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盲窗(4)

这时候，有一天早上，我在上课前被叫到寄宿学校校长跟前。他呼着我的名字告诉我，我母亲马上会打电话来（当着她的面，他总是叫我“菲利普”，而平日里，人家只是呼我“柯巴尔”）。到那个时刻，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母亲在电话里的声音。而直到今天，几乎所有她的其他表现，不管是说话、唱歌、大笑还是无休无止的抱怨，都逐渐消失了。可她当时的声音依然萦绕在我的耳边，低沉得就像一个刚从邮局的电话亭里传出来的声音，单调而清楚。她说，父亲和她商量好了，让我离开这个“男子学校”，转到一所普通学校里，而且立刻就转。两个钟头后，她会乘坐邻居的车到达，在楼下大门口等我。她已经给我在克拉根福特的高级中学报上名了。“明天一早，你就会进入你的新班级。你将坐在一个姑娘旁边。你天天要坐火车去。你可以在家里有一个自己的房间；餐厅不再需要了；父亲正在给你做一把椅子和一张桌子。”我想要反对，可突然又不再反对了。母亲的声音是一个判决者的声音。她对我能知道的都知道了，她为我负责，她作决定，而且由她来宣布释放我的决定，刻不容缓。那是一个从内心深处跃起的声音，一个毕生都在那儿积聚的沉默中迸发出来的声音，仅仅就这一次。这样的积聚也许正是为了在仅有的一个时刻，把握住合适的机会，令人折服和一劳永逸地来行使权力要求。这声音随之又会立刻回归到那沉默之中。在那里，它的臣民拥有了王位和帝国。那也是一个轻快的、让人振奋的、简直是舞蹈般的声音，几乎和老生常谈不分你我。我把母亲的这个决定告诉给校长。他一言不发地接受了。转瞬间，一小队兴高采烈的人马，穿行在那广阔的原野上，带着这个被赦免的家伙和放在后座上的旅行箱，行进在一片高高的天空下。在灿烂的阳光里，仿佛汽车的顶盖被掀开了似的。每当我们前方的道路没有车辆时，手握方向盘的邻居就手舞足蹈，蜿蜒蛇行，并且放声歌唱游击队歌。不知道歌词的母亲随着一起哼唱，其间拖着一种越来越庄重的音调呼叫出点缀在我回家路上左右两边的地方名字。我感觉眩晕，紧紧地抓住旅行箱。假如我当时要说出自己的感受是什么的话，那也不会是“轻松”、“高兴”、或者“幸福”，而是“光明”，几乎是太多的光明。

尽管如此，我再也没有称心如意地回过家。这期间，恰好就在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每次回家的行程都是在一种隆重喜庆的启程气氛中进行的。这不只是因为除了夏天外，我们只是每逢神圣的节日时才被允许离开。在圣诞节前夕，那些被释放的学生顾不上天空还一片漆黑，就冲下山去，首先抓住时机离开那条盘道，带着行李越过栅栏，仿佛走在一条直行线上，穿过那陡峭的、荒无人烟的、冻得实实在在的牲畜攀爬的坡地，继续跋涉过那片溪水释放着雾气的沼泽地，直奔向火车站。接着，在火车行驶中，我站在车厢外面的平台上，和其他人拥挤在一起，我的耳边回响着他们高兴的吼叫声。天依然还没有发亮，笼罩着一片把天地合拢起来的强劲的黑暗，上面是群星闪耀，下面是从火车头里飞出的火花。这种黑暗的力量空间被那自然力交织为一体，就是到了今天，我依然会把它想像成某种神圣的东西。看样子，仿佛我根本就不用再特意去呼吸了。那流动的空气让我的内心热血沸腾，直涌向鼻腔。我听到了身旁的人从心底里发出的欢呼声，听到了自己只是默默地埋在心底里的欢呼声。这欢呼声来自那隆隆运转的车轮，那嗒嗒鸣叫的铁轨，那咔啦作响的道岔，那指引开道的信号灯，那确保道路畅通无阻的道口杆，那响彻在这整个呼啸而去的铁道系统里的噼啪声。

然后，大家一个个分手离去，深信眼前呈现的是最美好的一段路程，最有冒险经历和结束行程的步行路程，一个家。可是，这个同被隔离的人却从来都不知道有这样的家。实际上，有一次，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这位成长中的年轻人抵达火车站后，穿过田野朝着村子走去。这时，有一样东西和他形影不离。这期间，他看见了那个被宗教历法所宣告的救世童。当然，这里并没有发生什么别的事情，只是当他走过去的时候，在路边那些干枯的玉米秸秆后面，一道道的间隙闪闪烁烁。它们动来动去，一步接一步，一排并一排，总是一个样子，空荡荡，白茫茫，飘来飞去。这时，他有一个幻影，那是一个小小的空间，而且是同样一个，它此刻不仅陪伴着他，而且又猛地一下飞到他前面；那是一丝微风，它总是在你的眼角呼呼地飞来飞去，像鸟儿一样，在等待着我，然后又先飞去。在一片平坦的耕地上，从一条犁沟里卷起一堆玉米叶飞向空中，灰黄色的叶子先是原地飘上一会儿，然后变成了圆柱形，又慢慢飘落到地上。在远处，有一列火车在行驶，它几乎隐没在雾气中，仿佛要突然停在轨道上，又突然远远地冲上前去，同样猛地一下，就像我身旁那轻轻飘动的东西一样。我朝着回家的方向奔去，心急如焚地要去叙述，可是我一跨进门槛就知道，那是不可直接叙述的，口头也叙述不了。一打开门，就只剩下这座房子了，暖融融的，闻着一股清爽的木头味，里面住着人，可是和在寄宿学校里不一样，那都是我的亲人。这一大早的火车行程集结在脸上的煤黑叙述着就够受欢迎的了。

寄宿学校是一个十分陌生的世界，离开那儿，无论去东南西北，就只有一个方向：回家。你晚上躺在寝室里，听到火车在下面的平川上缓缓行驶时，你就会想像着坐在里面的人无非都是要赶着回家去。飞机飞行在那条国际航线上，正好从这村子上方越过，云彩也从这里飘去。那条林荫道指引着回家的路。在它的尽头，一片牲畜攀爬的坡地倾斜而下；在一条条长满草、空荡荡的羊肠小道上，你会觉得目标已经近在咫尺了，就像在捉迷藏时一样，仿佛听到了声音：“太让人激动了！”每个星期来一次的面包车，然后继续驶向一个只是闻其名而熟悉的地方。然而在那里，大街上的灯光就是我家乡的灯光。恰恰那些最遥远的对象——山峦、月亮、灯标——好像就是通向那个地方的空中桥梁。你在那里才是“主人”，和出生证里写的一样。那些天天都要逃脱的想法从来都不会向着一个大城市，甚或是国外，而始终只是滞留在家乡的天地里：那儿的谷仓、某个田间小屋、林中小教堂，湖畔的芦苇风雨棚。几乎所有的教会学生都来自乡村。谁要是真的逃走了，他立刻就会被抓住的，不是在自己的村子周围，就是在通向那里最近的捷径上。

然而到了今天，一切变得来去自由了，每天往返于这个偏远的村子和城里的学校之间，我感受着自己不再有固定地点的滋味。那个专门给我准备的房间，无非用来睡觉而已。在我住寄宿学校的这些年里，林肯山村几乎就没有发生任何变化——那座教堂，那些低矮的斯洛文尼亚式的农家房舍，那些不围篱笆的果园。我现在体会的林肯山村不再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而仅仅是一个零零散散的乡村居住区。虽然村子广场、谷仓坡道、保龄球道、养蜂场、草垫子、炸弹坑、圣坛塑像、林中的空旷地依然如故，但是它们不再显现出昔日那相互关联的统一。而我当年在其中的一举一动就是本地人中的一员，就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现在看上去，仿佛连个挡风避雨的地方都荡然无存了，在那刺眼冷酷的光线下，似乎没有了聚会的地点，欢乐的地方，隐匿的角落，引人注目的东西，休息的场所——一言以蔽之，再也没有了相互转换的空间。起初我觉得，问题就出在这个村子上，因为机器代替了许多手工家具。然后我就认识到：这个格格不入的人，这个脱离了关联的人，那就是我。无论走到哪里，我都跌跌撞撞，不是碰壁，就是抓空。我一迎面碰上什么人，就躲开人家的目光，哪怕我们是从小就认识也罢。这么久离家在外，没有在家里待过，离开了生我养我的地方，这些就像罪孽一样刺痛了我。我错失了留在这里的权利。有一个同龄人，当年在村子里，我和他一起度过了小学的岁月。有一次，他想给我讲一讲邻居的这事和那事，然后中断叙述说：“你看来好像什么都不知道了。”

我再也走不进那些同龄人的圈子里了。我也是他们之中惟一还在上学的人。别的那些人，不管是农庄继承人还是手艺人，他们都成了有工作的人了。照法律说，他们还是青少年，可我觉得他们已经成人了。我看到他们不是在一心一意做事，就是正要去找事做。他们身着工作服和围裙，直挺着脑袋，睁着始终果断的眼睛，放开劲头十足的手脚，有点像军人的样子。与之相应，学校教室里那嘈杂的声音，不是变成了三言两语，就是点点头而已，或者骑在摩托上擦肩而过（挥一挥手就足够了），既不说上一句话，也不看上你一眼。他们的娱乐也是成人的娱乐。而我自然而然地就成了局外人。我目睹着一对对舞伴那样庄重，那样全神贯注地迈着矫健的步子旋转在舞池中，禁不住打起诧异的寒战，甚至肃然起敬的寒战，仿佛是在朝拜一个神秘的东西。这个庄重而翩翩舞动的少妇不就是那个曾经用一条腿跨越过粉笔划定的天堂与地狱之界的女子吗？而这个现在从容不迫，稍稍撩起衣服，迈着舞步跨上舞台的女子在不久前还向我们展示过她那未长阴毛的小孩生殖器呢！就在野外的牧场上。多快呀，他们一个个都脱离了童年的幼稚，长大成人了，确确实实看不起我了。每个小伙子也都经受过很大的不幸了；不是这个缺一根指头，就是那个少一只耳朵，或者失去整个手臂；至少有一个不幸丧生了。有些人已经当了父亲；又有不少人做了母亲。而这个他，却依然被关在那个地方。我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我认识到，随着在寄宿学校的岁月，我的青春逝去了，我似乎就没有感受过青春，哪怕是一时一刻也好。我把青春看成是一条河，自由自在地涌流在一起，共同向前奔流不息。随着踏进寄宿学校的大门，我和那里所有的人一起都被隔绝在世外了。那是一个一去不返的年代，再也无法挽回了。我缺少某些东西，某些决定命运的东西，也许我会永远缺少下去。像村子里一些同龄人一样，我也有身体上的缺陷。然而，这种缺陷并没有脱离我，不像一只脚或者一只手，而且也根本不是现在才形成的。再说它不仅只是一种所谓的肢体现象，而更多是一种无可替代的组织。我的缺陷则意味着我再也赶不上其他人了：既做不到一起，又说不到一起。看样子，我好像搁浅了，成了一个废物，而那条似乎惟独承载了我的水流好像永远从我身边流去了。我心里明白，为了未来的一切，我需要这青春。如今我无可挽回地错失了这青春，这才使得你进退维谷，甚至在你的内心深处时而会引起无比痛苦的抽搐，尤其是在与我不相上下的同龄人交往时更是如此。要想从中解脱出来，我发誓要与那些让我麻木不仁的人——本来就存在这样的人！——势不两立。

虽然我也一再对这种袖手旁观的日子感到满意，可是久而久之，我也不甘心这样孤独地过下去。于是，我就和村子里那些年龄小一些的孩子结伴。这些孩子乐意地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他们嬉闹的裁判，当作支持者，当作一个不跟他们说实话的人。在傍晚和黑夜降临的时刻，教堂前的空地就成了属于孩子们聚集的地方。他们要么坐在教堂墙壁的外台上，要么把身子撑在自己的自行车上，通常要让人呼叫好多次以后才回家去睡觉。他们几乎都不说话，无非就是在这儿凑到一起，蝙蝠围着飞来飞去，时间就这样流去，直到谁都几乎看不到谁。在这里，我就使尽浑身解数，试着充当起一个叙述者。我时而划起一根火柴，时而拿起两块石头相互敲击，时而向握成空心球似的双手里口气。这期间，我当然从始到终也就是玩玩把戏——畸形足走路，洪水猛涨，鬼火临近。这些听众压根儿也不想听什么情节，这些把戏就足够了。然而，这个快要成年的男子好像并不满足于这样围绕着别人转来转去，于是他就坐到这些孩子中间，犹如他们的一员。他们觉得这完全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那些当年的伙伴却冷嘲热讽我。他们此间已经变成“大人”了。有一次，我和几个几乎没有一个能够到我肩膀的毛孩子在广场上赛跑。这时，那个我在寄宿学校的夜晚常常看见隐现在蓝色帷幕后的姑娘——从来没有过对一个女人如愿以偿的裸体想像——脚穿高跟鞋，昂着头挺着胸走过去了。她撅起嘴，几乎让你觉察不到，一副地地道道不屑一顾的神气：仿佛从眼角投来的一瞥已经吐露出了她的一切，也就是说我怎么看着都让人不是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