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与诗的融合

郭宏安

布封写道：“人类所曾做到的最高贵的征服，就是征服了这豪迈而剽悍的动物——马：它和人分担着疆场的劳苦，同享着战斗的光荣；它和它的主人一样，具有无畏的精神，它眼看着危险当前而慷慨以赴；它听惯了兵器搏击的声音，喜爱它，追求它，以与主人同样的兴奋鼓舞起来；它也和主人共欢乐：在射猎时，在演武时，在赛跑时，它也精神抖擞，耀武扬威。但是它驯良不亚于勇毅，它一点儿不逞自己的烈性，它知道克制它的动作：它不但在驾驭人的手下屈从着他的操纵，还仿佛窥伺着驾驭人的颜色，它总是按照着从主人的表情方面得来的印象而奔腾，而缓步，而止步，它的一切动作都只为了满足主人的愿望。”读了这样的文字，你想到了什么？我不仅想到了人与马的生死与共的友谊，还想到了韩非子的话——“人心调于马，而后可以进速致远”，想到了伯乐和九方皋，想到了唐太宗的“昭陵六骏”，想到了杜甫的诗句：“竹批双耳峻，风入四蹄轻。所向无空阔，真堪托死生。”想起了一系列充满诗意的名字：的卢、赤兔、飞黄、照夜、浮云、龙飞、喷玉等等。这真是奇妙的文字，它有真挚深厚的感情，如实地勾勒出马的性情；它有润物细无声的力量，轻轻地拨动了读者的心弦；它还有循循善诱的魔法，逗引催生着读者的想象。

然而还不止于此，只见布封笔锋一转，又写了下面的文字：“以上所述，是一匹所有才能都已获得发展的马，是天然品质被人工改进过的马，是从小就被人养育，后来又经过训练，专为供人驱使而培养出来的马。它的教育以丧失自由而开始，以接受束缚而告终。对这种动物的奴役或驯养已太普遍、太悠久了，以至于我们看到它们时，很少是处在自然状态中。它们在劳动中经常是披着鞍辔的；人家从来不解除它们的羁绊，纵然是在休息的时候；如果人家偶尔让它们在牧场上自由地行走，它们也总是带着奴役的标志，并且还时常带着劳动与痛苦所给予的残酷痕迹：嘴巴被衔铁勒得变了形，腹侧留下一道道的疮痍或被马刺刮出一条条的伤疤，蹄子也都被铁钉洞穿了。……就是那些奴役状况最和婉的马，那些只为着摆阔绰、壮观瞻而喂养着、供奉着的马，那些不是为着装饰它们本身，却是为着满足主人的虚荣而戴上黄金链条的马，它们额上覆着妍丽的一撮毛，项鬣编成了细辫，满身盖着丝绸和锦毡，这一切之侮辱马性，较之它们脚下的蹄铁还有过之无不及。”他于是得出了结论：“天然要比人工更美丽些；在一个动物身上，动作的自由就构成美丽的天然。”我们不禁为马的命运喟然长叹：它的痛苦成就了人的骄傲。

这就是风格的力量，布封的观察可能已经过时，但是他的描绘亘久不变，他的文字更令人百读不厌。

布封，原名乔治·路易·勒克莱尔（Georges-Louis Leclerc），1707年生于法国勃艮第省第戎附近的蒙巴尔镇，他从小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但是上帝却在他的自然观念中没有位置。他很早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在第戎学习法律，然后在昂热尔学习医学、数学和物理。布封在20岁的时候就先于牛顿发现了二项式定理，但是没有人相信。两年以后，他因决斗伤人而逃到了南特，在那里认识了一位英国贵族：金斯敦公爵，两人结为好友。在金斯敦的教师、博物学家辛克曼的带领下，进行了英国贵族子弟传统的欧洲行，费时近两年。

旅行归来的布封，已经成为一个眼界宏阔、胸怀广大、知识渊博、能干而且会干的人了。他在巴黎和蒙巴尔两地居住，开始了科学研究的活动。不到27岁，他就当了法兰西科学院机械部的助理研究员。他建了一个苗圃，为法国的大路提供树木。他翻译并出版了英国博物学者海尔斯的著作《植物生理与空气分析》和牛顿的《微积分术》，并写下了有价值的序文。在此期间，他除了进行森林学的研究之外，还进行鞣皮的研究，宣读了一篇《鞣皮之方法的实验》。他甚至还建立了一座炼铁厂，为国王的军队铸造大炮。1739年，他转为法兰西科学院数学部的副研究员，这一年的7月，他被任命为“王家植物园及书房”的总管，此后近五十年的工作奠定了他作为一个博物学家的崇高声誉。一方面，他倾尽全力地搜集全世界的动物、植物和矿物标本，网罗博物学界的一流人才，把一个初具规模的科研机构建成了当时首屈一指的世界性博物学府；另一方面，17世纪初，人们热心于撰写有关大自然的著作，例如《自然的景象》和《昆虫史》等著作相继出版，布封决心写一部包括人、动物、植物、微生物和矿物的完整的《自然史》。

1748年，布封在《学者报》上公布了写作《自然史》的计划和纲要。从1749年到1789年，他出版了总数达三十六卷的《自然史》。《自然史》的头三册包括“自然史方法论”、“地球形成概论”、“动物通史”、“人类史”和“人种演变史”。这三册书一出版，立即轰动了欧洲的学术界，很快各国都有了译本。不但科学界注意，文学界也极感兴趣，因为《自然史》具有很高的艺术性。他有几个合作者，有些优美的篇章出自他们之手，也有许多人在通信中向他提供所需的资料，但是每一篇文章他都亲自过目、润色和修改，给予风格上的保证，然后署上他的名字。五十年间，布封呕心沥血，有的篇章写作达十八次之多，可以说，这本书是他的精心结构之作。

如果说布封的《自然史》在科学性上多少已经过时，它在文学性上却值得我们一读再读。吸引我们的不仅仅是它的风格的壮丽、典雅和雄伟，还有它的细腻而富于人性的描绘，特别是一幅幅洋溢着诗意而又细致入微的动物肖像。例如《天鹅》:“它在水上为王，是凭着一切足以缔造太平世界的美德，如高尚、尊严、仁厚等等。它有威势，有力量，有勇气，但又不滥用权威的意志、非自卫不用武力的决心；它能战斗，能取胜，却从不攻击别人。”这是天鹅，但同时又是开明君主的形象。尤其是描绘它在水上优游滑行的样子，我从未见过如此传神的笔致：“它的颈子高高的，胸脯挺挺的、圆圆的，就仿佛是破浪前进的船头；它的宽广的腹部就像船底；它的身子为了便于疾驶，向前倾着，愈向后就愈挺起，最后翘得高高的就像船舳；尾巴是道地的舵；脚就是宽阔的桨；它的一对大翅膀在风前半张着，微微地鼓起来，这就是帆，连船带驾驶者一起推着跑。”更妙的是，他明明指出所谓“天鹅之歌”是自然史上的“一个杜撰的故事”，却又说，“我们应该原谅他们杜撰这种寓言；这种寓言真是可爱，也真是动人。其价值远在那些可悲的、枯燥的史实之上”。科学与诗，就这样融会在一起了。

1753年，布封未经申请而直接被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他的入院演说非常有名，被人称做《论风格》，至今仍被看做是一篇重要的有关文学理论的文章。他的名言“风格乃是人本身”，就出自这篇演说。法国作家福楼拜曾说：“我不禁惊喜，我在布封先生《论风格》的箴言里发现了我们的不折不扣的艺术理论。”这个理论就是：在艺术创作中，至高无上的价值存在于个人的风格之中。

布封说：“天才就是更有耐心，我在办公室里过了五十年。”他的确是一个不知疲倦的人，年轻的时候，凌晨两点钟从巴黎回到蒙巴尔，五点钟就有仆人把他拖起来，哪怕他发脾气，因为这是命令。他一直工作到九点钟，吃过早饭，又继续工作到下午六点钟。他从善如流，欢迎任何批评的意见，当他觉得有道理的时候，他很乐意接受并加以改正。他有一个习惯，就是高声朗读手稿，如果朗读能够不间断地进行的话，他就认为这段文章写得很好，可以继续下去。他对风格的要求是思想的准确和彼此的关联，然后才是语句的和谐。诗人与学者的结合，在他的身上达到了一种近乎完美的程度。难怪卢梭拜访他，亲吻他的门槛，并且说：“他有本世纪最美的文笔。”

布封是法国启蒙时期的四巨人之一，其他三位是孟德斯鸠、伏尔泰和卢梭。1777年，他的塑像矗立在王家植物园中，1788年，他在巴黎去世。据说，临终时，他还让人扶着他在植物园中走了一趟，向他五十年的心血之结晶告别。有两万人参加了他的葬礼，为他送行。有人这样评论布封：“他把自然感变为一种哲学感，在这种哲学感里，人们一面由外表获得印象，一面还引起一种直觉，觉得有一种不可见的、永恒的力量在大自然中以不变的规则表现着，在这种哲学感里，人们看着眼前的景象就不免回想到往古，回想到那些辽远时代里许多惊心动魄的场面。”这大概就是我们今天还在阅读布封的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