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祀和宗教
前面引用孔子所说天人之际，“鬼神之为德，其盛矣乎”开始，到“舜其大孝也与”，以及“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三段文章，贸然一读，好像与“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的本旨，以及“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学养境界，似乎接不上关系，不知道是什么意思。这就需要用《中庸》后面所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治学精神，加以切实注意了，不可掉以轻心。如果想把这三段所引用孔子的话，加以慎思、明辨，就需要先对周礼文化中的祭祀、丧礼，以及天人之际的演变，深入了解，才能衔接《中庸》原文的整体意义。那样一来，就又牵涉到《周礼》和《仪礼》的专门研究了，反而很难达到通俗化的效果。所以只好从略，改用曲径通幽的方便法门来了解，使大家比较容易明白。
一、引用孔子学说，推崇我们中华民族远古以来的祖先，初由原始生活时期到达母系社会，再转变以男性为主的族姓宗法社会。又经历夏、商两代，到了周朝文、武、周公时期，才正式建立起天人之际、人伦文化的规模。这是有关周公制礼，规定以周天子为中心的中央统治，建立分封诸侯联邦政体的封建制度，以及全民社会的生活规范，资料统在《周礼》、《仪礼》两部书中。《中庸》只是引用重视孝道的敬祖和祭祀礼仪的精神，等于在说明《大学》中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之道，必须先从“诚意”做起的重要。例如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传》所说：“上古穴居而野处”，上古的人类，并未发明房屋，只随便散处在洞穴或旷野里。“古之葬者”，上古人类埋葬死去的人，“厚衣之以薪”，只用树皮茅草等把尸体厚厚地包裹起来，“葬之中野”，埋在野地里。“不封不树”，既没有坟墓的界别，也不树立标记，更没有立碑。“丧期无数”，也没有守丧期限的规定。此其一。
二、孔子在《礼运》篇中，感叹上古的太平之治，“天下为公”的大同之世不可再得，三代以下，退而求其次，如“禹、汤、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选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谨于礼者也。”这是说由三代以下这六个时代，已经可算是仅次于太平之治，可以称之为“小康”的大时代了。但他们能够达到“小康”之治的盛世，也是由于善用礼治文化的原因。至于礼治的基础，在于“养生送死”。养生的重点，在于政治的倡导，有了宗法和农业经济结合的社会秩序，才能给予人民生活的安定和康乐。可是人的生命，不只是由生到死就算完结；生和死，只是生命过程的两头现象；而能生能死的“天命之谓性”的性灵，并不因生死存亡的现象而消失。因此，自中古以来对祭祀的重视，也是东西方人类文化的共通特征。有如宗教的存在，用祭拜、皈（归）依、祈祷等仪轨，有沟通形而上道和形而下人类情志的作用，此其二。
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有一位从罗马教廷来的博士神父，经过一位教授的介绍访问我，论及当时越南的宗教和政治的问题。最后又问我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佛教是否是无神论？我答复他：说佛教是无神论的观点，是误解的论断。第二个问题，从西方文化的观点来说，文化的根源，最初都由宗教传播出来。但中国上古的文化，并没有一个原始宗教的雏形，他觉得很奇怪。我当时就对他说，这恐怕是一般西方的学者并未深入研究中国上古文化的内涵，所以才有疑问。中国上古，同其他民族一样，本来就自有宗教的，而且它的起源，也有信仰多神、一神，乃至无神论等的种种内涵。唯一的不同，是中国上古对于天神和人神之间的沟通，是从人的本位开始的，是建立一个父子、祖先之间孝道的通道，作为天神和人之间的桥梁，这就是中国上古文化重视祭祀的由来，也就是中国上古文化的特征，是与宗教作用相同的。所谓郊、社之际的禘礼，包括对山岳河川土地的尊崇，从表面来看，像是杂乱无章的多神教，但并不认为那许多鬼神便是唯一的天地万物之主。他听了以后，很谦虚地说：我应该好好多研究“汉学”（中国文化的代名词）方面的知识了。我说：你能这样做，对沟通中西文化，一定会有很好的成就，我当为你祝贺。
三、由周公制礼以后，再经秦汉以前先儒们的提倡，对于葬礼所用的衣衾棺椁，以及葬后坟墓的修建，做法已经近于奢侈繁琐了。乃至依礼守制三年，上至帝王，下及百姓，谁也不敢违反，不然，就像后世犯了国法一样的严重。可是早在春秋战国阶段，如墨子等人，都已经大加反对了，极力提倡薄葬。另如代表道家的庄子，对于重视丧祭礼仪，也曾加以讥讽，并不完全赞成。
但中国文化对于葬礼重视的积习，已经有两三千年之久了。甚之，有些地方，对祖先坟墓的建筑，几乎可与豪宅比美。尤其在秦汉以后，帝王的陵寝俨然有如生人的宫殿，简直不可理喻。直到二十世纪的中叶，经政党（共产党）当局的一度倡导，暂时废除过于奢侈的坟墓建造，认为那是死人与活人争地的举动，这不能说是没有道理的理念。但由于民情风俗积习太深，而且也没有使人觉得另有使死者安心的更好办法，所以也不能完全改变历史的习惯。
综合东西方文化的习俗，对于死者的葬礼，有土葬、水葬、天葬、火葬四大类。其中用土葬的民族，最为普遍。水葬的民族较少，西藏高原和蒙古草原部分民族是用天葬。其实，天葬是以死者的身体，还报给自然界肉食众生的一种风俗。采用火葬的仪式，以印度和中国的佛教徒为最多数，尤其是佛教徒，有“一火能烧三世业”的信念。所谓三世业，就是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的痛苦和烦恼，都可一火了事。但不管人们采用哪一种葬礼，对于缅怀先人的祭祀，几乎都是同一的心情。《中庸》在这里引用孔子的观念，是特别重视传统祭祀的精神，并非是指葬礼而言。
四、在我们的历史文化上，自夏、商、周三代以来，有关天地鬼神的信念，始终若存若亡，隐隐约约连绵不断的存在。但从东汉以后，因为佛教三界天人之说传入中国，复有道家转化为道教的兴起，构成三十三天之说的盛行。到了唐、宋以后，便把佛、道、儒三家天地鬼神的信念，配合帝王政体的制度，有意无意地组成一个天上地下的体制，在民俗的信仰上，这个天人合一的迷糊影像，却一直沿用了一两千年。
首先，它把人间世界分为阴阳两界，也有叫作阴阳两间的。活着的人类叫阳间，死后的灵魂叫阴间。阳间社会的政体，最基层是乡里，乡里上级就是县令或州府的督抚。阴间的基层是土地公，土地公上级是城隍爷，一县有一县的城隍爷，一省有一省的城隍爷。主管阴间的领导叫阎罗王，这是汉、魏以后，从印度佛教文化传入后的称呼。宋、明以后，阎王也变成了联席制度，又分为十殿阎王，把民间所崇拜的宋臣包公（拯），也由民意自选为初殿阎王了。由土地公开始，上级到达阎王，所有鬼神的唯一职权，就是掌管人世间老百姓每人的善恶行为。所以人死后变鬼，一进入阴间以后，随便你有多么的狡猾，始终难逃阴间的审判，那是毫厘不差的，决逃不过阎王旁边判官的稽核。
但阎王主管阴间，不能主管阳间的人事社会，所以人间的帝王是与阎王各分阴阳而治。不过，人间帝王有罪过，仍然逃不过阎王的监视。到了最后，阎王也有权拘捕人间的帝王到案，然后送到最上级的玉皇大帝那里去受审定罪。那个玉皇大帝，是主管阴阳两界的天主，他上管三十三天，中管人间帝王，及阴阳之间的五岳名山的神祇，江河的水族龙王，下管阎罗地府。至于佛、道两教的教主，如释迦牟尼和太上老君，只是处于师位，为玉皇大帝的顾问而已。也许现在又增聘两位顾问，耶稣和穆罕默德吧！
这样一个天上人间和地狱体制的管理网，便是中国民俗信仰牢不可拔的信念。尤其在明朝以后，因《西游记》和《封神榜》两部小说的流传，为老百姓们所信奉，比我们相信任何朝代的政权还要坚定。不过，玉皇大帝虽然伟大，但他须听从母亲瑶池圣母（俗称西池王母娘娘）的教导。
由此可知，所有宗教，固然都有重男轻女的观念；但所有宗教，背后最有权威，最伟大的还是母教。中国的民俗宗教，玉皇大帝最高，但高过他的便是瑶池圣母；基督教最后的也是圣母，佛教最慈悲的便是女身母爱的观音菩萨。不过，这些汉、唐以后所形成天上人间的组织，都和周公的制礼，孔子的教化，并无任何关联。但也不能否认，这是人类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啊！当人们在道德、法律、教育都无法起作用的时候，只有它还可以镇服人心，发挥效果呢！所以《易经》观卦的彖辞说“圣人以神道设教”，用宗教以补救道德、法治、教育的不足，的确是另有其深意的。
至于三十三天和玉皇大帝的由来，在汉、魏以前，本来并无这个观念。这是魏、晋时期，佛教三界天人之说的传入，被北魏崇信道教者所袭用，在三十三天形成一位玉皇大帝，来掌管阴阳两界。如依佛教三界天人的观点来讲，三十三天（忉利天），是指太阳和月亮以上六欲天中的一重天，并未超出欲界。这个天界犹如联邦的组织，是由三十三个部分所形成的。此天天主，梵文名叫“憍尸迦”，中文意译为帝释天子。超于此天以外，还有夜摩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四个天。欲界天的天主又总名为大梵天。在此范围以外，到达色界天，但色界天又有十八天的层次差别，色界最高处的天主名摩醯首罗天，也有翻译叫有顶天，天主名大自在天。欲界和色界的各天，还都脱离不了物理世界的范畴。超过色界，才到了精神世界的无色界天。
欲界、色界、无色界的天界和人道世间，再加下三道的畜生、饿鬼、地狱等，才算是一个世界。佛学认为像这样的一个世界，在这个宇宙中，有不可知、不可量、不可数之多。以一个太阳为中心的世界作基准，累积一千个这样的世界，叫作一个小千世界。再累进一千个小千世界，叫作一个中千世界。复加累进，合一千个中千世界，叫作一个大千世界。
我们不厌其烦介绍了与佛、道两教学说的天人之说，它和传统文化儒家天人之际的观念，并不相干，但也是并行而不悖，不相冲突，只是介绍中国文化中的佛、道两家，早已存有类似现代太空科学观点的说法，可供后来研究者参考和注意。
我们为了孔子所说“受命于天，自天佑之”的观念，与“天命之谓性”的关系，以及周制祭祀和丧葬之礼，便拉杂牵扯了以上许多闲话。其实，总结《中庸》引用孔子这些话的意思，主要也就是《论语》上记载孔子所说君子有三畏的道理。“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孔子所说三畏的道理，是为了教导我们，因为一般普通人的心理行为，如果没有一个可以敬畏的心情，就会容易自我狂放，肆无忌惮。这种行为，从表面看，像是合于自由解放的原则，但经过时间的累积，一算总账，就会自食恶果，后悔莫及了。
例如一个正常的小孩或成人，心中随时思念着自己有可爱可敬的父母；或如下级对上级，随时怕出差错，会受责备；或有宗教信仰的人，随时告诫，那么，他的所作所为，自然就会规矩得多，少犯错误。所谓“明乎郊社之礼，禘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的道理，也就是告诫治国的君主们，既要上畏天命，又要下畏民志，不可自专自大，才可能寡过，也就不会成为孤家寡人了。这也是自求多福、自助而后天助的真实意义。至于提到“无忧者其惟文王乎”一句，也是由这个理念而来。如果我们注意历史，就会了解，周文王当时所处的时代环境，以及本身所受殷纣王的迫害，可以说文王的一生都是在忧患中度过，哪里能说他一生无忧呢！尤其当他被纣王幽囚在羑里的时期，既不可有丝毫怨恨的表示，更不能不表示甘愿受罚而悔过的态度。因此只好以畏天命的心情，在幽囚中澄心静虑，精思入神来研究八卦易学，终于完成了千古不朽的大作《周易》一书。
所以孔子在《周易·系辞下传》说：“易之兴也，其于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便是说明周文王被囚于羑里，在忧患中完成《周易》的著作。但在这里，又说“无忧者其惟文王乎”，那是赞扬他的学养和家世三代的德性。由于他上代的理性和德行，恰好他又有两个出类拔萃的儿子，武王（姬发）和周公（姬旦），都能继承他的遗志，完成文治武功的大业。所以孔子在本文里，便说他有“父作之，子述之”的大福报，这都是由于周文王有“率性之谓道”的好德行，才能做到“修道之谓教”的大功德。
讲到这里，觉得研究《中庸》真有一种特别严肃的压力之感。现在且让我们自己轻松一下，姑且对不起圣人，说一个轻松的笑话。据说，世间有一个大善人，死后见了阎王。阎王一见他，就对他很礼遇，而且说，根据你一生的作为，应该再去投生做人，但很难找出最好的标准人样。你自己想想看，要做个什么样的人才好呢？这个人听了，想了一下便说：那我就要“千亩良田丘丘水，十房妻子个个美。父为宰相子封侯，我在堂前跷起腿”。阎王一听，便很恭敬地站了起来，离开座位，向他拱手说：“世间若有这种事，你做阎王我做你。”老兄，我们换个位子坐吧！
其实，世间也真有这样的人，一辈子享父母儿女之福，无忧地度过一生。在抗日战争的中期，我在四川，有一个自流井、富顺之间的朋友。他有祖传天然的十几口盐井，财富自有账房为他经管，太太和姨太太共有四五个，也有两三个好儿子，真是在堂前跷起腿过一生。我们常常对他说，大家都要去抗日，你倒幸福，天天在日抗。他便说，我也出了很多抗日的钱啊！我们听了，只有啼笑皆非。你能说他不对吗？因为他夫妻两人都是双人抬不动的大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