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走向“末日之战”的双方舰队

“为了证明自己存在的必要，德国海军迟早要在海上发动某种类型的攻势。”

日德兰：偶然中的必然

时间进入1916年5月，傲慢的第二帝国忧虑地发现自身处境并不乐观。施利芬提出的“旋转门”战略，在战前曾被大总参谋部和普鲁士军官团视若瑰宝，但在实战中不但没有带来预期中的西线速胜，反而铸就了凡尔登这个深不见底的血肉磨坊。显而易见的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局势将越来越不利于德国。雪上加霜的是，英国的远距离海上封锁战略也正在缓慢而稳定地发挥着作用，逐渐让第二帝国感到了脖颈上的压力。

鉴于水雷和鱼雷技术的发展，德国海军在战前认为英国海军无法维持长久以来惯用的港口封锁（close blockade）战略，在此基础上，德国海军进一步估计皇家海军不可能彻底放弃港口封锁战略，因此推断对手将交替执行港口封锁战略和远距离封锁战略。这样一来，德国公海舰队就会获得大量在熟悉海域发挥鱼雷艇和水雷优势的机会，从而与在主力舰数量上明显占优的皇家海军周旋。对于公海舰队来说，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设想，他们希望在开战之初作为英国皇家海军主力和精华的大舰队就杀进赫尔戈兰湾。公海舰队在战前的全部作战计划，甚至包括部分造舰思路都基于这一设想。但显然，这一设想完全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由于地理上的限制，德国海军出入大西洋的航路只有两条，即狭窄的丹佛海峡以及苏格兰最北端与挪威之间的北海海域。一旦皇家海军能够实现对以上两条航路的封锁，德国海军便无异于瓮中之鳖。鉴于这一先天优势，在1914年战争爆发前，皇家海军最终确定的战略便是远距离封锁。通过保持大舰队的存在，阻止公海舰队突破封锁的冒险尝试，从而卡死两条航路，扼杀德国的海上货运。

这样一来，在双方各自制定了战略后，实战中便出现了一种尴尬的局面：战争之初，双方都在等待对方首先杀到本方海域求战。尽管双方的这一期望都落了空，但双方主力舰队不交战的状况对两国的影响却是截然不同的。

对英国而言，维持本国的海上运输，切断德国的海上运输，限制公海舰队的活动范围，便足以达成其最低的战略目标。当然英国上下从首相到普通民众都更希望皇家海军采用更主动的进攻性战略，以迫使公海舰队决战。这种期望主要源于民众对特拉法尔加式胜利的渴望，而并非战略本身的需求。至于纳尔逊在特拉法尔加海战之前，数年间欲求决战而不得的窘境则被民众有意无意地遗忘了。对特拉法尔加式胜利的渴望，自然演变成了政治上的缓慢而沉重的压力，这也是英国先后几任第一海务大臣下台的原因之一。但对正遭受封锁的德国而言，海上的僵局就犹如一个不断收紧的套索，这个套索将导致第二帝国呼吸困难甚至最终失去战斗力。这种战略上，当然也将体现在政治上的沉重压力，将迫使第二帝国去寻求一个打破英国海上封锁的途径。

于是，海上的窘态迫使公海舰队提出了打破英国封锁的战略要求，但如何实现这一战略要求却是摆在公海舰队总司令舍尔（Sheer）海军中将面前的一道难题。在北海上，与数量明显占据优势的大舰队进行正面对决显然是一种自杀行为。对公海舰队而言，与大舰队实力最接近的时刻大致是1914年12月公海舰队突袭斯卡伯格（Scarborough）前后，当时大舰队与公海舰队可集中的战列舰及战巡数量比分别为22∶14和4∶4。然而随着战争的进行，双方主力舰在数量上的差距进一步拉大。在1914年8月至1916年5月间，大舰队共新增14艘主力舰，即3艘原本由外国向英国订购的战列舰“加拿大”号（Canada）、“阿金库特”号（Agincourt）和“爱尔兰”号（Erin），2艘“铁公爵”级（Iron Duke）战列舰、5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Queen Elizabeth）、3艘“皇权”级战列舰（Royal Sovereign）以及战巡“虎”号（Tiger）。公海舰队则只增加了4艘“国王”级战列舰（König）、1艘“巴伐利亚”级战列舰（Bayern）和2艘“德芙林格”级战巡（Derfflinger）。除去主力舰的损失和移籍，1916年5月底，双方一线战列舰数量比已经变为33∶18，战巡比变为9∶6。除了数字本身之外，大舰队新增战列舰的质量也比原有的优秀得多。“伊丽莎白女王”级和“皇权”级战列舰装备着15英寸（381毫米）主炮，其威力远非皇家海军原有战列舰的13.5英寸（342.9毫米）和12英寸（304.8毫米）主炮可比。

1916年1月才上任的舍尔，面对日益严峻的实力对比问题，当时有两个方案可选择：

一、继续1915年一度兴旺、1916年初曾再度发动的潜艇战，尤其是无限制潜艇战，以对英国海运造成严重打击，迫使英国求和。由于可能导致美国参战，因此这一方案遭到贝特曼·霍尔维格首相（Bethmann Hollweg）和外相戈特利布·冯·雅戈（Gottlieb von Jagow）的反对。1915年8月19日，英籍“阿拉伯”号班轮（Arabic）被U-24号潜艇击沉，40人遇难，其中3人为美国人。这一事件激起美国抗议，导致同年8月30日德国第一次放弃无限制潜艇战。1916年3月24日，法籍轮船“苏塞克斯”号（Sussex）被UB-29号击伤，380名乘客中多人死伤，包括若干美国人。受这一事件影响，4月20日华盛顿向柏林发出最后通牒，威胁柏林方面如果不终止利用潜艇肆意攻击客运或货运船只的行为，华盛顿就将中断两国外交关系；4月24日，德国被迫再次放弃无限制潜艇战。不过以上顾虑却完全不在德国陆海军将领的考虑范围内。1915年12月30日，德国陆海两军领导人达成共识，认为从军事角度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反对重启无限制潜艇战。海军总参谋长冯·霍尔岑多夫上将（Von Holtzendorff）更是于1916日1月7日狂妄地对首相宣称：“一旦在冬季结束后继续发动无限制潜艇战，六个月内，英国的抵抗便将被瓦解！”这一预测也得到了德国帝国海军部国务秘书提尔比茨（Tirpitz）的赞同。在他们的设想中，只要能在六个月内迫使英国求和，那么美国就算参战也无法及时向英国输血，德国自然也就能获得战争胜利。这显然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如果六个月不能解决英国问题，而美国又参战了呢？所以在无限制潜艇战这个问题上，被后世鉴定为有精神问题的德皇威廉二世反倒没有手下的军官们那般疯狂。

二、进行一系列消耗战，逐渐消磨大舰队的舰只，削弱其数量优势，最终达成一个较为理想的实力对比。具体构想是派出一支诱饵舰队进行佯动，诱出大舰队的部分主力舰只，同时让潜艇在大舰队海军基地附近设伏，从而攻击贸然出动的大舰队舰只。当然，更理想的情况是诱出大舰队的一个主力舰中队，并展开截击进而歼灭。在这个方案中，成功诱出大舰队部分舰只的几率很高。因为大舰队一直渴望重现特拉法尔加式胜利，希望至少能歼灭公海舰队的战巡，而其原因也不仅限于政治压力。突袭斯卡伯格之战和多格尔沙洲（Dogger Bank）之战中，大舰队的战巡舰队指挥官贝蒂中将（Beatty）曾有两次重创对手战巡的机会，但都由于“体制问题”而坐失战机。所以这次只要舍尔放出的诱饵足够诱惑，大舰队上钩的可能性极大。但另一方面，之后的潜艇伏击计划就多少有些一厢情愿，毕竟1916年5月时舍尔手头可以用于伏击的潜艇并不多。此外，此后的实战经验表明，潜艇伏击这一战术的效果并不太好。考虑到1916年时，英德双方的潜艇战术都不成熟，双方都有高估潜艇威力的倾向，因此舍尔对潜艇伏击寄予厚望倒也可以理解。

其实就舍尔本人而言，他也更倾向于无限制潜艇战战略，因此在1916年4月接到停止无限制潜艇战的命令时，舍尔明确表达了不满。但既然这一战略被威廉二世本人否定，那么他也只能根据第二方案制定计划。他的最终计划是由公海舰队的战巡、附属的轻巡以及驱逐舰充当诱饵，在黎明前后炮轰桑德兰（Sunderland），诱出大舰队一部。公海舰队主力则在弗兰伯勒角（Flamborough Head）和多格尔沙洲西南角之间的海域待机，伺机协同本方战巡歼灭被诱出的大舰队一部，大舰队的潜艇则将在斯卡帕湾周围设伏。此外，公海舰队还将出动飞艇参与作战，以防遭到整个大舰队的突袭。

不过由于公海舰队第3中队部分战列舰的冷凝器故障，5月13日舍尔发现这一计划只能推迟到5月17日至23日之间实施。这一拖延使得舍尔重新布置了计划中潜艇的用途。在新的计划中，10艘大型潜艇在大舰队向赫尔戈兰湾（Heligoland Bight）进攻或迎击公海舰队的攻击时，于必经的海域索敌求战。该海域以北纬57° 20′、东经3° 50′为中心，其一侧边界靠近挪威海岸，另一侧大致位于福斯河（The Forth）东北东方向约130海里处，海域宽度在100～120海里之间，这10艘潜艇将在5月17或18日至22日期间在这一海域巡逻。在预期中的海战爆发后，这些潜艇将前往英国海岸附近，静待返航的英国舰只并进行伏击。根据新的计划，9艘潜艇在5月17日至19日之间抵达计划海域，结果它们待到22日仍一无所获，便于23日前往英国海岸附近。其中U43号和U44号在彭特兰湾（Pentland Firth）以东设伏，另外7艘则在福斯河附近设伏，按伏击位置从北向南依次为U66号、U63号、U51号、U32号、U70号、U24号和U52号。在此期间，U47号于5月21日至22日夜间对桑德兰进行了侦察，随后于24日抵达彼得黑德（Peterhead）以东海域；U67号和U46号则于5月22日在泰尔斯海灵岛（Terschelling）西北海域设伏；各艇设伏位置均距离大舰队各基地入口处约80～90海里，设伏期间可在巡逻区域内自由移动。3艘小型潜艇UB21号、UB22号和UB27号则于23日分别抵达战位，前两艘位于亨伯河（Humber）以北不远处，后一艘则位于福斯河附近并伺机驶进该河。另有3艘大型布雷潜艇U72号、U74号和U75号，按计划分别在福斯河、默里湾（Moray Firth）和奥克尼群岛（the Orkneys）附近布雷，其中U72号于5月26日返航，该艇发生漏油且未完成布雷。U74号于5月13日出发，该艇在5月27日被4艘武装拖网渔船击沉，不确定该艇当时是否已经完成布雷。只有U75号完成布雷，并导致英军巡洋舰“汉普郡”号（Hampshire）于6月5日触雷沉没，搭乘该舰的基钦（Kitchener）纳元帅阵亡。

当5月24日公海舰队的参战潜艇已经就位时，公海舰队的出航却不得不再次延期。5月22日，威廉港船坞报告，此前于4月24日触雷的战巡“塞德利兹”号（Seydlitz）维修完成，但5月23日至24日夜间的进水测试表明，该舰的舷侧鱼雷平台尚未完成水密，因此纵向和横向舱壁都需要接受进一步维修，维修估计将于29日完成。舍尔希望己方战巡能尽量完整地出战，因此公海舰队在5月29日之前无法出击。另一方面，除U47号外，已经抵达战位的各潜艇预计于6月1日夜间返航，而在此之前多艘潜艇就已经频繁遭遇英方的反潜巡逻，其中U46号和UB27号因故障分别于5月30日和5月25日返航，U47号则将继续设伏24小时。在这一情况下，留给舍尔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另外，由于天气原因，飞艇无法前出为公海舰队提供预警。因此5月30日舍尔被迫放弃袭击桑德兰的构想，转而采用向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出击的方案。当日15时40分，舍尔向公海舰队发出“31 Gg.2490”令，指示公海舰队全体将于31日实施斯卡格拉克作战。当天10时04分，布鲁日（Brugge）已经通告公海舰队全体出海潜艇，公海舰队将于5月31日和6月1日出航。

与此同时，大舰队总司令杰里科（Jellicoe）上将也在构思着自己的行动计划。他计划诱使公海舰队或其一部接受海战，行动时间为6月初，比舍尔的计划稍晚。该计划第一步是派出2个轻巡中队于6月2日黎明抵达斯卡角（Skaw），然后沿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一路南下，扫荡至大贝耳特海峡（The Great Belt）和松德海峡（The Sound）。一个战列舰中队将在斯卡格拉克海峡为上述轻巡中队提供支援，而大舰队的其余主力舰则准备截击任何敢于出击的德国重型舰只。为配合这一行动，布雷舰“阿布迪尔”号（Abdiel）将在瓦尔灯船（Vyl Lightship）西南方向布雷，而水机母舰“恩加丁”号（Engadine）将在轻巡及驱逐舰的护卫下攻击荷斯礁（Horns Reef）附近的飞艇。此外，3艘英军潜艇将在瓦尔灯船以西海域设伏，另2艘则将在多格尔沙洲以东设伏。该计划的激进程度超过了大舰队此前实际操作的任何计划，不过计划并未付诸实施，因为德国人这一次先动手了。

抢先动手的舍尔并不清楚的是，当时英国海军部的密码破译机关“第40室”已经能破译大量公海舰队的无线电电报。因此28日晚，舍尔指示在港各部于30日清晨7时做好准备以待出航的命令很快便被破译。这一命令开始被理解为公海舰队将发起一次以迎接飞艇回航为目的的小规模出击，但随着对公海舰队后续电报的破译，英国海军部意识到德国公海舰队将在5月31日至6月1日间有重大行动。30日17时，“31 Gg.2490”令被截获，尽管“第40室”无法破译这一命令的具体内容，但可以查明该电的收件方为公海舰队各单位，因此该令必然预示公海舰队将发起一次大规模行动。

根据以上情报，海军部于17时40分通报杰里科和贝蒂：“公海舰队将于5月31日发起一次大规模行动，行动为期2天。”同时命令两人率领舰队在代号为“长40”的海域以东集结，以待情况的进一步发展。出战的命令在大舰队中受到了广泛欢迎，因为待在斯卡帕湾委实无聊，而官兵们对与公海舰队一较高下期待已久。当晚10时30分，杰里科首先率领第1、第4战列舰中队、第3战巡中队、第2巡洋舰中队、第4轻巡中队、第12驱逐舰中队以及第11驱逐舰中队的一部，从斯卡帕湾起航前往指定海域集结。而当时德国公海舰队连战巡都尚未从亚德湾（Jade Bight）起航。

杰里科计划于5月31日14时前后抵达斯卡格拉克海峡附近北纬57° 45′、东经4° 15′位置，并与从克罗默蒂（Cromarty）出发的第2战列舰中队、第1巡洋舰中队、第11驱逐舰队大部汇合。届时，贝蒂率第1、第2战巡中队，第5战列舰中队，第1、第2、第3轻巡中队，第13驱逐舰队以及第1、第9、第10驱逐舰队各1部，将位于北纬56° 40′、东经5°位置附近，距离杰里科所部161°方位，两部之间距离约为69海里。

届时如果仍未发现公海舰队舰只，贝蒂将掉头与杰里科靠近直到取得目视接触，而杰里科则将率部向荷斯礁方向航行。预计此前因进行训练而前往斯卡帕湾的第3战巡中队，届时将回归贝蒂麾下。为弥补该中队离开期间贝蒂所部的战力，由“伊丽莎白女王”级战列舰构成的第5战列舰中队临时归贝蒂指挥，编队中该中队距离战巡编队5海里。

在杰里科的设定下，汇合时大舰队主力与贝蒂所部的距离为69海里，该距离下，贝蒂所部和杰里科所部之间无法保持目视接触，这一点也被此后的研究者所诟病。不过参考以往大舰队的计划，无论是海军部还是杰里科本人设定的距离，69海里仅为平均水平。此外，由于担心德国公海舰队的出击仅是虚晃一枪，其实际目的是在诱出大舰队之后利用战巡袭击英国沿海，因此杰里科也无法将大舰队主力与贝蒂所部之间的距离设得较短。

5月31日凌晨1点，希佩尔海军中将（Hipper）率领公海舰队中编为第1侦察群的战巡率领公海舰队中编为第1侦察群的战巡、配属第2侦察群所部担任驱逐舰部队第2领舰的“雷根斯堡”号（Regensburg）轻巡，外加第2、第6和第9驱逐舰队的驱逐舰，首先从亚德湾起航。该部计划首先向北航行，直到离开丹麦海岸的目视距离，随后驶入斯卡拉格克海峡，在海峡内至挪威海岸附近海域进行扫荡，直至6月1日晨。通常希佩尔的旗舰总是“塞德利兹”号，但由于该舰在出战前反复地在修理，中将担心它在战斗中无法发挥全部作战性能，因此这一次他选择了入役不久的“吕佐夫”号（Lützow）作为旗舰。

在舍尔的计划中，希佩尔所部将诱使大舰队出海，从而为己方埋伏的潜艇创造袭击的机会。如果希佩尔遭遇优势敌军，他应试图将对手引向公海舰队主力所在。公海舰队由舍尔亲率，辖第1和第3中队的战列舰、第2中队的前无畏舰、第4侦察群的轻巡，以及分别担任驱逐舰部队第1领舰的“罗斯托克”号（Rostock）和潜艇领舰的“汉堡”（Hamburg）号轻巡，还有第1、第3、第5和第7驱逐舰队的驱逐舰。其中，战列舰将于5月31日2时15分至30分间从亚德湾出航，前无畏则于1时45分从易北河（Elbe）出航。舍尔计划于6月1日4时前后抵达林德内斯角（Linesnes）以南45海里处与希佩尔所部汇合，视情形再决定下一步行动。在原计划中，第2中队的前无畏舰本无须出战，但在该中队官兵的一再请战下舍尔最终改变了主意。事后来看这并不是一个明智的决定：前无畏的航速普遍仅为18节，因此在编队时必然会拖舰队主力的后腿。舍尔显然清楚这一差异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当时距离多格尔沙洲之战仅仅过去了16个月。该战中，航速较慢的装巡“布吕歇尔”号（Blücher）与以战巡为主力的希佩尔编队一同出战。由于德制战巡最高速度为26.5～27节，而“布吕歇尔”号当时最高航速仅为23节，因此战斗中希佩尔不得不将编队航速限制在23节。如不是英舰“狮”号负伤后，实际接替贝蒂指挥的摩尔少将（Moore）犯了严重的指挥错误，整个希佩尔编队都可能因此被重创乃至歼灭。由于火力较差而防护水平又较为薄弱，公海舰队内部认为第2中队的前无畏舰在与无畏舰交战时最多只能支撑五分钟。有研究显示，舍尔本人也很清楚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前无畏舰无疑是在进行“自杀”行为，但最终舍尔还是带上了这些前无畏舰出航。

此外，双方的其他海上力量也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协同。德国方面，弗兰德斯舰队（Flanders Flotilla）所辖的潜艇于5月30日23时前后从泽布吕赫（Zeebrugge）出发，执行布雷和巡逻任务。英国方面，哈里奇舰队（Harwich Force）所辖的轻巡、驱逐舰，以及舍尔尼斯（Sheerness）舰队的第3战列舰中队的7艘“英王爱德华七世”级前无畏舰（King Edwards VII）和第3巡洋舰中队的2艘“汉普郡”级巡洋舰则将按兵不动，直至公海舰队的动向明确为止。哈里奇舰队以及布莱斯舰队（Blyth Flotilla）所辖的潜艇则执行巡逻任务，根据海军部1914年11月14日给杰里科的解释，哈里奇舰队将在双方舰队即将交战时参战，但显然5月30日海军部忘了这一决定。当天17时55分，海军部通知杰里科除非公海舰队动向明确，否则哈里奇舰队、第3战列舰中队以及第3巡洋舰中队都不会出航参战。18时20分，哈里奇舰队指挥官蒂里特准将（Tyrwhitt）受命准备在次日昼间出发，这一命令于22时35分更改为维持一小时备航状态。31日凌晨4时50分，急于求战的蒂里特向海军部发电，表示从前晚之后就再没有收到进一步的命令，但海军部依然要求他维持一小时备航状态。直至6月1日晨2时52分，海军部才下令哈里奇舰队出发，而此时该舰队已经不可能赶上海战了。

以上，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主力舰交锋——日德兰大海战的战前谋划与力量动员。此战中，双方的作战序列如下：

当然，决定海战结果的不仅仅是舰只的数目、质量，双方参战人员素质、情报，还有必不可少的运气，都会对海战结果造成重大影响。

舰只对比

主力舰

此战中，双方都有若干主力舰因各种原因未能出战。英国大舰队方面，“皇权”号战列舰于5月25日刚刚加入大舰队，还不适合立即参战。隶属第5战列舰中队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和隶属第4战列舰中队“印度皇帝”号（Emperor of India，“铁公爵”级）战列舰正在入坞修理。从战斗力上来看，这三艘战列舰的缺阵对大舰队的影响较大。另外著名的“无畏”号（Dreadnought，“无畏”级）战列舰则正在进行改装，预计改装完成后加入作为大舰队预备队的第3战列舰中队，因此也错过了日德兰海战。隶属第2战巡中队的“澳大利亚”号（Australia，“不倦”级）战巡则因4月22日与“新西兰”号发生碰撞正在维修，也无缘参战斗。

德国公海舰队方面，装备380毫米主炮、隶属第3中队的“巴伐利亚”号（“巴伐利亚”级）新锐战列舰于3月19日刚刚服役，当时仍在波罗的海进行适航，仅在德国本土受到直接攻击时可用于作战。装备305毫米主炮，隶属第3中队的“阿尔伯特国王”号（König Albert，皇帝级）战列舰因冷凝器故障未能出战。此外，“普鲁士”号前无畏舰（Preussen，“布伦瑞克”级）则在松德海峡担任警戒波罗的海入口的任务。

双方战列舰及战巡的主要性能，参见表3～6。

在装甲防护方面，所有德制主力舰和部分英制主力舰的装甲带下缘厚度均较薄，其主装甲带之前和之后部分装甲也较薄。德制主力舰除“巴伐利亚”级该部分装甲的厚度可达200毫米之外，“国王”级和“皇帝级”该部分最大厚度为180毫米，“赫尔戈兰”级和“拿骚”级为80毫米，战巡则为100～120毫米。英制主力舰该部分装甲厚度通常为4～6英寸（101.6～152.4毫米），但部分舰只则不超过2.5英寸（63.5毫米），如“圣文森特”级仅为2英寸（50.8毫米），“不倦”级、“海王星”级、“巨人”为2.5英寸（63.5毫米），“无敌”级Y炮塔之后位置更是没有设置任何装甲。由于实际排水量超出设计排水量，“伊丽莎白女王”级的主装甲带13英寸（330.2毫米）厚部分仅延伸至水线以上6英寸（152.4毫米）处，更高位置的装甲厚度则逐渐减少，其上缘位于水线以上5英尺（1.52米）处，厚度为6英寸（152.4毫米）。由于同样原因，“皇权”级的13英寸（330毫米）装甲带仅延伸至水线以上3.75英尺（1.14米）处。相较而言，德方“国王”级的350毫米装甲带一直延伸至水线以上1.2米处，“塞德利兹”号的300毫米装甲带则一直延伸至水线以上450毫米处；后者更高位置的装甲厚度逐渐变薄，其上缘位于水线以上2.5米处，厚度为150毫米。

双方大部分舰只的装甲甲板在船舯附近的厚度均在25～50毫米左右，上部防护甲板的厚度则在19～50毫米之间，但在重点部位则会强化加厚。大部分舰只的装甲甲板在舰只两端部分较厚，尤其是转向机构上方部分。不过在“拿骚”级、“东弗里斯兰”级以及德制前无畏上，装甲甲板最厚部分位于船舯部位的倾斜部分，其厚度在58～75毫米之间。英方“无敌”号和“不倦”号则没有设计连续的上部防护甲板。

双方的150毫米或152毫米副炮均设在上甲板炮列甲板高度，并设有装甲保护，其厚度在150～170毫米之间。英制主力舰上的4英寸（101.6毫米）副炮则设在更高的甲板上，通常无防护。

总体而言，德制主力舰拥有更好的装甲防护，而英制主力舰则拥有口径更大的主炮。双方的战列舰单舰实力相当，但公海舰队的战巡更为出色；值得注意的是英制穿甲弹质量较差，发射药也不如德制产品安全；这两点将对海战结果产生重大影响。实际上英制穿甲弹的质量问题在多格尔沙洲之战中就已经凸显，但这一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

此外，德制主力舰还拥有较强的水下防护能力，其水下防护体系的设计得益于战前的一系列实验。除“拿骚”级之外，其他所有德制主力舰从艏炮塔基座延伸至艉炮塔基座，均设有厚度为25～50毫米的纵向防鱼雷舱壁。反观英制主力舰，仅“伊丽莎白女王”级和“皇权”级设有类似的舱壁，但战前并未进行大量实验以确定水下防护体系（参见附录1）。“爱尔兰”号、“海王星”号以及“圣文森特”级、“柏勒罗丰”级，从艏炮塔基座延伸至艉炮塔基座均设有厚度为一两英寸（25.4～50.8毫米）的纵向舱壁，且除“爱尔兰”号外，其他各舰上在舷侧炮塔位置的舱壁，厚度均增至3英寸（76.2毫米），但该舱壁在艏炮塔和艉炮塔附近的位置过于靠内，因此只能被认为是药库防护体系的一部分。其他英制主力舰均设有厚度为1～3英寸（25.4～76.2毫米）不等的非连续舱壁，作为药库防护体系的一部分。在“铁公爵”级和“英王乔治五世”级上，类似舱壁还用于为中部引擎舱提供防护，但舷侧引擎舱则没有得到类似的防护。双方水下防护水平的差距在此前的战斗中就已经凸显。1916年4月24日“塞德利兹”号撞上一枚装药为300磅（136千克）湿火棉的英制水雷；而“戈本”号战列巡洋舰（Goeben）号在名义上转隶土耳其海军之后，于1914年12月26日在两分钟内连续撞上两枚装药为220磅（99.8千克）TNT炸药的俄制水雷。两个战例中，两舰均是重要部位中雷，“塞德利兹”号中雷位置为右舷舷侧鱼雷发射管后方，“戈本”号分别为右舷司令塔下方位置和左舷舷侧炮塔前方，但两舰均未被重创。反观皇家海军方面，1914年10月27日，“鲁莽”号战列舰（Audacious，“英王乔治五世”级）在仅仅撞上了一枚装药为180磅（81.6千克）湿火棉的水雷之后【中弹位置为后引擎舱舱壁前方5～10英尺（1.5～3米）处】，便于12小时内倾覆。尽管该舰当时的水密性和损管水平都较差，但理论上，类似威力的水雷本不可能造成一艘战列舰沉没。

此外，德制主力舰装甲甲板以下部分划分更细，损管和排水系统设置也更完整。通常而言，较高的定倾中心高度意味着更好的稳定性，但同时也意味着船只的舒适性较差。德制主力舰的定倾中心高度通常在2.1～3.05米之间，而英制主力舰的这一指标则通常为1.52～1.83米，最高则为约2.1米。但“无敌”级、“不倦”级、“阿金库特”号和“皇权”级的定倾中心高度则仅为1.22米左右，其中“皇权”级在排水量为28000吨的条件下其定倾中心高度更是低至0.85米。

还有值得一提的是，德制主力舰使用的锅炉技术更为先进，因此功重比更高，引擎舱设计也更为紧凑。这一优势进而体现在所需的装甲和空间上，使得在相同排水量条件下，德制战巡的战斗力要明显优于英制战巡，类似的锅炉皇家海军直到“胡德”级才开始使用。

不过另一方面，除“伊丽莎白女王”级和“皇权”级仅以重油为燃料外，其他英制主力舰均采用油煤混烧设计。反观德制主力舰，除“国王”级和“德芙林格”级的4个锅炉中有3个以重油作为燃料外，其他舰只均以煤为主要燃料，仅配有少量煤焦油。而恰恰是全燃油设计，使得“伊丽莎白女王”级在设计指标上远超同时代战舰，虽然其实际表现并未如设计指标那般惊人。

巡洋舰

在巡洋舰方面，英国大舰队拥有明显的数量优势。除了有8艘装巡全速航行时会产生大量浓烟，已经不适合舰队作战，在轻巡方面大舰队几乎占有2.5∶1的数量优势。不过配属战列舰的4艘轻巡和担任驱逐舰队领舰的“无惧”号轻巡都仅装备4英寸（101.6毫米）主炮，“无惧”号较慢的航速也不适宜充当领舰角色，这是英军轻巡的主要缺陷。

在德国公海舰队方面，第4侦察群全部5艘轻巡的航速按1916年的标准而言都较慢，它们和“罗斯托克”号、“雷根斯堡”号轻巡都仅装备105毫米主炮。与主力舰类似，双方都有部分轻巡未能参战。

在防护上，英制装巡的9.2英寸（234毫米）以及7.5英寸（190毫米）主炮均设于炮塔中，炮塔装甲最大厚度为8英寸（203毫米）或7.5英寸（90毫米），（6英寸）152毫米炮则由6英寸（152毫米）炮廓或炮组装甲提供防护。英制轻巡则仅配有后端敞开的炮盾结构作为防护，炮盾的最大厚度不超过3英寸（76.2毫米）。

另外，C级、“林仙”级以及“切斯特”号仅以燃油作为燃料。

实战中，双方的新式轻巡都表现出色，能经受相当程度的损伤而不损失战斗力，在遭受单次水雷或鱼雷命中后仍有较大概率幸存。

驱逐舰

在驱逐舰方面，大舰队的优势相对较弱。此外，由于海战前大舰队的驱逐舰队进行了重组，大量新驱逐舰加入，因此各驱逐舰队还需进一步磨合，并且出战的所有驱逐舰队均不满员。

贝蒂的战巡舰队共配属27艘驱逐舰，而希佩尔麾下则配属了30艘。对贝蒂来说，更不幸的是其27艘驱逐舰有13艘航速较慢，不适于与战巡协同作战。

公海舰队方面，第2驱逐舰队所辖各舰大致与英制驱逐领舰实力相当，而第5、第7驱逐舰队所辖各舰则较英制驱逐舰小，其第1、第3、第6、第7驱逐舰队不满员。除“福尔克努”级以及公海舰队第5、第7驱逐舰队的小型驱逐舰外，所有驱逐舰均只以燃油为燃料。公海舰队第5、第7驱逐舰队的小型驱逐舰则各携有15～20吨煤作为燃料。

其他

大舰队方面，参战各驱逐舰上装备260部21英寸（533毫米）鱼雷发射管，不过除了I级和K级驱逐舰各携有一枚备用鱼雷外，其余所有参战驱逐舰均没有备用鱼雷以供重装填之用。主力舰方面，除40部18英寸（457毫米）鱼雷发射管外，大舰队参战各舰共配有84部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各主力舰携带了最多16枚鱼雷（总计364枚鱼雷）。轻巡方面为60部21英寸（533毫米）鱼雷发射管，各轻巡携带的鱼雷数目则通常在5～10枚之间（总计180枚鱼雷）。

公海舰队方面，驱逐舰为326部500毫米鱼雷发射管；主力舰则配有4部600毫米鱼雷发射管和76部500毫米鱼雷发射管；轻巡为16部500毫米鱼雷发射管。

尽管大舰队以及杰里科本人一直担心公海舰队在海战中利用水雷布设陷阱，但实际上在1916年5月31日出海的各舰中，仅英国大舰队的“阿布迪尔”号配备了水雷，德方并没有配备水雷。“阿布迪尔”号原属“神射手”级驱逐领舰，共携带80枚水雷，它的鱼雷发射管和2门4英寸（101.6毫米）炮在改装中被拆除。

在日德兰海战中，英国方面还有一种新式舰船，那就是水机母舰。“恩加丁”号水机母舰排水量为2550吨，航速22节，由海峡班轮改装而成，在海战中配属贝蒂麾下。该舰没有安装弹射器，因此需要将水上飞机吊出船体，置于海面，然后才能完成起飞，起飞过程耗时较长。大舰队麾下还有另一艘更大的水机母舰“坎帕尼亚”号（Campania），排水量20570吨，航速21节，由用于大西洋客运的客轮改装而成，日德兰战前不久才完成改装，其平时的泊位距离舰队主力约5海里。5月30日18时37分，该舰通过信号灯得到命令，跟随配属第4战列舰中队的“布兰奇”号轻巡洋舰作为最后一艘舰艇出航。19时11分该舰又奉命将锅炉满负荷运转，但因没有收到“21时30分舰队出发”的命令，便一直留在港内。23时45分，该舰舰长才意识到不对劲，于是立即起锚出航，于凌晨0点15分离开斯卡帕湾，此时该舰已经落后大舰队主力约2小时。由于杰里科误以为该舰无望赶上战列舰编队，而单独航行的水机母舰又容易成为潜艇的目标，因此5月31日凌晨4时37分他命令该舰返航。根据原计划，“坎帕尼亚”号在主力舰对战时的战位应处于战列线非交战侧，距离战列线约一海里，与旗舰“铁公爵”号之前的第三艘战列舰平行。“坎帕尼亚”号载有7架单座，3架双座水上飞机以及1部拖曳气球。根据该舰于5月15日得到的指令，拖曳气球主要用于执行近距离侦察以及观察敌方动向的任务，其次才用于定位敌方舰只；而水上飞机则用于在战场附近搜索敌潜艇及布雷舰，在可能的条件下将攻击敌飞艇。值得注意的是，该舰的主要任务中并没有为主力舰提供校射这一项，因此很难评估其拖曳气球在海战的能见度下，能对主力舰的作战提供什么程度的帮助。另一方面，水上飞机的联络和导航手段都还很原始，其在此前的演习中自身定位的误差可达20海里。因此即使该舰参战，其所载的水上飞机实际上可能只在6月1日执行攻击飞艇的任务，对海战的帮助不大。

人员

对于二战前的英国来说，制海权之于英国就如大地母亲之于提坦，只要制海权仍牢牢地掌握在皇家海军手中，英国就不可战胜；而一旦皇家海军失去制海权，英国就无法继续战争。曾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Churchill）这样评价担任的大舰队指挥官的杰里科：“交战双方中，唯一能在一个下午就输掉这场战争的人。”当大舰队和公海舰队已经走上预料已久的“末日之战”的战场时，两国以及这场战争的命运，的确就掌握在双方指挥官的手中。

由于长期以来的体制问题，皇家海军认为战略问题是将官们的专利，而中下级军官则几乎没有机会和条件来学习、发展战略观和思考战术的问题。因此当中低级军官最终晋升至将级军衔时，除少数人外，大部分人都没有充分的战略甚至战术素养，这个缺点表现在指挥舰队作战缺乏战术主动性上。

如果说皇家海军受制于传统，那么德国海军则受制于缺乏传统。德国——普鲁士毕竟还是一个传统的大陆国家，陆军长期占据着其军备的主导地位。当德国海军在威廉二世皇帝的强力推动下爆炸性膨胀时，舰只和人员固然可以在短时间内编成，但海军的思想和传统的铸就却远非一日之功。海军本身在德国的战略中长期仅占据次要地位，而陆军的思想和传统也对海军有着难以磨灭的影响。皇家海军就观察到公海舰队有不愿意损失舰只的倾向，据信这是来源于德国陆军“绝不丢失一门大炮”的传统。在这种思想影响下，德国海军中下级军官比英国同行们更缺乏主动性，尤其是求战欲。这导致公海舰队水面舰艇，特别是主力舰不可避免地沦为“存在舰队”，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仅仅是加速和催化了这一过程而已。战前英国驻柏林武官也观察到，德国海军军官尤其是在婚后更倾向于谋求岸上的职位，特别是坐在办公室里安稳的位置，这与皇家海军的军官团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不过就素质而言双方军官团的水平相当，虽然皇家海军的大部分将官都难称胜任，但德国海军方面也没有表现得更好。

但是，双方水兵的素质都堪称精良。战前的交流中，公海舰队水兵的素质甚至让皇家海军的军官都为之惊叹。有观点认为公海舰队的水兵更多地住在岸上而非舰上，但这并不符合实际。当然，由于大舰队更多地出海进行训练，而公海舰队的大部分训练都是在港内进行，因此大舰队的操舰水平和导航水平都要比对手出色。除此之外，皇家海军水兵的服役年限远比德国海军长；皇家海军水兵是在18岁进入现役，连续服役12年，此后再继续服役10年以获得退休金；而德国海军水兵通常仅服役3年；因此大舰队的骨干水兵数量远超公海舰队。

在官兵关系方面，大舰队也比公海舰队融洽。大舰队官兵可以在斯卡帕湾一起进行踢足球、打拳击之类的体育活动，而这种情况在威廉港是不可能出现的。当然，大舰队的官兵关系也只是相对更好。尽管自费舍尔上将首次出任第一海务大臣以来有一定程度的改善，但官兵关系仍是1931年因弗戈登（Invergordon）兵变的主要原因之一。

具体到双方的四位主要指挥官：杰里科、舍尔、贝蒂和希佩尔，就其能力来说都堪称一时之选。除舍尔之外，其余三人都是从开战起就任职，直到日德兰海战时。

1859年出生的杰里科上将从12岁进入海军军校时起便脱颖而出，曾被誉为学校历史上最出色的学生。年轻的杰里科谦和而自信，他还在海军军校时，就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有“海军上将约翰·杰里科爵士所有”字样。1913年，杰里科出任本土舰队（大舰队的前身）的副指挥官。1914年7月31日，鉴于当时紧张的欧洲局势，大舰队在原本土舰队基础上编成。8月4日，杰里科正式出任大舰队指挥官，当晚23点（德国时间午夜），英国正式对德宣战。作为海军军械专家，杰里科专业素质出色，思维活跃，博闻强记。作为一名领袖，他拥有较强的执行力和缜密的思维，同时性格和善、平易近人，善于控制自我情绪、正直无私。此外，他还乐于征询他人意见，拥有激励下属的天赋，其一流的专业能力和出众的智慧得到整个舰队的认可。然而，杰里科出色的专业能力主要体现在他对转瞬即逝的机会有着敏锐的嗅觉，这使得他在日德兰海战中用了不到一分钟的时间，便决定了大舰队展开方式。尽管情报不充分而时间又非常紧迫，但是杰里科的决定即使在战后复盘时也被认为是最佳的选择。虽然其较矮的身材（5英尺6英寸，约合1.68米）、不善言辞的特性和一丝不苟的军容，使其注定不能成为媒体和民众幻想中的海军军官偶像，但正如一位曾在大舰队服役的年轻军官所说，杰里科总能给人博学、明智和善解人意的第一印象，高傲的丘吉尔也对杰里科十分尊敬。此外，杰里科还拥有较强的组织能力；但另一方面，杰里科的同情心和对情义的看重也影响了他在人事上做出明智的选择。更为严重的是，杰里科事必躬亲的风格一方面导致他将大量精力消耗在不必要的细节工作上，这一点在日后出任第一海务大臣时更为严重；另一方面也导致舰队的指挥过于集中，限制了下级，尤其是各战列舰中队指挥官的主动性和权威。杰里科这种事必躬亲的风格早在他还是一名年轻的海军上尉时便已表露无遗，并引起了其上司的注意。公允地说，杰里科的这种风格并非出于野心或权力欲——虽然只是一名海军军官，杰里科当然有自己的野心，然而他的野心是在海军传统允许范围内——而是由于杰里科自信自己是当时皇家海军中最熟悉舰队和技术相关问题的军官，他事必躬亲的原因更多的是害怕缺乏经验或相关知识的下属把事情搞砸了，毕竟大舰队是英国的生命线，作为大舰队的指挥官杰里科的责任重大。

杰里科年轻时曾作为“费舍尔帮”的一员，锐意推进皇家海军的现代化改革。讽刺的是，在1916年底接任第一海务大臣之后，他自己却又被海军中新的年轻一代，尤其是被称为“火鸡仔”的激进分子们视作顽固和守旧的象征。数年之后，当年的“火鸡仔”成员在反思早年经历时，才承认当时对杰里科上将的批判有失公平。

战巡舰队的指挥官、1871年出生大卫·贝蒂，在很多方面都和杰里科完全相反。从外貌上看，贝蒂正是媒体和民众所期待的偶像式海军军官：高大、时髦、帅气、干净，又带着些叛逆和玩世不恭，精力充沛，热衷于网球、马球和赛马，是伦敦上流社会和狩猎圈的名人。贝蒂身着6粒纽扣（而非通常的8粒纽扣）紧身短上衣，歪戴海军帽的标志性形象广受英国民众喜爱。贝蒂火箭般的晋升速度更是犹如一段传奇：29岁晋升上校，不到39岁又破例晋升少将。1912年，丘吉尔任命当时尚处无业状态的贝蒂为海军大臣私人海军秘书；1913年春，贝蒂出任新成立的战巡中队指挥官。虽然杰里科在其职业生涯中也曾得到费舍尔等人的提拔和赏识，但是杰里科自身的素质和出色能力使得这种赏识很少为人所嫉，而贝蒂则不同。他在军校时的成绩仅能用平庸来形容，而过快的晋升也使他没有足够的时间进修从而成为海战理论或海军技术专家。在反对者看来，贝蒂仅仅是凭借在恰当时候的突出表现和一定程度的社交关系才身居高位。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贝蒂是天生的领导者和演说者，能迅速抓住问题的关键，行事干净利落，永远士气高昂、渴求胜利，其进攻精神在海军中享有盛名。虽然贝蒂既不是一个海战理论家，也不是炮术专家，但这种精神正是指挥战巡舰队所不可或缺的。贝蒂极度自信和独立，同时又善于和乐于接受同僚和下级的意见。与杰里科相似，贝蒂——至少在其出任第一海务大臣前——为人和善，他不愿意指责下属的错误，解除下属职务。据称这也出于不影响舰队士气的考虑，但对下属的过分宽容则数次引发了严重的后果。除此之外，贝蒂的美籍妻子对贝蒂造成的影响也很难认为是正面的。围绕在贝蒂身边工作的军官们常常能感受到贝蒂身上沉重的压力，而这种压力很大程度上与其妻有关。

1913年5月，杰里科夫妇曾受邀前往柏林出席德皇威廉二世之女的婚礼。在此期间，杰里科受邀参加了前德国海军驻华军官的年度餐会，餐会上杰里科问道，谁是德国海军的希望之星，他得到的答案是：莱因哈特·舍尔。与两位前任相比，1916年1月出任公海舰队指挥官的舍尔明显更适合这一职位。与更像朝臣而非海军将领的冯·英格诺尔（Von Ingenohl）上将相比，舍尔的专业能力远超前者；与健康条件不佳的冯·波尔（Von Pohl）上将相比，舍尔不但精力充沛、身体健康，而且拥有上将所不具备的想象力和指挥能力。出生于1863年的舍尔性情急躁、要求严厉，并不是一个易于相处的人，他总希望参谋军官能做出一份所有细节都无比精确的计划，但自己在发布命令时又会把计划弄得一团糟，他的参谋长常常感到难以跟上他的节奏，其他同僚也常有被逼疯的感觉。战斗中，舍尔总能保持冷静与清醒，同时又能在短时间内下达指令。

1863年出生的希佩尔中将精力充沛，但较为冲动。在1913年出任第1侦察群指挥官之前，他长期担任侦察部队指挥官。与贝蒂相比，希佩尔的指挥经验更为丰富。作为侦察部队指挥官，希佩尔观察力敏锐，但不擅长海军理论——他本人非常厌恶文字工作。希佩尔待人热情，幽默感十足，操舰技术出色，很受部下欢迎。

最后，还要特别提一下杰里科和贝蒂麾下的各中队指挥官们。日德兰海战中，杰里科、舍尔、贝蒂和希佩尔四人是绝对的主角，但是英国中队一级的指挥官们也各有亮眼表现。

第1战列舰中队指挥官伯尼中将是杰里科的忠实追随者，他同时兼任大舰队副指挥官。出生于1858年的伯尼是一个老派的工头式人物，正统、古板、缺乏想象力和主动性，只会死板地执行明确的命令。作为一名战列舰中队指挥官，这些特性也许还不那么突出，但是作为大舰队副指挥官，这些特性就不能令同僚放心了。杰里科私下曾承认过：“伯尼在身体健康的时候表现倒是一流的，但遗憾的是他的身体常常不够健康。” 大舰队上下更倾向于让杰里科的姻亲、1862年出生的参谋长马登（Madden）少将，担任副指挥官一职。另一方面，第4战列舰中队指挥官斯特迪中将虽然聪明博学，但却是个“刺儿头”。1859年出生的斯特迪在战时曾担任第一任海军作战参谋长，对海军战史有较深的研究，贝雷斯福德海军上将（Beresford）称其为“熟人中最聪明的一个”。斯特迪中将为人自负，自认为是海军中唯一的万事通，完全不在乎下级的想法和见解，这种近乎狂傲的自负在战争之初的若干次事件中暴露无遗。在赫尔戈兰湾海战（Battle of Heligoland Bight）中，杰里科的稳重和主动，加上贝蒂的决断和勇气，多少还掩盖了斯特迪在制定作战计划时的草率和随意；但在克雷西号（Cressy）等三艘装巡时被公海舰队U-9号潜水艇击沉这一事件中，斯特迪的自行其是直接毫无意义地断送了1300余名皇家海军官兵的性命，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时任第一海务大臣的巴腾堡亲王（Prince Louis of Battenberg）下台。再次出任第一海务大臣的费舍尔对斯特迪的隐忍仅仅维持了一个月。在科克罗内尔海战（Battle of Coronel）以悲剧收场之后不久，原先就对斯特迪非常不满的费舍尔认为他不但对海战失败负有重要责任，而且其参谋长职务也干得一团糟，因此费舍尔上任之后的头几件事之一就是解除斯特迪的职务，将他赶得远远的。公允地说，尽管费舍尔的这一决定有其个人感情因素在内，但斯特迪的确不是一个称职的参谋长。讽刺的是斯特迪本人也并不喜欢参谋系统，他曾对自己的一名年轻参谋说“我的座右铭就是‘去他妈的参谋’”。由于科克罗内尔（Battle of Coronel）海战的惨败，费舍尔组建了一支以“无敌”级战巡为核心的舰队，前往南大西洋追杀科克罗内尔海战的胜者——斯比舰队，斯特迪则被一脚踢去担任这支舰队的指挥官。然而斯特迪的好运出乎费舍尔的预料，一系列巧合使得斯特迪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战场。在福克兰群岛海战（Battle of The Falklands）中，斯特迪在最理想的条件下获得了皇家海军在一战中的第一场大胜，但无论是费舍尔还是时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都对他的表现不满意。此战后，斯特迪于1915年1月转任第4战列舰中队指挥官。而作为一名战列舰中队指挥官斯特迪就十分称职，也更有利于其发挥战术水平，但在此任上他曾多次批评杰里科的指挥。公允地说，某些批评如舰队指挥过于集中等的确有其合理之处，不过这种做派显然不招人喜欢。继任杰里科出任大舰队指挥官的贝蒂在1917年送斯特迪离任之后，曾私下对妻子表示：“终于甩掉了这个麻烦。”

第2战列舰中队指挥官杰拉姆中将受人尊敬，专业水平出色，但缺乏想象力和创造力，也不是一个出色的领导。相对来说，综合素质最出色的是第5战列舰中队指挥官伊万·托马斯少将。1862年出生的少将坦诚直率，为人谦逊，能力出众，但反应较慢，想象力也不够丰富。作为在战列线中作战的战列舰中队指挥官，最后两点也许并不重要，然而在日德兰海战前第5战列舰中队被临时配属给贝蒂，而少将显然不适应也不熟悉贝蒂惯用的“跟我来”式的指挥风格，这对海战进程造成了一定影响。

相比之下，贝蒂麾下的各战巡中队指挥官就要和谐得多，能力普遍也较出色。其中第3战列巡洋舰战队指挥官贺拉斯·胡德少将（Rt Hon Horace Hood）被认为拥有成为一名著名海军统帅所需一切素质，也被认为是皇家海军的希望之星。与此类似，配属贝蒂的各轻巡中队指挥官的素质也比杰里科麾下的各巡洋舰中队指挥官出色，尤其是第1轻巡中队指挥官亚历山大-辛克莱尔准将和第2轻巡中队指挥官古迪纳夫准将，均被认为是非常出色的指挥官。

试探

实际上，日德兰海战中双方的第一次接触和开火，都是由德国潜艇完成的。5月31日晨，两艘德国潜艇发现了大舰队舰只。U32号在凌晨3时50分前后发现了“加拉提亚”号和“费顿”号轻巡洋舰，并在1000码（914.4米）距离上向前者发射了鱼雷。但这次攻击没有命中，而U32号也不得不紧急下潜以免被“费顿”号发现。在重新回到潜望镜深度之后，U32号发现了第2战巡中队及为其护航的驱逐舰。该艇随即汇报发现了2艘战列舰、2艘巡洋舰和若干驱逐舰，航向122°。5时30分，U66号潜艇发现了第1巡洋舰中队的1艘装巡，接着又先后发现了“博阿迪西亚”号轻巡、第11驱逐舰队以及第2战列舰中队。由于驱逐舰接近，U66号被迫下潜，虽然其未被发现，但也无法实施攻击。U66号随后报告发现8艘战列舰以及为其护航的轻巡和驱逐舰，航向32°。威廉港相关部门分别于5时37分和6时48分收到上述电。除两电外，公海舰队的无线电监听部门也向舍尔报告，2艘大型战舰或2个大型战舰中队以及护航的驱逐舰已经从斯卡帕湾起航，然而上述三电并未得到舍尔的重视。舍尔认为，虽然这些情报可能说明英方已经收到有关公海舰队动向的风声，但考虑到传递情报和大舰队各单位汇合所需的时间，根据情报表明的兵力构成，潜艇所报告的大舰队动向很难说和公海舰队的出动有关。尽管此后德国潜艇再也没有发现大舰队各舰，但英国 “雅茅斯”号轻巡洋舰和“骚动”号驱逐舰分别于8时19分和9时08分报告发现潜望镜——两次都属误报，不过类似的误报在一战期间司空见惯。

舍尔可以依靠的另一侦查手段是飞艇。5月31日晨，由于天气不佳，5艘飞艇（L9、L14、L16、L21和L23号）直到11时30分，才升空对斯卡格拉克海峡和弗兰伯勒角以东80海里之间的海域进行侦查，但天气再次阻碍了飞艇执行侦查任务。直至14时30分，所有飞艇仍距离大舰队舰只很远。当天上午，公海舰队的无线电监听部门截获了一份福斯湾的天气报告——类似报告只有在大舰队出海时才会发出，威廉港相关部门于11时55分收到了这一情报。

大舰队方面也没能收到关于公海舰进一步队动向的可靠情报。5月30日17时41分，海军部无线电监听部门截获了一份电报，但由于该电使用了新的密码，因此直到5月31日下午18时40分才被破译。该电内容为“公海舰队第3中队先头将于31日凌晨3时30分通过亚德湾战时灯船A”，此外第2中队将加入此次作战，其战位位于第1中队后方。该电还指出，威廉港第3入口将负责调控德国湾内各舰的无线电通信，并使用舍尔在威廉港的呼号“DK”，舍尔自己将使用呼号“rä”。尽管破译这一电报花了很长时间，但30日晚间，“第40室”破译的两份情报已经显示公海舰队第2中队即将出海，且当晚21时舍尔的呼号已经转由威廉港使用。将呼号转移的目的在于掩饰舍尔率领公海舰队主力出海的行动，不过对于英国海军部的密码破译机关“第40室”而言，这种花招并不新鲜。在此前的战斗，如1916年4月24日袭击洛斯托夫特（Lowestoft）的战斗中，舍尔就使用过类似的手段，“第40室”早就知道呼号转移时便是舍尔即将出海时。然而这一次这种已经被识破的花招，居然因为海军部的体制问题奏效了。31日晨，海军部作战司总监托马斯·杰克逊少将（Thomas Jackson）前往“第40室”询问无线电呼号DK的无线电定位结果，后者理所当然地回答在威廉港。实际上少将想知道公海舰队主力是否已经出港，但他既没有明确表明实际意图，也没有在得到“第40室”关于DK呼号位置的回答后做出进一步询问，而是仅根据“第40室”的回答便得出公海舰队主力并未出航的结论。杰克逊少将于当日12时30分电告杰里科：“无线电定位结果表明上午11时10分敌旗舰仍在亚德湾”。他还想当然地认为，公海舰队主力没有及时出航是由于德国飞艇受天气影响无法执行侦察任务的结果，造成这一错误的原因是在负责破译电报的“第40室”与负责解读电报的作战司之间缺乏有效的合作。尽管从1914年起“第40室”积累了大量关于德国海军及其无线电通信的信息，但出于保密原因，“第40室”的存在及其功能即使在海军部内部也仅限于小部分人员知晓。与此同时，由于“第40室”的成员大多是平民而非军人，因此作战司并不看重他们的工作，杰克逊少将本人就曾亲口吐露过对“第40室”的成员工作的蔑视。这样一来，作战司发给杰里科的电报从未征求过“第40室”的意见，这份电报对此后日德兰海战的进展产生了严重的影响。杰里科因此相信公海舰队主力并未出航，从而估计没有必要急于与贝蒂回合。因此，大舰队主力在航行过程中便不时执行检查中立国船只的任务以防走漏动向。从各港口赶来的驱逐舰在与大舰队主力会合时，也没有使用耗油较高的高航速，其目的是驱逐舰可以在海上停留两三天，以待公海舰队主力出现。为了维持驱逐舰的作战时间，杰里科在5月31日13时55分前后要求舰队维持较低的燃油消耗率，以备在必要时为驱逐舰补给燃油。这一系列“体制问题”导致在5月31日14时前后，大舰队主力的平均航速仅为15节，同时“铁公爵”号与预定的汇合地点的实际距离约为15.5海里。因此如果不受作战司错误情报的影响，大舰队主力可能会多赢得一两个小时的昼间作战时间。类似的，这封电报也使得贝蒂以为他最多将面对公海舰队的战巡及附属的轻巡和驱逐舰而已。接下来我们还将会看到，这封电报还对海战进程产生了更深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