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来没有一段历史是按照人们预想中的路线一丝不苟地进行的；更多的情况是，一条又一条的岔路总是在最意外的时刻出现，它们让人们的智慧运用能力和面对压力的承受能力总是面临着极限挑战。

1978年当中国决定改革开放的时候，世人并没有完全认同。到今天，在这经历了社会巨大变革和发展的30年中，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国力的不断强大，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也在不断提升，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传统正日益光大。事实和数据证明，中国正在步入前所未有的发展时期，中国经济体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从“计划型”经济彻底转向了“市场型”经济。中国确实进步了，人们的经济状况确实改善了，生活水平确实提高了，确实有了更多的自由和选择。说到底，这是中国经济整体增长的结果，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结果。

30年中国经济发展

中国改革的起点几乎不存在私有经济，然而，创造竞争性市场的主要内容是发展私有经济。在市场化的初级阶段，不触及国有制企业的所有制制度反映着中国渐进式改革的特点。中国国有经济比重大，在企业中就业人口多（直至1980年城镇国有经济单位就业人口仍达8019万，占当年城镇就业人口总数的76.2%）。国家财政主要依赖于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的提供（直至1986～1990年，财政的72.8%还要由国有制提供）。因此，中国市场化改革只能是在保留现有公有制特别是国有制企业的前提下，通过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途径来推进市场经济。

中国经济转型的另外一个重要特点是，非国有制企业比重上升，国有制企业比重下降。国有经济在GDP（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55.7%降低到1997年的41.9%；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由1978年的77.6%下降到1997年的26.5%。各种经济成分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比较说明，中国保持较高增长率并有较高市场化程度的主要原因在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中国经济保持较高的增长率，其主要的推动力在于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这些非公有制经济之所以能够得到如此迅速的发展，有赖于国家提供了宽松的政策环境，未被计划经济动用的资源（在当时是相当大的）被自发地用于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可以说，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是没有障碍、不受限制的，所以发展速度极其迅速。

中国非公有制经济中增长最快的是私有制经济。私有制经济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外资经济。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GDP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5.3%提高到1997年的24.3%；在工业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从1978年的0增长到1997年的32%。对于外资经济，在1979～1997年间中国累计吸引外资2201.62亿美元，到1997年年底中国登记注册的外商投资企业235681户，已经开业的有145000户，从业人员1750万人，外商投资企业税收总额993亿元，占全国工商税收的13.16%（王梦奎，1999）。因此，无论是从百分比还是从绝对数字来衡量，中国在任何其他年代里都不曾创造出如此辉煌的经济奇迹，从1978年算起的这个20年，是一个充满神奇、充满朝气的时代。

进入2000年，人们开始担心，中国经济是否能够一直保持旺盛的增长，我们似乎也无法找到一个类似于这一时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例子，因为在这一时期，日本和亚洲一些发达国家（地区）遭遇到经济发展困境，而中国经济在这个时期仍然保持7%～8%的增长速度。2003年以来，中国GDP连续4年保持10%以上的增速，并且年度最高、最低增幅间差距仅1.1个百分点，CPI（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平均上涨2.1%。2006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达2010美元，比2002年翻了近一番，步入了中等收入国家的行列；财政收入达38731亿元，比2002年增长105%,4年内翻了一番多；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19504亿元，比2002年的5784亿元多13720亿元，4年年均增速高达35.5%；进出口贸易总额为17604亿美元，世界排名由2002年的第六位跃升到第三位；外汇储备达10663亿美元，位居世界第一位。

与此同时，中国主要工农业产品产量仍稳居世界前列或位次前移，而长期以来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煤电油运等“瓶颈”制约也得到明显缓解。2003～2006年，中国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达120271亿元，是1978～2002年的近两倍；中国能源生产总量年均增长11.3%，并在2004年成为世界上除美国之外的第二大能源生产国；发电量年均增长14.7%，电力紧张状况得到初步缓解。

2006年，中国GDP达到210871亿元，分别相当于美国、日本和德国的20%、60.6%和91.3%。相应地，中国GDP占世界的份额也不断提高，由2002年的4.4%提高到2006年的5.5%。2007年中国GDP超过德国而跃居世界第三。国家统计局报告认为，近年来，中国国民经济不仅增速快，而且持续时间长、稳定性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均实现了大跨越。

长达30年（1978～2008年）奇迹般的高速增长举世无双，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一穷二白的面貌，令中国人自豪亦使世界震惊。有关中国在全球日益重要的地位，至少有两种流行的观点：支持者认为，在2030年之前，或者更早，中国将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而持怀疑态度的人则认为，在过快增长所带来的环境、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影响下，中国的增长将很快放缓甚至会停止。这两种观点都有一定道理，也都很有说服力，但是又都过于简单化。

如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一样，一个外来者同样很难真正地了解21世纪的中国。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的经营环境并不是静止不变的，中国正在迅速地从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许多较有能力的中国企业正脱颖而出，中国的消费市场在日益成长，销售与配送渠道日渐成熟，政策法规环境也在不断改善，而所有这些变化的速度都越来越快。如果说前些年国外经济学者对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真实性有质疑的话，那么面对全中国沿海地区和内地城市犹如“大工地”的建设景象，事实证明了中国国家经济仍然健康地保持在整体增长的轨道和方向上。中国变化之飞快、发展之稳健实在可谓“神奇”。

30年中国发展现象

经济增长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而且是一个社会总体发展现象，涉及以下五个层面。

第一，生产要素或者说生产力的要素——资本、土地、劳动或人力资本、技术等。经济增长率=劳动投入的贡献+资本投入的贡献+全要素生产率（TFP）。所谓全要素生产率是用来衡量生产效率的指标，它有三个来源：一是效率的改善；二是技术进步；三是规模效应。根据国家信息中心经济预测部提供的资料：中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年均增长11%左右，比经济增长速度高1.7%；投资率平均为36%左右，在经济扩张期投资率往往超过40%。高投资增长率和高投资率来源于居民收入的增长和较高的储蓄倾向以及外资流入的增长。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不仅高于GDP和就业人员增长率，而且固定资产投资率之高和快速攀升也是世界罕见的。可见，资本的快速积累即固定资产投资规模的扩大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因，当然，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也起了作用。

第二，关于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具体地说，产业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各产业部门间的比例构成和它们之间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联系，即一个国家或地区的资金、人力资源和各种自然资源与物质资料在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配置状况及其相互制约的方式。产业组织是指分工和专业化的方式。生产要素投入的技术组合和分布规定了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类型，而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反映生产要素的配置效率和技术水平，从而表现经济发展的程度。从这个意义上讲，国（地区）与国（地区）之间经济发展的差距可以用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差距来衡量。产业结构和产业组织的高级化过程也就是经济增长过程。统计显示，中国从增长速度看，第一产业年均增长约为5%，第二和第三产业年均增长都超过10%，以两倍以上的增速快于第一产业。第二、第三产业对GDP增长的贡献的绝对数和相对数都高于第一产业。

第三，经济制度。改革开放改变了这一状态。市场经济制度和市场经济制度下的企业正在逐步发育和成型中。经济增长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经济增长率和绩效都高于改革开放之前。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明显高于计划经济时期（1952～1978年），全要素生产率也高于计划经济时期。技术创新、规模经济、教育、资本积累和知识进步并非经济增长的原因，而是经济增长本身。引起增长的真正原因是制度变迁。制度的改变对经济增长的作用通常是传导性的，它通过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和配置发生作用，从而构成经济增长的基础和前提条件，比如家庭联产承包制改变了农业的配置方式从而增加了绩效；财政包干强化了地方经济的角逐和竞争从而提高了产出总量；GDP增长的政绩考核强化了行政干预经济的动力；引进外资的“优惠政策”和系列法律法规以及加入WTO，使海外制造业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改变了中国产业的分工格局；激励民营企业的公开规则和潜规则促成了民营经济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沿海开放地区与内地开放规则的差别使两地经济的发展迥然不同；如此等等。双重的规则、双重的体制、双重的企业、市场之手和政府之手，这一切构成了中国特有的行政推动的双轨经济增长模式的内涵。

第四，政策因素对经济增长发挥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其具体体现在以下四类政策。

一是财政政策。从2001年开始实施的积极财政政策的重点是，增发1000亿元建设国债，用于弥补前期基础设施在建项目后续资金不足；发行500亿元特种国债，支持西部开发，主要用于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生态建设等一些重大基础设施建设；继续调整收入分配政策，提高机关事业单位职工工资和离退休人员的养老金。

二是稳健货币政策。①中国人民银行综合运用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尤其是公开市场操作，适当增加货币供应量；②加强金融监管，防范金融风险；③加强外汇监管，保持国际收支平衡；④改善金融服务，支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三是消费政策。改善消费环境，消除限制消费的各种障碍是当前消费政策的重点。从政策方面支持和鼓励居民消费，将对国内出现的住房、汽车、通信等新型消费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其即期影响也已明显体现。

四是对外开放政策。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正在以更积极的姿态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引进外资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重头戏，在政策上又取得重大进展，根据外经贸部、科技部、国家工商总局联合发布的《关于设立外商投资创业投资企业的暂行规定》，国外创业投资基金或基金管理企业获准可以直接到中国开展创业投资业务。

第五，市场力量在推动经济增长中占据重要地位。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不可避免。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来看，其经济增长的周期波动主要是由于技术创新而引起的。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可以解决经济长期增长中生产要素报酬递减的问题，以及稀缺资源的瓶颈问题。只有创新才能获取市场竞争优势、实现超额利润，企业家本身的人力资本才能随之增值。特别是在市场经济发展快、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沿海地区，市场力量在经济发展中的地位已经相当稳固。消费品市场兴旺，城市消费增长强劲。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保持持续增长。

国内市场需求的发展趋势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政策面影响：继续扩大内需的成效将对经济增长产生决定性作用。将采取的措施包括：支持积极财政政策发挥作用，继续促进投资，增加居民收入；进一步改善消费环境，鼓励和支持居民的消费需求；放开投资限制，大力发展非国有制经济。促进金融稳定、规范、有序运行，保障经济平稳增长。

其二，市场面影响：非国有制经济投资处于一个关键时期。是继续上升还是止步不前，取决于国际、国内资金对中国经济前景的判断。中国在世界经济景气程度普遍走低的环境中，强劲的发展势头，醒目的增长业绩，为国际国内投资者增强信心提供了有力的基础。因此，只要中国能够通过合理的调控，充分发挥自身优势，保持经济的平稳、健康、快速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投资就能持续增多，为经济增长增添更强的动力。

其三，外向型经济的新突破：通过对外开放，引进技术、资金，推进和提高了生产技术和产品档次，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外向型经济功不可没。在出现了商品和资本的“双过剩”现象之后，对外开放要将推动企业走出去作为对外开放的一个重要内容，外向型经济有新突破。

30年中国“新人”

迄今为止，仿佛在某个长时间积蓄压力的蒸汽管道上打了孔一样，中国经济的增长越来越强劲。也许任何一个国家都没有像中国这样快速而蓬勃的发展，这快速发展的经济条件，创造出了中国企业30年的奇迹，伴随着中国30年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也找到了自己成长的机遇和条件，这是宏观的视角。能够推动这30年持续高增长的另外一个动力，是中国人被唤醒的价值意识和需求意识。

邓小平说得深刻：“中国人穷了五千年都穷怕了。如果再贫穷下去，我们在世界上就没有地位了。”这一论述既概括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的贫困生活状态，又表明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重要目的是让人民富裕起来。

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是私营经济逐步壮大的过程，先后涌现出了各种各样的专业户、个体户，继而是各类民营企业。新希望集团总裁刘永好就是个典型的例子，他说：“当时养鸡、养鹌鹑，就是为了能过上好日子，最大的愿望是能吃上红烧肉，吃饱饭，过上一天舒服的日子。”当改革开放的时机来临之时，人们像开闸的洪水一般奔涌在致富的大道上，“经商创业就是富裕”“改革开放为了富裕”“致富”与一切画了等号，“致富”成为生活的中心词汇。市场充满了机会，人们的需求膨胀，哪儿赚钱就到哪儿去，哪行有利就做哪一行，来不及深思创业的目的，也无须经营的合理性，人们把经营等同于致富，创业等同于掘金。

这个时期，在沿海的城市里，看到的都是追求致富梦想的人群，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改革开放之初的“致富冲动”造就了一大批形形色色的企业，“经济特区”的成功又进一步推动了创业热潮的持续。

虽然这些先行者由于单纯地把致富作为首要的经营目的，虽然改革初期的经营者和企业也有很多陷入“冒险”“蛮干”所带来的陷阱之中，也有很多“自己打败了自己”，陷入了片面地追求金钱甚至不惜触犯法律的境地，但是更多的企业和经营者完成了从“机会市场”到“能力市场”的转变。

不论是从人类认识史还是个人认识史中，我们都可以发现，人类总是先从认识事物开始，在认识事物的过程中逐步反思人与事物之间的关系，以及人在该事物中的价值和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营者和企业也经历了一个从自发到自觉的认识过程，经历了从认识对象（经营活动）到认识自我（经营者责任）的过程。改革开放初期，在大家还来不及反思自己的经营能力和经营目的的时候，人们就顺着下海的浪潮扑向了市场，仿佛下海经商“天然”就能赚钱，经营者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没有谁会怀疑自己的目的，赚钱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也没有谁在反思我们为什么赚钱，赚钱干什么。在前10年的时间里，普遍出现了一种财富积累速度超过经营者素质提升速度的现象，也出现了一大批成也匆匆、败也匆匆的经营者和企业。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竞争态势的转换，很多经营者开始认识到自身对于发展的责任。1992年，我到一个乡镇企业去调研，看到这个企业老总的办公室里有松下幸之助的警句：“经营的第一理想应该是贡献社会，以社会大众为经营考虑前提，才是最基本的经营秘诀。企业如同宗教，是一种除贫造富、普度众生的事业。”中国经营者开始从赚钱的自我意识转为承担社会责任的自我意识。

马克思曾说人是在事物中反观自己，在实践中造就自己。30年的改革开放不仅仅是中国经济的腾飞，更是中国人全面发展的腾飞。经营者们从冲动走向成熟，冲动是对外界刺激的直接反映，成熟则是对外界刺激的综合反馈。冲动是一种单向的思维，成熟则是对众多影响因素全面考量基础上的决策，也正是这样一批具有成熟思维的经营者使中国在30年的经济发展中，诞生了一个全新的群体——“企业家”。

“企业家”一词源于法文，意思是“敢于承担一切奉献和责任而开创并领导一项事业的人”，带有冒险家的意思。在1800年前后，法国经济学家萨伊（J. B. Say）将“企业家”一词广泛推广，他这样说过，“将资源从生产力和产出较低的领域转移到生产力和产出较高的领域”。德鲁克更明确地认为，“在美国出现的真正的企业家经济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史上最具深远意义和最鼓舞人心的事件”。幸运的是，在中国同样显现出了这样鼓舞人心的事件。

30年中国企业

30年的中国，经历了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技术的重大转变，同样这些转变也必然带来了社会和政治的诸多问题。与此同时，我们也经历了世界经济的重大转变，比如金融危机、技术革命、知识经济、全球气候等问题，还有令人不安的恐怖主义和军备竞赛。但是，对于中国而言，我们至少拥有了一个崭新的经济，我不知道是否能够把这种经济，也像德鲁克描述美国经济那样，称之为“企业家经济”；可以肯定的是，中国开始了企业家和企业推动经济与变化的时代。

如果说20世纪70年代“乒乓球”带动了中国和美国的联系，那么，可以说，80年代后的30年，中国的产品（商品）带动了中国和世界的联系。

1978年，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在所统计的188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175位，绝对处于低收入国家行列。中国是在危机感中痛下决心走改革开放道路的，而这一危机感直接产生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巨大差距。200多年前，中国曾经拥有全世界1/3的人口和1/3的财富，但在世界进入工业化时代后，由于封闭、保守，中国大大地落伍了，20世纪70年代，拥有世界近1/4人口的中国，国民总收入竟不足世界的2%。

在国际竞争和国内现状的重压之下，蕴藏已久的工业化动力喷薄而出，发展重工业成为不可逾越的工业化阶段。这就不难理解为何在1978年改革元年，诞生于经济改革发展转折点上的宝钢成为当时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工程立项。可以说，当时的中国需要一个宝钢，建设宝钢是历史的选择。宝钢的高档次产品适应了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的需要，特别是石油工业、汽车工业、家电工业、造船工业以及建筑工业等新兴工业的需要，建成宝钢也使中国的钢铁工业拥有了具有当代水平的产品。

1979年年初，根据国务院批准的一项计划，招商局轮船股份有限公司正在创建蛇口工业区。一家设在中国香港其主要业务是海运代理机构的公司，竟然得到了在为吸引外资而规划设定的特区内建立一个工业区的实际自主权，这看上去有点儿奇怪。更为传奇的是，1987年蛇口工业区实行企业制，成为蛇口工业区有限公司。由这家企业诞生的招商银行、平安保险和赤湾不但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是领军企业，在今天也仍是活跃在资本市场上的中坚企业。

1980年，香港美心集团董事局主席、现任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名誉董事长的伍沾德先生，幸运地成为内地批准的第一个合资者。由此，中国内地改革开放后的第一家合资企业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诞生了。而这个合资的内地投资方是民航北京管理局（中国国际航空企业前身，简称国航），从那时起，国航似乎就已开始凭借早先引资和重组合作的经验，为现在的崛起打下了基础。今天，国航的市值已达1200多亿元人民币。

改革初期，中国内地的资金大多来自中国香港，这也就让离香港最近的广东受益颇多。1981年，一家在广东惠阳生产录音磁带的小厂与香港商人合资创办的“TTK家庭电器有限公司”，也就是TCL的前身，26年后已成为全球最大的彩电企业和主流移动通信产品供应商之一。2007年上半年，TCL的总资产已达到185.8亿元。

在改革大潮的冲击下，地处中国边陲云南玉溪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烟厂领导褚时健因为看到工人生活待遇低而想到了改革，他从分配制度入手，率先打破了“大锅饭”。褚时健可能没有想到，实行浮动计件工资的方式不仅提高了工人的待遇，还让当时默默无闻的云南玉溪卷烟厂成为今天大红大紫的红塔集团。现在仅“红塔山”的无形资产在1997年就达到了353亿元，在当时位居中国榜首。

改革初期的短短5年，以上5个企业带给当时的中国财富上的震撼，已无法用具体的数字来形容。它们带给中国的，更多的是关于改革的思索：隐藏在企业脱胎换骨、翻天覆地变化背后的力量到底是什么？制度是决定经济增长的最基本因素，而制度的创造必须基于现实的物质条件以及大多数人对发展的共识。围绕这个思索，更多的中国企业开始尝试去学习、去改变、去探索，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财富传奇。1978～1982年，中国改革的第一个5年，记住宝钢、招商局、国航、TCL和红塔，是它们引领中国经济上路了。

当《第一财经》回顾改革开放第一个5年中国企业经营传奇的时候，2005年1月1日，美国的莎拉·邦吉奥尼一家也展开了一场为期1年的中国产品抵制活动，他们想试试看，凭借自己的意志力和创造力，能不能不靠中国（这个全世界经济增长最迅速的国家）过日子。

莎拉·邦吉奥尼的真实世界大冒险，充满了琐碎亲切的小人物趣闻。你可以看到，对她来说，抵制中国，意味着管好想造反的老公，让想买中国制造玩具的儿子屡屡失望。你还可以看到，不管是购买生日蜡烛这种普通物品，还是挑选高档成衣，都成了折磨人的差使，要是家用电器坏了，更会引发小小的危机。

《离开中国制造的一年》不仅展现了中国这个制造业巨人正在悄无声息地改变大家的生活，还强调了全球化的现实状况。低工资和政府补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日用品的竞争能力，世界各国和各大企业很快会面临这一尴尬的现实：为了生存，它们必须依靠这个经济巨人。商业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纳罗夫经济咨询企业总裁乔尔·纳罗夫这样认同这本书：“中国远东之兽的形象，早已深入人心。但是现实与大众感知，却不一定相互吻合。那么，中国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象中势不可挡的经济压路机呢？不靠中国产品，我们能过得下去吗？这便是莎拉·邦吉奥尼在本书中提出的问题。”

这本书也许是基于全球化的观点展开，但是也从另一个侧面描绘了中国企业30年的影响力，这让我想起德鲁克对于现代日本的描述：

“日本人被公认为并非创新者，而是模仿者（不仅西方人这样认为，日本人自己也这样认为）。因为就整体而言，日本人并没有产生令人瞩目的技术或者科学创新，他们的成功源于社会创新。”

我借用德鲁克对日本发展的研究角度，同样感受到中国30年的企业发展也独创了“中国特色”。中国的社会体制必须是纯粹“中国式”的，而且必须非常“现代化”，它们必须由中国人经营，同时又必须适应高度技术性的西方经济体系。科技能够以较低的成本从国外引进，并且不会带来多少文化风险，而体制却需要有文化的基底才能茁壮成长。30年前，邓小平经过慎重的思考，带领中国选择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决定在观念、思想和管理上变革和创新，对技术创新加以模仿、引进、消化和改造，结果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功。事实上，即使是现在，这一政策依然很适合中国，尽管早期有些人认为这是“假冒”，但是当我们能够提供真正具有价值的产品的时候，人们普遍称之为“模仿创新”。

30年撬动世界的四个杠杆

许多国外投资者在制订其经营计划时，都认为他们的中国同行只是一些简单的低成本竞争对手，但是，这些中国企业在产品与服务分化方面的竞争能力却会使他们大为吃惊。从最初的学习开始，中国企业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中国最优秀的企业正以无法预料的速度发展并形成具备自身竞争力的供应链体系、品牌、研发实验室和生产设施。我认为中国企业正凭借四个杠杆撬动全球企业界，众多中国企业家都试图创造和应用至少一个杠杆来帮助他们确立全球性竞争者的地位。

杠杆一：用学习换机遇

即发集团的人在总结自己成功的原因时，归结为“不耻下问，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善于向同行学习”。青岛即墨市的即发集团有着50年历史，营业额和效益均位列中国针织品行业第一。

1982年，即发集团董事长陈玉兰决定把市场从美国转向日本，并很快就找到了客户。但客户要求即发集团先派人去日本学习3个月，并特别指定陈玉兰一定要去。于是，在山东工艺公司的安排下，陈玉兰带领另外3个工人先去北京工艺总公司培训了3天。培训的内容包括如何吃面、如何吃米饭等，目的是为了在国际交往中维护好中国形象；更重要的是，培训老师告诉她们一定要说社会主义好。培训后，1982年12月15日，陈玉兰一行4人乘坐飞机到达了日本。这是她第一次出国，也是第一次坐飞机。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次日本之旅，竟然会改变即发集团未来发展的命运。

一切都是陌生的，一切都是新鲜的。一下飞机，陈玉兰就喜欢上了这里：只觉得眼前眼花缭乱，灯光非常明亮，而且居然不会停电——要知道当时中国的小城镇停电是很普遍的事。日本真是什么都好，陈玉兰甚至把一些漂亮的塑料袋都小心翼翼地折好，收藏起来带回中国研究。

有意思的是，真正影响陈玉兰的是和日本人之间的一段对话。日本人问她：“中国好还是日本好？”陈玉兰回答说：“中国好。”日本人又问：“中国好在哪里？”陈玉兰想也没想便回答说：“社会主义制度好。”日本人又继续问：“社会主义制度好在哪里？”陈玉兰想了一下，说了一句让日本人哑口无言的话：“我是女的，在中国能当厂长，在你们日本女的能当厂长吗？”尽管对方无话可说，但这还是深深地触发了陈玉兰内心深处的自尊，她知道自己的祖国落后了，因而回国的心情更加迫切。

回国之前，陈玉兰向日方提出了一个要求：她想去参观一下其他工厂。这个要求让日方一愣，但随后还是答应了。陈玉兰一共看了三家工厂：一家是电脑刺绣厂，一家是西服厂，一家是手套厂。其中，电脑刺绣厂让陈玉兰印象尤其深刻，因为那时候日本已经在用12头的全自动电脑绣花机，设备之先进，让她看得着了迷。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分钟时间里，她产生了一个很朴素但很有远见的想法：一定要用最好的机器和设备。这个想法，对即发集团今天的领先和成功，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正是凭借领先的设备和技术，即发集团才获得了迅速赶超别人的强大竞争优势，并牢牢地把握住了客户和历次机会。

陈玉兰当时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她的日本之行，以及在其间的见闻感受，会彻底改变即发集团的发展命运。回国之后，陈玉兰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采购100台缝纫机。这在当时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别人问她：你一下子买这么多，就不怕买回去浪费？陈玉兰回答说：不要紧，先买回去再说。于是，第一批43台，第二批57台缝纫机先后到位。正好即墨有个地毯厂，一台圆机闲置着不用，地毯厂的老板便把它作为人情送给了即发集团；这一切形成了即发集团涉足针织品行业的基础。有了先进的设备，陈玉兰又去找青岛外纺和山东外纺，放弃手套转型做针织。1985～1987年，即发集团的订单应接不暇，利润很高，并且业务非常好做，曾经有一个三角裤品种一下子就做了80万件。在这段时间里，不仅仅是即发集团，许多纺织企业都做得很顺利。拿出去的是纺织品，换回来的是更好的机械设备，综合算下来，利润率还是很高的。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姓“资”还是姓“社”仍然是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再加上当时的经济开放度不高，很少有企业能够进行合资。但即发集团却走在了前面，一切都是那么自然，水到渠成，即发集团借助于合资，有了更为直接的学习渠道。

1993年，即发集团旗下的第一个合资企业——贵华针织正式成立。贵华针织由日本伊藤忠株式会社、山东外纺等四家企业合建，初期投资额210万美元，并于第二年7月正式开工投产，形成了年产针织内衣500万件的生产能力。合资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客户的订单大了，并且非常信任即发集团，所以就建了一个专门的合资工厂来做伊藤忠的订单。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双赢合作，而不是像当时很多企业把合资当成一种流行，为合资而合资。

1994年，即发集团与日本日棉株式会社、山东外纺等九方合资兴建了青岛中棉针织有限公司，总投资1700万美元，并于第二年10月开工投产，使针织布染色能力每年增加到1200吨，生产成衣510万件，年销售收入1.7亿元人民币。

通过合资，即发集团一方面解决了资金问题，提高了自身的技术和管理水平；另一方面，即发集团还有更绝的地方，那就是和客户的关系更加密切，可以和客户一起成长，因为即发集团的合资方本身就是自己的客户。今天，这种模式在即发集团内部被广泛复制，规模也越做越大，从几百万美元到几亿美元的项目都有，让即发集团受益匪浅。从1984年涉足针织品行业开始，到随后的20多年时间里，即发集团平均每年以38%的速度增长，上缴国家税金平均每年以41.3%的速度增长，出口创汇平均以每年27%的速度增长。即发集团是中国众多成长于学习的企业之一，如果没有向国外企业学习的机会，中国企业不可能具有今天的成长能力和速度。

杠杆二：用成本换市场

迈克尔·波特在其著名的竞争战略理论中，确定总成本领先战略是三个竞争战略之一。他认为，成本领先要求积极地建立起达到有效规模的生产设施，在经验的基础上全力以赴地降低成本，抓紧成本与管理费用的控制，以及最大限度地减小研究开发、服务、推销、广告等方面的成本费用。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有必要在管理方面对成本控制给予高度重视。尽管质量、服务以及其他方面不容忽视，但贯穿于整个战略中的主题是使成本低于竞争对手。

低成本地位有利于公司在强大的买方威胁中保卫自己，因为买方最多只能将价格压到效率居于其次的竞争对手的水平。低成本也构成对强大供方威胁的防卫，因为低成本在对付供方产品涨价中具有较高的灵活性。形成低成本优势的诸多因素通常也以规模经济或成本优势的形式建立起进入壁垒。最后，在与替代品竞争时，低成本地位通常使公司所处的地位比产业中其他竞争者有利。这样，低成本可以在所有竞争作用力的威胁中保护公司。原因是讨价还价使利润蒙受损失的过程只能持续到让效率居于其次的竞争对手难以为继时为止，而且在竞争压力下效率较低的竞争对手会先遇上麻烦。

在格兰仕这家典型的“世界工厂”型企业的快速发展中，其发展核心就是凭借生产规模带来的价格利剑，占据了微波炉市场的绝对领先份额，并制定了这个行业的游戏规则。这种理论也被格兰仕自己称为“拿来主义”——其背后就是将对方的生产线搬过来，OEM（贴牌生产）的同时做自己的产品。比如A品牌的生产线搬过来，就生产A; B品牌的生产线搬过来，就生产B；多余出来的生产时间就属于格兰仕，因为格兰仕还有另外一招叫“拼工时”。在法国，一周生产时间可能只有24个小时，而在格兰仕可以根据需要三班倒，可以24小时连续生产。也就是说，同样一条生产线，在格兰仕做一天，相当于在法国做一个星期。

格兰仕靠这种规模制造与成本领先的优势，连续几次大降价，从而获得了微波炉的霸主地位。同时，通过降价，格兰仕成功地为这个行业，竖起了一道成本门槛，如果想介入，就必须投巨资去获得规模，但如果投巨资，盈利水平做不过格兰仕，就要承担巨额亏损，即使做过格兰仕的盈利水平，产业的微利和饱和也会使对手无利可图。

格兰仕的成本领先战略主要是通过规模经营来实现的。格兰仕的领导层认为，要在自己所从事的行业或领域取得竞争优势，就必须迅速扩张规模，然后再把规模上的绝对优势转化为成本上的比较优势，这样才能迅速击败竞争对手。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格兰仕在生产规模上实现了跳跃式的超常规发展：1993年试生产微波炉1万台，1994年增加到10万台，1995年增加到22万台，1996年扩大到65万台，1997年猛增加到300万台，1998年又增加到450万台，1999年突破600万台，2000年生产1200万台，2001年进一步增加到1500万台。

格兰仕通过实行规模经营，有效地降低了单位产品直接生产成本、分销成本、推广成本、技术成本和原材料采购成本等，成为本行业的成本领先者。首先，通过迅速扩张规模，提高了对机器、设备和厂房等的利用效率，并且工人生产效率也在经验的基础上不断得到提高。其次，实行大规模运输、储存和无差异广告宣传，有效地降低了单位产品的分销成本和推广成本。再次，实行大规模采购，增强了对原材料供应商的砍价实力，从而降低了原材料采购成本。最后，实行规模经营，降低了单位产品所包含的技术成本。例如，2000年，格兰仕投入的新产品研究开发费用尽管高达2亿元人民币，但分摊到1200万台产品上，每台增加的成本费用只有十几元，这要远远低于具有同样技术含量但生产规模较小企业的技术成本。

格兰仕被称为“价格屠夫”。当格兰仕的规模达到125万台时，就把出厂价定在规模为80万台的企业的成本价以下。此时，格兰仕还有利润，而规模低于80万台的企业，多生产1台就多亏1台。当规模达到300万台时，格兰仕又把出厂价调到规模为200万台的企业的成本线以下，结果规模低于200万台且技术无明显差异的企业陷入了亏本的泥淖，使对手找不到追赶上其规模的机会，在家电业创造了市场占有率达到61.43%的创举，难怪连海尔的张瑞敏都直呼“预想不到”。

格兰仕正是这样一个运用成本领先战略的企业。格兰仕的前身是顺德桂洲羽毛加工厂，1990年年初，格兰仕审时度势，进入当时国内消费者比较陌生的“微波炉”家电领域，之后，格兰仕成为家电行业的一匹“黑马”，一路高歌猛进。到目前为止，格兰仕微波炉已经连续九年保持中国市场第一，连续七年全球市场称冠，占据了全球近半数的微波炉市场。格兰仕在行业中绝对领先的成本能力使其逐渐垄断了整个市场，格兰仕惊人的发展轨迹被经济学家称为“格兰仕现象”。

杠杆三：用创新换认同

华为起步时的经营范围是小型程控交换机、火灾警报器、气浮仪开发生产及有关的工程承包咨询，代理香港康力企业的HAX模拟交换机，从香港到内地，靠中间的价格差获利。

20世纪80年代，中国整个通信市场，从农业到国家骨干电话网用的全是国外进口的设备，行业内流传着“七国八制”的说法。也就是说，当时的中国通信市场上总共有8种制式的机型，分别来自7个国家。1990年，华为开始研制自己的数字交换机。1991年12月合作开发的HJD-04程控交换机研制成功并开始批量生产，成为中国自主开发设计的第一个大型数字程控交换机机型。华为每年将销售额的10%以上投入科研，从事产品研发的科技人员达13000人。他们将代理销售取得的点滴利润用于研究交换机，形成局部突破，逐渐取得技术的领先，技术的领先带来了利润的扩大，扩大的利润再次被投入到升级换代和其他通信产品的研发中，如此周而复始，只在自己最擅长的领域做到业绩最佳，从不旁骛。

“华为最有价值的东西，不是宽大的厂房，而是拥有一系列完全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华为副总裁宋柳平表示，通信领域多年前就被称为“富人的俱乐部”，是欧美跨国企业的领地，没有足够的专利、没有核心的知识产权和技术，一般企业“赤膊上阵”，是根本无法参与竞争的，因为“连竞争的资格都没有”。华为之所以能够加入竞争行列，一个主要的前提就是华为很早就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知识产权战略和工作制度，巨资投入研发领域，建立了一支庞大和高效的研发队伍，并通过适时领先的技术研发，使华为获得大量核心技术和1000多项国内、国际专利。这就是华为这几年能参与国际竞争并获得一定优势的“利器”。

华为仅3G研发人员就有6000人，在美国、瑞典、印度和俄罗斯等国设立了多个研发中心，累计在3G上的研发投入超过60亿元人民币。高投入使华为在短短3年内就拥有了2700多项3G专利，其中94%为发明专利。

“预计在未来几年中，华为每年将达到3000件的国内专利申请量和1000件的PCT（专利合作条约）专利申请量，并最终达到累计1万件左右的专利申请量。”宋柳平认为专利从申请到授权有个过程，所以华为还将获得更多的基本专利，并最终完成华为知识产权和专利技术的“国际布局”，形成华为与跨国企业竞争的基础和实力。

华为现在拥有从光交换技术、光纤网络、3G到只有火柴盒大的HSPA（移动宽带）USB调制解调器等完整的产品组合。1/3的研发费用和研发人员都用在开发移动数据产品上。也许终端用户不知道使用的是华为的产品，因为华为是通过与BT（英国电信）、DT（德国电信）和法国Orange等运营商合作销售产品。

2005年，思科指控华为销售的产品太类似于自己的产品，但是华为还是赢得了一些关键合同，在欧洲市场取得了很大发展，其中最重大的成功就是成为BT（英国电信）21世纪网络的8家指定供应商之一。在核心的交换技术领域里，华为自称位列世界前三，60%的收入来自海外市场。2007年6月公布的第21届电子信息百强企业排名中，华为上缴税金74.78亿元，接近前10名中另外9家企业之和。2006年财报显示，华为实现销售收入656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5%，其中65%的销售收入来自国际市场。截至2006年年底，华为累计缴纳税款304亿元。

杠杆四：用速度换资本

1999年8月蒙牛集团成立，作为乳业的后起之秀，“蒙牛”以出色的营销手段实现了快速增长。

2002年蒙牛的销售额突破21亿元，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由第1116位一举跃升至第4位。同年10月19日，“第五届中国成长企业CEO峰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在大会表彰的1999～2001年度中国超速成长百强企业（非上市、非国有控股）中，蒙牛乳业以1947.31%的成长速度名列榜首。

蒙牛销售收入从1999年的0.37亿元飙升至2003年的40.7亿元，后者是前者的110倍，年平均发展速度高达323%！在全国乳制品企业中的排名由第1116位上升为第2位，创造了在诞生之初1000余天里平均一天超越一个乳品企业的营销奇迹！“蒙牛速度”，成为中国企业的一面旗帜。

蒙牛乳业，创造了“蒙牛速度”。CCTV 2003“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对牛根生的颁奖辞写道：“他是一头牛，却跑出了火箭的速度！”蒙牛创造了多项全国纪录：荣获中国成长企业“百强之冠”，位列“中国乳品行业竞争力第一名”，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国际示范牧场”，并首次引入挤奶机器人，是中国乳界收奶量最大的农业产业化“第一龙头”；蒙牛单品销量居全球第一，液态奶销量居全国第一，“消费者综合满意度”列同类产品第1名，同时也是2003年香港超市唯一获奖的内地品牌。同时，蒙牛还是中国首家在海外上市的乳制品企业，并一举摘得“2004年最佳IPO”的桂冠。蒙牛也是摩根士丹利在亚洲地区直接投资额最大的企业。

2005年8月5日，百度在纳斯达克上市，不到一天的时间，以39.58亿美元成为市值最高的纳斯达克中国概念股。一路走来，李彦宏等人组成的创业团队带给中国经济的意义并不简单的是纳斯达克上市企业，而是在于他们创造出了一个新的商业理念——基于传统产业之上的创新服务行业，更具意义的是，他们代表了中国企业和世界的融合。

令人意外的是，发行价为27美元的百度开盘即达66美元，最后报收于122.54美元，成为美国历史上上市首日收益最高的10只股票之一，并成为5年来纳市新上市企业首日涨幅最大的股票。

1998年，李彦宏在硅谷计划写作《硅谷商战》时，也许不会想到，7年后，自己会在纽约自由广场一号兴奋得泪流满面。“众里寻他千百度”，李彦宏从辛弃疾的宋词中获得灵感，挑取“百度”作为自己的网络搜索引擎企业的名字。

李彦宏又把中国互联网带回到了．com的疯狂时代。当时，因为Google成功上市，搜索概念热得烫手，而百度的竞价排名等经营模式与Google比较相像，“Google效应”增加了华尔街追捧百度的热度。同时，百度只专注于搜索，核心竞争力清晰，每年增长速度都在200%以上，而投资者追捧的就是企业的高速成长。如今，百度已经在中国市场上占据约70%的市场份额。

在初入世界市场的时代，中国企业用自己的方式寻找到杠杆：学习、成本、创新、速度。正是这四个杠杆，让中国企业获得了成长的时间和空间，在过去的30年里，有了迈向价值型企业的前提条件，但是如果说学习和创新是一个永恒的话题，那么成本和速度则是一个可以变化的量，因为中国市场本身已经是全球市场；同样，我们曾经所具备的成本优势也将是全球的成本优势，我们所具备的基于中国市场的成长速度，其他跨国企业也会具备。面对未来，中国企业应该思考如何用本国市场去获取商业价值最大化——30年后该如何？中国企业必须能够回答。