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前言(1)

冯加同志选译了《契诃夫中短篇小说集》，凤麟兄和译者本人约我为这个集子写一篇前言。动笔前，我重又阅读了契诃夫的文学书简，颇有感触，故摘录数段作为前言的引子。

“贵族作家们天生免费得到的东西，平民知识分子们却要以青春的代价去购买。”

“文学家不是做糖果点心的，不是化妆美容的，也不是使人消愁解闷的；他是一个负有义务的人，他受自己的责任感和良心的约束。”

“如果我是个医生，我就需要有病人和医院；如果我是个文学家，我就需要生活在人民中间，而不是同獴一起住在小德米特洛夫街上。需要有一点儿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哪怕很少一点点也好。”

“没有明确世界观的生活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

“我违心地过着一种归根结蒂是为了卢布的狭隘生活……一想到钱是我的活动中心，而我是在为钱工作，我心里就极端苦闷……这种难过的心情，再加上正义感，使得我的写作活动在我看来是一桩可鄙的工作，我不尊重我写的东西……真该在硫酸中洗个澡，来一个脱胎换骨。”

“那些我们称之为不朽的或简称之为好的作家，那些使我们陶醉的作家，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而且非常重要的特征：他们在朝着一个什么地方走，而且召唤您向着那个地方走……他们中的一些人，按各自不同的大小才干，有最近的目标：废除农奴制度，解放祖国，政治，美好的事物，要不干脆就是伏特加，像杰尼斯·达维多夫[1]一样；而另一些人则有遥远的目标：上帝，九泉下的生活，人类的幸福，等等。他们中的优秀分子都是现实主义者，把生活写成它本来有的样子，但由于每一行文字都像浸透了浆汁似的浸透着目标感，您除了生活本来的样子外还感到那种应该有的生活，而这一点也就使您心醉。”

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出生于一八六〇年。他戏谑地说过：“在我的血管里流着农夫的血。”他的祖先是农奴。直到一八四一年他的祖父才以三千五百卢布的赎金换取了本人及其家属不再做农奴的人身自由。一八四四年作家的父亲来到塔干罗格市做店员，十多年之后他自己开起一个小杂货铺，后因不善经营而破产。为躲债他悄悄前去莫斯科谋生，接着一家人相继迁居莫斯科，只留下契诃夫一人在塔干罗格完成中学的学业，他靠教家馆维持生计，生活十分艰辛。一八七九年，契诃夫进入莫斯科大学学医。一八八四年他大学毕业后在莫斯科附近行医，有机会广泛接触农民、地主、官吏和教员等各个社会阶层的人。

一八八〇年三月九日幽默杂志《蜻蜓》第十期上发表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一封给有学问的友邻的信》和幽默小品《在长篇和中篇小说中最常见的是什么？》。这是契诃夫文学生涯的开端。当时俄国正处在反动势力猖獗的时期，社会气氛令人窒息，进步思想备受禁锢，庸俗无聊的书报刊物则应运而生。年事尚轻、涉世不深的契诃夫迫于生计一度迎合时尚，用许多不同的笔名发表了大量仅供消遣解闷的滑稽故事，《在催眠术表演会上》和《外科手术》便是这类小品中之一二。但他在一封信中谈到了自己的苦衷：“讲老实话，一味追求幽默是困难的！你有时候只顾追求幽默，胡乱写出一些东西，连自己看着都恶心！”

契诃夫很快就跳出了低级无聊的滑稽圈子。自一八八三年起，他以契洪特为笔名，写下了不少幽默佳作，如《在钉子上》、《小职员之死》、《胖子和瘦子》、《变色龙》、《预谋犯》、《普里希别耶夫中士》。契洪特的这些优秀幽默短篇小说都具有深刻的内容和完美的形式。《在钉子上》和《小职员之死》展示了沙皇俄国的官场丑态，在那里强者倨傲专横，弱者唯唯诺诺。蛆虫般的切尔维亚科夫[2]及其奴才心理正是这种官场生活的产物。“瘦子”和“胖子”本是自幼相好的朋友，久别重逢，他俩拥抱接吻，热泪盈眶，但寒暄之间做了两年八等文官的“瘦子”得知“胖子”已是“有两个星章”的“三等文官”，他顿时脸色发白，“蜷缩起来，弯腰曲背，矮了半截”，而当“胖子”向他伸手道别时，他只敢“握握他的三个指头……一躬到地”。写在一八八四年的《变色龙》告诉读者，在沙皇俄国将军家豢养的狗也比普通人重要，巡官奥丘梅洛夫之流在有权势者的家犬前摇尾乞怜，而对百姓却张牙舞爪。《变色龙》是契诃夫送给世人的一面镜子，在事隔百余年的今天一些现代人身上还有着“变色龙”的奴性。

在一八八四—一八八六年间，契诃夫的视线开始转向普通劳动者，描绘他们的痛苦生活，写下了《牡蛎》、《哀伤》、《苦恼》、《歌女》、《万卡》等优秀短篇小说。《歌女》描写了“上流人”如何恬不知耻地凌辱一个无依无靠的歌女。《苦恼》是契诃夫在早期创作中实现的一次思想—艺术的飞跃，它的结尾（人向马儿诉苦）十分强烈地渲染了沙皇俄国的世态炎凉。《万卡》可说是《苦恼》的姊妹篇。九岁童工的稚真心灵，他的学徒生活的苦楚，他对祖父和故乡的眷恋，这一切在篇幅有限的作品中巧妙地互相穿插和渗透，给读者以深刻印象。

《苦恼》和《万卡》等作品表明，一种新的短篇小说体裁——抒情心理短篇小说已在契诃夫的创作中形成。这类作品以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为情节基础，叙述笔法客观而又含蓄，运用巧妙构筑的艺术细节和精心勾勒的生活背景，在展示人物的心理状态中反映社会生活的重要方面，作家的浓郁情意则平淡地融化在作品的全部形象体系之中。

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下半叶起，契诃夫声誉日增，一八八八年十月帝俄科学院授与他“普希金奖金”。从发表“第一篇小东西”到荣获“普希金奖金”前后相隔仅八年半时间，俄国文坛上鲜为人知的契洪特变成了彼得堡的“红人”契诃夫。从这时期起，契诃夫开始写剧本。《蠢货》、《求婚》、《结婚》和《纪念日》等独幕轻松喜剧在内容和手法上近似契洪特的早期幽默作品，其中有的甚至就是他将自己的短篇小说改编而成的。而在剧本《伊凡诺夫》中，契诃夫塑造了八十年代的“多余的人”。

污浊的现实以及他本人与日俱增的声誉和地位都使契诃夫心神不宁，他对自己的要求越来越严格。他渴求“明确的世界观”。他明白了一个道理：如果没有“明确的世界观”，那么“自觉的生活……就不是生活，而是一种负担，一种可怕的事情”。在中篇小说《枯燥乏味的故事》中我们不难捉摸到契诃夫的这种心情和认识。《跳来跳去的女人》则淋漓尽致地展示了一个爱慕虚荣和没有主心骨的妇女的可笑和可悲的贫乏心灵。

一八九〇年春，身体羸弱的契诃夫，万里迢迢，穿过西伯利亚，前去沙皇政府流放和惩罚犯人的萨哈林岛。这是一座人间“地狱”，在这里契诃夫亲眼目睹种种野蛮、痛苦和灾难，这使他日益疏远甚至否定那曾经占据他心灵达六七年之久的托尔斯泰哲学。一八九二年《第六病室》和《在流放地》两篇作品问世，契诃夫既批评了逆来顺受的不抗恶主义，也否定了苦行僧式的禁欲主义和看破红尘的悲观态度。《第六病室》是一部思想深刻和艺术完美的作品。首先，契诃夫将对于“疯子”格罗莫夫和“有头脑的”格罗莫夫的描绘巧妙地穿插起来，而且匠心独运地安排了“疯子”格罗莫夫同“健康人”拉金医生之间的争论，十分自然地给读者造成一种印象：在沙皇专制的俄国，善于思索并敢于直言者被认做“疯子”，而洞察专制制度罪恶的恰好是这些“疯子”和“狂人”。正直、善良，但不懂得生活的拉金医生的遭遇烘托和强化了读者的印象：只因为拉金同格罗莫夫交谈过几次，他竟然也被视为精神病人而关进第六病室直至惨死在那里。拉金的遭遇表明：托尔斯泰主义以及一切鼓吹放弃斗争的主张势必遭到失败。

《第六病室》是契诃夫创作发展的转折点。从它问世的一八九二年到一九〇三年发表辞世作《新娘》，这是契诃夫艺术活动的顶峰。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俄国社会的政治经济矛盾激化。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契诃夫积极投身于社会活动。一八九二年，他在下诺夫哥罗德省和沃罗涅什省赈济灾荒；一八九二到一八九三年间，他在谢尔普霍夫县参加扑灭霍乱的工作；一八九七年他参与人口普查；一八九八年，他支持法国作家左拉为无辜的犹太籍军官德雷福斯辩护的正义行动；一九〇〇年二月间，他安排政治流放犯、社会民主党人拉金进入雅尔塔肺痨病人疗养院治病和疗养；一九〇二年春，他同柯罗连科一起抗议科学院因屈服于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粗暴干预而撤销高尔基的名誉院士称号；一九〇二年到一九〇四年间，他不止一次地在物质上支援为争取民主而遭受沙皇政府迫害的大学生……一连串的事实表明：随着当年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契诃夫的民主主义立场和思想越来越坚定，而这正好是他后期小说和戏剧创作的思想前提。

契诃夫的小说和戏剧创作在这时进入了全盛时期。他的中、短篇小说涉及社会生活中许多重大问题。例如，《农民》、《新别墅》、《出差》、《在峡谷里》等作品描绘了当时俄国农村的贫困、落后和愚蛮，展示了农村中的贫富悬殊和矛盾，反映出愚昧和闭塞的劳动者身上的一种自发的不满和反感情绪。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资本主义在俄国迅速发展，它提高了工农业生产力以及科学和技术水平，但同时它却给广大劳动群众带来了灾害和苦难，契诃夫在《女人的王国》、《三年》和《出诊》中以其独特的笔触对此作了反映。厂房给人以“一种地狱般的印象”，它像是“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魔鬼”，而厂主是“剥削者”，在“吞食别人的生命，吸工人的血”。但在契诃夫笔下，不仅工人受苦受难，就连那些巨额财富的主人也并未感到幸福。契诃夫受到他的一般民主主义立场和观点的局限，他未能揭示资本主义剥削的实质，在他笔下，资本主义是一种“来历不明的处在生活之外并与人无关的支配力量”，在这种力量支配下，人们“屈从”于它，构成一种相互关系，在这种相互关系中“强者和弱者同样受苦受难”。由于契诃夫不了解工人阶级，所以他对资本主义剥削的揭露以及对工人的描绘都有很大的片面性。他笔下的工人是软弱的和闭塞的，他们就连见到厂主的马匹也都要脱帽鞠躬。从这个角度看，法捷耶夫说他不喜欢契诃夫的一些作品是有其道理的。

随着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金钱的罪恶势力越发渗透到俄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小市民习气无情地腐蚀着人们的心灵。契诃夫一直是庸俗习气的严峻审判者，高尔基称他是“庸俗的仇敌”。在《姚内奇》、《醋栗》和《脖子上的安娜》等作品中，他以更加犀利的笔触暴露庸俗，鞭挞精神堕落的知识分子。

历史已经表明，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的俄国正酝酿着一九〇五年的大革命，社会上“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情绪十分强烈。契诃夫在许多作品中艺术地反映了这种社会情绪。《套中人》、《醋栗》、《带狗的女人》、《语文教师》、《出诊》、《出差》、《新别墅》、《农民》、《新娘》等作品尽管反映的是极其不同的生活现象，但都渗透着“不能再这样生活下去”的社会情绪。如果说契诃夫对医生姚内奇和醋栗的主人奇木沙-喜玛拉雅斯基这种自私庸人抱着无情否定的态度，那么他对那些决心与庸俗和寄生生活决裂、向往美好和光明未来的知识分子则是满腔热情地赞扬，例如，语文教师尼基丁、兽医伊凡·伊凡内奇、副检察官鲁仁和新娘娜佳等人都受到了契诃夫的赞颂。他对觉醒了的知识分子的赞赏，就同他对“瞪着两只血红眼睛”的资本主义“魔鬼”的否定、对农村的贫富悬殊的暴露以及对自私庸人的解剖一样，都洋溢着他的民主精神，散发着强烈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