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 无欲的悲歌(2)

“4月10号，你的选票应该是这样的：在赞成下面的那个比较大的圆圈里用力划叉。”

刚刚释放就又重犯的小偷自己交待说，那些相关的物品是在商店里买的。由于这些商店是犹太人的，所以现在根本就不复存在了。群众集会以火把游行和纪念会的形式举行，大楼添上了新的代表国家形象的标志后，一个个面貌一新，和善可亲，森林和山峰也焕然一新，历史事件被当做大自然的表演展示给乡下人看。

“我们相当兴奋。”母亲讲道。第一次有了集体经历。就连枯燥的工作日也有了节日的气氛，“直到深夜”。一切迄今无法理解和陌生的东西终于都显现出一种伟大的关联：一切都相互归结为一种关系，就连那令人诧异的机械式劳动都有了意义，成为节日。每个人此刻所做出的动作都组合成一种运动的节奏，因为他在心里看到无数其他人同时在做着这样的动作——生活因此获得了一种让人既能产生安全感，同时又能感到自由的形式。

这种节奏刻骨铭心——成为礼仪。“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集体意志高于个人意志。”于是乎处处如家，再不必思念家乡。照片的后面写着各种地址，第一次买了记事本（别人送的？）：突然间有了许多熟人，发生的事情多到可以让人遗忘一些了。她一直希望能为什么事感到骄傲，由于现在做的事那么重要，她便真的感到了骄傲，不是为什么具体的事，而是笼统地感到骄傲，这是一种姿态，是终于获得的一种生活感觉的表达，她不愿再放弃这种不确定的骄傲。

她依然对政治不感兴趣，真实发生在眼前的那些事可完全不一样：化装游行，UFA[6]的一周事件回顾（“大规模循环放映——连映两周！”），世俗世界里的教堂纪念日。“政治”是个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玩意儿，可不是化妆舞会，不是圆圈舞，不是民乐团，至少不是那种能看得见的东西。不管往哪儿瞅，一片盛世，“政治”——有吗？——这个词不是一个概念，因为它和其他政治概念一样，在学校的课本里就让人觉得，它与那抓得住、实实在在的东西无缘，只是被当成一种提示词，或者形象化为与人无关的比喻：把压迫比成锁链或者靴子跟，自由比成山峰，经济体系比成让人安心地冒着烟的工厂烟囱，还有下班后抽的烟斗，社会体系比成“皇帝——国王——贵族/市民——农民——织工/木匠——乞丐——掘墓人”这样的阶梯：这种游戏通常只有在子女众多的农民、木匠或者织工家里才可能完整地玩一遍。

这段时间促使母亲摆脱了拘谨，变得独立，她有了自己的举止方式，丢掉了最后一丝对肌肤接触的恐惧：小帽歪斜在一边，因为有个小伙子把她的头和自己的按在一起，而她只是自得其乐地冲着照相机笑。（关于照片能够“讲述”这种内容的假设……；但是每一次表述，即便讲的是真实发生过的事，难道不都或多或少是一种假设？如果只满足于报道，那就少些，越是想要讲得详细，就越多些。假设的成分越多，那么故事在别人看来就会越有趣，因为比起单纯报道事实来，说法本身更容易让人产生认同感？——所以才会有了对诗歌的需求？“河岸边的窒息”，这是托马斯·伯恩哈德[7]的说法。）

战争，一连串捷报伴着强劲的音乐从人民牌收音机里传出。收音机的扬声器表面蒙着罩子，在阴暗的“圣像角”里散发着神秘的光芒。战争“增加了一切事物的不确定性”（克劳塞维茨[8]），让往常日复一日的自然而然成为让人兴奋的偶然，以此提升人的自信。对母亲来说，战争并不同于对我的意义，它不是来自孩提时代，能够影响未来情感世界的恐怖幽灵。开始时，那只是她所经历的一个神奇的世界，一个之前只在广告里看见过的世界。对距离，对以前和平时期的林林总总，特别是对身边那些以往只是扮演无关紧要的同志、舞伴或者同事角色的人产生了新的感觉。平生第一次也有了家庭的感觉：“亲爱的哥哥……！我在地图上找着你现在可能在的地方……你的妹妹……”。

于是有了第一次爱情：她爱上了一个德国的党员同志，这个人当老百姓的时候是银行的职员，现在因为当了部队的军需官而显得与众不同——不久后就身怀六甲。他有妻室，而她爱他，非常爱，对他百依百顺，她把他介绍给父母认识，跟他一起去周边郊游，陪伴他排遣军人的寂寞。

“他对我非常细心，我对他也不像对其他男人那样感到恐惧。”

他做决定，她表示赞同。他送过她一次礼物：香水。他还借给她一台收音机放在屋里，不过后来又拿走了。“当年”他还正在读书，他们一起看一本名叫《壁炉旁》的书。一次，他们到山上的牧场去郊游，下坡时跑了几步，当时母亲不小心放了个屁，我父亲数落她一番，接着往下走时，他自己也不小心放了一个，于是干咳了几下。她后来把这件事讲给我听的时候，身子弯成了一团，一边幸灾乐祸地吃吃笑，一边却又感到不安，因为她正在丑化自己惟一的爱人。她因为自己曾经爱过某个人，而且爱的偏偏又是这样一个人感到可笑。他的个子比她矮，年龄比她大很多，头发几乎掉光了。她穿着平跟鞋走在他身边时，不断调整步伐以配合他，挽着一条不情不愿的胳膊。她的胳膊不断滑脱。这是不般配的、可笑的一对——尽管如此，她直到二十年后还在渴望能够对什么人产生类似的感情，就像当年渴望这个银行的家伙那点可怜的例行公事的体贴。但是没有另一个了：生活教会她的爱情只能固定在一个不能更换、无法替代的对象身上。

中学毕业以后，我第一次见到了我的父亲：还没有到约定的时间，我就和他在大街上不期而遇。他被晒伤的鼻子上顶着一张折过的纸，脚上穿着凉鞋，牵了条苏格兰牧羊犬。在她家乡的一个小咖啡馆里，他见到了旧情人，母亲的激动，父亲的不知所措，我远远地站在投币点唱机前，点了猫王的《伪装的恶魔》。丈夫已经听到了风声，但只是把最小的儿子派到咖啡馆里作为暗示，那孩子在那儿买了个冰激凌，然后就黏在母亲和陌生人身边，不断重复问她，到底什么时候回家。我父亲把夹片太阳镜夹到另一副眼镜上，间或跟那条狗说几句话，随后打算“那就”买单吧。“不，不，我请你。”他看到母亲也从手提袋里拿出钱包时这样说。我们去旅行度假时，一起给她写了一张明信片。不管住在哪个旅馆，他都到处跟人说我是他的儿子，因为他无论如何也不想让别人把我们当成同性恋（“第175条[9]”）。生活让他感到失望，他越来越孤独。“自从了解了人，我就爱上了动物。”他说。当然，这话并不是完全认真的。

临近分娩时，母亲嫁给了德国防卫军的一个士官。这个人对她仰慕已久，也不在乎她就要生下别人的孩子。“非她不娶！”他第一次见到她就这样想，而且马上就和战友打赌说自己能够得到她，同时她也会接受他。她讨厌他，但是大家说服她要有责任感（给孩子一个父亲）：她第一次退缩了，笑容从脸上褪去了一些。不过竟有人心心念念想着她，这让她觉得挺不错。

“我当时想着他反正会战死，”她说，“但后来还是忽然担心起他来。”

不管怎样，她现在可以申请婚姻生活贷款了。她带着孩子坐车去柏林的公婆那里，他们容忍了她的存在。炸弹已经开始落下，她回到家乡。这是个平常得不能再平常的故事，她又开始笑，尖利的声音常常吓人一跳。

她忘记了丈夫，紧紧地搂着孩子，搂得孩子哭起来，蜷缩在屋里。在这栋房子里，自从两个哥哥死了以后，每个人都迟钝地对别人视而不见。没有什么了吗？就这样了？安魂弥撒，小孩子的病，拉上的帘子，和无忧无虑的日子里认识的那些老熟人通信，在厨房和田里忙碌，在田里干活时不断地跑出来把孩子挪到阴凉处；然后就是紧急状况下的汽笛声，在乡下也一样，老百姓就往被当做防空洞的岩洞里逃，村里的第一个弹坑后来成了游戏的场所和垃圾坑。

恰恰是大白天变得阴森恐怖，周围的环境通过一辈子日复一日的接触，已经像汗水一样从儿童的梦魇中排出，变得熟悉，现在却因为人又幻化成幽灵神出鬼没。

不管发生什么事，母亲总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立在一旁。她并没有变得胆怯，顶多在感染了大家的恐惧时笑上一声，因为她同时又为自己的身体突然毫不羞怯地自行其是而害臊。“你不害臊吗？”或者“你应该感到害臊！”这始终是人们要求小姑娘，特别是正在长大成人的女孩儿的一条准则。在这种信奉天主教的乡下，谈什么女人的个人生活根本就是欠考虑，太冲动。乜斜的白眼要一直斜到羞臊的感觉不再是装出来的，并且把心底深处最基本的感情都吓退，以至于高兴的时候都会有“女性的脸红”，因为她们理应为这喜悦感到害臊，悲伤的时候不是面色苍白，而是脸红，不是流泪，而是流汗。

在城里时，母亲曾经以为找到了或多或少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至少是让她感到舒服的方式——现在她发现，别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同样也呈现为使人幸福的生活内容，因为她排除了第二种可能。一旦她不是用原原本本叙述的句子说到自己，人家就会使个眼神让她闭嘴。享受生活，干活时的一个舞步，哼唱一首流行歌曲，这些都是异想天开。因为无人附和，只有自己这样，所以过不了多久连自己也会觉得奇怪。其他人一边过着他们的日子，同时又成为榜样：吃得少到可以作为榜样，互相保持沉默以成为榜样，去忏悔也只是为了提醒留在家里没去的人要记得自己的罪孽。

她就这样处在饥渴的状态中，每一个想要表明立场的小小企图都无非是嘟囔几句而已，倒是感到了自由——但是表达不出来。虽然其他那些人都是孩子，但恰恰孩子们投来如此责备的目光却使人感到压抑。

战争结束后不久，母亲想起自己的丈夫，尽管没人想念她，她还是又去了柏林。那个男人也忘了自己曾经因为打赌追求过她，和一个女朋友生活在一起。那时不是有战争嘛。

但她是带着孩子来的，两个人便无精打采地遵守着履行义务的原则。

住在柏林潘科区转租来的一个大房间里，丈夫，有轨电车司机，酗酒；有轨电车售票员，酗酒；面包师，酗酒。妻子带着期间出生的第二个孩子不断去找东家，哀求人家再给一次机会。这个故事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

在这样的贫困中，母亲没有了乡下人那种红扑扑的脸蛋，成了一个相当高贵的女人。她高高地昂着头，走起路来也仪态款款。她现在已经是什么都能穿，穿什么都适合。肩上用不着再围狐皮了。丈夫从酩酊大醉中清醒过来以后会搂着她，表示自己是爱她的。这时，她就冷酷地给他同情的微笑。再没有什么能伤害她了。

他们常常出去，是漂亮的一对。他喝醉的时候就变得放肆，而她则不得不严厉地对他，这样他就打她，因为轮不到她来教训他，他可是挣钱养家的人。

她背着他用针流掉了一个孩子。

他在父母那儿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被赶回到她身边。儿时的回忆：他有时带回家的新鲜面包，油黑的粗麦面包照亮了四周阴暗的房间，母亲的赞扬。这类记忆里总是东西比人多，空荡荡的街道废墟上舞动的陀螺，小勺上的燕麦片，俄国牌子的铁钵里灰色的救济粥，人则只有局部：头发，脸颊，手指上结起的疤痕——母亲的食指上有一个小时候留下的长了息肉切痕，跟在她身边走的时候，就可以抓着这块硬硬的隆起的肉。

她没成什么事，也不可能再成什么事，这点根本连预测都不需要。尽管三十岁都不到，她已经在说“我当初”。到目前为止她都没有“认为”过什么，现在生活环境却困难到她生平第一次不得不理智，她有了理解力，却并不理解什么。

她开始构想，甚至尽量按照自己的构想去生活——然后就是“要理智！”——所谓的理智情结——“我已经不说了！”。

她被归类，自己也学会了归类，从人和东西上，尽管几乎没有什么人和东西可以用来学习归类：人，无法交谈的丈夫和尚无法交谈的孩子不能算数，可以用的东西的量也都是最少的——于是她不得不鸡毛蒜皮地算计，节俭持家：星期天穿的鞋平常的日子就不能穿；出门穿的衣服一回家就得马上挂到衣架上；购物袋可不是玩具！那个热腾腾的面包明天才能吃。（我后来行坚信礼时收到的表，仪式一结束马上就被收了起来。）

因为无助，她端起了姿态，却又对自己感到厌倦。她变得敏感，却要用胆怯而费力的自尊心来掩饰。这样的自尊心让她稍受一点委屈，就立刻慌乱地显出毫无还手之力的样子。想让她感到自卑是很容易的。

像自己的父亲一样，她也认为自己不应该享受，不过却总是难为情地笑着求孩子们让自己舔一口他们的糖。

邻居们喜欢她，赞赏她，她有奥地利人那种合群、爱唱的活泼天性，一个正直的人，没有大城市人的做作和扭捏，没人会戳她的脊梁骨。就连俄罗斯人她都能处得来，因为她能用斯拉夫语和他们交流。她变得健谈，只要有知道的通用词就说，这让她感到摆脱了束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