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在广州的轰炸中，我和几个朋友蹲在四层洋房的骑楼下，听见炸弹的爆炸，听见机关枪的扫射，听见飞机的俯冲。在等死的时候还想到几件未了的事，我感到遗憾。《秋》的写作便是这些事情中的一件。
因此，过了一年多，我又回到上海来，再拿起我的笔。我居然咬紧牙关写完了这本将近四十万字的小说。这次我终于把《家》的三部曲[1]完成了。读者可以想到我是怎样激动地对着这八百多页原稿纸微笑，又对着它们流泪。[2]
这几个月是我的心情最坏的时期，《秋》的写作也不是愉快的事（我给一个朋友写信说：“我昨晚写《秋》写哭了……这本书把我苦够了，我至少会因此少活一两岁”）。我说我是在“掘发人心”（恕我狂妄地用这四个字）。我使死人活起来，又把活人送到坟墓中去。我使自己活在另一个世界里，看见那里的男男女女怎样欢笑、哭泣。我是在用刀子割自己的心。我的夜晚的时间就是如此可怕的。每夜我伏在书桌上常常写到三四点钟，然后带着满眼鬼魂似的影子上床。有时在床上我也不能够闭眼。那又是亨利希·海涅所说的“渴慕与热望”来折磨我了。我也有过海涅的“深夜之思”，我也像他那样反复地念着：
我不能再闭上我的眼睛，
我只有让我的热泪畅流。
在睡梦中，我想，我的眼睛也是向着西南方的。
在这时候幸好有一个信念安慰我的疲劳的心，那就是诗人所说的：
Das Vaterland wird nie verderben.[3]
此外便是温暖的友情。
我说友情，这不是空泛的字眼。我想起了写《第八交响乐》的乐圣贝多芬。一百二十几年前（一八一二）他在林次的不愉快的环境中写出了那个表现快乐和精神焕发的《F调小交响乐》。据说他的“灵感”是从他去林次之前和几个好友在一起过的快乐日子里来的。我不敢比拟伟大的心灵，不过我也有过友情的鼓舞。而且在我的郁闷和痛苦中，正是友情洗去了这本小说的阴郁的颜色。是那些朋友的面影使我隐约地听见快乐的笑声。我应该特别提出四个人：远在成都的WL，在石屏的CT，在昆明的LP，和我的哥哥。[4]没有他们，我的《秋》不会有这样的结尾，我不会让觉新活下去，也不会让觉民和琴订婚、结婚（我本来给《秋》预定了一个灰色的结局，想用觉新的自杀和觉民的被捕收场）。我现在把这本书献给他们，请他们接受我这个不像样的礼物。
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我大概不在上海了。我应该高兴，因为我可以见到那些朋友，和他们在一起过一些愉快的日子。不过我仍然说着我两年前说过的话，我是怀着离愁而去的。牵系住我的渺小的心的仍是留在这里的无数纯洁的年轻心灵。我祝福他们。我请他们记住琴的话：
“并没有一个永久的秋天。秋天过了，春天就会来的。”
现在我已经嗅到春天的最初的气息了。
巴金 1940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