺术就是技术,别的全是扯淡。当然还得跟一句:技术再好不等于艺术。但严格说,艺术、技术,不过是词语,一幅画永远无法和词语对应。艺术派或技术派争论,都是词语的三岔口,我不参加。

我对画画这件事什么心情?刚才说了,男孩使劲抓牢一件什么东西,无所谓心情不心情,他根本顾不上。上海夏天发大水您见过吗,小孩子喜欢上街蹚在脏水里暴玩,娘或姨死命喊、骂、拖拉、拽打,孩子死命不肯挪步啊。

 

所有的职业都要面对一种因重复而生的疲劳和倦怠。对画画,你有疲劳感么?它的产生是否另有大环境因素?

 

当然疲劳,也会倦怠。但和单位听报告的倦怠,整天开电梯的疲劳,完全两回事。“大环境因素”是指什么?人喜欢艺术,不可理喻的。有谁逼着弗洛伊德八十七岁还要画画吗?或者逼着他在乳房部位再画第九十八遍?没有,可是老家伙非得那么干,你怎么办?

 

吴冠中画了一辈子,他讲过:“我不愿我的孩子学画画,画画太难了,创新太难了,不创新又没出路,太苦了。”你可曾为“创新”这东西受折磨?

 

第一句话,我默认。我从未要孩子学画画。下面四句,既没想过,也不认同:画画是“很难”,但也很容易,因为快乐,因为享受。“创新太难”,我从未试图创新。“文革”时听着美术圈整天价“创新创新”的,我就厌烦。那是意识形态词语,创什么新?还不是要你画工农兵!“不创新就没出路”?没出路就没出路。画画不是为出路,是为喜欢。“太苦了”,赶紧找甜蜜的路数啊,画画原是自找的,“太苦了”?

 

一页一页临摹日本珂罗版唐太宗书帖和淳化阁帖集,或者用油画来临摹董其昌或王时敏,是你的创新么?

 

创新是句廉价的谎言,等同空话。我稍微在意此前别人做过没做过,是否这么做。这其中,略微可能找到一点点自己的可能性。画画册,事属偶然,因纽约大画室那整条街给卖了,我挪到小画室,于是摊一地画册,自己画画。但我没做过调查,不清楚此前哪位家伙画过画册。回国之初,这些画被同行和理论家反复嘲笑,过了几年,有年轻人开始画各种书,又有若干观念艺术家忽然惦记董其昌。但我也没雇佣侦探做调查,不敢说人家是看了我的画。

 

罗中立的《父亲》参考的是美国超写实主义画家查克·克罗斯,今天你画留守的村民和沉默的矿工,脑子里有没有经典形象冒出来?

 

平时我琢磨种种经典,真有一个活人坐我面前,一块白布,开始画,完全不想其他,根本顾不上。我写生,写作,身边什么资料都没有。

 

当你问那个羞涩的女模特,对你画室里的哪些作品有印象时,她指指煤矿工人那批说:“你好像懂他们。”你觉得自己真的懂得他们吗?在你看来,画家跟现实之间,应该是怎样的关系?

 

那位女模特说得有意思,简直懂修辞。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矿工或农民,但我一定弄不懂当官的、做领导的、谈生意的、玩儿金融的,还有毫无表情的科学家,不,一点都不懂——这就是我和现实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难以和现实理顺关系,而且不想理顺。

 

你说“现状不算美术史”,怎么讲?

 

现状,就是几万几十万少年人排队领取准考证,然后几百万家长给保安拦在外面,瞧着孩子进考场。在国外,现状是指许多许多艺术家苦苦地等,抽烟抖腿,盼着买家或策展人。中国艺术家聪明多了,他们创造许多学院、画院、研究院,印了许多附有各种头衔的名片,每一头衔代表一份价格,这一切正在成为中国的现代美术史——真的美术史是什么呢,是一声不响的大规模淘汰。

 

“中国最好的人体画,其实是春宫”,能就东西方的人体画展开谈谈么?

 

古典中国绘画出现裸体,只有春宫画。所谓“最好”,是指春宫画不同画手的高低雅俗。画交媾与画人体,两个概念,都没错。但要回答为什么偏偏希腊人公然崇拜一丝不挂的身体,中国人偷偷画男女在床上篱下玩,需要很多很多知识和学问,我也巴望找人展开说说呢。

 

如今作画的时候,会不会想起一篇媒体约稿没有完成,一次大学演讲要做准备,还有一场电视约访就在眼前……会不会因此笔触焦躁起来?你会因为这类焦躁而焦躁吗?

 

不会。我原是快手、急性子,近年也不免忙碌,但到这年岁,不会焦躁。不会。第二,谢天谢地,一画画,你不可能焦躁。瞧着模特与画布,你会激动,紧张,但不会焦躁。绘画的过程,天然地安静而专心。如果哪位画家焦躁,那是他不太会画画,才分有限,或者,他不那么喜欢画画,其实不该画画——当然,考试百分之百逼人焦躁,逼人得病,甚至自杀。你试着想想莫扎特如何参加我们的统一考试。

 

当外界对你“话太多而画太少”有些议论,而身边有朋友善意提醒时,你“或沉默不语,或充耳不闻”——这两种情形下,你都在想什么呢?你有话要说么?

 

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您今年做母亲了(祝贺!),要不了几年,您会苦口娘心劝孩子如何如何,最最美妙而把你逼疯的一环,可能是,孩子垂头听着,您根本不知道他在不在听,不知道他心里到底想什么——我有话要说吗?我早说过了,就是:全世界可能只有一个国家的国民像中国人这样,喜欢没完没了地“劝”。

 

王安忆曾经讲过,跟你在一起能谈艺术。我想她的意思是能谈对路、谈到点子上。虽然许多年里,讲到艺术你多半是一副不好意思再提的样子,但说实话,你是敬畏它的对吗?

 

不敬畏。说“敬畏艺术”,有点做作。我可怜艺术,如今艺术变得好可怜:艺术在中国被谈坏了,里里外外谈坏了;再者,很难遇见真心谈艺术的人、认真谈艺术的场合。您瞧瞧譬如中央电视台的《艺术人生》,造孽啊,艺术被弄成这样子谈,谈什么艺术啊?

 

最后问一个直愣愣的:你的文和画,你自觉哪个更牛逼?

 

我非常希望直愣愣地回答,可惜做不到。人无法评价,也不该评价自己。“哪个更牛逼?”应该您来告诉我呀。

但这问题考验诚实,我愿多写几行——如所有艺术家,我难以戒除听取回应的欲望:对我的作品的回应。目前仍会有人泛泛夸我画得好,但您知道,人其实在乎谁夸奖,尤其是,用怎样的词语夸奖。批评亦然。听得半句懂行的批评、讥刺、挖苦、警告,简直金不换。可惜这等机遇太稀,所以我常年自己贬褒自己,藏在肚子里。

夸我写得好,时或也有。我竟得了几次奖,全是因为书。但我知道那是媒体奖掖“敢言”,不是抬举我的写作。只可怜今世所谓“敢”说的那点点“言”,原已寒碜得紧,而居然得奖,谈什么“牛逼”,什么“文”。

在我,写作似乎比画画稍微容易——倘若我的正业是写作,绝不敢这么说——业余做做的事情多少显得容易些,因为没野心,不必顾面子,虽然我写作可能比画画还认真,中年后的业余爱好,通常都很当真的。吐句实话,请勿介意:今午您在电话里说,我写得比画得好,我漫应着,其实伤心了,一闪而过的那种伤心——中年女子发现一根白发或皱纹,大约是这种轻微的伤心吗?——但我好高兴自己居然伤心,因为仍然在乎绘画,不肯善罢甘休,失去野心。英语的“ambition”并非贬义,可译“雄心”,开头您不是问我看自己二十五岁自画像,什么感觉么?此刻想出来了,就是瞧着这个青年直愣愣地装大人、装成熟,可是脸上分明有野心。

“脸上分明有野心”。1978年画于高考前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