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每次收拢访谈的杂稿，总忘记当时应了哪份报刊，哪个网站。除了早先识面的记者，多半不知哪里弄到我的手机号，直接约谈。这类邀约几乎每周都有，时或多到三五次，不理会，对方也就作罢，有些盯得牢，若是话题可谈，我又不很忙，便应承了。有礼貌的记者会说：抱歉打搅，您有秘书或助手可联系吗——有的，我的助手和秘书，就是我自己。

出席活动，人多而杂，我常难以分辨谁是记者。《百家讲坛》热播那年，老友罗中立拉我去重庆四川美院捧场，进场前混在人丛里站着，边上有位青年问，您看易中天节目吗？学者该不该上电视？我随口说，那算屁事啊，电视普及后，国外学者早就上媒体了。

翌日报端大标题：《陈丹青：易中天是个屁》。

这可是修辞学家的本领，谁说咱记者素质差——重庆的报人出手狠辣，其渊源，据说上溯抗战中的陪都时期——等而上之的话语打劫，另有一招，是生编了词语往我嘴里塞。近例，是出席王朔家千金与朱新建公子的婚礼，临场不免说几句，片刻便有学生转来微信，六七句里，三四句完全捏造，语感弄得蛮像，朋友看了，都相信——这回，我遇到天才的剧作家了。

退回“文革”，无数冤鬼即死于这类话语的栽赃，如今呢，则哪位傻逼稍与媒体沾点边，浑身唾沫，还弄成你自己的口涎，望之可惨，而记者说起，总是嘻嘻笑：陈老师，你好傻哎，媒体就是这样的呀。

是的，既是蹭了媒体的丛林，我活该，此刻写来，算是给诸位添点笑料。倒是返回去想想，我对各种人物的专访、评述、传记，从此起疑，须得全盘想过了，想下去，不禁悚然：太多太多确信不疑的所谓史料与掌故，恐怕布满了讹传、夸张、错置、捏造，倘若称引而转述，可就演为讹传的讹传，以至转为真相了。早先我相信，未被说出的人与事，等于不存在，现在意见两样了：人事与史迹的累累误点，尚在其次，最可怕者，是代代相沿的讹传链早经公认而凝固：其实都不可轻信，都有问题。而持说者与被说者是否同代，尤须仔细考量，近年读杨奎松先生的历史书，感慨系之：非得过去好几代人，国事与党争，这才可能讨得相对翔实而平正的说法，随口议论，贸然下笔，动辄涉嫌轻佻而失德的。

话兜得有点远了——这本集子的杂稿，十之六七成于书面，凡临场的对谈，则蒙访者事后发来记录稿，经我校阅，确是我说的话，虽也胡说，但可以文责自负的。

我爱阅读好的访谈。好的访谈，会使言说比较地开放、真实、不确定。所谓离题而谈，所谓答非所问，有些直捷爽快的应答，若非一问，平时想不到，也说不出来。就我的偏见，独自书写单一话题的专稿易于陷入幻觉，自以为是，有个对象在（随便什么人，随便什么话题），或被对象化（我因此成为问题），写作便如镜头的聚焦与失焦，反有暧昧的快感。

而这快感的几率，委实太少了，换句话说，有趣的交谈，已成奢望。我的写作，清一色来自他人的邀约，其中多有访谈，而多数来者总给出同样的发问，亦且同样矫饰而平面，我的应答，便成了连连滑槽的留声机——为免读来太过愚蠢而昏乱，本书删除逾百处问答，约五六万字。唯最后三篇关于影视的采访总算话题切实，尤以十年前和王安忆关于中国连续剧的长篇对话，最是认真，当年连载于《上海文学》，读者有限，而听说者时或问起，于是征得安忆的首肯，收了进来。

倾听、接话、展开、反诘，委婉暗示、索性挑明、中道迂回、劈头道破……访谈理应是快乐的，访谈也是陷阱。人面对人，语言诱发语言，知性而恳切的对话本该引人聪明，而在历年卷入的采访中，我已渐渐沉入话语的泥潭。那年取“退步”做书名，多少是修辞游戏，现在我愿承认，人在这样的话语中，势必退步，那是经我合作而不易觉察的同化过程，它使你忘记，什么才是有益的交谈。

2013年12月19日写在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